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林副主席“一號令”的問題 （八）
周恩來的責難
10月19日晚﹐閻仲川在作戰值班室繼續了解各單位貫徹林彪緊急指示的情況。22時左右﹐黃永勝召見。會議室裏坐的仍是昨晚那幾個人。還未等他坐定﹐黃永勝便大聲問道﹕“你們昨晚發的那個電話稿﹐為什麽叫‘一號’號令﹖誰是二號﹖”黃永勝的質問突如其來﹐閻仲川不知出了什麽事情﹐一時無法回答。稍停﹐他解釋說那隻是個編號﹐是前指發出的第一份文稿﹐所以編為第一﹐以後還發了第二﹑第三﹑第四個號令呢﹗
“那你們為什麽不提醒下麵﹔不要把林副主席的指示向地方傳達呢﹖”黃永勝又問。
閻仲川聽出了─點門道﹕準是有的單位把林彪指示擴散到地方﹐出了問題。軍內問題特別是涉及機密的事項一般不向地方通報﹐這是常識問題﹐本不需要特別關照﹔當然﹐如果預見到可能向外擴散而發生不良後果﹐提醒一下也有必要﹐但這次閻仲川確未想到。他正想表示對此承擔責任﹐吳法憲說了一句為他解圍的話﹕“這事當時我們也沒提醒他們。”
“你們那個電話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關於加強戰備的指示﹐不要編號﹐或者按過去的習慣編號方法﹐用‘參作字號’就好了。”邱會作也插了一句。
閻仲川還是不明白這個編號有什麽問題。
“這個事情你們搞得可不好啊﹗”李德生也籠統地說了一句。
李作鵬一言不發﹐此人一向話少。
沒有人講話了。黃永勝掃了大家一眼﹐說道﹕“總理不是叫我們給各大軍區領導打個招呼嗎﹖大家分分工﹐分頭打電話吧﹗”
於是大家紛紛自報單位。無人提到的單位﹐就由黃永勝分配。在打電話的間隙﹐幾個人不時互相交談。閻仲川從他們東一句西一句的談話中﹐終於弄清了事情的大概。原來他們剛才因轉發林彪指示的事在周恩來那裏挨了批評。林彪指示是發軍內的﹐又是電話稿﹐並未報周恩來。但是﹐有的軍區收到指示後﹐因為軍區領導人兼任所在省革委會主任﹐於是向省革委會領導成員作了傳達﹐而省革委會領導中有群眾組織代表﹐這些人“造反派”的習氣未改﹐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講究不打折扣﹐聞風而動。他們不考慮什麽後果不後果﹐連夜把指示的內容寫成大字報捅上大街﹐果然馬上引起轟動效應﹐部份群眾大為惶恐。西南地區一個邊境省尤其鬧得邪乎。這種情況通過地方係統的電報﹑電話報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多數報告都把林彪指示稱為“林副主席一號號令”或“林副主席一號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看後大為驚訝。19日晚﹐他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詢問林彪指示的來曆﹑內容﹐特別提出為什麽要把林彪指示稱為“一號號令”﹖看來他對“一號”這個字眼極為敏感。又問為什麽要把林彪的指示向地方傳達﹐引起不應有的混亂﹖這回黃永勝的粗線條工作作風受到懲罰﹐他因為沒有審稿﹐對周恩來的提問無法解釋﹔其餘四人也都麵麵相覷﹐無言以對﹐場麵極為尷尬。
20日上午﹐黃永勝把前晚發出的4個號令的電話稿全部要去﹐進行審查。他看後隻提了一個問題﹕“林副主席的指示原來是4條﹐現在怎麽弄成了6條﹖你們把我們辦事組的意見同林副主席指示都混到一起去了﹗”閻仲川心想﹐你傳達的時候﹐可沒說哪些是林彪指示﹐哪些是辦事組的意見﹐而且根本沒有分條﹐現在這6條還頗費斟酌呢﹗他委婉地作了說明﹐黃永勝沒再吭聲。
閻仲川不知道黃永勝看過電話稿後﹐是否向周恩來作了解釋。他認為﹐回答周恩來的提問並不困難﹐即使說清楚了﹐問題並未解決。問題的症結在於﹐林彪的指示雖然隻發軍隊﹐卻事關重大﹐而且執行起來不能不涉及地方。周恩來作為經毛澤東指定留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負責人﹐這件事情軍委辦事組理應向他報告﹐但黃永勝布置任務時﹐對此卻未作交代。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在批評辦事組成員時﹐卻又偏偏未點明此事。越是這樣﹐越令人感到難過和不安。
10月19日﹐蘇聯代表團按預定計劃抵達北京。次日雙方開始舉行談判。未發現蘇方有異常行動。
