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習仲勳冤案始末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9月24日至26日又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從北戴河會議起，遭到康生等人誣陷，被加上了“習仲勳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種種莫須有罪名，立案審查長達16年之久，製造了少有的株連數萬人的曠世文字冤獄，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終由黨中央予以徹底平反昭雪。

 

禍起蕭牆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會議議題是：討論有關包產到戶問題在內的農業、糧食、財貿、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到了8月5日、6日，毛澤東先是在華東、華中小組會議上開始吹風，繼而在大會上作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正式講話，接著又於9、11、13、15、17、20日的6次中心小組會議上多次插話，繼續闡發他的講話觀點。他把黨內一些認識的分歧，當作階級鬥爭的反映；把一些比較符合客觀情況的意見，看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言論，斥之為“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由此，會議即轉為著重討論階級鬥爭和批判“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階級和階級鬥爭也自然成為即將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

習仲勳沒有參加北戴河會議。在此期間，他受周恩來總理委托，在北京主持召開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周恩來還特別關照習仲勳在座談會結束以後，去北戴河休息一些日子。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於7月30日開始舉行，8月24日結束。會後，習仲勳即按周恩來安排到北戴河休息。

同一天，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結束。這時，習仲勳沒有想到，一場政治厄運正在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在剛剛閉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康生，開始給他羅織罪名，並把他和曾經共同馳騁西北戰場的彭德懷元帥與所謂“翻案風”聯係在一起進行批判。

習仲勳冤案的發端，是彭德懷向黨中央提出要求公正地審查和處理自己問題的長篇申訴。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遭到錯誤批判和處理，但在後來貫徹調整政策，為“反右傾”中被錯誤批判、打擊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的過程中，彭德懷問題沒有得到平反。劉少奇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會”上，講到為什麽要肯定廬山“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時說：“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是高、饒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91頁。）“都有國際背景”（同上），“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同上）。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毛澤東當時插話補充說，隻要不是裏通外國。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當他知道在會上再次受到批判以後，即拍案而起，連聲喊道：“誣蔑！誣蔑！”他不得不對強加給自己“裏通外國”這一莫須有罪名，進行辯解和申訴。4月16日，彭德懷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遞交了一封很長的申訴信，即所謂“八萬言書”。他不承認自己有“陰謀篡黨”的問題，不存在“彭德懷、高崗聯盟問題”；不存在“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問題；自己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的軍隊建設，不能得出“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結論”。8月22日，即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彭德懷再次致信毛澤東、黨中央，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問題。這兩封信又被認為是彭德懷利用當前國際階級鬥爭激烈的形勢和國內發生了困難而借機翻案，是向黨的新進攻。8月5日，毛澤東點名批評彭德懷：19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參加會議的一些同誌也認為，彭德懷逼著中央全會來討論他的問題，是向中央挑戰。由此引發起一場氣勢不亞於1959年廬山會議的對彭德懷所謂“翻案風”的激烈批判。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甚囂塵上的聲浪中，出人意料地又多出了一個雜亂的音符。

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同時結束。這一天，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康生，聽到了有關《劉誌丹》小說的匯報，即利用一些捕風捉影的材料，誣陷習仲勳“勾結劉誌丹的胞弟劉景範和劉的妻子李建彤，授意炮製反黨小說《劉誌丹》，為高崗翻案”。（習仲勳：《永遠難忘的懷念》，《習仲勳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4頁。）習仲勳是“翻案風”中又一個“掛帥人物”。當天，康生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信，說《劉誌丹》小說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096頁。），並要求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

由此，習仲勳的人生經曆開始了一段漫長的審查、批鬥、下放、關押和監護歲月。

 

一部小說辨濁清

 

1962年8月26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在北京舉行。習仲勳在北戴河休息了兩天之後，便回北京參加八屆十中全會。這時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對於康生在北戴河會議上已將鬥爭矛頭對準了自己的情況及其險惡用心，沒有絲毫的察覺和心理準備。

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先期重點討論了《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兩個文件，批評了所謂“單幹風”；接著討論了國際形勢和有關文件。9月6、7日，6個小組先後轉入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並把《劉誌丹》小說和習仲勳聯係起來，作為“翻案風”的另一個批判對象。

