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劫夫是誰？由於年代，也許，你已不知道他是誰。
但， 你應該聽過《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或許還知道《革命人永遠是年輕》那支歌；並且，幾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紅領巾的那陣，必然唱過“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道哪兒去了……”而，這首被傳唱了大半個世紀、並至今不衰的哀婉動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於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批膾炙人口流唱甚廣的歌曲，如《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一代一代往下傳》、《蝶戀花》、《沁園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也都是李劫夫的傑作。
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他在抗日根據地開始創作歌曲時起，一生中，他一個人竟寫就兩千多首歌；其中，有相當部分，被人傳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創作，更是進入一個特別的時代：因那個時代的需要，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天空，不論是廣播電台中，還是電視裏，卻突然再也聽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麽原故？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出來說明。
流傳的隻有小道消息：與林彪的事有關。
紅色音樂家
李劫夫本名李雲龍，吉林省農安縣人，讀了幾年縣立師範。繪畫與音樂，原本都不過是他的熱愛，卻並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參加過抗日活動被迫逃亡到青島時，開始了以繪畫與音樂為手段的謀生生涯，“劫夫”一名，則自此起。
1937年5月，24歲之際，他到了延安，參加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年，由丁玲主編的《戰地歌聲》一書，由武漢生活書店出版，書中收錄了29首歌，其中13首，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擔任了沈陽音樂學院院長。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其時，遇到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對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周總理還真唱了幾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災區創作了後來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無疑，共產黨員李劫夫的音樂創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說，基本就是為政治服務。
如何看待劫夫寫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見。
但是，劫夫的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規律去為政治服務，以音樂的美感來傳導時代的旋律，而並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所以，他創作的歌曲，甚至連那些《語錄歌》，都能讓人傳唱，流行多年。
這是一個已經時間長期打磨了的事實。
劫夫一生中，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是沈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年8月)。
他的蓋棺政治結論，遼寧省委在1979年11月對他下達的決定，則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而他最後擬創作的一首歌、並親筆寫下了的歌題，竟是《緊跟林主席向前進》！
上述這三件事，從劫夫一生的經曆中看，其實都不是他要追求的東西。對當官，他的確曆來無什麽興趣；對政治，他也從來沒有過真正的認識；他想做的，隻是專心於音樂創作。頂多，隻想用音樂，來為黨的事業服務。
然而，鬼使神差，陰差陽錯，劫夫卻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給吸了進去，且英華之年，便斷了他的創作，也斷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幫”後兩個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髒病發作，猝逝於“學習班”中，終年63歲。
得到“中央文革”力保
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
一個音樂人，一個作曲家，怎麽會陷到那個嚇人的反革命集團中去呢？
用一句政治術語說，是“事出有因”，但絕對“查無實據”。
“文革”一開始，劫夫其實就很害怕。因為，他是個音樂天才，在音樂方麵，能無師自通，但對其他方麵，則常顯幼稚。尤其是，他的確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遊戲中的潛規則，而從延安時期起，偏偏又看到過很多個人政治的悲劇。因此，對政治運動，他常常害怕，害怕會整到自己頭上來。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選”的黑名單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對家人，對老朋友說：“我完蛋了，就等著抓我的右派了！”幸虧，當時的省委宣傳部長是劫夫在抗日戰爭時的老上級，非常了解他，而負責抓右派的省委書記，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詩化性格，故不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來勸他放心，不要著急。
不過，1959年進行黨內“反右傾”，作為沈陽音樂學院院長的劫夫，卻沒能逃脫。因為，他那業務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風，幾乎眾所周知。因此，沈陽市委給他定了一個“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不過，還算幸運，沒戴正式的右傾帽子，隻需作檢討。
“文革”開始後，像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一樣，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抄家的厄運。對此，劫夫隻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與絕大多數其他領導幹部一樣，若熬過了此關，以後“文革”的日子，無非就是檢討檢討所謂“走資派”之類的錯誤，然後，便能隨“眾神歸位”，可重新回到音樂學院院長之類的地位。
然而，此時卻發生了一件“好事”。
沈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一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劫夫的。
“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李劫夫院長，1967年1月15日，便派專人將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總理送信反映。
結果，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李劫夫的住處了解情況，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文革”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麵接見了劫夫與沈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革命文藝路線的。
這一來，劫夫總算脫了難，安然無恙回沈陽了。
當然，這次保劫夫，雖是戚本禹出的麵，打了“中央文革”的旗號，但實際是當時的中央高層都知道的事，而並非隻“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後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此事作過證：“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當戚本禹不久後倒台時，劫夫並沒有因這一接見而受到整肅。
不過，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沈陽後，僅過一個多月，在沈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文章為由，在沈陽軍區安排下，於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
