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
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同誌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中央“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文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同誌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毛澤東同最近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耍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望各地區,各部門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指示,認真地學習這個文件,發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教育廣大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認真貫徹實行民主集中製和糾正違反民主集中製的各種不良傾向。
發至縣團級黨委,不登黨刊
中央1966.2.12.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毛 澤 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熱烈鼓掌)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共它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
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在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劉少奇同誌和別的幾位同誌,準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耍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誌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同誌們,你們有各方麵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各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誌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耍請你們提意見。報告稿子發給你們了,果然議論紛紛,除了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來又由少奇同誌主持,組織了二十一個人的起草委員會,這裏有中央局的負責同誌參加,經過八天討論,寫出了書麵報告的第二稿,應當說報告的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議論的結果。如果沒有你們的意見,這個第二稿不能寫成。在第二稿裏麵,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這是你們的功勞。聽說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如果不是采取這種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種開會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後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讚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
這是一個開會的方法問題。先把報告草稿發下去。請到會的人提意見,加以修改,然後再作報告。報告的時候不是照著本子念,而是講一些補充意見,作一些解釋。這樣,就更能充分地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麵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我們這次會議是耍總結十二年的工作經驗,特別是耍總結近四年來的工作經驗。問題很多,意見也會很多,采用這種辦法,是不是所有的會議都可以采用這種辦法呢?那不是,采用這種辦法耍有充裕的時間,我們人民的代表大會的會議有些也可以采用這種方法。省委、地委、縣委的同誌們,你們今後召集會議,如果有條件的話也可以采用這種方法。當然,你們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長時間開會,但是在有條件的時候,不妨試一試看。
這個方法是一個什麽方法呢?是一個民主集中製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綫的方法。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民主集中製問題。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誌,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製,還不理解。有些同誌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是別的什麽式的。總之已經做了幾十年的黨員了,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那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麽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的工作中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隻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隻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耍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耍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那怕是駡自己的話,也耍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麽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麽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麽隻能做這個地方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這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曆,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違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厲,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家們去研究吧,但是司馬遷是確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明的一例之外,都是指當時領導對他們做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了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方【HGC: “平方”,原文如此。】。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誌總是一種鍛煉,
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很多。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綫的領導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綫領導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綫領導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而在錯誤路綫的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隻能由代表正確路綫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製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至於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誌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鑑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者調動,對於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現在有些同誌,很怕同誌開展領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製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製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誌們,我們是幹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不利於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誌們的意見,並且自己做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耍有若幹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有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做檢討。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有一些省委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一九五九年就開始做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做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檢討的,象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現在才剛剛開始做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做檢討,晚做檢討,隻耍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隻要采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製,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製,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同群眾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積極性。我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耍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麵。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麵,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民主就沒有集中。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製就建立不起來。什麽叫集中?首先是耍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麽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秸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綫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製定路綫、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麵説來,隻是一個加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製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耍議題,不是耍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隻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製,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製。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隻應當實行民主集中製。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政局【HGC: “政政局”,原文如此。】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耍大家不讚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所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那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後的日常工作。隻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耍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麵,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認真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製的“班長”。以前有個項羽,叫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裏有個範增,給他出過主意,可是項羽不聽範增的話。另外一個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不同的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找,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問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一遍。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裏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耍不耍取天下,你為什麽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聽,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食其和朱建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曆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練如流” 【HGC: “從練如流”,原文如此。】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利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
我們現在有一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象項羽。這些同誌不改,最後耍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誌如果不改,總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笑聲)我為什麽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的挖苦一點,對於一些同誌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誌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我就高興.如果他們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我們有些同誌,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的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裏一座,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誌,你坐到那裏去幹什麽呢?為什麽不坐到自己房子裏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為什麽養成這樣一股風氣,當著你的麵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迴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耍做自我批評,耍讓人家講話,讓人家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誌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誌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分。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耍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做了第一書記,對於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耍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耍失敗。人家總是耍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耍摸。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態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製,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麵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怎樣實行領導呢,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得殘餘實行專政。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得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末厲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那麽厲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那麽厲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餘。但是對於這個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做鬥爭。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複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我們的公安係統是掌握在正確的同誌手裏的,也可能有個別地方的公安部門,是掌握在壞人手裏。還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誌,不依靠群眾,不依靠黨,在肅反工作中不是執行在黨委領導下通過肅反的路綫,隻依靠秘密工作,隻依靠所謂專業工作,專業工作是需要的,對於反革命分子,偵察、審訊是完全必耍的,但是,主耍是執行當黨委領導下的群眾路綫,特別是對於整個反動階級的專政,必須依靠群眾,依靠黨,對於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並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的分子統統消滅掉,而是要改造他們,用適當的方法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新人。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能對他們實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複辟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
