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林副主席＂一號令＂的問題 (一）
1969年10月林彪作為軍委副主席﹐為了應付蘇聯有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向全軍發布了幾項戰備指示﹐而這一指示隨後被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閻仲川按發文慣例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的序號﹐緊急向全軍發出。林彪事件後﹐這項所謂的“一號令”被當成林彪企圖“篡黨奪權”的預演而加以批判﹐軍內不少將領更因此遭受無辜牽連﹐慘遭迫害。文革中一些黨內老幹部因毛澤東戰備打仗的指示而被緊急疏散到邊遠地區一事﹐也被生拉硬扯地解釋為是林彪一號令的緣故﹐強指林彪企圖迫害這些老幹部﹐為自己的奪權掃清道路。然而由於中共官方長期的宣傳﹐連一些老幹部對此也深信不疑﹐文革後在自己的回憶錄或書中依然重複中共官方多年來對這一事件所下的定論。張雲生先生為林彪當時的秘書﹐直接參與了此“一號令”的傳達﹐遲澤厚先生則根據發布“一號令”的當事人閻仲川將軍的回憶﹐詳細披露了這份“一號令”的發布前因後果。他們的文章徹底揭開了所謂”林副主席一號令“的原委﹐為這一事件作了最好的總結。
實話實說“一號令”
張雲生
林彪在緊急備戰期間發出的“一號令”，“九一三事件”後眾說紛紜，事實真相究竟如何，讓我“實話實說”。
1969年3月發生在中蘇邊境的珍寶島武裝衝突，令全世界為之一驚。中國為了顯示捍衛自己領土主權的決心和頂住“社會帝國主義”壓力的氣魄，不惜在這塊彈丸之地部署重兵，並且派一大軍區副司令親臨前線坐鎮指揮。珍寶島因這一場邊界自衛反擊戰的勝利而舉世聞名。其實，這場戰鬥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它在軍事上的意義。
我注意到，林彪對珍寶島發生的事情，從始至終都缺乏興趣。我向他轉報有關情況，他隻是聽聽而已。
毛澤東主席提出“要凖備打仗”，又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林彪仍無任何響應。“九大”召開前夕，蘇聯磨刀霍霍地在中國北部邊境之外陳兵百萬，拉開一副“大兵壓境”的架勢。內部情報數據不斷顯示，蘇聯高層有些“鷹派”人物極力主張乘中國正在發生內亂之機，對中國實行先發製人式的突然襲擊，具體目標是摧毀中國的核實驗基地(羅布泊)和一些主要戰略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和東北的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地)；有的甚至提出動用核武器，以一舉摧毀剛剛建起的中國核能力。蘇聯為了實現這一侵略野心，還派了一個名叫“劉易斯”的間諜去與台灣的國民黨勾勾搭搭，為蔣介石“反攻大陸”助威打氣。這類動向，林彪聽得認真，但無所表示。這大概就是他性格中的獨特而又神秘之處。他似乎胸有成竹，輕易不露聲色。
回想幾個月前發生的事情與近日來出現的微妙變化，他的反應大都如此。
幾個月前，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來訪。毛澤東主席接見時，羅馬尼亞代表團團長齊奧塞斯庫作為既是蘇聯的“老朋友”，又是中國的“老朋友”，對中蘇兩國、兩黨的嚴重對立深感憂慮。他想當“和事佬”，奉勸中蘇兩黨“停止論戰”和對峙，以使夾在中間的“兄弟黨”免受困擾。毛澤東把他的好意相勸告頂了回去，並且說中共反修、反霸的決心不會改變，中蘇論戰不會停止，至少還要爭論“一萬年”。齊說，“一萬年”的時間太長了。毛澤東笑著說：“看你的麵子，那就把中蘇論戰的時間減去一百年，再爭論九千九百年。”毛澤東的一句戲言，被羅馬尼亞客人看作是中國黨想緩和中蘇關係的一種姿態。齊問：“我可以把毛澤東同誌的這句話轉告給蘇聯方麵嗎？”毛澤東說當然可以，不過“九千九百年”不能再減了。羅馬尼亞人把這一信息當作是他們此次訪華的最大成果，特意在返國途中在蘇聯的莫斯科作短暫停留，由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的第二把手波德拉納希親赴克裏姆林宮，將毛澤東“減去一百年”的承諾轉告給了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羅馬尼亞人是認真的，但中蘇兩黨的領袖們對此並不認真。
