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第１版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３日清華大學黨委傳達毛澤東對劉冰來信的批示開始的。它是在“四人幫”煽動下由毛澤東發動的一場錯誤運動。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當作“走資派”打倒。後來毛澤東對鄧小平重新表示信任。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決定恢複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１２月，中共中央遵照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總參某長，參加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在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①
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麵對的是“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幫”給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麵造成的嚴重破壞，特別是自１９７４年以來江青、姚文元等人提出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使國民經濟更加陷入混亂的局麵。為了扭轉這種形勢，鄧小平從１９７５年３月開始對黨政軍和工業、農業、交通、科技、文教等各條戰線進行整頓。經過短短幾個月時間的整頓，全國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
１９７５年７月４日，鄧小平在對中央讀書班第４期學員所作的題為《加強黨的領導，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中，提出了三項指示為綱，強調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說：“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誌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係，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②
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是把發展國民經濟放在首要的戰略地位，這無疑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正。而對經濟、技術、文教等各部門的全麵整頓，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實行的許多錯誤政策，不能不逐漸發展為對這些錯誤政策的全麵係統的糾正。尤其是１９７５年經濟戰線上所發生的明顯轉機，又有力地證明了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是錯誤的。同時，也啟發了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開始認真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種變化，觸怒了“四人幫”，而毛澤東也不能容忍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全麵糾正。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根本原因。“四人幫”利用了毛澤東這種心境興風作浪，製造事端。
１９７５年８月，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毛澤東對《水滸》一書的評論，發動了一場所謂“評《水滸》”運動。大批“投降派”，影射攻擊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１０月，王洪文向毛澤東匯報說：“７、８、９三個月，謠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誌。謠言來自北京。”這時，毛澤東病情加重，由毛遠新擔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③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攻擊鄧小平。從９月底以來他多次作了這樣的匯報。毛遠新向毛澤東反映說：“今年以來，在省裏工作，感覺到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１?文化大革命怎麽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２?批林批孔運動怎麽看，主流、支流，似乎遲群、小謝講了走後門的錯話幹擾，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說兩句，但陰暗麵講得一大堆。?３?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不需要繼續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提了。農業、財貿戰線也有類似問題，教育革命主流、成績是什麽?……文藝革命主流支流……等等，總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劉少奇、林彪的路線，批判了１７年中各條戰線的修正主義路線還應不應該堅持下去。”“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１９７２年借批極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時還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誌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三項指示為綱”，“其實隻剩下一項指示，即把生產搞上去了。”“擔心中央，怕出反複。”這些話很有分量，它對不允許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有很大的影響。
１１月２日，毛澤東肯定了毛遠新上述看法，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文化大革命犯了兩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麵內戰”。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澤東要毛遠新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開會，把他的意見全講出來。並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遠新當即照辦。鄧小平提出異議說：“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對９號文件以後的評論，遠新同誌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昨天?指１１月１日?晚上我問了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是怎樣，主席說對鄧小平的抗爭是正確的。④
１１月３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吳德傳達毛澤東對經由鄧小平轉交的、該校黨委副書記劉冰等４人反映該校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麵問題的信的批示。毛澤東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頭爭的反映。”以傳達這個批示為起點，開始了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清華大學開展了所謂“教育革命大辯論”。
１１月１２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了有１７００多人參加的擴大會議。１８日，又召開了全校大會，揭發、批判劉冰和周榮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實際上矛頭對著鄧小平。會後，清華大學”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貼滿了校園。北京大學也相繼貼出大字報，公開點名批判周榮鑫、劉冰等。北京和一些省、市奉命組織幹部、群眾到清華、北大看大字報，兩校的大字報迅速在各地不少學校傳抄張貼，一些學校相繼開展了“教育革命大辯論。”
１１月２０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批評。毛澤東希望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三分缺點，七分成績”。鄧小平婉拒。他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鄧小平在原則上不讓步，對他的批判逐步升級。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鄧小平的工作，毛澤東則讓他“專管外事”。
１１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有１３０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的老同誌參加的“打招呼會議”。會上宣讀了毛澤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講話要點》轉達了毛澤東對劉冰信件的批示，並且說：“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對此開展辯論“是完全必要的”。《講話要點》還說：“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這就正式提出了“反擊右傾翻案”的問題，此後，運動逐漸擴大到全國，持續九個月的整頓工作被迫中斷。
１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各大軍區黨第一記書，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的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黨委第一書記，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通報了打招呼會議情況，轉發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要求在黨委常委中傳達討論。