10月20日下午﹐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召集軍隊駐京各大單位負責人開會。黃永勝在會上講了如何貫徹林彪指示問題﹐並特意對指示的編號問題作了說明﹔又批評了一些單位缺乏保密和組織紀律觀念﹐隨意把林彪的指示擴散到地方。閻仲川也出席了會議。他驚奇地發現﹐本已隨林彪去了蘇州的葉群﹐不知什麽時候又回到北京﹐並以軍委辦事組成員身份坐在主席台上。當黃永勝批評一些單位缺乏保密觀念時﹐葉群突然插話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保密觀念才強哪。他老人家聽了我們報去的林彪同誌關於加強戰備的意見之後﹐便說﹕很好﹐燒掉。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從京西賓館會議之後到“九一三”事件之前﹐隨著中蘇關係有所緩和﹐人們對林彪關於加強戰備的緊急指示問題﹐似乎逐漸淡忘了﹔在中央領導層﹐也沒聽到對林彪的指示有任何非議。
閻仲川的困惑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後﹐林彪一下子從神變成了鬼﹐他的曆史受到徹底清算﹐來了個大翻個兒。
閻仲川在“九一三”之前對中央領導集團內部已經出現並急劇發展的尖銳矛盾一無所知。中蘇關係雖然已經有所緩和﹐但作為分管作戰工作的副總長﹐他滿腦子裝的依然是敵情﹑我情。戰備工作無盡無休﹐他也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人跟他“路線交底”﹐也沒人給他“透風”。早年在東北戰場﹐他是直接為林彪服務的精幹指揮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員﹐林彪的指揮藝術和工作作風﹐都曾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來到總部工作﹐他認為最高統帥和副統帥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他從未懷疑過林彪在政治上會有什麽問題。然而﹐曆史卻和他開了個大玩笑。
9月13日10時左右﹐閻仲川和同是副總長的彭紹輝﹑王新亭﹑張才千﹑陳繼德被周恩來召到人民大會堂。一到那裏﹐就感到氣氛異常。周恩來麵帶倦容﹐但表情嚴肅﹐坐在沙發上。見到閻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往常不可少的寒暄﹐對他們一聳肩﹐兩手向外一攤﹐突然說了一句﹕“哼﹗副統帥﹐跑了﹗”大家全都愣了。閻仲川腦袋轟的一聲﹐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周恩來忽然用灼人的目光望著閻仲川﹐直呼其名﹕“閻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聽到點什麽風聲沒有﹖”
問到自己頭上﹐閻仲川反而冷靜下來。他本能地搖了搖頭﹕“沒有。”周恩來沒有再問下去﹐簡要地向大家通報了剛剛發生的嚴重問題﹐然後就總參謀部的當前工作作了指示﹐著重要求切實掌握主要敵情國家的政治﹑軍事動向﹐嚴格掌握部隊﹐保證不出亂子。
閻仲川陷入迷惘之中。
9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任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越南訪問。閻仲川是早已確定的代表團成員﹐並已通知越方﹐仍隨團出訪。他原定的任務是秘密赴越南南方考察越南軍民抗美救國鬥爭情況。但到9月28日代表團回國前﹐突然通知他任務有變﹐要他與代表團一起回國。周恩來﹑葉劍英﹑紀登奎﹑李德生等到機場迎接代表團。代表團成員下飛機後沒有各自回家﹐卻被引導到貴賓室。大家剛剛坐下﹐周恩來便態度嚴肅地對閻仲川說﹕“閻仲川同誌﹐中央已經決定黃永勝離職反省。你是黃永勝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發他的問題﹐首先是政治方麵的﹐還有生活方麵的﹗”然後他向葉劍英等人點了點頭﹐獨自先行離去。
閻仲川思想抵觸﹕要我當黃永勝的助手﹐是組織的安排﹐當助手而“得力”﹐有什麽錯﹖
葉劍英先發話了﹕“你還年輕﹐又有水平﹐隻要好好揭發交代﹐還有前途嘛﹗”
李先念接著說了一句﹕“好好揭發交代囉﹗”
主講是紀登奎和李德生。他倆介紹了半個月來的清查工作情況﹐主要是林彪兒子林立果“小艦隊”的一些活動﹐什麽“五七一工程”紀要﹐暗害毛澤東的陰謀計劃﹐等等﹐希望閻仲川認清形勢﹐與林彪﹑黃永勝等人劃清界限﹐積極揭發他們的罪惡活動。
