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林副主席“一號令”的問題 （六）
1969年﹕劍拔弩張的中蘇關係
要了解“一號號令”的產生背景﹐必須首先回顧中國和蘇聯之間那段不正常的曆史。
在新中國建立之後的中蘇關係史上﹐1969年是雙方長期積累的緊張關係達到頂峰的一年。這年3月﹐兩國邊防部隊在烏蘇裏江的珍寶島多次發生激烈戰鬥。盡管蘇軍的武器裝備占有極大優勢﹐卻被嚴陣以待士氣高昂的中國邊防部隊打得丟盔卸甲﹐大失麵子。不甘失敗的蘇聯當局﹐伺機進行報複。6月10日﹐蘇軍侵入我新疆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綁架並開槍打死我邊民﹕7月8日﹐蘇聯邊防軍兩次侵入黑龍江省撫遠縣八岔島﹐向島上居民開槍射擊﹐燒毀居民房屋。尤為嚴重的是﹕8月13日﹐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一支僅配備步兵輕武器的30多人我軍小分隊﹐在巡邏中遭到預先埋伏的有數十輛坦克﹑裝甲車和300多名步兵的蘇聯邊防部隊突然襲擊﹐蘇軍還出動兩架直升機助戰。小分隊奮勇抵抗﹐終因兵力和武器裝備對比過於懸殊﹐全部壯烈犧牲。
當蘇聯邊防部隊不斷在中蘇邊境地區進行武裝挑釁的同時﹐蘇聯當局還在醞釀一個更大的冒險計劃。他們不斷從其歐洲地區向遠東及蒙古集結兵力﹐企圖用突然襲擊手段對中國進行一場有限目標的速決戰﹐同時一舉摧毀中國剛剛建成初具規模的核設施。中國方麵及時掌握了蘇方動向﹐並認真研究了防範對策。
兵馬未動﹐輿論先行。蘇聯方麵通過各種宣傳工具大肆製造中國的好戰形象﹐而蘇聯的種種反華侵略行徑反倒成了不得已而采取的被動行動。這不但是為了欺騙其本國人民﹐而且也是出於建立國際反華統一戰線的需要。在眾多的反華叫囂中﹐蘇聯政府於6月13日發表的一份聲明最具代表性。“聲明”不顧曆史事實﹐硬把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強占中國的領土說成“曆來屬於蘇聯的”﹐說黑龍江流域是“俄國移民開發的﹐曆來屬於俄國”﹔並狂妄地宣稱﹐中國的北方邊界是“以長城為標誌的”﹔還別有用心地說﹐中國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都不是中國人﹐等等。這種蠻不講理﹑咄咄逼人的架勢﹐顯然是為其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侵略製造理論根據。
從新中國建立之日起﹐特別是經過朝鮮戰爭﹐中國一直把美國視為主要威脅﹐一切戰備行動也以美國為主要對象。但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之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先是將蘇聯與美國並列﹐繼而蘇聯取代了原來美國的地位──情況是明擺著的﹐在朝鮮戰爭遭到失敗和陷入越南戰場泥潭之後﹐美國對中國這個對手的力量已經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特別在尼克鬆上台之後﹐對華政策有了明顯改變跡象﹐更何況中美之間隔著浩瀚的太平洋﹐美國要想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絕非易事﹔而中蘇關係和戰略形勢則與此有很大不同﹐六十年代後期兩國從意識形態分歧和兩黨之間的論戰發展到軍事對抗﹐蘇聯的對外政策﹐帶有很大冒險性﹐1968年8月﹐蘇聯根據其“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有限主權論”﹐悍然出兵突襲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並隨即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是其冒險性的最好說明﹐何況中蘇之間有數千公裏的共同邊界﹐蘇聯在邊界地區和蒙古陳兵百萬﹐對中國虎視眈眈﹐從中蒙邊界到中國的心髒北京不過六七百公裏之遙﹐這不能不引起中國領導人的高度警惕﹐因而把蘇聯作為中國戰備的主要對象自然是順理成章。毛澤東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間多次講到戰備問題﹐提出“要準備打仗”﹐就主要是針對日益增長的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講的。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動亂局麵﹐無疑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戰備工作。在軍隊方麵﹐繁重的“三支兩軍”任務﹐特別是調解群眾組織之間的種種矛盾﹐維護社會治安﹐消耗了解放軍的很大力量﹐使戰備工作無法落實。關心國際形勢和國家命運的人們﹐對此無不憂心忡忡。
“九大”之後﹐毛澤東決心結束全國的動亂局麵。繼7月23日針對山西發生的問題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布告》之後﹐8月28日﹐毛澤東又根據周恩來的建議﹐簽發了一份適用範圍更廣﹑措詞更加嚴厲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命令》要求邊疆各級革命委員會﹑各族革命人民﹑解放軍駐邊疆部隊全體指戰員樹立高度敵情觀念﹐充份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命令》共提出九項要求﹐其中很大一部份內容顯然是針對“造反派”的。
