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林副主席＂一號令＂的問題 （五）
“一號號令”發出前後
遲澤厚
凡是在七十年代經曆過“批林整風”﹑“批林批孔”和“揭批查”運動的人﹐大概無人不知有個林彪的“一號號令”。這是人們慣用的簡稱。它的正式名稱是﹕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
難堪的沉默
事情發生於1969年10月。“一號號令”的主要內容是﹐為防備蘇聯以談判為掩護﹐向中國發動突然襲擊﹐命令全軍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九一三”事件後﹐這個號令被說成是林彪“背著毛主席﹑黨中央﹐借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的﹐“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或“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問題如此嚴重﹐自然要認真清查。號令的發布者林彪已經死了﹐於是﹐號令的執行者一一部隊的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幹部﹐便受池魚之殃﹐成為清查對象。麵對這從天而降的災難﹐那些受審查者一方麵極力辯解自己與陰謀活動無關﹐同時卻又不得不承認自己“路線覺悟”不高﹐喪失革命警惕﹐未能識破林彪陰謀﹐盲目執行了林彪指示﹐客觀上站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團一邊。無盡無休的交代﹑檢查﹑反省﹐不同單位的不同人員﹐從形式到內容﹐竟然驚人地相似﹐好似有人從中導演一般。但是﹐這裏究竟有多少由衷之言﹖他們中有不少人從一開始就對加之於“號令”的結論深表懷疑﹕說“號令”是林彪“背著毛主席﹑黨中央”“擅自發布”的﹐但熟悉中國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以領導武裝鬥爭起家的毛澤東﹐關心軍事非同一般。新中國成立後﹐他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卻一直兼著中央軍委主席這一職務﹐而且對軍隊工作抓得很緊﹐不但要求軍隊的重大工作均須向他請示報告﹐有時甚至一個營﹑連的調動都要經他批準﹐像發布調動千軍萬馬的“一號號令”這樣的大事﹐如何瞞得過他﹖林彪玩弄這樣的“反革命政變預演”﹐豈不是引火燒身﹐自取滅亡﹖真是何其愚也﹗而且﹐“號令”既然未經毛澤東同意和批準﹐毛澤東在知道後為何卻又不予撤銷﹖特別是在這些受審查者中不乏了解號令產生具體背景和過程的人﹐麵對結論﹐他們尤感惶惑。然而﹐盡管如此﹐卻始終無人敢於說出自己的內心見解或提出疑問﹐─些知情者更不敢挺身而出﹐說明事實真象﹐證明這個號令並非什麽陰謀。他們深知﹐在排山倒海般的政治運動麵前﹐這樣做非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弄個為林彪翻案的罪名﹐其結局不問可知。於是﹐最好的辦法隻能是沉默。
這是不得已的沉默﹐違心的沉默﹐難堪的沉默﹐可悲的沉默。千萬雙眼睛在注視著這沉默將持續到何時﹖
評論這段曆史﹐人們不應忽略“四人幫”的作用和影響。“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江青為首的陰謀集團與林彪雖然都同屬“無產階級司令部”﹐其實他們之間矛盾重重﹐到“九大”前後﹐關係已經相當緊張。近年關於林彪的一些所謂“紀實文學”中屢屢提到的黃永勝秘書李必達遭關押的案件﹐就是因為李偷聽了黃永勝與葉群議論江青的電話﹐給江青寫信告發而引起的。這是當時林彪與江青之間關係狀況的最好說明。1970年8月﹐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上“筆杆子”與“槍杆子”之間的鬥爭﹐是林彪與江青集團之間長期積怨的大爆發。對林彪早具戒心的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把他的砝碼加到江青集團一邊。從“九一三”到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江青集團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橫行無忌。在此期間﹐他們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插手﹑操縱“批林”。他們一方麵要借“批林”洗刷自己﹐掩蓋早年與林彪的關係﹐擺脫被動局麵﹔另一方麵他們自知在軍隊中缺乏根基﹐毫無威望﹐圖謀在“批林”中黨同伐異﹐擴大其在軍隊的勢力和影響﹐為其篡黨奪權創造條件。基於這樣的動機和心態﹐他們在“批林”和“清查”工作中﹐采取了一係列極左做法﹕對事﹐危言聳聽﹐信口雌黃﹐例如﹐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鬥﹐林彪在戰爭中總結出來並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六個戰術原則”﹐也被作為反對毛澤東軍事路線的罪證遭到批判﹔對人﹐凡不順眼的軍隊中高級幹部﹐則羅織罪名打成林彪死黨﹐予以批鬥翦除。在此形勢下﹐對於“一號號令”之類的問題﹐自然不可能奢望會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隨著“四人幫”的倒台和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按說對“一號號令”之類問題的澄清﹐也屬題中應有之議。但是﹐此時卻又出現新的阻力﹔更何況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經過多年如傾盆大雨似的揭發批判﹐輿論早已形成﹔而少數知情者則心有餘悸﹐繼續持觀望等待態度。