從此﹐閻仲川開始了隔離審查的生活。他在總參謀部工作2年零4個月﹐隔離審查的時間則是7年零6個月。最初的3個月仍在機關駐地﹐從1972年1月之後﹐便移交北京衛戍區3師﹐由1個武裝班單獨嚴密看管。審查期間不得與外界包括親屬有任何聯係﹐連住處的玻璃窗都用黑紙糊得嚴嚴實實。閻仲川認為自己和林彪﹑黃永勝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他沒有發現林﹑黃有什麽異常活動﹐因而沒有什麽可揭發的﹐更無所謂交代。審查者與被審查者經常出現“頂牛”。總參機關開過幾次處以上幹部參加的批鬥大會﹐想打打閻仲川的“態度”。揭發批判者都是奉命發言﹐卻又拿不出真材實料﹐連會議的組織者也覺得尷尬。於是不再開大會﹐隻由項目組和他保持小範圍的接觸。項目組認為閻仲川不肯主動交代﹐便提出許多認為可疑的問題﹐要他逐個回答。他全憑記憶﹐筆寫口答﹐居然對每個問題的來龍去脈都能說得清清楚楚。時間並不很長﹐項目組已經感到沒啥可問的了。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來對閻仲川的問題作了指示﹐要總參謀部黨委研究一下﹕是否過去把閻仲川的問題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緊接著張春橋來到總參謀部“放火燒荒”﹐說總參謀部“批林”不力﹐“包庇林彪死黨”﹐也許閻仲川早就可以“解放”了。
閻仲川的絕大多數問題陸續都排除了﹐但在“一號號令”問題上卻長期過不了關。閻仲川認為﹐林彪發布緊急戰備指示﹐是否別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負責向全軍傳達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組織上符合原則﹑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懷疑﹐因為是軍委辦事組5名領導成員集體向他下達任務﹐即使按照後來的說法﹐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是林彪集團成員﹐李德生總不是吧﹖但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前﹐李德生也從來沒有對林彪指示有任何懷疑。如果說自己在承辦此事過程中有錯誤﹐那末﹐第一是編號可以不從頭另編﹐以免引起誤會﹐但這隻是技術問題﹑業務問題﹔第二是在傳達指示時沒有提醒下麵注意保密﹐但這屬於考慮不周﹐是在時間緊迫情況下的疏忽﹔第三是沒有向周恩來報告﹐這確是重大失誤﹐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是以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成員要負責任﹐因為按工作程序﹐理應由他們向周恩來報告或交代軍委前指報告﹐他們卻馬虎了﹐當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動提出建議﹐也會減少一些紕漏。
閻仲川的上述認識被認為是回避要害﹑實質。1971年底﹐負責對閻審查工作的副總長張才千﹑陳繼德同他談話時﹐鄭重嚴肅地告訴他﹕“總理已經講了﹐‘一號號令’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哪﹗你要充份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
閻仲川問定性的根據何在﹖
“總理親自問過主席﹕林彪在發布‘一號號令’之前﹐是否曾向主席作過報告﹖主席說﹐我不知道什麽‘一號號令’呀﹗”
“這一點也不奇怪﹐”閻仲川坦然自信地說﹕“主席那裏那麽多事情﹐怎麽會去記一個電話稿的編號﹖再說林彪向主席報告的時候﹐根本就沒有編號。別說主席不知道什麽‘一號號令’﹐就連林彪自己和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等人﹐開始也不知道有個‘一號號令’。”
對閻仲川的答辯提不出新的論據予以批駁﹐談話無法繼續進行。
此後﹐雙方長期處於頂牛狀態。再往後﹐項目組人員很長時間都不和閻仲川見一次麵。他的問題被吊了起來。
照理﹐既然立案審查的問題大部份已經排除或查清﹐剩下個別問題雖有懷疑但並無充足有力的證據﹐就沒有理由繼續隔離審查。但是﹐立案容易銷案難。“四人幫”橫行時更是如此。直到1979年4月﹐即“四人幫”垮台一年半之後﹐閻仲川才被解除監管。但還留了個尾巴﹐說是回家後還要繼續審查。又過了3年有餘﹐一位副總長才代表組織向閻仲川宣布了對他的審查結論。結論卻又根本未提“一號號令”的問題﹐隻籠統地講閻在總部以及此前在廣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錯誤﹐有的錯誤還是“嚴重的”。這表明對閻仲川進行隔離審查是有理有據的。
閻仲川隨即按大軍區參謀長待遇離職休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