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為“項目”審查對象的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一些領導人也同時被疏散到外地。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領導人隻有周恩來和黃永勝。
未雨綢繆，無可厚非。
10月17日，林彪、葉群坐飛機去了江蘇省蘇州市。
我奉命陪林彪到蘇州值班。林彪住在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裏，葉群住在宋美齡曾經住過的一座舊式小樓上，我們幾個值班工作人員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裏。林彪、葉群的住處與工作人員的住處正成一個三角，相距不過三四十米。這所大院，聽說“文革”時是蘇州市政府的交際處，分南北兩個大院，我們住的是南院，警衛部隊住在北院，南院的房子還有一些，那主要是為原來這裏的工作人員辦公所用。
林彪住下後，當務之急是保障通訊聯絡的暢通。總參通信兵部派來專人，為葉群的住處和值班室臨時安裝了軍委一號台專線電話。林彪那裏不需要通向外部的電話，但在林彪與秘書之間、葉群與秘書之間，特意架上一條簡便的“熱線”，隻要林、葉想叫秘書，一個電話就能保證秘書“隨叫隨到”。
“林辦”秘書隨同林彪來蘇州的隻有我和李文普，外加一個管收發文件的保密員。其餘秘書全在北京留守。
18日下午5時許，內勤進來向我傳話：
“張秘書，首長叫你去一下。”
由於剛來蘇州，有許多事情需要安頓，因此我還拿不出充裕的時間去翻看北京帶來的文件。林彪叫秘書去，可能是要我講文件，我去講什麽呢？我進去後，林彪正在室內低頭踱步，他見我後，停下腳步，說：“你打個電話給黃永勝。”林彪示意我坐下記錄。我坐下了，他仍然站著。他像往常那樣，站在我麵前，一邊想著，一邊逐字逐句地口述：
“一、……；
“二、……；
“三、……；
“……”
他一供口述了六條。這是林彪喜愛用的表述方式。他交代什麽意圖，常常沒頭沒尾，沒有拐彎抹角，沒有多餘的形容詞和修飾詞，一開口就是“一、二、三”。他這次也是這樣，他說：“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10月20日前來北京，對此應提高警惕。為了防止蘇聯利用談判作煙幕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應立即疏散；要保證通信聯絡的暢通；各種重要裝備、設施和目標要注意隱蔽和偽裝；要加強作戰值班；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二炮部隊要做好發射的凖備。”這顯然是林彪以國防部長的身份向全軍下達的進入緊急戰備狀備的口述命令。
“都記下來了嗎？”林彪問我。
“記下來了。”我說。
“再念一下。”
我照念一遍。
“好，就這樣。”林彪說：“你趕快用電話找到黃永勝，把我說的這幾條傳給他。”
“過去首長和主任都規定過，凡往外傳的首長批示都要壓半天。今天這個電話是否壓一壓？”“噢，當然要壓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過去總結的“寧慢勿錯”的經驗。“寧慢勿錯嘛！可以壓幾個小時。”他想了想，又說：“你把這個電話記錄稿，再送給葉群看看！”
我去找葉群，把林彪口述的六條記錄稿給了她，她看了一眼，對我說：“首長叫打電話，你們就打唄！對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林彪)比我高明。不過你們當秘書的，有責任幫助首長想得周到些。你看這裏有什麽問題沒有？”
“我看不出什麽問題。”我故意繞了個彎子，然後才表示：“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兩條建議。”
“哪兩條建議？”葉群蠻有興趣地問。
我說：“第一，這樣大的問題，最好請示一下毛主席。”
“對，對，這個建議好。”葉群連忙表示讚同，同時解釋說：“首長這是在戰爭時期養成的作風，遇有緊急情況，就當機立斷，事後再向軍委和毛主席報告。他對毛主席一貫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對他也信得過。首長這樣做，在戰時是允許的。當然現在還沒有發生戰爭，先報告一下主席是應當的。你的這條建議提到了點子上。第二條呢？”
“第二，”我接著說，“這裏第六條講的是讓二炮部隊做好隨時發射的凖備。二炮是導彈部隊，是靠按電鈕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場世界大戰。因此，我建議對這一條應加上一些限製詞。例如……”
“這一條建議也提得對。”葉群不等我說完，就站起來要走。“這不能開玩笑，慎重一些對。走，你隨我見首長去，當麵建議他改一改。”她一邊走一邊說：“首長是個軍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樣注意個別辭句。不過個別辭句也得講究一點。”
