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四巨頭”合影 蔣夢麟 蔡元培 胡適 李大釗
核心提示：“加拉罕宣言”不具有正式的國際法意義，它是用一種政治鼓動的形式，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一種（從民族主義角度來說)愚弄。蘇俄日後並未兌現“加拉罕宣言”，斯大林對此的解釋是，當時的法文文本翻譯錯了。
鳳凰衛視2011年6月27日《鳳凰大視野》，以下為文字實錄：
陳曉楠：各位好，這裏是《鳳凰大視野》。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九十周年的紀念，這個黨在發起之初隻有五十多名黨員，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沒有工人和農民，但今天他們的成員已經涵蓋了中國所有的階層，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革命”曾被認為是人類曆史上的三大革命之一，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還有二十世紀的“俄國十月革命”並列。
那麽當初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們為什麽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呢，這還是從“俄國十月革命”來講起。
解說：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當時因為通訊原因，中國對此反應很慢，首先向國內發出這一消息的是北洋政府駐俄公使劉鏡人，1917年11月7日，劉鏡人給國內發回一封電報說，近俄內爭益烈，廣義派勢力益張，要求操政權，主和議，並以暴力相挾製，政府力弱，鎮壓為難，恐變在旦夕。
張玉菡（中共一大紀念館副研究館員）：俄國的“十月革命”之後呢，我們中國人的反應呢就是說呢，俄國是大政變，都是說都是稱為這個過激主義，當時稱為這個共產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為過激派，而且呢俄國發生了這個事情之後呢，然後整個這個世界，就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是非常恐慌，那麽它們還甚至組織了這種軍隊，然後就要去把這個俄國，想去撲滅這個共產主義之火。
解說：當時，俄國的新生政權自顧不暇，忙於應付歐美列強的軍事幹涉，根本無力考慮烏拉爾山以東的事情，不久中國人在上海的外灘碼頭上看到了成群的白俄從歐洲輪船上下來。
王外馬甲（民間學者）：那麽俄國革命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什麽呢，兩個，第一個來了一大堆能花錢的白俄人，來了一大堆帶了一大肚子，各種各樣奇怪理論的窮的白俄人。
解說：日後，毛澤東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但當時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那“一聲炮響”送來的隻是這些“白俄”難民。
王外馬甲：中國在當時並從來就沒有把俄國當做自己的可以可能效仿的對象，因為俄國有兩個毛病，第一個野蠻、粗野，第二個俄國是個戰敗國，大家就認為這俄國簡直是一個和中國，甚至還不如中國的這麽一個國家，特別是在1917年這個時候呢，效仿美國的這一派勢力正在（中國）茁壯成長起來的時候，因為第二批的留美學生回來，逐漸擔當大任。
解說：1917年發生在俄國的革命，實際上對中國的影響很小，中國的知識人正在忙於尋找屬於本民族的啟發民智之路。
1917年，毛澤東正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裏讀書，並忙於向父親解釋自己為何亂花錢，毛的父親將他花錢買書報的行為視為浪費，當時對毛澤東影響最深的雜誌正是《新青年》，它的創辦著是新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新青年》鼓吹用新的文明作為這個國家的價值標準，用科學和民主替代迷信和專製。
韓鋼（專家）：其實陳獨秀早年創辦《新青年》，不問政治的，他的發刊詞說得非常清楚，也有人批評他不問當下的時政，那麽你在整個社會上你的責任到哪去了，其實他不在乎，他就認為我們看到的政治實際上並不能簡單地去靠我們的某種什麽行動去改變，而是要靠，還是要靠改造我們的文化。所以他這有思想的啟蒙嘛，他認為首先還是一個改造思想。