時光年複一年地流逝。到了1986年﹐具有秉筆直書光榮傳統的中國史學界﹐終於首先打破沉默﹐對已往“紅頭文件”的說法提出重大修正。在當年8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首次明確指出﹕林彪是“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作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後經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但是﹐編者在這一條目的最後還是加了一個小小的“但書”﹕“這個‘緊急指示’﹐引起各方麵的極大震動”。對“一號號令”發布的必要性似乎有所保留。為了使人們有所比較﹐了解該書作者對這一事件記載所作修正的重大意義﹐這裏有必要把1981年10月出版的同一著作對此事的表述全文照錄如下﹕“同日(按﹕指10月17日)﹐林彪借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被毛澤東發現後製止。”這段文字實際出自編號為“中發[1972]24號”的中共中央文件﹐《年表》原文引用。事隔5年﹐修訂稿屏棄了原來的說法。邁出這一步﹐需要極大的求實精神和政治勇氣。
但是﹐奇怪的是﹐《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的新提法並未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在此後的不少領導人講話﹑官方文件﹑文學作品和名人回憶錄中﹐隻要一提到“一號號令”﹐依然大加撻伐。《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畢竟不是“紅頭文件”。
又過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長達600萬字的大型編年史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作者強調要在“實”字上下功夫﹐作為史書﹐必須能經得起曆史的檢驗。本書關於“一號號令”的記述又有新的突破﹐它介紹了“號令”發布的國內外環境﹑背景﹐“號令”的發布過程﹑主要內容和“號令”發布後我軍的活動概況。文字采取了客觀敘事的方法﹐沒有“但書”。
同年8月27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發表專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的編寫者們如何排除種種阻力和幹擾﹐去偽存真﹐堅持據實記述“一號號令”為例﹐充份肯定了他們實事求是的精神。一些報刊轉載了《人民日報》的文章﹐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轟動。一些當年因“一號號令”而受審查者和知情人﹐更是百感交集。他們總算盼到了還曆史以本來麵目的這一天﹐而這一天未免來得太遲﹐代價未免太高了。還有一些人則未能等到這一天﹐他們已經背著“黑鍋”﹐帶著無限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
通過“一號號令”被歪曲和澄清的過程﹐不能不引起關心中國曆史的正直人們的深刻反思﹕一個原本並不複雜﹑不難弄清的問題﹐為什麽竟會被弄得神秘莫測﹐沸沸揚揚地炒作多年﹐謬種流傳﹐將一般群眾蒙蔽了將近一代人的時間呢﹖當年由“紅頭文件”再三肯定的問題﹐以後證明錯了﹐為什麽卻不能再由“紅頭文件”加以更正﹑澄清呢﹖
“四人幫”之流圍繞“一號號令”問題散布的謊言﹐集中起來主要是兩點﹕第一﹐他們聲稱﹐林彪等人蓄意誇大敵情﹐以便為其發布“一號號令”製造借口﹐其實1969年中國所麵臨的國際形勢並非十分嚴峻﹐根本沒有必要發布這樣一個號令﹐起碼也是“反應過度”﹔第二﹕發布“一號號令”是背著毛澤東幹的﹐事後不得已才“以電話記錄形式”向毛澤東作了報告。
在那輿論高度一致的歲月﹐縱然有人對這兩點有所懷疑﹐也無法探問究竟﹔以後歲月流逝﹐事過境遷﹐有誰還會認真查問﹖倘若知情者也都死了﹐還不是死無對證﹗這正是“四人幫”之流自以為得計之處。
所幸﹐時間雖已過去近30年﹐當年“一號號令”的主要經辦人員都還在世﹐還有大量的檔案和曆史數據可供左證﹐足以提供“一號號令”發出前前後後的詳細情況。隻要不懷政治偏見﹐人們在了解了這些情況後﹐再回過頭來看看﹐就會感到過去對“一號號令”的不實宣傳﹐是何其荒誕不經。
“一號號令”發出前後的真象究竟是怎樣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