第三點,我們應當聯合那一些階級?壓迫那一些階級?這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
工人階級應當聯合農民階級。城市的資產階級,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首先耍聯合的是農民階級。知識分子,例如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教授、作家、法術家、演員、醫務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他們不是一個階級,他們或者是附屬於資產階級,或者附屬於無產階級。對於愛國知識分子,是不是隻有革命的我們才去團結呢?不是的。隻耍他們愛國,我們就耍團結他們,並且耍讓他們好好工作。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人士,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這些人,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下麵,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人民的內部耍實行民主,人民民主專政耍壓迫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和反共的右派份子。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耍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對象。
我們站在哪一邊?站在占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占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範圍內也是如此。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耍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又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
第四點,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耍有一個過程。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那是一次細致的整風,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麽人犯了錯誤,隻耍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那次整風幫助全黨同誌,統一了認識。對於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麽辦,黨的總路綫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樣定,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期,特別是在整風之後,才得到完全解決的。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國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萬人的軍隊強些,還是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強些?我們受了那些大的挫折,吃過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綫,恢複了正確路綫,所以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比起過去那個三十萬人的軍隊來,耍更強些。劉少奇同誌在報告裏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綫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吃了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情況正是這樣。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 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的總結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誌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誌呢?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判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綫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我們已經幹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麽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那一位同誌,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誌,此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侯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我們都記不清、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隻是一股勁耍革命、致於怎麽革法,革些什麽、那些先革、那些後革、那些耍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曆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誌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改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和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耍來中國,一九六○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們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幹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幹了十一年了嗎?是幹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姑有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耍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麽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誌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缺少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年,那還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奇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麵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耍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耍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耍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紀是什麽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著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的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此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耍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耍趕上和越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隻耍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誌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麽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製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複地的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進行同過去時代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耍準備著由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隻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耍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耍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耍懂得農業內部各個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氏土壤學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學著作裏,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問題,我勸同誌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在為止,在這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耍下一番苦功,耍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耍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麽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這十二年分為前八年和後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現在是後四年。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初步總結了過去工作經驗主要是後四年的經驗。這個總結,反映在劉少奇同誌的報告裏麵。我們已經製定或者正在製定,或者將耍製定各方麵的具體政策。已經製定了的,例如農村工作六十條,工業企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這些條例草案已經實行或者試行,以後還耍修改,有些還可能大改。正在製定的,例如商業工作條例。將耍製定的例如中小學教育條例。我們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也應當製定一些條例。軍隊已經製定了一些條例。總之,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製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有了總路綫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綫指導下,在工、農、商、學、兵、敵、黨各方麵,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方針、政策和辦法,才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認識和統一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對於這一點,我們在抗日時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在那時候,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幹部和群眾對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有了統一的行動,使當時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頭八年內,我們的革命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製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建設方麵,那時候的任務是恢複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論在革命方麵和建設方麵,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具體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綫,以及在總路綫指導下的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幹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此較做得好。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耍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定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幹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材料。得不到係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耍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麵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製訂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總路綫指導下,製訂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辦法,通過做係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曆史的考查,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製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諸同誌們注意到這點。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耍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份主耍是工人和貧苦人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的工作。但是,也耍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象我們黨的情況什麽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裏麵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建國以前入黨的隻占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裏麵,一九三○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二年死了一些,恐怕隻有七百多人了。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麵,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麵,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一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潔,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要吃虧的。
上麵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複的實踐,在實踐裏麵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筋鬥、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此較完全的認識。在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隻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的必然的辯証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為是不自覺的,帶有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
第五點: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這個問題,我隻簡單想講幾句。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是耍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耍勝利的。不準革命,象魯迅所寫的趙太爺、錢太爺,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那樣,總是耍失敗的。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誌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無論什麽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上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耍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人們會問: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還耍學嗎?我們學習的是蘇聯的好人好事,蘇聯黨的好經驗。至於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作反麵教員,從他們那裏吸取教訓。
我們永遠耍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我們始終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一定耍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鞏固地團結起來。
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駡去,在必耍的時候,給予適當地回答。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駡慣了的。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駡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駡我們,修正主義者駡我們。在國內,蔣介石駡我們,地、富、反、壞、右駡我們。曆來就是這麽罵的。……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世界各國人民群眾已經或將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會是孤立的嗎?