解說：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效果傳到了中國，這個國家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慶祝過勝利了，北京家家張燈結彩，市民們冒著嚴冬提燈遊行慶祝，熱衷新文化的年輕人們對歐戰結束更是充滿期待，中國曾派遣二十萬勞工赴歐協助抗德，理應享受戰勝國的戰果。
時為北大學生的張國燾，日後這樣回憶。北京也在慶祝戰爭勝利，並將克林德碑拆毀，移置中央公園，改為“公理戰勝碑”，我們曾參加這一慶祝大會和奠基典禮，也曾為之興奮，中國將因此有轉弱為強的機會。
張鳴（專家）：哎呦，當時中國高興啊，北大放假三天啊，蔡元培組織一些教授，拉著學生到天安門演講啊。三天啊，在那演講三天啊，狂歡啊，大家提燈慶祝，把那個克林德碑給它拆了，公理戰勝強權，中國人呢對這個“一戰”勝利寄托了特別大的希望，咱們對巴黎和會期待很高，說我們是不是能夠把這個局麵改過來，我們呢能不能尊重自主地位，巴黎和會之前呢，這個美國總統這個威爾遜呢，又發布了十四點聲明，就是十四點聲明有一點，就是要求各國不論大小一律平等，所以中國人很高興啊，這個大國之中有人主持公道了。
王外馬甲：那麽這時候中國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威爾遜總統身上，威爾遜是一個很重視知識，很講道理的一個學者型的總統，，那麽他的這個人格和他代表的國家，剛好符合了中國親美的這一批人的所有的一切的願望，而且認為美國一定能做到。
解說：本來中國期望收回被德國占領的青島及山東的權益，但在巴黎和會上，學者型的美國總統威爾遜，無法抵擋英法政客們的進攻，最終妥協。
王外馬甲：就是要分，就要分髒，所有的東西都戰利品，就是分，美國人他，他總統是想這樣的，但是它這裏頭，國家，國會其實不同意的，所以呢就是還是分髒，日本人我要的又不多，我額就是遠東這個利益你必須給我，這是我打下來的，所以山東的這個權益不可能還給中國，人家日本就要分這個。
解說：日本繼承了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消息傳來，中國舉國嘩然，“五四運動”爆發了。
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作者）：當時就對那個性、法國、美國，就是非常地氣氛，當時那個李大釗同誌寫的文章就說，現在是“強盜世界”，這些人都是強盜。
解說：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了學潮，學生的示威再次強化了傳統儒家教育中學術精英的威望，這些精英們隻不過換上了現代裝束，與這些抗議行動相伴的，是國人對西方國家的失望。
“五四”學生領袖張國燾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我們充滿了失望與憤慨的情緒，美夢方覺，一致認為世界上哪裏有什麽公理，中國人除了奮起救國以外，已別無他途可循。
王外馬甲：巴西和會之後，這一個願意幫助中國，而且中國人寄予他那麽大希望的人沒有幫中國人做到，那麽這時候中國人就會感到一個迷茫，就是說失望，也就是失望，然後另外一個還有一個感覺呢，就是說這些大知識分子，頓時找不到了理想的依靠，那麽我到底信誰好。
解說：1919年7月，蘇俄外交事務全權代表加拉罕突然發表宣言，說蘇維埃將放棄舊俄與中國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這真是西方不亮東方亮。
黃修榮（專家）：所以這個宣言一發表啊，確實對中國這個影響很大，因為中國一百年呢，都是受帝國主義西方的那個掠奪、壓迫、侵略，當然沙俄它弄一些東西，特別領土是最多的一百多萬平方公裏，如果都還來了，無償地還給中國，那當然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大眾一聽，確實覺得“十月革命”確實不錯啊，過去搶的東西都還給我們。
王來棣：原來是我們就是學美國的，現在一下子把這些人就是，是壞人，是強盜，就蘇聯是我們好朋友。
解說：“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之一，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早在一年前就在歡呼蘇俄革命的勝利，他寫道。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的發展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
王來棣：我們要學蘇聯，當時實際上對蘇聯的情況，根本就不了解，不要說是一般老百姓不了解，一般的學生不了解，就是這個李大釗、陳獨秀，他們就是共產黨的發起人啊，他們也不了解。