過後幾個月，即1969年3月，中蘇兩國邊防軍在珍寶島連續發生了兩次武裝衝突，並以中國邊防軍的勝利而暫時告一段落。
於是，蘇聯的軍方頭領想對中國施行“核報複”的叫嚷甚囂塵上，台灣的蔣介石也認為這是他“反攻大陸”的“最好時機”，然而由於美國的箝製，他們才沒敢動手。美國當時正陷入侵越戰爭的泥潭，它的頭號宿敵是蘇聯而不是中國。蔣介石的背後有美國在為他“反攻大陸”拆台，他勾結蘇聯重返大陸隻是白日做夢。
蘇聯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有人想發瘋，也有人比較清醒。清醒者的代表人物是總理柯西金。雖然當時中國的上層把柯西金也當作蘇聯“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的首領之一，但他實際上在中蘇關係上是主“和”，而不是主“戰”。
珍寶島的槍聲一響，柯西金坐不住了。他擔心如此發展下去，中蘇兩國的武力攤牌將不可避免。但局勢一旦變得不可收拾，那將不僅給中國、也會給蘇聯造成嚴重災難。一個擁有十億人口的中國，是不怕核威脅的；何況中國也有核武器，數量雖然有限，但給蘇聯的遠東地區扔上幾個，其後果也難以預料。更何況，西半球還有一個美國，中蘇之間的兩敗俱傷，隻能讓山姆大叔坐收漁人之利。
柯西金這種求和怕戰的心情，被中國的領袖們看得一清二楚。這應歸功於總參三部的技術專家們，是他們采取特殊偵察手段，截獲了柯西金通話的秘密。一份打印的柯西金通話記錄，分別上呈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我作為給林彪講文件的秘書，知道它內容的時間比林彪還要早。
“喂，你是北京的電話總機嗎？”對方用的是華語，但能聽得出，他的口齒並不流利。
“我是北京。你是哪裏？”
“我是莫斯科。柯西金總理就在我身旁，他想和周恩來總理通個電話，請你幫助接轉一下，好嗎？”
“柯西金？”
“對。”
“他是修正主義分子，是叛徒！他有什麽資格和我們的周總理通電話？”總機守機員毫不客氣，手一抬，把電話線切斷了。
對方又“喂，喂”幾聲，北京方麵毫無反響。
接著，對方並不氣餒，他通過北京的總機又接通了蘇聯駐華大使館。柯西金本人並未出麵，而是讓他的翻譯用俄語要到了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告訴他去中國外交部，就北京電話總機守機員的“無禮”向中國方麵提出抗議，並請中國外交部轉達柯西金想與周恩來直接通話的願望。
這一切，都由總參三部記錄在案。
以後發生的事情，又使柯西金大失所望。蘇聯駐華全權代表果然約見中國外交部蘇聯東歐司負責人李連慶，又是提“抗議”，又是請示外交部協助讓柯西金與周恩來直接通電話。李連慶用外交辭令作了應對。至於柯西金想與周總理直接通話的事，他認為蘇聯方麵想與中國方麵談什麽，最好通過正式的外交途徑。
總參三部記錄件中所反映的動向，受到中國高層的重視。周總理對那位守機員的表現批道：“精神可嘉，做法欠妥。”毛澤東主席則批的是：“凖備談判。”林彪聽了我講的有關情況後，隻是微微一笑。
此時，由張春橋、姚文元執筆、並由毛澤東幾次修改的“九大”政治報告即將定稿付印。報告中點名批鬥蘇聯“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為頭子的現代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毛澤東在最後審定時將“柯西金”的名字勾了去，以示區別對待。
“九大”之後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又去了井岡山。這段時間內，他很少聽秘書講文件，至於可能發生的蘇聯入侵，他似乎認為並未迫在眉睫。
就在不少人還在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而眉飛色舞的時候，新疆塔城地區的邊境卻傳來了有失“國威”、“軍威”的壞消息。