過去作為“造反派”的標誌被以江青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組大肆宣揚和保護的打砸搶活動﹐現在卻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活動”﹐要求解放軍采取堅決措施予以製止﹐甚至給予堅決鎮壓。
“八二八”命令對慣於借製造動亂以奪取權力的“造反派”無疑是釜底抽薪﹐當頭一棒。沒有了上頭的支持縱容﹐隻好偃旗息鼓。也有不甘心的﹐立即遭到嚴厲打擊。這次是自上而下動了真格的。困擾中國多年﹑為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無政府主義﹐終於得到比較認真的治理。全國的社會治安﹑生活秩序迅速好轉﹐工農業生產逐步恢複﹐各級革委會能夠比較有效地行使權力﹐人民解放軍也逐漸從內亂中脫身﹐得以集中力量用於加強戰備建設。
“八二八”命令在國際上也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日本等國的報刊紛紛發表評論﹐認為中國是在動員全國人民以防備蘇聯的突然襲擊為中心﹐實實在在地進行戰爭準備。
可是﹐就在中蘇緊關係急劇升溫﹐在規模的軍事衝突似將一觸即發之時﹐蘇聯方麵卻突然作出緩和姿態﹕9月上旬﹐在河內參加越南胡誌明主席葬禮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越方向中國傳話﹐希望回國時能途經北京與周恩來會晤。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在首都機場主要就緩和兩國邊界局勢問題舉行了會談。周恩來還特別提出了蘇方對中國進行核威脅的問題。會談氣氛總的還好。柯西金一再表明蘇聯無意向中國發動進攻。雙方就緩和邊界緊張局勢達成若幹口頭諒解。但在柯西金回國之後﹐蘇聯方麵卻突然在兩國總理達成的諒解基礎上出現倒退。中方要求兩國政府換文﹐確認兩國總理達成的諒解﹐蘇方托詞拒絕。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警惕。
中國方麵的戰備工作自上而下抓得很緊。蘇聯如向中國發動大規模的地麵進攻﹐張家口以北俗稱壩上的東西─線﹐很可能成為其主要突擊方向。9月中旬﹐時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的黃永勝﹐率領軍委辦事組成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劉賢權﹑溫玉成以及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渠﹑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等人﹐對這裏的設防和其它戰備工作落實情況進行了檢查。一行於9月13日出發﹐其場麵頗為壯觀﹐交通工具是7架直升機﹕黃永勝和鄭維山以及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蔡洪江﹑秘書張輝燦乘坐的是一架進口的雲雀直升機﹐這種直升機不但安全性好﹐而且視界特別開闊﹔吳法憲等6人各乘一架直7型直升機──所以這樣安排﹐主要是怕萬一發生飛行事故﹐不致造成過大人員損失。第一站是寶昌(太仆寺旗)。此後幾天﹐由東而西﹐先後到了康保﹑集寧﹑溫都爾廟﹑四子王旗﹑百靈廟﹐最後一站是白雲鄂博。每到一處都勘察地形﹐檢查工事﹐接見駐軍或守備部隊領導﹐最後經過研究﹐對整個防禦部署作了不小調整。
9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又根據毛澤東指示﹐召開有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作戰部長以及各總部﹑各軍兵種領導人參加的作戰會議﹐主要研究加強“三北”(東北﹑華北﹑西北)戰備問題。會議由黃永勝主持。27日會議結束。當晚19時40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在京的全體政治局委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廳接見全體與會人員並合影。接見時發生了一個令人尷尬的小插曲﹕參加會議的70多人早已成4列在活動階梯上站好﹐當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等在門口出現時﹐總參作戰部的一位副部長突然帶頭呼起口號來。由於這不是一般的群眾集會場麵﹐人數不多﹐而且被接見者多數是毛澤東所熟悉的高級幹部﹐大家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的別扭。毛澤東尤其敏感﹐馬上皺起眉頭﹐衝大家擺了擺手﹐一麵不高興地說﹕“不要﹐不要﹗”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口號一喊就是一個係列﹐不能中途停下。當那位副部長硬著頭皮帶領大家把整套口號喊完時﹐毛澤東已經很不耐煩了﹐他說了─句﹕“討嫌﹗”接著是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澤東餘慍未消﹐連連催促﹕“快點﹐快點﹗”照完相﹐他隻說了兩句話﹕“不留同誌們在北京過國慶節了。大家早點回去﹐抓緊做好戰備工作。”說完﹐便徑直走了。按照毛澤東的習慣﹐像這樣的接見﹐他往往喜歡和被接見者中的熟人開幾句玩笑﹐對大家講一講話。但是今天﹐那位副部長的唐突舉動使他大為不快﹐一點興致也沒有了。許多被接見者因毛澤東匆匆離去而大感失望。那位領喊口號的副部長則大受埋怨﹐自討無趣。