韓鋼：真正俄國革命是怎麽回事，其實不要說當時的青年，就是到了（一九）八九十年代，我們也都還不了解，最近這些年來隨著俄羅斯檔案的開放，然後研究的深入我們才搞清楚，俄國革命是怎麽回事。
解說：蘇俄當時之所以發表“加拉罕宣言”，實際上是為了爭取中國的好感，避免武裝幹涉，鞏固東部的國防線。
顧則徐（民間學者）：那麽“加拉罕宣言”，完全是種策略性的東西，實際上對列寧來說，當務之急要解決是邊境問題，以求得政權的鞏固。
“加拉罕宣言”不具有正式的國際法意義，那麽它呢是用一種政治鼓動的形式，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一種，現代來說，從民族主義角度來說，就是愚弄。
解說：蘇俄日後並未兌現“加拉罕宣言”，斯大林對此的解釋是，當時的法文文本翻譯錯了。
顧則徐：因為它當時革命剛成功，需要人家幫忙，需要人家支援，那麽自己生死存亡的那個關頭，那麽有人幫助所以才生存下來，那犧牲一點是不是可以，我覺得呢當然是可以的，後來隨著蘇聯的那個，俄國的政權越來越鞏固地那麽它覺得這個必要性呢就越來越小，同時呢民族利己主義的東西啊就逐漸抬頭，否則的話你為什麽不還給我們，你說了你為什麽不兌現呢。
王外馬甲：我們且不說“加拉罕宣言”啊，它最後兌現了多少，但是在當時給中國人的自信心，那種生存下去的那種，那種願望給了擊打的鼓勵，中國人突然覺得這個蘇聯的革命，它似乎是個好的，肯定是個好東西，因為有了蘇聯的革命，才有了這麽好的一個政府，有了這麽好的一個政府，才會出這麽好個宣言，所以很多人才開始感興趣說，這個蘇聯革命到底是什麽，才使得很多很大牌的（中國）學者，開始很大張旗鼓地去研究蘇聯的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發展，如果從大概念上，你可以說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給的，但是如果從更確切的角度上來講，更真實的角度上來講，它是“加拉罕宣言”的好感送來的。
解說：當時北大學生領袖張國燾這樣回憶，在巴黎和會中威爾遜失敗了，一個理想幻滅了，中國遭受極大的屈辱，因而爆發了“五四運動”，恰當此時，新興的蘇俄卻在高唱“無割地無賠款的和平”，呼籲民族自決，俄國革命雖然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反共宣傳又遍及各個角落，但俄羅這種論調，仍然像黑夜鍾聲，震人耳鼓，消息靈通的李大釗先生，常以俄國革命作為談助。
1889年，李大釗生於河北農民家庭，父母早亡，被姐姐帶大，及長，變賣僅有的家產進入現代學堂求學，1903年負笈日本留學，1918年二月獲聘管理北大圖書館。
黃修榮：他平時的為人是很包容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主張則是涇渭分明的，本身的那個性格呢，具有河北那種義士的那種一麵，非常的剛毅，李大釗呢他的文化功底不怎麽好，但是這個人幹事情非常紮實，任勞任怨，勤勤懇懇，跟周邊關係不同的人，他都能夠處理得很好。可能就是因為他這種為人能夠接受的這種可能性，所以才獲得做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這麽一個職位。
解說：李大釗並非《新青年》撰稿者中最一流的人物，他與陳獨秀、胡適的影響力有所差距，但他是新文化陣營中唯一的一位北方人，性格醇厚溫良，人緣極好，張國燾這樣回憶。
李大釗先生不是說說教式的人物，他過去一直沒有向我宣揚過馬克思主義，他很注重實際的資料和比較研究，由於李大釗先生的啟發，認定一切問題須從了解馬克思主義著手，我才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做較有係統的研究。
王外馬甲：那麽所有知識分子當時都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基準點，中國已經糟透了，用中藥已經治不好中國的病了，非得用西藥不可。那麽關鍵你要吃哪一服西藥。
黃修榮：所以當時在中國，最好賣的書就是翻譯書。
王來棣：你像那個鄧穎超那個采訪裏麵，我們也涉及這個問題，因為她們那個“覺悟社”也是受過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連自己名字自己的姓都不要了，因為抽簽抽到號碼，一號到五號（作名字）。她們也不知道無政府主義是什麽，也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麽，是從國外來的就模模糊糊地反對這個壓迫的，反對剝削的，所以就覺得這個也蠻好。
解說：在所有這些學說中，馬克思主義被視為最科學的社會學，“五四”後越發受到知識界青睞，當時哲學家張東蓀這樣說。歐戰結束前，幾乎沒有人談社會主義，但歐戰結束之後，討論社會主義成為潮流。