1968年8月13日，新疆軍區塔城軍分區派出一個30多人的小分隊去邊境巡邏，巡邏地塊是一個荒無人煙的放牧草場。由於曆史原因，中蘇兩國對這塊領土的主權一直有爭議，為了顯示中國維護領土主權的決心，又受到珍寶島反擊戰的鼓舞，中國邊防軍對該邊境的巡邏一直堅持進行。中央規定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但是，由於我方有關負責人的失職，也由於巡邏人員的麻痹輕敵，這支小分隊落入了敵方預先設置的圈套。敵方不但埋伏了一個營規模的兵力，而且還動用了火炮、坦克和直升機。我小分隊幹部、戰士雖然英勇反擊，但終因寡不敵眾，最後被打得血肉橫飛。
新疆塔城地區發生這場悲劇時，林彪正在北戴河避暑。我當時不在北戴河，因此對林彪有何反應不得而知，但從不久後林彪悠閑地重遊井岡山來看，他對中蘇之間正在醞釀著的深刻危機並不怎樣憂慮。他是指揮打仗的“大手筆”，對於邊境上一場武裝衝突死幾十個人，在他看來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林彪對蘇聯沒有多少好感。他在抗日戰爭後期和建國初期先後兩次去蘇聯治傷和養病，都留下一些不愉快的記憶。我給他當秘書四年，隻聽他提過一次蘇聯人，而且隻是那麽一句話。那是1966年國慶節後，我駐蘇使館向國內報告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的情況。使館反映，蘇聯高層對我正在開展的“文化大革命”普遍感到難以理解。出席我招待會的官方代表僅是國防部副部長羅托夫大將，此人對我尚算友好，羅托夫私下對我使館代辦說，中國正在開展“文化大革命”看來很亂，但我相信中國同誌控製形勢的能力，能夠控製住局勢就好。我給林彪講了這情況後，林彪說：“羅托夫當過蘇聯派駐中國的專家組長，這個人我認識。”對於現在的蘇聯，他所知更少。
林彪看到了蘇聯的核威脅，但並不把它看得多麽嚴重，因為他向來崇尚“人的因素第一”，也更信賴由他倡導、並已被中印邊境“反擊戰”的實踐證明了的所謂精神原子彈的威力。對正在變化著的外部世界，他由於長期脫離實踐，幾乎處於漠然無知的狀態。但他在外敵麵前，從來不缺少自信。
因此，在對國際風雲變幻的觀察上，林彪遠不如周恩來那樣敏銳和機智，更難以做到像毛澤東那樣審時度勢，當機立斷。這不是由於他缺少這方麵的天才，而是他正處於外人難以想象的病態。
1969年8月底，我情報機關獲得比較準確的信息：蘇聯軍方確實正在積極謀劃對中國實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襲擊。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甚至透露得更加真實而具體。它是這樣寫的：
“據可靠消息：蘇聯打算運用中程巡航導彈，攜帶幾百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的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這一則報道是真？是假？亦或是美國想對付蘇聯而故意打出的“中國牌”？一些專家難以斷言，但它確實幫助中國的最高決策層繃緊了神經。如果說原來還對蘇聯的某些“鴿派”人物有一絲幻想，那麽此時此刻已經完全恢複了警覺和清醒。
中國高層緊急行動起來，研究對策，以防患於未然。
9月2日，越南勞動黨主席胡誌明主席去世。蘇聯本來已派出一個副總理級的代表團到了河內，但柯西金聽說周恩來總理到了河內，他想與周恩來“對話”的欲望又重新在心頭湧起。為此，他取消了當天下午與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日本外相的會見安排，立刻乘專機飛赴河內。但當他的專機在河內機場降落之前，周恩來已飛回中國了。周恩來走後，中國新派來的黨政代表團團長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
對於柯西金正在扮演的角色，中國人從上到下都充滿懷疑。他的“微笑外交”大半可能是笑裏藏刀，說不定就是蘇聯對中國進行所謂“外科手術式核襲擊”前故意放出的煙幕彈。
