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國防部長的值班秘書，此時在精神上感到一種壓力。一方麵，我感到我這個角色的份量確實不輕。林彪受委托主管軍委日常工作，一旦戰爭打起來，他處於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危的重要地位。他的判斷是否正確，是否適當，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他對敵我雙方的態勢是否了如指掌。然而他現在遠離北京，遠離毛主席，遠離總部的作戰參謀機構；他既不看文件，又不親自接電話。唯一能夠幫助他掌握一些情況的，就是秘書值班室直通北京的電話。這電話機是由我守候的，一旦因為我值班貽誤了情報的傳遞，就會釀成大患。另一方麵，我整天和各種情報資料打交道，這些資料不能全盤端給林彪，隻能經過我的判斷、選擇、分析和綜合之後，扼要地講給林彪聽，可是我的軍事素養和現代科技知識水平又很差，怎麽能保證工作中不出誤差呢？
我怕誤事，決定將這些憂慮報告給葉群，看她說應當怎麽辦。
“我看照現在這樣下去，很危險！”我對葉群說。
“危險什麽？”葉群驚奇地問。
“現在爆發戰爭的跡象很多。蘇、美都進入了緊急戰備狀態，台灣的蔣介石都想乘機動手。對方的真正企圖是什麽，現在還弄不清楚。要真的敵人先動手，我們肯定要被動挨打，吃苦頭。”
“你根據什麽這樣說？”
“我根據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首長是國防部長，現在遠在蘇州，什麽情況也不能及時了解，怎麽指揮打仗？”
“他不了解情況，就得怪你們。”葉群盯著我說：“你們秘書給他講文件，報情況，誤了事我就找你們是問。”
“我知道的情況，就是及時給首長講，也已經晚了幾天了。我的情況主要是來自林辦留在北京值班的秘書。情報部門把情況報給總參作戰部，作戰部報告毛家灣，毛家灣再報蘇州，我再報告首長。這樣一輾轉就是一兩天了。蘇聯的飛機從蒙古起飛到北京用不了一兩個小時，打導彈隻要幾分鍾；而首長一兩天後才知道情況，這不危險嗎？”
“那你說怎麽辦？”葉群也沒主意了。
“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我說，“我想起碼應當保證情況傳遞的準確和及時。為了及時，最好減少中間環節。總參作戰部向首長反映情況，再不能隻靠文件傳送，更不必經過毛家灣的值班秘書轉來轉去，而應有一個總參作戰部和蘇州這裏直接聯係的渠道。我的意思是；總參作戰部應當把重大的敵情動態及時用電話傳給蘇州。”
“這樣可以。”葉群立即表示同意。“你打個電話給總參的閻仲川，讓他們及時向蘇州報告情況，分秒不能誤。你還可以告訴空軍情報部，讓他們也及時向蘇州報告情況。這樣雙管齊下，情況就來得更及時。”
“我還有一點建議。”我繼續向葉群叫苦：“在蘇州值班的秘書隻有我一個，我又不懂軍事，這副擔子使我感到有壓力。”
“這不要緊。”葉群說，“你一個人不夠，再從毛家灣調一個來。”
“我們辦公室的幾個秘書都是政治幹部出身，沒有一個軍事上的內行，現在是抓戰備的緊張時期，林辦秘書中最好能調來一個懂軍事的。”
“這不必要。”葉群把我意見頂了回來。“首長過去指揮打仗，從來不依賴秘書。現在就是再調一個將軍來當秘書，也用不上。”
不管怎樣，由於開辟了幾條掌握敵軍動向的渠道，我作為林彪抓戰備工作的一個耳目，感到心中的壓力減少了。各方麵的情況，每天源源不斷地從總參作戰部、空軍情報部和北京的“林辦”值班室傳到蘇州來。這一下，我這個值班秘書可真有事可幹了，要記錄頻頻打來的電話，要綜合各方麵的情報，還要看從北京每一兩天就送來的一批文件，要天天幾次給林彪和葉群講文件、講動向，還要處理雜七雜八的零星事務，忙得團團轉。不久後，葉群又從北京把於運深秘書調來蘇州增援，情況才稍好了些。
