關於林副主席“一號令”的問題 （十）
試問汪東興
汪東興關於“一號號令”的記述與張雲生截然不同。何是何非﹐任人評說﹐但是﹐看了汪文﹐不免讓人一頭霧水﹐產生許多疑團﹕
第一﹐汪文與他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時發出的許多中共中央文件的提法矛盾。中共中央文件稱林彪是以電話直接向毛澤東報告的﹐現在卻又改為經周恩來向毛澤東轉報﹔而且﹐電話記錄稿變成了裝在信封中送來的“傳閱件”﹔何況把呈毛澤東一人審閱的文件稱為“傳閱件”也很外行﹐但願這是那位捉刀人因不熟悉黨政機關文電分類和格式而出現的筆誤。
第二﹐汪文不知為何回避了林彪發指示時已去蘇州﹐而毛澤東則在武昌﹐周恩來留守北京這一重大情況。要知道﹐林彪如果真的先把電話打給周恩來﹐再在周恩來那裏形成“傳閱件”﹐是很難在當天把它送到一千多公裏之外的毛澤東手中的。更何況﹐直到現在﹐沒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有林彪曾給周恩來打過電話之說。
第三﹐倘若毛澤東真的“燒掉”了林彪的電話報告記錄稿﹐他並未說明燒掉的理由﹐則其動機可以作多種揣測﹐為什麽汪東興就認定是毛澤東對林彪和他的“一號號令”不滿﹖即使情況確如汪東興所說﹐那麽﹐當時在場的隻有汪東興一人﹐將此事告訴林彪(還有黃永勝等人﹖)的當然也隻能是汪本人。而毛澤東對此並無指示。葉群10月20日在京西賓館便已講到此事﹐說明她很有可能是如汪東興所說﹐是在汪收到“傳閱件”當天的19日便得到消息的。那麽﹐汪東興為什麽要迫不及待地把這一引起林彪等人恐慌的情況泄露出去﹖他的動機何在﹖他是向誰講的﹖又是怎樣講的﹖
第四﹐汪文稱﹐“林彪和黃永勝等人”得知毛澤東對林彪發布緊急戰備指示﹑即後來的“一號號令”深感不快﹐於是趕緊“下令撤銷了這個命令”。此事純屬子虛烏有。實際上這個“號令”(不是“命令”)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被大張旗鼓地﹑認真地執行著﹐各大軍區和軍兵種也不斷有情況上報中央軍委﹐所有當年曾在統帥部經辦此事如今仍然在世的人﹐都可作證﹐而在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汪東興對此卻一無所知﹐豈非咄咄怪事﹖
第五﹐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既然毛澤東對林彪關於加強戰備的緊急指示很“不高興”﹑“很反感”﹐而且這是關乎國家安危存亡和大是大非的大問題﹐為什麽卻又聽之任之﹐始終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這不是人們所了解的毛澤東。
見仁見智說“號令”
“一號號令”是林彪反革命政變預演的論斷被排除了﹐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究竟有無必要發布這樣一個號令﹖卻又有兩種不同認識。
一種意見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事後的結果看﹐蘇聯和美國都沒有對中國大舉入侵﹐相反﹐中蘇﹑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此後還逐漸緩和。林彪此舉﹐是由於他把形勢看得過於嚴重﹐有些驚慌失措﹐因而“反應過度”﹐驚師動眾﹐勞民傷財。有的還以4位老帥對形勢的看法與林彪的舉措作對比一一當年5月﹐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指定由陳毅元帥牽頭﹐邀集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共同研究國際形勢﹐提出書麵意見﹐供毛澤東考慮戰略問題時參考。4位元帥經過16次近50個小時的認真研討﹐先後於7月11日和9月17日寫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份書麵報告﹐經周恩來呈送毛澤東。兩份報告的基本觀點是﹕蘇聯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並已作了相應的軍事部署﹐但是﹐對華作戰非同小可﹐這是關係到它生死存亡的大事﹐蘇聯並沒有必勝的把握﹐何況這中間還有個蘇美關係問題。蘇美矛盾大於蘇中矛盾﹐蘇聯如進攻中國不能速勝或者兩敗俱傷﹐必使美國坐收漁人之利﹐蘇聯對此不能不慎重考慮。根據上述分析﹐4位元帥認為﹐蘇聯不敢挑起反華大戰。
