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成員的命運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增減錄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增減錄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名單為：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達通知，決定陶鑄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同日，中央補發通知，通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共14人：組長：陳伯達；顧問：陶鑄、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以後又補充4 名組員：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此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不斷減少。 

      1966年8月底尹達因“反動學術權威”而消失。
      1966年9月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而消失。
      1966年10月穆欣因“黑手”而消失。
      1966年12月王任重因“離職養病”而消失。
      1967年1月劉誌堅因“叛徒”而消失。
      1967年初陶鑄成為黨內第三號走資派而消失。
      1967年初謝鏜忠在文革中受到衝擊而消失。
      1967年秋王力、關鋒、戚本禹因“反黨亂軍”而消失。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最後五位成員，也全部進入了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複了正常活動，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自中共九大之後已名存實亡。

轉自 中國軍政要網
http://www.jjzy.cn/bbs/read.php?tid=33604


中央文革小組的19名正式成員

       1966年3月29日，毛澤東在上海對康生、江青、張春橋說：五人小組要解散。4月9日北京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鄧小平主持，周恩來、彭真、康生等人參加。12日會議結束，決定撤銷“五人小組”。 

    2月12日鄧小平簽發的那份中央文件“匯報提綱”（也稱“二月提綱”）成為批判對象，所以4月中旬的書記處會議決定，起草撤銷“匯報提綱”的通知，參與起草人有康生、陳伯達、吳冷西、王力、姚臻等人，陳伯達為主。這些人在北京，是否可以說這幾位起草人有點中央文革小組的雛形？ 

    王力寫了個簡單的通知，毛澤東不滿意，陳伯達同康生、吳冷西、姚臻等人商議，重新起草。周恩來4月12日報送到杭州。 

    拿到草稿，毛澤東14日首先致信江青：“送上北京來件二份，請你們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請康生、伯達諸同誌於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們共同討論一次，然後由康生、伯達二同誌於十六日夜間來此地作報告，最後定案。” 

    同日領袖再致信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請康生、伯達同誌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組同誌於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等等。 

    按照毛澤東指示，4月16日為常委擴大會議準備文件的起草小組正式在上海成立，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吳冷西、張春橋、王力、關鋒、穆欣、戚本禹、尹達、陳亞丁。14日領袖致周恩來等人的信中，已經有了“起草小組”的名稱，這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 

    16日同一天，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杭州召開，毛澤東主持。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葉帥、聶帥，陳伯達、還有幾位中央局負責人參加。4月20日，劉少奇、陳毅結束在國外的訪問，匆忙趕到杭州出席會議。 

    毛澤東對陳伯達起草的文件共修改了8次，這就是“516通知”。會議決定開展文化大革命，改組北京市委，成立中央文革小組。 

    4月24日，常委擴大會議基本通過文件，決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隸屬政治局常委，這時該小組隻定了一個光杆司令陳伯達。4月杭州會議具有決定性。

劉少奇5月4日在北京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杭州沒有參加，周恩來、鄧小平陪謝胡參觀大慶、上海，也不在北京。周恩來7日返京，16日參加會議。 

    5月13日，通過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決定和成員名單，這隻是走程序而已，4月杭州會議已經基本定盤。28日中央正式發出中發[66]281號文件，公布小組成員名單。 

    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中央文革小組中，王任重是中南局第一書記。張春橋是上海市委書記，算華東局的人。中央決定，另外4個中央局也要有人參加文革小組。 

    6月9-12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問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陶鑄等人出席。估計就在這個會議上確定增加5人為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員。 

    6月13日，通知北京市委書記兼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郭影秋代表華北局參加文革小組。隨後，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代表西北局，西南局宣傳部長劉文珍，吉林省委書記鄭季翹代表東北局也進入小組。 

    中央6月13日通知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任中宣部副部長，代表中宣部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這應該是陶鑄的意見。他14日從長沙趕往上海。 

    6月13日任命的5名小組正式成員，沒查到中央相關文件。 

    因為江青一直在上海、杭州等地，6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已知出席的有：陳伯達、康生、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張平化、謝鏜忠、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姚文元共13人。王力沒參加會議，郭影秋等4人是否出席不清楚。 