毛澤東走後﹐與會人員轉移到湖南廳﹐聽林彪等人講話。林彪在講話中提出﹐全軍當前的中心任務就是加強戰備﹐準備打仗﹔要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以後﹐有人把林彪這幾句話歸納為“一個觀點﹑三個一切”﹐成為指導部隊工作的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也講了話﹐都要求部隊提高警惕﹐切實做好戰備工作。接見結束後﹐與會人員回到住地京西賓館已近午夜﹐軍委辦事組成員黃永勝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會議的傳達貫徹措施。外地各單位與會人員都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次日乘專機離開北京。
國慶前後──山雨欲來風滿樓
1969年金秋是新中國成立20周年大慶。北京城一片節日歡慶氣氛。
國慶前照例要發布口號。經周恩來主持擬製的口號共有28條﹐其中關於戰備方麵的有“備戰﹑備荒﹑為人民﹗”“提高警惕﹐保衛祖國﹗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毛澤東在審閱時感到意猶未盡﹐他提筆又加了一條﹕“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這條口號長達83字﹐已經不是口號﹐倒像是一篇簡短檄文﹑政治宣言。這條口號明確地表達了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和對戰備工作的態度﹑決心。
國慶前夕﹐林彪視察了北京衛戍區某部和西郊軍用機場。他見機場停放的飛機擺得過於密集﹐大為不滿。回到毛家灣住地﹐立即召見黃永勝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副總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溫玉成以及副總長兼作戰部長閻仲川。在會客廳﹐林彪先是批評了空軍缺乏敵情觀念﹐指示吳法憲立即將北京附近各機場的一部份作戰飛機向外轉場疏散。接著﹐林彪拿起一條1米多長的細木指示棒﹐指點著鋪在地毯上的一張標有部隊部署情況的北京地區大比例尺地圖﹐詢問北京附近地區的設防和首都節日防護工作情況。吳﹑溫﹑閻分別作答。林彪不時作些簡短指示﹐最後﹐他出了一個題目﹐要大家認真分析研究一下﹕一旦蘇聯向中國發動突然襲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眾人臨走時﹐林彪再次提醒他們﹕國慶節是個關口﹐一定要加強戒備﹐準備應付各種意外情況。
1969年的首都國慶活動﹐是在外鬆內緊的氣氛中進行的。10月1日上午﹐黨和國家領導人照例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群眾遊行隊伍﹐當晚還舉行了焰火晚會﹐場麵壯觀﹐氣氛熱烈﹐看不出與往年有什麽不同。但各有關部門卻已殫精竭慮﹐從最壞情況出發﹐暗中作了周密安排﹕空軍把一架直升機預先降落在天安門與午門之間的空場上﹐以備出現緊急情況時保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可以迅速向城外預定指揮位置轉移﹔軍事係統的情報部門和所有遠程雷達不間斷地進行偵察探測﹕為確保能在天安門上及時收聽到緊急的敵情報告﹐閻仲川指定總參作戰部副部長蔡洪江親自攜帶一部電台和幾名幹練的情報﹑通信人員到天安門城樓上﹐與情報部門保持不間斷的聯係。
國慶節總算平安度過。但是﹐戰備工作並未絲毫放鬆。國慶節剛過﹐林彪便由吳法憲﹑閻仲川和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參謀長馬衛華等陪同﹐乘飛機勘察張家口一帶地形﹐並接見駐軍領導幹部﹐檢查了部隊戰備工作落實情況。
從張家口返京後﹐林彪又受毛澤東委托﹐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分析中蘇關係的發展趨勢﹐研究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的措施。林彪首先發言﹐認為曆史上沙俄就是中國的主要威脅﹐強占中國幾百萬平方公裏土地﹐是最貪得無厭的敵對國家﹔現在蘇聯又在中蘇﹑中蒙邊境集結重兵﹐虎視眈眈﹐因而必須立足最嚴重的情況﹐做好戰備工作。他提請與會人員著重研究﹕蘇聯如果對中國發動核襲擊﹐將會出現什麽情況﹖除了襲擊中國的核設施﹐有無可能襲擊城市﹖在談到他對大城市﹑特別是首都北京防備核襲擊的對策時﹐林彪引用了毛澤東不久前的講話﹕“中央領導同誌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誌可以疏散到外地。”