9月8日，“閻紅彥在西南組會議上首先提出小說問題，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誌丹》是習仲勳同誌‘主持’寫的，後來又說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傳劉誌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中心的問題，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全會‘總72號簡報’上登出，迅速引起了爆炸性轟動。於是，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同上）。

9月中旬開始，各組在批判彭德懷的過程中對小說《劉誌丹》也展開了批判，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打成“反黨集團”，進而又升級為“彭、高、習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又稱之為“習、賈、劉反黨集團”，說《劉誌丹》小說就是這個集團的反黨綱領。進而把習仲勳說成是“反黨大陰謀家、大野心家”，是“彭、高、習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

“這真是晴天霹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習仲勳：《永遠難忘的懷念》，《習仲勳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頁。）

在這種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情率直的習仲勳鄭重地向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與《劉誌丹》小說的來龍去脈。

《劉誌丹》小說的寫作時間要追溯至1956年之前，當時工人出版社把這部小說列為他們的選題計劃。並約國務院監察部主任監察專員後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副書記的李建彤來寫。由於李是劉誌丹胞弟劉景範的妻子，也是延安時代的老同誌，且有早期文學創作經曆，所以工人出版社認為請她來寫有許多的便利，特別是主人公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所以工人出版社認為作品題材重大，因而對作品的寫作抓得很緊，並派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副主任何家棟指導寫作。李建彤開始也有思想顧慮，認為這部書題目太大，思想、藝術上都沒有準備，特別是同劉誌丹相連的是一段複雜的西北革命鬥爭曆史怕拿不下來。習仲勳當時對以上情況還是聞所未聞。

李建彤為寫好這部作品，專門請了創作假，與工人出版社的編輯一起先後在北京和陝西走訪了300多位老同誌，在陝西省檔案館和西北黨校黨史資料室查閱了大量的曆史資料。作者知道習仲勳在土地革命時期曾擔任過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又是劉誌丹早年並肩戰鬥的戰友，便拜訪了習仲勳並講了工人出版社約寫小說《劉誌丹》的經過。習仲勳表示，“寫劉誌丹同誌的革命回憶錄我是同意的”。（同上）劉誌丹的革命活動可以作為片斷來寫，不要寫成大部頭的小說。

1958年，作者寫出以記述真人真事內容的《劉誌丹》初稿，繼而又改出第二稿。作者在工人出版社編輯幫助下，曆時三個春秋最終寫成了小說體裁的《劉誌丹》第三稿後，便送習仲勳審閱。

習仲勳對《劉誌丹》書稿非常慎重。他還特意把工人出版社總編輯、編輯室主任叫去談話。提出作品要注意思想性、政治性，要能夠表現“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把陝北寫成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戰的出發點”。（何家棟：《劉誌丹》小說寫作的前前後後，2005年3月18日。）習仲勳還當麵告訴李建彤：“寫這樣大部頭的小說可不是鬧著玩的，牽涉的問題很多，特別是涉及有關西北黨史上的許多問題，處理不好會引起意見糾紛，如果寫一些片斷的革命回憶錄豈不是更好！”（範民新：《十六年的苦難考驗》（油印稿），1996年6月15日。）但作者沒有認真接受習仲勳的意見，仍堅持要嚐試地寫出來。隨後，習仲勳還約請劉景範談話說：最好能勸勸李不要寫《劉誌丹》小說，她沒有參加過西北蘇區革命鬥爭，不是非常了解這段曆史情況，不一定能寫得好。你是劉誌丹的弟弟，建彤又是你的妻子，就是寫得很好，也很難避免引起對西北黨史分歧意見的爭論。特別是對於像高崗這樣的曆史人物，很難通過小說形式把握得準確。對此，我都有些犯愁，難道你們就沒有顧慮嗎？（範民新：《十六年的苦難考驗》（打印稿），1996年6月15日。）