顧則徐：馬克思主義其實它是希望很急促地發生一個劇烈的社會動蕩或者說社會劇變。
解說：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著作一改從前的晦澀難解，變得簡明易懂起來，似乎馬克思主義的出現，為中國和他自己都提供了一個坐標，一切都變得非常簡明，一種有理論依據的革命運動將從此誕生。
顧則徐：因為知識分子他都要經世致用嘛，他老強調這個就是你要管用，它不是一個像歐洲那樣經過很長，像文藝複興、思想啟蒙，慢慢地有一個國民性的改造以後，然後我去對政治也好，社會也好，這種理念作出一個選擇，沒有這個過程。
黃修榮：北京有兩所並駕齊驅的很威風的學校，一個北大一個清華，但你發現，為什麽對共產主義感興趣的呢，對蘇聯感興趣的都集中在北大了呢，清華呢它叫什麽呢，它叫留美預備學校，那麽這裏頭的人呢，他本身就是比較親美的，那麽相對來說留日的，或者說是這個和美國沒多少關係的，這些人呢肆無忌憚地去擁抱新的一種學說，在北大形成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個堡壘，由美國培養過的，有美國背景的教授，他就對共產主義呢，他就有所顧忌或者說有所保留。
陳曉楠：中國最早歡呼“十月革命”的，其實並不是李大釗，而是上海無政府主義者辦的《勞動》雜誌，無政府主義當時呢對中國知識界影響至深，“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曾被他們看成是反專製、反權威、反戰爭的勝利，但是當新生的蘇俄政權開始殘酷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時候，他們就開始罵蘇俄布爾什維克是吃人的強盜，當然也有一些人發出了不同意見，李大釗就認為革命鎮壓，乃是實現無政府主義理想的必要過程。
解說：“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胡適，在“五四”之後於《每周評論》上發表了著名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說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主義，“主義”隻是浪漫的設想，美妙的詞匯，它最大的危險就是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不用費力去研究那些具體問題了。
秋風（學者）：裏麵的一個核心的觀念就是說，不承認“主義”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傅國湧（學者）：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四”其實是非常多元的一個姿態，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選擇，要急於找到一條最快捷的來解決中國的麵臨的各種問題的一種道路，而不願意去走一條緩慢的，就是改革的道路。
章立凡（學者）：就像一個大樓，你要把它給安上電燈，你不用說把這個大樓拆掉，你隻要把它這個線路給接通了，然後一按按紐，全樓的燈就亮了，這個呢就是他說你借用了一個舊的框架，但是呢你實現了你的製度的更新，他認為這樣呢是代價最小。
解說：李大釗反駁胡適到，恐怕必須要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問題都解決的希望，胡適回答，沒有一種靈丹妙藥能解決中國的所有難題，每個問題必須分而攻堅分而解決。
韓鋼：一看就是胡適不一樣，受過非常豐厚的西學的浸染，他是一個把學理搞透了以後，然後去選擇一種理念，然後並不是說我在當下要參與，直接參與某種政治，而是希望在中國有一個啟蒙的東西，而且就是解決問題，也要從非常具體的問題解決起。
解說：但胡適的理性質疑，擋不住青年人“根本解決”式的狂熱，時，正在從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周佛海這樣回憶。近一年來，談社會主義的雜誌很多，雖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談社會主義則不足以稱“新文化運動”的出版物的氣概。
王外馬甲：保姆或者共產黨的助產士，我們認為至少有兩個人是沒有問題的，一個李大釗，一個是陳獨秀，這兩個人當時都在北大，都在北京，那麽但是這兩個人，他事實上對於共產主義的接收方式，他兩個是不一樣的。