最後一點,第六點,耍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
耍把黨內、黨外的先進分子,積極分子團結起來,把中間分子團秸起來。去帶動落後分子,這樣就可以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隻有依靠這些團結,我們才能夠做好工作,克服困難,把中國建設好。要團結全黨、全民,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傾向性,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戰鬥部隊。我們是站在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一邊,絕不站在占總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那一邊。在國際範圍也是這樣,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民,全體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講什麽團結。隻耍有可能,我們也耍同這些人建立外交關係,爭取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和平共處。但是這些。跟我們和各國人民的團結是不同範疇的兩回事情。
耍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談話。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省委的同誌,地委的同誌、縣委的同誌,你們回去,一定耍讓人講話。在座的同誌們耍這樣做,不在座的同誌們也耍這樣做。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耍發揚民主、讓人講話,界限是什麽呢?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我們不怕公開反對派,隻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麵不講真話,當麵講的盡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隻耍不是違犯紀律的,隻耍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耍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麽辦?讓他保留意見。隻耍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見。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合改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曆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馬克思和恩格斯手裏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綫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曆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迦裏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我們黨在1921年成立的時候,隻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在現在時候,在革命勝利還隻有十幾年的時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動階級沒有被改造好,有些人企圖陰指幢俚氖焙潁?俗芑崴2兌壞閔幣壞愕模?駝t不能平民憤,不憤不能鞏固人民的專政。但是,不耍輕於捕人,尤其不要輕於殺人。有一些壞人,鑽到我們隊伍裏麵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的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對於這種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極惡的,也耍捕一些,還耍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就是所謂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殺”。但是絕不可多捕,多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耍堅決不捕、不殺。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過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我們沒有殺他。象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駡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裏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人耍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麵,就不會有多少民主。
還不耍給人亂戴帽子。我們有些同誌慣於拿帽子壓人,一張口就是帽子滿天飛,嚇得人不敢講話。當然,帽子總是有的,劉少奇同誌的報告裏麵不是就有許多“帽子嗎?”“分散主義”不是帽子嗎?但是不耍動不動就給人戴在頭上,弄得張三分散主義,李四分散主義,什麽人都是分散主義。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耍戴得合適,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幾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民主空氣。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耍使人心裏不怕,敢於講意見。
對於犯了錯誤的人,對於那些不讓別人講話的人,耍采取善意幫助的態度。不耍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一個人犯了錯誤,隻要他真心願意改正,隻耍他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耍表示歡迎。頭一、二次自我批評我們不要耍求過高,檢查得還不徹底,不徹底也可以,讓他再想一想,善意的幫助他。人是耍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誌認識錯誤。如果人家湛業刈髁俗暈遺?u,願意改正錯誤,我們耍寬恕他,對他采取寬大的政策。隻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還可以讓他在那裏工作。
我在這個講話裏批評了一些現象,批評了一些同誌,但是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裏有數(笑聲)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帳,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帳,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帳,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帳,是縣委一極的,第五筆帳,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帳。
同誌們,你們回去,一定耍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縣委的同誌要領導公社黨委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首先耍建立和加強集體領導。不要再實行長期固定的“分片包幹的領導方法了,那個方法,黨委書記和委員們各搞各的,不能真正的集體討論.不能有真正的集體領導。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自己耍經得起批評。應當爭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有什麽就檢討什麽,一個鍾頭,頂多兩個鍾頭,傾箱倒篋而出,無非是那麽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諸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讓人講話,是采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好。已經處在被動地位了怎麽辦?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掌聲)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照懇懇地作一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家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講話就講這一些。中心是講了一個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問題。我向同誌們建議,仔細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有些同誌還沒有民主集中製的思想,現在就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的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 (熱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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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中央關於印發毛澤東同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是以未標出版機構之16開鉛印本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七年 北京)所收同名內容為底本完成數字化處理。
原編者《說明》(日期署為“1967年3月31日”)稱:
“由於這些文章,有的幾經轉抄, 有的出處不詳;再者編寫倉促,錯誤和遺漏在所難麵,為了維護最高指示,捍衛毛澤東思想,請讀者不得在公開場合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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