劉景範聽了習仲勳的意見後，表示願意勸說作者改變想法，但又似乎有點為難地說：她非要寫，我也沒辦法。

1959年冬，習仲勳接到《劉誌丹》小說修改稿清樣，此時他已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政務工作異常繁忙。他在粗略閱讀了書稿後，仍然感到沒有把劉誌丹寫好，特別是書中涉及一些史實和功過是非問題，在老同誌中間存在著不同意見。習仲勳再次表示不同意寫《劉誌丹》小說。但李建彤還是強調說已收集了大量的資料，許多老同誌如王世泰、張秀山、馬明方、馬文瑞等都是讚同寫的。她已與工人出版社訂立了出版合同，工人出版社還派編輯幫助寫作。她仍請求習仲勳支持她脫產寫作。這時，劉誌丹的老戰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馬錫五也勸習仲勳支持《劉誌丹》的寫作。劉景範甚至頗動感情地說：“陝北的領導幹部死的死，壞的壞，《劉誌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習仲勳“因此改變了原來的態度，表示你們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習仲勳：《永遠難忘的懷念》，《習仲勳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頁。）

1961年春夏之際，李建彤又送來了小說修改後的清樣，習仲勳實在抽不出時間，即委托秘書田方詳細審讀並提出意見。田方說：“我是抱著滿腔熱情來閱讀這部小說的，小說主要描寫了劉誌丹童年及青少年時代的生活，從接受革命教育及參加革命活動開始，到創建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鬥爭過程；特別反映了大革命失敗後，劉誌丹和他的戰友們既要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又要和黨內‘左傾’盲動路線進行鬥爭，小說還表現了劉誌丹對毛澤東領導紅軍在井岡山開展遊擊戰十分敬仰，再三強調要學習毛澤東武裝割據的思想；小說還通過一位雙目失明的老太婆，為劉誌丹送雞蛋，撫摸劉誌丹雙手的動人情節，來反映革命領袖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係。還有劉誌丹見到黨內‘左傾’分子逮捕他的密令後，以大局為重，避免分裂，自動接受‘審查’，而被投入監獄、備受折磨等情節，非常感人。所以我讀完書稿以後，隻能對文字和一些技術性問題，提出了意見。”（田方：《習仲勳與劉誌丹的榮榮辱辱》（油印稿），1996年6月10日。）

習仲勳在聽取了秘書對書稿意見以後，先後兩次約請馬錫五和工人出版社的兩位編輯以及作者李建彤本人，就《劉誌丹》小說進行座談。馬錫五是歌劇《劉巧兒》中的“馬青天”馬專員的生活原型，與劉誌丹同為陝北保安縣（今誌丹縣）人，也是陝北革命早期領導人之一，比較熟悉陝北黨組織的曆史，在陝北的老同誌中享有威望。習仲勳約請馬錫五也參加座談，除了希望其能對書稿中某些涉及西北黨的曆史問題做出妥善處理外，還因為馬錫五也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便於和這位老同誌共同說服作者。習仲勳在座談中發表了意見。他說：寫這本小說的目的，主要在於“教育青年一代”，“把劉誌丹寫成一個成熟的革命家，堅持正確路線的代表。西北革命根據地是在以劉誌丹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的領導下，開展了兩條戰線的鬥爭，堅持到最後勝利。並把這個勝利寫成是全國革命鬥爭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習仲勳還說：“寫西北革命，要寫整個一個時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通過劉誌丹具體實現。‘左’傾冒險最後隻留下一個陝甘蘇區。二萬五千裏長征有個落腳點，以後又是出發點。沒有這個東西，就是沒有寫好。當然也有許多錯誤，但基本路線沒有大錯。最後是毛主席來了，不然也完了。”（範民新：《十六年的苦難考驗》[打印稿]，1996年6月15日。）習仲勳在談到高崗時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高崗的一些主張也是對的。但是，在書中最好不要寫他。

座談會以後，李建彤再次赴陝甘寧革命老區深入生活，並按照座談的意見，於1962年改寫出了《劉誌丹》小說第五稿，在送習仲勳等人的同時報送中宣部審查。《工人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這時已開始發表小說的部分章節。李建彤一邊廣泛征求意見，一邊作第六次修改，準備正式出版。習仲勳告訴李說，要將修改稿送給那些對西北黨史有不同意見的老同誌審閱，寧可在出版之前讓他們把意見講出來，發現問題還來得及修改，避免在出版後引出亂子。但是，李建彤有些急，說她已取得中宣部同意，中宣部副部長周揚還指定專人同她聯係，作經常性的指導。正巧習仲勳一次在北京長安劇院看戲時與周揚相遇。周揚說，看了李建彤寫的《劉誌丹》小說樣稿，覺得還寫得不錯，可以出版。習仲勳把周揚的原話告訴了劉景範、李建彤。劉、李自然是高興的。