對“一號號令”持否定﹑批評態度的人認為﹐林彪﹑黃永勝等人和4位老帥代表了在中國最高決策層內﹐在戰備問題上實際存在著的兩種不同意見。形勢的發展證明4位老帥的分析判斷是正確的﹐而林彪﹑黃永勝等人的判斷和決心都是錯誤的。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用是否發生了戰爭來評論采取的戰備措施是否得當﹐看似有理﹐卻犯了機械論和形而上學的錯誤。研究戰爭的因果關係﹐並不像驗算數學公式那樣簡單﹐一成不變。戰爭打與不打或是大打小打﹐往往並不是從一開始便注定了的﹐而是由敵對雙方或多方因素互為作用﹑不斷演變的結果。曆史經驗證明﹐當戰與和兩種可能都存在時﹐如果隻把“寶”押在和的一邊﹐往往要吃大虧。世界上有的國家上百年沒有戰爭﹐但他們防備外敵入侵的工作卻從不鬆懈。從結果看﹐百年備戰百年不戰﹐實在是極大浪費。豈不知﹐沒有這看似多餘的浪費﹐戰爭就不知什麽時候會打起來。最近的典型例子是英阿馬島之戰。英國人強占原屬阿根廷的馬爾維納斯群島100多年﹐此島麵積等於三分之一個台灣﹐但氣候惡劣﹐島上隻有數千居民﹐英國也沒把阿根廷放在眼裏﹐因而在島上隻象征性地駐了很少部隊。1982年﹐忍無可忍的阿根廷軍隊一舉收複該島﹐英國守軍投降。為了維護大英帝國的“尊嚴”和戰略利益﹐英國政府不得不派出載有地麵部隊近萬人和數百架飛機的龐大艦隊﹐橫渡浩渺的大西洋﹐費時兩個多月﹐以被擊沉擊傷軍艦18艘﹑損失飛機30餘架﹑傷亡和被俘1200餘人﹑耗資數十億英磅的沉重代價﹐重占該島。事後英國政府慨歎﹐如果當初稍微加強一下島上的軍事力量﹐每年隻需增加很少一點預算﹐也許就不會發生這樣一場“昂貴”的戰爭了。
軍隊裏有句流行已久的牢騷話﹕備戰備戰﹐備而不戰。這話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備戰與戰爭的辯證關係。戰爭有其特殊規律﹐作為戰略防禦的一方﹐枕戈待旦﹐準備迎敵﹐敵人卻偏偏不來﹔一旦疏於戒備﹐沒想打仗﹐敵人卻往往逼你打仗。事情就是如此矛盾卻又合乎實際。此外﹐不妨引用一點近年國外陸續發表的回顧當年中蘇關係的文章。例如前蘇聯駐華大使葉利紮韋京在他的回憶錄中﹐用《紅色按鈕一觸即發》為題﹐記述了蘇聯領導人在六十年代如何準備冒險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先發製人的打擊。這些材料至今讀來仍叫人心情很不平靜。當時的在位者對這類情報是不會掉以輕心的。即使是當時基本處於“靠邊站”狀態的4位元帥﹐盡管他們判定“蘇聯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但同時卻又一致認為“中央決定加強戰備非常重要﹐無論何時都不能放鬆戰備﹐要立足於打﹐有備無患”。
有人不太理解﹐為什麽蘇聯談判代表團到中國來﹐林彪就會和突然襲擊聯係起來﹖為什麽他經常要講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這大約與他的親身經曆有關。
1941年6月﹐希特勒向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德國機群空襲時馬達的刺耳轟鳴和呼嘯而降的炸彈聲﹐給正在那裏學習﹑養病的林彪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回國之後﹐他多次講起這段經曆。1959年夏廬山會議之後﹐林彪取代彭德懷兼任國防部長。當年11月﹐他到廣州休息﹐把廣州軍區副政委劉興元找去﹐出了三個題目﹕一是政治與軍事的關係﹐二是經濟發展對軍事的影響﹐三是現代戰爭中的突然襲擊問題﹐指示劉興元組織一個臨時寫作班子﹐搜集整理這方麵的資料﹐為將於1960年1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研究製定新的戰略方針作準備。三個題目共寫了10萬多字。林彪對突然襲擊的材料尤感興趣。這期間﹐林彪還要參加突然襲擊專題寫作的一位參謀給他講過諾曼底登陸戰役。
1961年5月﹐林彪委托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在天津主持召開全軍作戰會議﹐著重研究了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