我把他們兩個分為理論派和行動派，李大釗這個人他善於組織人來研究，這時候你找，在整個中國找一個共產主義的教師爺，他找不到的，這時候中國最需要是一個共產主義研究的組織者，那麽自己創建綱領，要使一個理論變成一個實踐政黨，一定需要另外一個人來做，那麽這個人呢就是陳獨秀，他是一個行動派的人，他呢很有才華，他有自己的創造力，那麽這種人他又有一個缺點，就是他有時候事情還沒弄太明白，他就先動手了，對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的研究，遠遠不如李大釗，但是他比李大釗更早地喊出了一句什麽話呢，工人、學生、軍隊合起來直接行動。
解說：此時，“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也坐不住了，“五四”之後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太壞，已經等不及思想改造，自己非要直接行動起來不可，“五四運動”後的一個月，陳獨秀因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散發傳單而被捕，他的傳單是《北京市民宣言》，上麵說我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唯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改造。
陳獨秀被捕次日李大釗和胡適等人便開始四處活動營救陳，北洋政府最後迫於壓力，三個月後釋放了陳獨秀。
王外馬甲：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呢，陳獨秀就受到政府啊，還有各方麵的壓力吧，他就不得不去南方，他這一走，對於北大來說是一個損失，但對於中國現代史來說是一個契機，因為它從此導致了一北一南兩大領袖相互呼應的這麽一個局麵。
解說：與陳獨秀一同到達上海的，還有他自己創辦的《新青年》雜誌，胡適後來在自述中這樣說。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因而《新青年》雜誌就逐漸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我們北大之內反而沒有個雜誌可以發表文章了。
朱洪（學者）：他在這個坐牢前後，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價是不同的，他在這個坐牢之前，對馬克思主義認為“十月革命”是平民欺壓貴族，那麽他坐牢以後他就說，這個“十月革命”代表了新世界的曙光，這是你看完全不同的風格。
耿雲誌（學者）：他本身這個，本身對他很有一種刺激啊，反現實的這個思想傾向，肯定會大大地增長。
胡明（學者）：他的一篇文章1920年了，他說談政治吧，題目就是《談政治》，這是陳獨秀的一個轉折點。
朱洪：他的《新青年》，他在宣傳馬克思主義了，所以這一點胡適有感覺，也就不給他寫稿子了，像錢玄同啊，半農啊，魯迅還好一點，他們都有個性的。
解說：“五四”之後新文化陣營開始分裂，胡適後來這樣總結“五四運動”。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複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曆史性的政治幹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餘世存（學者）：上世紀第一個十年，確實是應該算兩個文化運動，一個是叫“新文化運動”，像陳獨秀也好，胡適也好，他們剛開始確實是包括魯迅，確實是想救人的想立人的，想給中國引進一種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
“新文化運動”是應該，確實是以5月4號為標誌終結了它，一時的一個政治運動，就把一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那種長遠的文化建設就中斷了。
陳曉楠：“五四”之後，中國的知識界圍繞著走哪條道路爭論不休，而不久之後蘇俄就在列寧的領導之下頂住了西方的軍事幹涉，初步完成了國家和社會的重組，而這又一次觸動了中國的知識界，他們開始思考是不是以俄為師之後的中國，也能夠這樣一躍擺脫被人看不起的落後局麵呢，也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先進國家呢。
“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開始了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與此同時蘇俄政權也向中國派出了一些秘密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