“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不同意出版這部書，北戴河會議期間，他看到有些報刊已開始轉載小說部分章節。他一麵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麵報告康生。”（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5頁。）閻紅彥認為，書中反映的許多重要問題與曆史不符，便找李建彤談話，因為話不投機，發生爭吵。閻紅彥又從北京飯店打電話給習仲勳，問道：寫《劉誌丹》小說你是否知道?習回答說：在1960年以前我是不讚成寫這部小說的，後來同意了，並要李建彤將小說樣本送給有關同誌審閱，征求意見後再出版。習仲勳還建議閻再找李建彤談談。閻紅彥沒有再談，便一麵要求有關報刊停止連載小說；一麵報告了康生。康生獲此情況，如獲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準刊載小說。他並沒有看《劉誌丹》小說，卻武斷地認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而是反黨“政治綱領”問題，進而窮追不舍，立案審查。

1962年9月13日，習仲勳給黨中央寫信，堅決不承認小說《劉誌丹》是自己主持寫的，堅決不承認康生強加給自己的罪名。但這封信寫出後的第二天就在全會的簡報上刊登出來。他本想向黨中央說明事實真相，為自己洗雪不白之冤，不料卻招致批判的進一步升級。39年後，習仲勳秘書範民新回憶這一事情經過時說：“中秋節那天晚上，我正在中南海劃船，突然接到電話，讓我趕快去習仲勳家中。我去後看到劉景範、李建彤也在座，一起研究給黨中央寫信問題。習仲勳顯然對手裏的稿子不大滿意，就要我重新來寫。我按照大家商量的意見另起草了一封短信，習仲勳修改簽名後即送了上去。他當時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認為事情已經結束了。晚上跳舞時遇上了康生時，他特別說明小說不是我主持寫的。但康生隻是笑了笑，沒說什麽”。（範民新談話記錄，2001年6月6日。）

9月19日，在全會預備會上非常奇怪地公布了高崗的妻子李力群於1959年9月19日寫的揭發彭德懷、習仲勳問題的一份材料。這份長達萬言的材料是李力群給中央一份重點揭發習仲勳同高崗的談話內容的信，揭發材料編造了一係列不實之詞，涉及習仲勳的主要是有關“陝北救了中央”等問題，說習仲勳在談話中煽動高崗不滿。中央對這封信在當時並未予以理會，卻在時隔3年之後公布，它不僅加重了習仲勳的“罪責”，也預示著對習仲勳的批判和審查不會很快結束。

後來，《劉誌丹》小說重要當事人之一、曾任該書責任編輯的何家棟回憶說：第一稿出來的時候，是我們兩個人弄出來的，弄出來以後就送給習仲勳審查。其實何必去送他審查呢？現在想想，送給他審查就不大對，既然這樣的一個事，就應該叫他避點兒嫌疑，可是當時又送去了，而且習仲勳也覺得寫了這麽一本書還是不錯的，還認真地看了，提了些意見。他的意見雖然提得也沒有超出常規，因為他還是說要把陝北寫成長征的落腳點，抗戰的出發點，這實際上還就是毛主席的那些話。（何家棟訪談錄，2005年3月18日。）

 

文字冤獄“莫須有”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劉誌丹》小說問題進一步升級，批判“翻案風”浪潮甚囂塵上，一個現代文字冤獄的鑄成已經在所難免。習仲勳後來回憶說：“在全會上，那個‘理論權威’（理論權威，指康生。）欺騙和煽動一些人向我發動攻擊，各種莫須有的帽子，一齊向我拋來，在這種情況下，使出席全會的同誌一時無法明了事實真相。”（《習仲勳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頁。）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與會人員也不得不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分析和看待《劉誌丹》問題，會議的氣氛處於異常緊張和扭曲狀態。習仲勳的辯解和發言被視為“不老實”、“和黨對抗”，而違心承認又招致沒完沒了的追逼批判。習仲勳在無所適從的情況下，找到周恩來，表示向全會請假。他說：“我最好不再參加會議，讓我好好想想問題，花點時間準備一下，檢查我的錯誤。”（《習仲勳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頁。）