林彪對我講戰備方麵的情況，聽得比較認真，而葉群對這些枯燥無味的情況羅列缺乏興趣。她又讓我打電話給北京的閻仲川副總長，讓他選送幾份香港出版的報紙給蘇州，目的是想開開眼界。過後不久，總參作戰部送來四種香港報紙，每種都是厚厚一堆。它們是《大公報》、《文匯報》、《晶報》和《香港時報》。我選了幾張給葉群過目，她剛看上幾眼，就嚇得“呀呀”直叫，原因是報紙的不少版麵都有蛇的圖案。從此，葉群與那些港報再也無緣。
緊緊張張隻是一陣子。幾天之後，林立果從北京來到蘇州。一天，他跑到秘書值班室。閑談時，他向我發議論說：“我看這個仗打不起來。我們搞緊急備戰，蘇聯也搞緊急備戰。很可能是雙方摸不清對方的意圖，都擔心對方先動手。”
我曾以為林立果的這種議論隻是小孩子之見。但後來看來，他的這一見解也不無道理。從蘇聯的戰略動向看，它關注的重點還在歐洲；它在邊境外對我搞大兵壓境，無非是想對我施加壓力，但若真想對我發動進攻，兵力明顯不足。至於美軍，它在侵越戰爭中已經陷入泥潭，欲打無力，欲走又不甘心。遠東美軍和太平洋艦隊進入全麵戒備，可以看作是一種守勢，而我方在蘇美炫耀武力之時，加強戰備體製也是必要的。
林彪本人大概也明白了這一點。敵人的緊急戰備，可能是對我軍緊急戰備的一種反應。
林彪對於緊急備戰的熱情漸漸涼了下來。僅僅一周過後，他對聽講這一方麵的情況，逐漸失去了興趣。
我軍各部隊根據林彪的命令進行緊急疏散，已經有一月有餘。立即爆發戰爭的跡象逐漸減少，形勢也趨緩和。但是這時正值入冬季節。部隊的處境又遇到了許多困難。特別是北部幾個軍區的部隊，有的野營在外，有的散在民間，有的隱蔽在戰備工事裏，有的據守在深山隘口上。部隊的給養、運輸、訓練、管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現了不少新的問題。如果確實處在戰時條件下，環境比這再艱苦，指戰員們都會像當年的紅軍和“老八路”那樣，堅持忍受。但是現在並沒有更加迫切的需要，讓幾十萬兵員在外邊挨冷受凍。因此，人們對這種沒完沒了的疏散逐漸感到不可理解，有的甚至感到厭倦，各種“活思想”也隨之增多。
對於這種情形，我根據各軍區來電反映的實際困難，及時向林彪作了報告。
“部隊可以回營了。”林彪表示不解：“他們為什麽還要繼續疏散呢？”
林彪真是大處抓得住，小處不愛管。在他看來，部隊的疏散之權由他掌握，何時收兵回營就是各軍區自己的事，至多由軍委辦事組發個通知就夠了。但各軍區是根據副統帥的命令進行緊急疏散的，上邊不發話，他們不敢擅自作主。
我對林彪解釋說；“部隊是根據首長的命令疏散的。首長不發布新的指示，各軍區自己不好作出部隊回營的決定。”
“你給黃永勝打個電話，叫他們研究一下。我看部隊可以停止疏散了。”
林彪表態同意，這是件好事，但由於葉群的阻撓，又使部隊的上百萬指戰員在野外多受了苦。葉群說：“首長不能發這樣的指示。疏散出去沒風險，過早收回來就有是非。如果現在就把部隊收回來，一旦戰爭爆發，這個責任誰來負？”
在關鍵性問題上，葉群在林彪麵前當大半個家，這次又是這樣。
按理說，在形勢已明顯變緩的情況下，停止部隊疏散本用不著再由林彪去發什麽命令。作為軍委的辦事機構——軍委辦事組有責任、也有能力為此作出相應的安排。事實上，後來的收兵回營乃是下邊自主作出的決定。軍委辦事組不“辦事”，此乃一例。
林彪發布“一號令”的背景和經過，如此而已。說它是“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預演”，沒有任何事實根據。說它是“迫害老幹部”的“動員令”，更是欲加之罪。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等老革命家疏散外地，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0月15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作出的決定，並由周恩來、汪東興具體經辦的。在10月16日、17日實施，而林彪發令是在10月18日。這都是有案可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