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都說“以權謀私”、“以職謀私”，但卻忽視了另一種謀私手段以“左”謀私。
我們來看曆史。康生的發跡並非因為是“官二代”，主要始於1942年在延安搞的那場“搶救失足者”運動。因為此，他很快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柯慶施可謂是從領袖言論中領悟意向的“神人”，以在“潘楊事件”、“胡風事件”中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作為和在廬山會議上準確把握領袖的脈搏的“政治素養”，這位“好學生”差點將國家總理取而代之。至於張春橋、王洪文如何發跡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也無不靠製造一係列極“左”活動而大撈政治資本。諸如此類，正如史學家李喬先生所說的，這叫“左得利”。因“左”傾而撈得一頂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有“左遷”一詞意為降職，而於今正相反因“左”而升遷。
現今公然打著革命旗號要批鬥誰，舉著革命的高帽要壓倒誰，已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浪潮所淹沒，被建設“”的旋律所和諧。但這決不能說以“左”謀私的市場就已消失，有些“革命同誌”早已調換了“左”的方式。比如，在一個新理論提出之初，一個新精神下達之始，他們的響應比誰都迅速，行動比誰都積極，不辨是非，囫圇吞棗，有沒有弄懂先來個搶先表態，辨沒有辨清早來個遵照執行。就是要讓上麵看到他這個人永遠是“革命的急先鋒”，永遠都是那麽高調做事。對於這樣的人，組織能不重視麽?和諧社會
僅僅自己“左”是不夠的，有時還需要以打擊“右”作為墊腳石。比如風聞某人與上級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論，或寫文章偏離了“左”的調子，他們或充當告密者，或毫不遲疑地直撲上去，猶如瘋狗一般一陣狂撕亂咬。如此這般，其勇於革命的豪情就出來了，愛憎分明的政治立場就出來了，在革命隊伍裏的可靠性也就出來了。對於這樣的人，組織不重用他們又重用誰呢?
終於爬到了高位，可他們真的是要為革命做貢獻嗎?如果我們以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這些人中，無一不是以此來謀求更多的利益。權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標準更高了，謀取私利的麵也更廣了。他們與那些從來不講冠冕堂皇理論的打家劫舍者並無二致，送多少禮金，來之不拒;送多少財物，照單全收，甚至還要借助手中權力安插子女、蔭庇子孫，對他人實施敲詐勒索。
還是馬克思說得好：“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使自己出醜。”保持“左”行的人不僅有思想，而且有著與眾不同的“深刻思想”。對他人，他們似乎不食人間煙火;對自己，他們比誰都看得明白，如意算盤比誰都打得精明。中國社會的快車許多時候都是偏“左”而行，現實告訴人們，寧“左”勿右，“左”比右好。如果說拿錢買官已是一種投資手段，那麽“左”則是為升遷而做的一種精神和智力投資，是一種無本而又可靠的政治買賣。這是謀求私利最頂級的智慧，是一切有廉恥之人、有良知之人所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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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常都說“以權謀私”、“以職謀私”，但卻忽視了另一種謀私手段以“左”謀私。
我們來看曆史。康生的發跡並非因為是“官二代”，主要始於1942年在延安搞的那場“搶救失足者”運動。因為此，他很快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柯慶施可謂是從領袖言論中領悟意向的“神人”，以在“潘楊事件”、“胡風事件”中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作為和在廬山會議上準確把握領袖的脈搏的“政治素養”，這位“好學生”差點將國家總理取而代之。至於張春橋、王洪文如何發跡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也無不靠製造一係列極“左”活動而大撈政治資本。諸如此類，正如史學家李喬先生所說的，這叫“左得利”。因“左”傾而撈得一頂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有“左遷”一詞意為降職，而於今正相反因“左”而升遷。
現今公然打著革命旗號要批鬥誰，舉著革命的高帽要壓倒誰，已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浪潮所淹沒，被建設“”的旋律所和諧。但這決不能說以“左”謀私的市場就已消失，有些“革命同誌”早已調換了“左”的方式。比如，在一個新理論提出之初，一個新精神下達之始，他們的響應比誰都迅速，行動比誰都積極，不辨是非，囫圇吞棗，有沒有弄懂先來個搶先表態，辨沒有辨清早來個遵照執行。就是要讓上麵看到他這個人永遠是“革命的急先鋒”，永遠都是那麽高調做事。對於這樣的人，組織能不重視麽?和諧社會
僅僅自己“左”是不夠的，有時還需要以打擊“右”作為墊腳石。比如風聞某人與上級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論，或寫文章偏離了“左”的調子，他們或充當告密者，或毫不遲疑地直撲上去，猶如瘋狗一般一陣狂撕亂咬。如此這般，其勇於革命的豪情就出來了，愛憎分明的政治立場就出來了，在革命隊伍裏的可靠性也就出來了。對於這樣的人，組織不重用他們又重用誰呢?
終於爬到了高位，可他們真的是要為革命做貢獻嗎?如果我們以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這些人中，無一不是以此來謀求更多的利益。權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標準更高了，謀取私利的麵也更廣了。他們與那些從來不講冠冕堂皇理論的打家劫舍者並無二致，送多少禮金，來之不拒;送多少財物，照單全收，甚至還要借助手中權力安插子女、蔭庇子孫，對他人實施敲詐勒索。
還是馬克思說得好：“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使自己出醜。”保持“左”行的人不僅有思想，而且有著與眾不同的“深刻思想”。對他人，他們似乎不食人間煙火;對自己，他們比誰都看得明白，如意算盤比誰都打得精明。中國社會的快車許多時候都是偏“左”而行，現實告訴人們，寧“左”勿右，“左”比右好。如果說拿錢買官已是一種投資手段，那麽“左”則是為升遷而做的一種精神和智力投資，是一種無本而又可靠的政治買賣。這是謀求私利最頂級的智慧，是一切有廉恥之人、有良知之人所不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