１２月１日，《紅旗》雜誌第１２期發表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人民日報》１２月４日轉載，文章說：“最近，教育界有一種奇談怪論，說什麽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因而‘就是要扭’。這無非是說，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問題很明顯，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還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複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製度?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實質，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錯誤思潮，分清路線上的大是大非，繼續鞏固和發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強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這是第一篇有影響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
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報告說：“今年七、八、九三個月，社會上政治謠言四起，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教育部周榮鑫同誌到處講話，製造和散布種種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反對毛主席的教育路線，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並且直接插手劉冰等人的誣告信。”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發展”。中共中央的批示認為這個《報告》很好。《報告》下發後，“教育革命大辯論”即推向全國。
１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一份《外交通報》，即張春橋向阿爾巴尼亞人士介紹當前“教育革命大辯論”的談話。張春橋說：“現在爭論的頭一個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以前１７年的教育怎樣估計。”這１７年是“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但是，有人說，這１７年很好，那個時候倒是馬列主義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來，學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質量降低了，在課堂上課少了，大學生不如以前中學生讀書多。”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總理逝世。２１日和２８日，毛澤東先後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於２月３日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２月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內外群眾。２月６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１９７５年７月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報告。
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華國鋒代表黨中央講話：“當前，就是要搞好批對，批鄧小平同誌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對鄧小平同誌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⑤會上傳達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自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多次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毛主席重要指示》，經毛澤東審閱批準。其中說：“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的。”“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麵。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麵內戰。“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當時，許多人思想不通，轉不過彎子。會上根據《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精神，開展了對鄧小平揭發、批判，解決“轉彎子”的問題。在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投降帝國主義”。３月２日，江青擅自召集１１個省、區會議，大罵鄧小平。她說：“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的很多”，“他是個大漢奸，現在已經走得很遠了”，鄧小平是“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要共同對敵，對著鄧小平。”３月３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轉發了毛澤東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講話，要求組織團以上幹部學習。同日，中共中央轉發了華國鋒在中央會議上的講話。從此，在全黨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
為了大造輿論，“四人幫”授意並親自審定發表了大批文章。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梁效的《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２月１日《紅旗》雜誌第２期發表了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和遼寧大學大批判組的《不許為修正方義教育路線翻案》，２月６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２月２９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３月１日《紅旗》雜誌第３期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池恒的《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３月３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３月２５日《文匯報》發表了《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４月１日《紅旗》雜誌第４期發表了苗雨的《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和程越的《一個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４月３日《人民日報》發表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翻案複辟的自供狀——評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授意炮製的一篇文章》。這些文章把鄧小平主持的各條戰線的整頓都誣蔑為“右傾翻案風”，鼓動在各個方麵開展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把“文化大革命”前１７年的學校和教育說成為資產階級統治效勞的“舊學校”、“舊教育製度”，提出要“粉碎這股複辟１７年舊教育的右傾翻案風，徹底摧毀舊學校”；把鄧小平關於提拔著名科學家到領導崗位的正確意見批判為“專家治所”、否定黨的領導的投降主義言論”；把鄧小平根據毛澤東關於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提出的正確意見，攻擊為文藝界“黑風”的風源，為１７年修正主義黑線和舊文化部“楊幡招魂”；把“三項指示為綱”說成“翻案複辟的政治綱領”，“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把鄧小平提出的以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全黨今後２５年內的一個根本任務批判為鼓吹“唯生產力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把鄧小平誣為“不肯改悔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甚至公然把周恩來打成“走資派”，說什麽“孔老二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還論證了“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並宣稱：“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完全錯誤的，是不得人心的。在這個運動衝擊下，破壞了各條戰線整頓後出現的較穩定的局麵。整頓中提出並施行的許多正確的政策和措施受到錯誤的批判，已經糾正的錯誤政策和錯誤作法，又被恢複了。一大批堅決執行整頓方針和執行正確政策的領導幹部再次受到打擊，而在整頓中被撤職或調離的派性嚴重的人和造反派頭頭又被重用，重新掌權。一些地區武鬥重起，停工停產，一些鐵路樞紐陷入癱瘓。全國再度陷入混亂。這個運動，使正氣下降，邪氣上升，是非顛倒，真偽不分，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因此受到廣大幹部和群眾各種不同形式的抵製，使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四人幫”反革命的真麵目。