周恩來為了躲開柯西金而提前離開了越南，但柯西金想麵會周恩來的願望仍然如饑似渴。他參加了胡誌明主席的國葬儀式後，仍然留在河內沒走。他通過我駐越使館轉報我國，希望在回蘇聯時取道北京，以便能有機會和周恩來總理會晤一次。我駐越使館將柯西金的願望及時報告了國內，柯西金急切地等待中國方麵的答複，但他催問了幾次，我駐越使館的回答都是：“已報國內，尚未接到覆示。”
柯西金想以蘇聯第二號人物的身份在北京降落並與中國領導人會麵這一舉動，決非是僅屬外交禮儀之類的例行公事。但他大概不了解中國的決策所必需的複雜程序：駐外使館給中國外交部，外交部行文報給主持外事工作的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又需行文向最高統帥毛主席和副統帥林彪請示最後由毛主席拍板定案。這些必經的決策程序靠的又是傳統的“手工”方式，如此輾轉，兩天的時間過去了。
毛澤東主席早有“凖備談判”的暗示，現在又看到了蘇聯方麵有意探試中國虛實的機會，當即拍板同意：可以讓柯西金路經北京，周恩來可以和他打打交道，但隻限他在機場作短暫停留，不能讓他走進北京城內。
我國最高層的覆電傳到河內時，柯西金的專機已經在回國途中。他等了一兩天，仍不見中國的答複，他懷著失望的心情拔腿走了。
柯西金是從“南路”航線從莫斯科飛往越南的，他現在照原來的路線飛回去。先經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領空，又經阿富汗，繞了半個圈子飛到蘇聯塔吉克共和國首府杜尚別，這時他才得到回音：中國周恩來總理同意和他在北京機場舉行一次會晤。於是他又繞道蘇聯遠東地區的伊爾庫茨克，從那裏直飛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貴賓室與周恩來舉行了1小時40分鍾的會晤。
會晤結束後，我外交部及時將會晤記錄印成文件分報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員。
我將會晤記錄的內容要點講給林彪聽。會晤的氣氛時緊時緩，雙方唇槍舌劍，但總的看是誠懇而友好的。會晤的成果是雙方達成諒解：暫維持邊界現狀，盡力防止武裝衝突，並就此舉行一次副外長級的談判，以求進一步解決邊界問題上的分歧。
林彪聽後毫無反應。給我的感覺是，他根本不相信蘇聯人的那套外交辭令，甚至懷疑柯西金是在帶著“鴿派”的假麵具，是想重溫一年前蘇聯士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舊夢。
1968年8月的一天晚上，蘇聯的一架軍用運輸機飛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機場收到了這架飛機要求緊急降落的無線電訊號，理由是飛機發生了機械故障，需要落地修理。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是蘇聯的盟國，對“老大哥”的這種要求當然不會拒絕。機場打開了夜航導航燈，讓飛機安全降落。但從飛機上下來的並不是善良的和平使者，而是七十多名荷槍實彈的土兵——蘇軍特種部隊的突擊隊員，他們迅即占領了機場。此後，又有數百架蘇軍飛機先後在機場降落。夜深後，蘇軍大批兵力向捷克縱深長驅直入，很快，就武裝占領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蘇軍逮捕後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聽蘇聯的“指揮棒”。
一年前蘇聯演出的這一出醜劇，在林彪的腦海裏記憶猶新。“大鼻子”的話說得再好聽，他也決不相信。
臨近196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周年大慶，林彪更是忙碌萬分。一向怕風、怕光、怕這怕那的他，此時也都顧不得了。他受毛澤東主席委托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又身兼責任很重的國防部長，他想要盡到自己的責任。幾十年不打仗了，他的手也有些發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