到了林彪那裏，葉群一上來就說：“一零一呀！你讓張秘書給我看的那份電話稿，我看過了。”
“看過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發上，笑著打趣說。
葉群也坐下來，對林彪說：“你提的那幾條，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過我想提兩條建議，你愛聽嗎？”
“什麽建議？我想聽聽。”
葉群重複了我說的那兩條意見。把我的建議說成是她的建議，大概葉群是想加重一下建議的份量，也顯示一下她在林彪麵前的份量。
“同意。就照你說的意見辦。”
從林彪那裏出來後，葉群就向我布置說：“你把這份電話稿照抄一份給我。向主席那裏報告，由我負責。傳給黃永勝，由你負責。”
“再壓多久呢？”我問。
“兩個小時就夠了。”葉群說。
兩個小時以後，林彪、葉群那邊再無動靜，說明沒有變化。我抓起電話機，讓北京的軍委一號台總機找到北京的黃永勝。總機說，黃總長正在西山的戰備指揮所，我讓總機把黃的電話接過來。
我對黃永勝說：“林彪同誌對部隊當前戰備工作有六條指示，讓我傳給黃總長，請您記一下。”
黃永勝答應一聲：“好，我馬上就辦。”
這個電話稿，我以“首長給黃永勝去電話”作標題，將它的原件存在檔案櫃裏。奇怪的是，總參作戰部向下傳達時，擅自加上了一個所謂“林副主席的第一個號令”這樣的題目，使它成為後來“批林”的眾矢之的。
葉群與我約好，“兩個小時”以後在我將林彪的“六條”傳給黃永勝的同時，她負責將“六條”內容報告給正在武漢的毛澤東主席。按葉群平時一貫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態，她打這個電話的時間不會比我晚。
林彪傳出“六條”指示後，北京的黃永勝怎樣向下傳達的，我毫無所知。這一期間，我作為林彪身邊唯一的秘書，從未接過黃永勝本人的任何電話。黃永勝與葉群的熱線一直不斷。在黃永勝眼裏，與一個秘書打交道是不必要的。
“九一三事件”之後，林彪的“一號令”曾被認為是“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預演”和“迫害老幹部的動員令”而受到連篇累牘的“批判”。“四人幫”把持的輿論工具這樣別有用心地胡說八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也跟著人雲亦雲，他們說什麽林彪背著毛主席發出“一號令”，是想看看自己呼風喚雨的本事靈不靈，看看下邊部隊的主要領導人對自己發號施令是什麽“態度”和“感情”，林彪更想“一箭雙雕”。既想借“一號令”作一次“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預演”，又想假“戰備”之名迫害老幹部，把朱德、陳雲、聶榮臻、葉劍英、陳毅和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統統趕出北京去，由此推理下去，當然也把劉少奇慘死在河南開封和陶鑄慘死在安徽的責任也都推到了林彪的頭上。
這不是曆史，因為它不是事實，而是故意捏造的“曆史”﹗
事實是：據我觀察，林彪為防止蘇聯借談判之名對我實施突然襲擊的態度是十分認真的。他口述的那六條，核心內容是部隊要緊急“疏散”。疏散到哪裏去，怎樣疏散，他並未具體過問。命令發出後，他一直在注視著蘇聯方麵的動靜。10月19日那一天，他讓我與總參作戰部取得不間斷的電話聯係。林彪平時在中午12點以前就開始午休，但這天卻堅持不等蘇聯代表團從飛機上走下來，決不睡覺，他判斷蘇聯人坐的飛機不是運載的什麽談判代表團的，大半可能是攜帶空降兵或核武器的不祥之客。因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電話，探明這架飛機是什麽時候從蘇聯的伊爾庫茨克起飛、何時飛經蒙古首都烏蘭巴托、何時飛越我國邊境小鎮二連，何時飛經張家口，何時飛近我國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報。是聽得不厭其煩。直到中午過後，他聽到我轉報北京傳來的消息：“蘇聯代表團的飛機已經在北京東郊機場降落。代表團在庫茲涅佐夫的率領下，已經從飛機上走下來。我外交部官員上前迎接，情況正常。”林彪這才肯去休息。
事實是：林彪發出“六條”命令(所謂的“一號令”)以後，我軍各部隊(主要是駐“三北”地區的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隨後不久，敵人方麵也相繼進入了同樣的戒備狀態。據情報消息，沿中蘇邊境一帶的蘇軍，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隊調動頻繁，有些部隊似有向我前沿推進的趨勢。駐在太平洋和遠東一帶的美軍，也開始全麵加強戒備。連在台、澎、金、馬的國民黨軍隊，也進入了緊急備戰狀態，各方麵的動向，都已呈現劍拔弩張之勢。在戰雲密布的氣氛之下，似乎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一觸即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