習仲勳的請求，得到了中央批準。

但是，八屆十中全會並沒有因為習仲勳的離開而減輕對他的批判。9月24日上午，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式開幕，毛澤東發表講話時，收到了康生遞的一張條子，上麵寫道：“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便在講話中念了這張條子，接著說，“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輿論，要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他講道，1959年八屆九中全會勝利粉碎了彭反黨集團向黨的進攻。十中全會又一次揭露彭反黨活動高饒反黨分子成員習仲勳。又說：“利用小說反黨，是康生發現的。”（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6頁）毛澤東這些講話不但對十中全會作了錯誤的導向，而且在以後的數年間，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林彪、“四人幫”集團奉為批判“文藝黑線”、扼殺文藝作品、製造現代文字冤獄的“最高指示”，嚴重影響了文化藝術事業的繁榮和發展，進而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領域，釀成了一場空前的民族災難。

9月24日，即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召開的第一天，康生建議並經會議決定：彭德懷、習仲勳、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5人是被審查的主要分子，在審查期間，沒有資格參加會議，國慶節也不上天安門。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將彭德懷、鄧子恢、習仲勳三人的案情定為當前階級鬥爭的三個重大事件。9月27日下午，中央全會正式通過決議，分別組成“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和“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由康生任主任，安子文、張達誌、王恩茂、劉瀾濤、張德生、楊植林、楊靜仁、王世泰為委員。委員會設立常務委員會，由康生、安子文、劉瀾濤組成，下設辦公室，安子文負責。專委會成立後立即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也是僅有的一次全體會議。康生在會上發表講話說，專委會的主要任務是：全盤審查研究習仲勳反黨集團的活動，在適當時機作出報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會討論。“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發表意見的人不多。”（劉瀾濤寫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1日。）專案審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與被審查者本人見麵的秘密審查形式進行。

全會在揭發批判的基礎上，初步為這樁文字獄所羅列罪狀的主要內容是：《劉誌丹》小說是“偽造黨史”，把陝甘邊寫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和“正統”；小說“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劉誌丹思想，企圖以他們的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小說中的“羅炎、許鍾寫的就是高崗、習仲勳”，因而是“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隨即，該書的作者李建彤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習仲勳被宣布停職檢查。

會後，專案審查委員會指定專人清查清理習仲勳辦公室文書檔案，習仲勳按規定將所有文件包括曆次參加會議的筆記等，全部上交中央。

這場猝然而來的災難，使習仲勳陷入極端苦惱之中。他回到家中後，整日沉默不語，暗自傷神。這時，周恩來和陳毅受黨中央、毛澤東委托，找習仲勳談話。陳毅快人快語，首先寬慰道：“我犯的錯誤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來。”（習仲勳：《永遠難忘的懷念》，《人民日報》1979年4月8日。）周恩來拉住習仲勳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黨中央、毛主席對你是信任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誌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習仲勳：《永遠難忘的懷念》，《人民日報》1979年4月8日。）周恩來、陳毅一番飽含深情的話語，在習仲勳的心頭猶如一縷春風拂動，頓時禁不住流下兩行熱淚。

“總理，您放心，這點我還不會。我準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習仲勳誠懇地向周恩來表示了自己的決心。

彭德懷沒有出席八屆十中全會，但是當他聽到在全會上也以“翻案風”批判了習仲勳等人時，心情異常沉重地對妻子浦安修說：“怎麽他也出事了，我的問題怎麽把他也連累了。”（習近平談話記錄，1996年12月24日。）

 八屆十中全會在激烈批判習仲勳“利用小說反黨”的同時，也指示中宣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集中搜集一批反黨文藝作品迅速上報，一時形成了會內會外到處抓“反黨小說”的浪潮。中國作協黨組也不例外地進行刊物雜誌檢查，並決定把一批“毒草小說”報到中央全會，其中包括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的短篇小說《訪舊》和《月夜清歌》。中宣部還根據康生的指令，追查習仲勳曾批示“同意發表”，刊載於1962年《紅旗飄飄》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憶錄《古城鬥胡騎》。康生說，回憶錄所寫的地下黨機關，實際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會外即提出這是習仲勳“利用寫回憶錄進行反黨活動”的又一嚴重事件。