    8月2日中央發出中發[66]392號文件，陶鑄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至此，中央文革小組先後共有19名正式成員。 

    還有一位不是正式成員的特殊負責人，那就是周恩來。 

    8月30日，中央發出439號文件：陳伯達生病或外出，江青代理文革小組長。 

    中央文革小組還有一些列席成員。1966年8月26日，江青在會上宣布：唐平鑄、胡癡、謝富治、汪東興、周榮鑫、曹軼歐列席中央文革小組會。對這幾位列席人員，在此不研究。

中央文革小組的19名正式成員，在整個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共同特點。 

    第一個共同點：都曾經是比較左的人。不同在於以後確定19人中有好人犯錯誤，還有陰謀家。 

    第二個共同點：19人先後都被拿下，都進過監獄或被關押。這一共同點，淋漓盡致體現出參與政治的黑色幽默。所不同的文革結束後，這19名正式成員，有的判刑批判，有的徹底平反。康生已去世，他開除黨籍，等同被關押審查。 

    文革初期最先下台的是郭影秋。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講話，指責彭真搞“二月兵變”，並說郭影秋知道。第二天（28日），學生們抓住他批鬥了4個小時。29日李雪鋒宣布撤銷郭的北京市委書記職務，他回到人民大學。 

    第二位尹達，7月他搬進釣魚台與陳伯達等人住15號樓。7月30日中央文革戚本禹要求中科院召開大會，會上的發言人批判尹達包庇壞人，8月底他被曆史所揪了回去。9月16日陳伯達在中科院講話點名批尹達。 

    這兩位，不是江青的人。 

    張平化在北京的時間不長，8月30日中央決定他重回湖南，也就慢慢脫離中央文革小組。陶鑄倒台他也被揪了出來。 

    按照領袖“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的指示，年底的12月27日，江青等人開會批判王任重，他從中央文革小組中消失。 

    1967年1月4日，陶鑄被點名批判出局，同一天出局的還有劉誌堅。 

    5月，謝鏜忠因為“反對文化大革命”被打倒。 

    8月30日，王力、關鋒這對難兄難弟一起“請假檢討”去了。 

    9月6日穆欣出了問題，被戴上“特務”帽子抓了起來。他與王力、關鋒的“待遇”不同：王、關審查初期關在釣魚台，可穆欣9月被北京的大中學校輪番批鬥。 

    1968年1月13日，戚本禹隔離審查。同一天穆欣進了秦城監獄，代號6813。 

    1969年4月召開“九大”，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文革小組使命完成，不存在了。但是，沒聽說有撤銷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文件。4月份“九大”期間，中央沒有印發統一編號的文件。“九大”前最後一份是3月22日的中發[69]19號文，關於軍隊複員幹部安置的通知。直到5月8日，中央才批示20號文件，轉發北京北郊木材廠的一份材料。 

    組織不存在了，原中央文革小組在台上的還有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5個人。 

    1970年9月6日，周恩來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1976年10月6日晚，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塊進去了。 

    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轉中紀委報告，開除康生黨籍，他最後一個倒台。至此，19名正式成員前赴後繼，均一個個的都曾經從台上摔了下來。 

    隻不過在康生名譽完蛋的同時，前期下台的文革小組成員中，多人已經重新工作又上了台。

這裏重點談談3個人。 

    這3人的出局時間一直不太清楚，隻能作些分析。 

    劉文珍在北京的時間很少，基本在西南局。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被穆欣突然點名而“請假檢查”，西南局把重慶作為試點單位，李井泉派他赴那裏蹲點。1966年8月25日，他在重慶大專院校籌委會上講話，號召炮轟重慶市委。9月1日重慶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成立，他前去祝賀。14日出席重慶紅衛兵的誓師大會。10月份後，造反一步步加劇，他處境艱難，12月還在重慶。重慶12月4日大武鬥前夕，劉文珍前去做兩派“工人戰鬥軍”和“八一五”的工作，但已經沒人聽他的。“12.4”萬人武鬥發生，造反派假造輿論被打死5人，引起全國關注。陳伯達講話，重慶市委癱瘓。劉文珍受牽連，這應該是他出局的時間。1967年1月29日，重慶造反組織在市體育場批鬥劉文珍、任白戈、魯大東等人。 