他最後強調﹐“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備敵人核襲擊的重要措施。”周恩來接過林彪的話題﹐對幾個問題作了重點闡述。他從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講起﹐係統地論述了沙俄的侵華史。講到當前的中蘇關係﹐他認為蘇方缺乏通過談判緩和雙方緊張關係的誠意﹐不可低估蘇聯領導集團的冒險性。他也擁護毛澤東關於老同誌疏散的決策﹐並提出了落實的意見。康生在發言中強調﹐蘇聯現在有幾個師進駐蒙古﹐實際上已對蒙古實行了軍事占領﹐其目的就是為下一步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作準備﹔戰爭隨時可能發生﹐疏散事不宜遲。
康生發言之後﹐會場出現了短暫的沉寂。忽然﹐江青嗲聲嗲氣地叫了起來﹕“總理呀﹐你是不是也關心一下京劇革命呀﹖我們的工作可真艱難哪﹗”
周恩來微微皺起雙眉﹐望著江青﹐一時沒有講話。
江青又絮絮叨叨地講了起來﹕“現在有人千方百計破壞‘樣板戲’﹐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紅燈記》裏李玉和痛斥鳩山﹐鳩山說他氣得‘血壓升高手冰涼’﹐觀眾看到這裏就發笑﹐整出戲的演出效果全都破壞了﹐實在無法容忍﹐這不改行嗎﹖﹗”
林彪看了看江青那激動得像要跟誰決鬥似的架勢﹐知道原定的議題已討論不下去了。如果讓江青繼續講下去﹐會議不知要開到什麽時候。好在他和周恩來把該講的基本都講到了﹐會上也沒有不同意見﹐幹脆散會。
“你是內行﹐”林彪先給江青戴了一頂高帽﹐“你認為不好的地方﹐修改就是了嘛﹗就不必開會討論了。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裏吧。”
閻仲川列席了這次會議﹐他還帶來了部署圖﹐預先張掛起來﹐準備匯報戰備工作情況和回答與會人員的提問。江青這一攪﹐他準備的材料根本沒有派上用場。
根據9月11日中蘇兩國總理達成的原則協議﹐兩國政府隨後商定﹐從10月20日起﹐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蘇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茲涅佐夫。中國方麵估計﹐這次談判有可能對緩和中蘇關係特別是緩和邊界緊張局勢達成某些協議﹐但蘇方也有可能以此為掩護向中國發動大規模的突然襲擊﹐不可不加戒備。毛澤東明確指示﹐在北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必須於談判開始前緊急疏散。
10月14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員於人民大會堂公開接見人民解放軍駐京機關部隊指戰員﹐有意對外顯示中國首都一切情況正常。接見之後﹐毛澤東即乘火車南下武漢。出發之前﹐毛澤東對前來送行的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等人說﹕“我先走一步。你們轉告林彪同誌﹐他也要盡快離開北京。恩來﹐你也早點離開中南海﹐搬到城外山裏去。我到了武昌就給你打電話。”
10月17日﹐林彪前往蘇州。
送走了林彪﹐黃永勝指示閻仲川組織一個精幹的前方指揮班子﹐當夜進駐郊外山區既定指揮位置。軍委辦事組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劉賢權﹑溫玉成隨同進駐。這次行動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參加前指的各級工作人員接到通知後﹐都從辦公室直接向城外秘密轉移。他們的家屬﹐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自己的親人去了哪裏。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分別按預定方案組成戰時工作班子﹐進駐距軍委前指不遠的既定位置。周恩來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這種局麵的形成﹐首先是形勢使然。多方麵的信息表明﹐蘇聯確已製定了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具體計劃﹐隨時可能行動﹐中國駐東歐某國大使館﹐甚至密報了他們偵知的蘇聯可能發動襲擊的具體時間。形勢險惡﹐不能不防。其次則取決於中國領導人對形勢的判斷和決心。大量事實表明﹐中國的最高決策層主要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對形勢的看法和決心是一致的﹐他們是認認真真實實在在地防備著強大的外敵入侵。事實並不像“九一三”事件之後有些材料說的那樣﹐隻是林彪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過高估計了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采取了“過度反應”﹔其中更不存在什麽“陰謀”。這就是“一號號令”發布之前的形勢﹑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