 對《劉誌丹》小說和習仲勳的專案審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也未結束。1965年春，黨中央決定將彭德懷、習仲勳兩個專案委員會合並，統一工作。同時決定成立西北調查組，機構設在西北局機關，對外稱中央組織部調查組，由西北局一位副書記任組長。調查組集中調查核實習仲勳所謂的“反黨活動”。同時，陝西省委和甘肅省委也相應成立調查組，協助工作。這個調查組工作了一年多時間，於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離之前，調查組就習仲勳專案問題，向西北局書記處作了匯報，提出了極為錯誤的意見。調查組認為：習仲勳在西北地區執行了投降主義的路線，對資產階級上層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階級鬥爭”。編造出習仲勳在高崗死後沒有停止活動，要做高的忠臣，與台灣陳建中有聯係等莫須有罪名。甚至提出了習仲勳不僅是反黨集團的頭子，而且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應該依法懲處的意見。（劉瀾濤寫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這些意見雖然未被中央所采納，但是，卻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夥同林彪、“四人幫”對被審查的人進行了更嚴重的摧殘，並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連。“因此而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幹部和群眾就更多了。

習仲勳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因《劉誌丹》小說遭康生誣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殘酷迫害，直到1978年複出工作，被審查、下放、關押、監護蒙冤受屈達十六年之久。1963年他作為中央黨校的特殊學員，單獨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處叫“西公所”的地方，閉門思“過”，接受審查。1965年12月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參加車間生產勞動。1967年1月，他被西安紅衛兵非法帶到陝西，在西安、閻良、富平等地，遭受批判鬥爭、遊街示眾十餘次，身心受到極大摧殘。1968年1月，在周恩來過問下，由北京衛戍區“看管”，度過了漫長的八年“監護”歲月。1975年5月，又被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繼續接受審查，直至1978年2月中國共產黨開始“撥亂反正”之時。

 

冰消雪化待有時

毛澤東沒有看過小說《劉誌丹》，但是由於他的一句話，直接導致了小說《劉誌丹》冤案的發生。他後來曾講：“仲勳是個好同誌，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麽問題！那本小說還沒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話，把問題弄大了。我那次說的話是泛指。”（習仲勳：《永遠難忘的懷念》，《人民日報》1979年4月8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批示重新審查此案。中央組織部對小說《劉誌丹》案進行了複查，並於1979年7月14日向黨中央寫出《關於為小說〈劉誌丹〉平反的報告》，《報告》提出：（1）李建彤寫小說《劉誌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約稿，並非康生說的“蓄謀已久”，同習仲勳沒有關係。（2）習仲勳隻是在1960年向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的同誌談了兩次他對《劉誌丹》稿樣的意見，除此，對小說創作沒有過問過，康生說習仲勳是此書的主謀、“第一作者”是沒有根據的。習仲勳兩次談話內容也是正確的，康生說習企圖在小說中把陝甘邊寫成“中國革命的正統”和“中心”，作為“篡黨篡國的綱領”，全屬誣陷不實之詞。（3）習仲勳在被審查時向黨說明真相，不承認康生強加的罪名，這是實事求是的表現，也是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更不應該以此定案。報告認為這部小說“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鬥爭曆史的小說。”“把這部小說定作毒草的4點理由是和小說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劉誌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麽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勳、劉景範、李建彤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反黨集團。’習仲勳同誌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是什麽反黨陰謀集團活動”。這個案件“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錯案。”黨中央於8月4日批轉了這個報告，並指出：“中央決定，為小說《劉誌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誣陷的習仲勳等同誌一律平反昭雪。”（《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曆史大事記》，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6頁。）

為了更嚴肅慎重處理好這一株連甚廣的政治文字冤獄，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組織部對這一曆史遺留案件進行了複查，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純屬不實之詞。強加給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的反黨罪名應予推倒，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對因此案受株連迫害的幹部群眾，均應予以平反，恢複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