    楊植霖不僅是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還是西北局書記，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西北局文革組長，劉瀾濤要他負責處理西北局日常工作，他基本不在西寧，青海由王昭主管。1966年8月15日西安學生與工人發生大規模衝突，楊植霖前去處理，因為講話不注意，造反學生到北京告了他一狀，要求改組西北局。11月6日，他代表西北局到西安交大作檢查。就此他接受教訓，在西寧支持造反的“八一八”。他什麽時候出局？1967年3月24日因為調查處理“青海223事件”，周恩來等人接見青海代表，楊植霖參加。周恩來讓他發言，他談到“回去以後搞了一個萬人鬥爭大會，掛鐵牌子，說我是大叛徒”等。說明他最晚在1967年初已經出局。 

    1966年4月5日出版的第5期《紅旗》雜誌發表鄭季翹的文章《文藝領域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實話說，《紅旗》雜誌自創刊以來，幹的好事不多。他曾在這個雜誌社工作過，可在一隻腳已經踏入文革大門的4月份，《紅旗》刊登他的文章，能說明點問題。1979年鄭季翹在《文藝研究》創刊號上發表《必須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解釋文藝創作》，文章中說“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我那篇文章給予了鼓勵和肯定”等等。這裏有個時間上的矛盾，毛澤東3月20日講話，《紅旗》4月5日才出版，領袖在何處看的，在此先不研究這個問題。鄭季翹早年還有一篇，發表在1958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題目《談談消除資產階級法權》，也引起毛澤東重視。看了這些資料，方才明白宋任窮為什麽推薦他進入中央文革。有資料介紹，鄭季翹隻參加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兩次會議。但1966年7月26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率領文革小組的一幫人到北京大學，鄭季翹也是其中之一。不清楚他什麽時候回吉林的。1966年11月10日，吉林師範大學造反組織“革命造反大軍”成立專案組，矛頭對著趙林、鄭季翹等人。1967年1月4日，長春“二總部”等組織批鬥鄭季翹。

   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成員健在的還有兩人：戚本禹、穆欣。 

    戚本禹目前在商海中的效益不錯。去年（2008年）7月他到青島，住在“錦江之星”旅館。他早已改名戚文，改這個名有一段故事。來青島兩個目的：一是旅遊，二是為了他的那本回憶錄。回憶錄已經寫了1年半了，還沒完稿。 

    穆欣多年臥床不起。他有一些回憶文章，如《十年自述》。但1966年4月至1967年9月他在文革小組發揮作用的那段曆史，有些避重就輕。 

    王任重有回憶文章，可本人不敢恭維。 

    劉誌堅回憶錄《風雨征程》，寫的不多。 

    王力的回憶錄已經出版，戚本禹對這本書微詞頗多。相比之下，王力的書寫的詳細多了。但書中確實有些問題，例如他認為1966年6月才明確其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6月20日通知他。可5月28日中發[66]281號文件如何解釋？ 

    關鋒、姚文元的回憶錄寫完，分別在他們後代手裏。什麽時候出版呢？ 

    陶鑄、康生、江青、張春橋沒寫回憶錄。他們永遠帶走了其中的一些秘密。 

    陳伯達有回憶文章，他同葉永烈談了很多。可對葉永烈的文章，總有些疑問。 

    尹達4月16日就到上海加入文件起草小組，6月16日又到上海參加文革小組第一次會議。時間不長，被趕出來，從4月到8月共呆了3個半月，他的回憶文章很少。 

    郭影秋回憶錄《往事漫憶》，由王俊義等人整理出版。他在病中口述回憶錄時，談到中央文革小組。有文章，內容簡單了。 

    張平化有回憶錄。 

    鄭季翹有回憶文章，有些簡單。吉林人民出版社出了本《鄭季翹傳》，沒有看過。 

    楊植霖有回憶錄《青山足跡》，也沒有看過，不知道其中是否寫了文革那段曆史。 

    不清楚謝鏜忠、劉文珍是否有回憶錄。（完） 

    因為所看資料有限，不準確的地方，請指正。


【飛揚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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