４月５日，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群眾性的抗議運動，聲討了“四人幫”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篡黨奪權的罪行。可是，這個正義行動，卻被打成“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鄧小平被打成“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
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後一個決議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對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５月１６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聯合發表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紀念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通知〉１０周年》的文章，再次強調了“文化大革命”理論的正確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攻擊鄧小平，宣傳“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錯誤理論。文章說：“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就是這次大刮右傾翻案風，直至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掛帥人物。”“‘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翻案複辟的政治綱領。這個修正主義綱領，宣揚階級鬥爭熄滅和唯生產力論，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否定黨的基本路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鄧小平妄圖把它作為今後長時期‘各項工作的總綱’，強加於全黨、全國人民，為全麵複辟資本主義開辟道路。”“‘全麵整頓’是鄧小平翻案複辟的行動部署。……所謂整頓，其實質就是資產階級整無產階級，就是資本主義複辟。”
在此前後，中央報刊上相繼發表了梁效的《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４月２８日《人民日報》、程越的《一個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４月５日《人民日》?、池恒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紅旗》雜誌第５期?、梁效的《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５月１８日《人民日報》、方剛的《走資派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紅旗》雜誌第６期?、高路、常戈的《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紅旗》雜誌第７期?等許多“大批判”文章。實際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為“四人幫”所掌握，報刊上發表的上述帶有全麵指導性的“批判”文章，都是張春橋、姚文元直接組織、授意、審定的，完全按照”四人幫”的理論觀點和政治意圖進行。
８月，江青等人把未定稿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作為反麵材料，誣之為“三株大毒草”，在全國發動批判運動。根據江青等人的意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輯出版了《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意綱?》、《評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評〈關於科技的幾個問題〉》三個冊子，在全國各地發生了９０００萬冊。同月２３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住要害深入批鄧》掀起批判所謂“三株大毒草”的新浪潮。社論把三個文件誣為“三株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把《論總綱》說成是兜售“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是“複辟資本主義的政治宣言”；把《若幹問題》說成是“洋奴買辦的經濟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的寫照，名為加快工業發展，實為加快資本主義複辟”；把《幾個問題》說成是反對無產階級在整個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的“一個修正主義標本”。從８月１３日至１０月，僅《人民日報》發表的批判所謂“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訊就有１１０篇之多。但是，出乎江青等人的意料，三個文件受到很多人的讚許，他們發動的批判受到幹部和群眾的廣泛抵製。
９月中旬至１０月初，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有計劃、有預謀地偽造了一個“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主席的臨終囑咐，加緊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１０月１日，江青到清華大學講話，誣蔑鄧小平“迫害毛主席”，說：“我在主席逝世後的第一個中央會上，就控訴了鄧小平，要開除他的黨籍。”正當“四人幫”得意忘形四處活動加快奪權的步伐時，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消息傳開，舉國歡騰，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偉大的曆史性的勝利。至此，１０年內亂的“文化大革命”結束。
粉碎“四人幫”以後，本應立即停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錯誤運動。但是，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堅持“左”的立場和貫徹執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仍一再號召繼續進行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１０日８日至１５日，華國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上，提出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號召廣大黨員幹部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他仍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
１０月２６日，華國鋒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說：當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這是他第一次提出“兩上凡是”的錯誤方針。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和政治形勢，並部署當年的工作任務。華國鋒在１４日會議上的講話中仍然認為：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他說：“現已查明，有那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誌，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會上，陳雲、王震等同誌，抵製了華國鋒的錯誤，鄭重提議要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華國峰加以壓製，不讓陳雲、王震的發言刊登會議簡報。但他們堅持原則，反映民意的舉動得到與會同誌的讚同。
４月１０日，鄧小平給中央寫信，針對“兩個凡是”是錯誤觀點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５月３日，中共中央轉發此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５月２４日，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７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在北京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複了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觖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為鄧小平平了反。至此，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就成了曆史的陳跡。
注釋：
①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第３８５頁。
②《鄧小平選集》?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第１２頁。
③何理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檔案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第３１９頁。
④《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５５１—５５３頁。?
＊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第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