1962年﹐林彪指示在總參謀部和各大軍區﹑海軍﹑空軍的作戰部門成立“防止突然襲擊辦公室”(簡稱“防突辦”)﹐其任務用林彪的話講﹐就是吃了飯不幹別的﹐專門研究蛛絲馬跡﹐提早發現敵人發動突然襲擊的征候。1969年中共“九大”之後到國慶節期間﹐中蘇大規模軍事衝突似有一觸即發之勢﹐總參謀部防突辦公室根據林彪要求特派參謀閻洪滏去“林辦”幫助工作﹐其任務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敵對國家的最新軍事動向。林彪交代閻洪滏著重研究的問題是﹕蘇聯究竟有無可能對中國發動原子彈襲擊﹖“九一三”事件後﹐閻洪滏也因與林彪的這段關係而遭審查﹐備受折磨。這是後話﹐不提。
由上可見﹐林彪發布緊急戰備指示﹐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基於當時形勢和他長期思考的結果。至於林彪是否像某些評論所說﹐他發布關於加強戰備的緊急指示﹐就是認為戰爭危險迫在眉睫﹐敵人馬上就要動手﹖還是聽聽林彪自己是怎樣說的──9月30日﹐林彪在召見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閻仲川談國慶節期間的戰備工作時﹐首先便講了他對形勢的基本估計和他的決心﹐他說﹕“這個仗看來八成打不起來﹐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在這一點上﹐看不出林彪與陳毅等4位元帥的觀點有什麽不同。
講到戰備﹐不應忽略周恩來在這方麵做的大量工作。關心和過問戰備﹐這不僅是周恩來作為國家總理的職責所在﹐而且與他的經曆有關。建黨初期﹐周恩來曾長時間擔任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最高負責人。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最高領導地位確立之後﹐他又成為毛澤東領導軍事鬥爭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國防部長之後曾經說過﹕我這個國防部長﹐有一大半是總理替我當的。“九一三”事件後﹐有人說林彪的話是對周恩來過問軍事工作的牢騷和不滿。如果除去這個意思﹐這話是反映了實際情況的。
周恩來對軍事工作抓得細﹐要求嚴﹐講求效率﹐喜歡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在中蘇兩國政府商定舉行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之後﹐閻仲川的秘書符傳榮於10月初整理了一份關於希特勒德國閃擊波蘭﹑蘇聯和日軍偷襲珍珠港情況的數據﹐著重指出﹐德﹑日兩國在發動進攻之前都以外交談判作掩護。閻仲川認為這個村料有參考價值﹐便叫總參謀部防突辦公室加了個標題﹕《緩和姿態與突然襲擊》﹐付印後報送中共中央和軍委辦事組領導成員。周恩來看後又要去3份﹐說要外交部等單位參考。與此同時﹐他又要求總參謀部情報部﹐在每天8時前將獲得的最新情報向他作一次書麵報告。這種做法持續數月之久。
就在林彪發出緊急戰備批示的當天上午﹐周恩來親自給北京衛戍區第一副司令員吳忠打電話﹐了解首都機場及其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況和發生意外事件時的應急方案。吳忠作了扼要報告。衛戍區不但在首都機場而且在各個軍用機場附近﹐配置了數團齊裝滿員能夠快速機動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隊﹐各部隊都製訂了反空襲﹑反空降方案﹐具有應付相當規模意外情況的能力。但周恩來聽後仍不放心﹐他殷殷叮囑﹕“你們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訓。你們特別要把機場的調度指揮係統控製起來﹐部隊不一定多﹐但要精悍。還要注意﹐我們不首先開槍。所以﹐部隊要作兩手準備﹐要配備一些棍棒之類的冷兵器﹐要挑選一些會武功的戰士去執行這個任務。”
周恩來所說的布拉格事件﹐即1968年8月20日深夜﹐蘇聯出動大量航空兵和坦克﹑摩托化部隊﹐以突然襲擊方式﹐對企圖擺脫蘇聯控製的捷克斯洛伐克實行軍事占領的事件。蘇軍在地麵部隊進入布拉格之前﹐首先以欺騙手段派空降兵搶占了布拉格機場。這次事件剛剛過去一年﹐周恩來記憶猶新﹐唯恐蘇方故伎重演。接過周恩來的電話﹐吳忠立即把副參謀長邱巍高找來﹐作了具體布置﹐並要邱到現地組織落實。吳忠又把周恩來的批示和他們的執行情況向總參作戰部作了匯報。閻仲川得到報告後﹐指示作戰部一位處長去現地對衛戍區部隊落實周恩來指示的情況進行檢查。這幾件事情表明﹐在1969年戰略形勢最緊張的那段日子﹐周恩來和林彪不僅都在抓戰備工作﹐而且在有些問題上﹐竟是所見略同﹐不謀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