以後一年多中，京沈間，來來往往，劫夫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間，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重視，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參與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而重點則是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作歌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出席了當年中央舉行的“八一”宴會。
與黃永勝的往來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強了他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
這是導致李劫夫陷入萬劫不複的人生黑洞的開端。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任三分區下屬的文藝機構“衝鋒劇社”的副社長，當時，三分區司令員是黃永勝。因此，從那時起，李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一種部屬關係。
1962年，李劫夫去廣州開會，遇到了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劫夫是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劫夫將黃永勝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沈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結果，12歲的黃春躍到“沈音”後，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幹兒子。
黃春躍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時間，就搬到學校宿舍去了。隻是星期日，則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讓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開始後，黃春躍離開了學校，當兵去了廣州部隊海上文化工作隊。
有了這層關係，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有了較多的往來。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黃永勝夫人項輝芳的往來，則更是越來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
1968年3月後，黃永勝正式調往北京，任總參謀長。
由於兩家的這層關係，特別是張洛與項輝芳的親密往來，使劫夫不僅得知了高層很多人對江青的不滿，更扯出了一件為林立衡(林豆豆)找對象、接著又受到林彪接見的事情，使劫夫在後人眼中的“林彪集團要犯”色彩，愈加濃重。“做媒”之事是項輝芳惹來的。
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見”
1968年初的一天，項輝芳告知張洛，葉群委托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可她項輝芳周圍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沈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在文聯給找了一個小夥子，經帶給項輝芳與葉群先後“目測”合格後，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可是，怎麽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劫夫的隨行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見。
接見中，葉群將劫夫介紹給林彪，為劫夫吹了一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的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接見後，林彪還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幾樣小禮物：兩本《毛主席語錄》，兩套毛澤東像章，一些治心髒病的藥等。
雖說事由“做媒”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接見，畢竟是大事。回家後，夫婦兩人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日後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為劫夫的一樁罪行。
“緊跟林主席向前進”
除此以外，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張洛在林彪的另一位愛將李作鵬家裏，偶然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的。張洛便將它抄下，回沈陽時，帶給了劫夫。
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癮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動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譜了曲。後來，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並請吃了一餐飯。其間，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並當場演唱了一番。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也不知是客套，還是真心。反正這事，劫夫的罪已鑄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古時墜毀了，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而到“十·一”國慶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像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道了周恩來總理依然如舊，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文人集團而接了班。
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操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見了，問他寫什麽，劫夫就告訴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現在寫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張洛卻說：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麽？趕快別寫了。
劫夫一聽，也就停止了寫作，並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給燒了。
按理說，這兩口子之間的事兒，無影無蹤，怎麽日後卻能被弄成了罪證呢？
所謂“學習班”
據張洛後來回憶說：她被關進“學習班”後，1972年春節左右的一天晚上，吃過飯後，她突然覺得腦袋裏轟的一下，隨後，她便感到自己的頭蓋骨變得像木頭一樣了。她便問“學習班”的人，是不是給她吃了什麽藥？反正，自那以後，她就控製不住了，什麽都講。後來，出“班”時，她收拾東西時發現，抽屜裏有她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如交待她與基辛格的關係等等。
張洛懷疑的事，應該是不會發生的。無疑，是她自己產生了幻境。
凡經曆過“文革”中那種所謂“學習班”的人，都能明白“學習班”的厲害，“學習班”雖然不是正式監獄，但其精神摧殘力度，卻大大強過正式監獄。
為什麽？
你想想，不讓你好好睡覺，一批又一批的專案人員對你搞“車輪戰”，連番來上陣對付你；還有精神戰，拿你親人的前途，威脅恐嚇你，沒日沒夜。不怕你是個多麽堅強的人，也能將你的神經折磨成病態。在那種情況下，除非是曾受過特別訓練的人，是沒有一個人能將心中的秘密長期守住的，都會一一吐出來的——隻要辦“班”的專案人員認為需要。
因此，劫夫兩口子之間的一些話，也能被掏出來，並不奇怪。
隻是，劫夫兩口子當時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問題中，這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寫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歌一事(盡管隻有一個題目)，也許是導致他們長期受審、並永無政治上翻身之日的關鍵。
因為，當1971年10月20日，上麵決定將劫夫作為林彪集團的人而進行隔離審查時，也許僅僅還隻是因他與黃永勝等有往來。而這種有各種工作與生活上原因的往來，隻要查清了，問題也就還有消除或減輕之日。因為，畢竟劫夫並沒有參與林彪集團的什麽政事，而與黃永勝等有一般工作與生活往來的人，也不是僅他劫夫一人。但是，將劫夫審查後，卻發現，在1971年9月與10月間，劫夫竟寫出了準備迎接林彪上台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一歌題目，這，卻是全國全軍獨一無二！
你劫夫說你沒有投靠林彪的意圖，可是人家亮出這歌的題目，你還能說清楚？誰還能為你劫夫說話辯解？
當然，如果真正按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從全麵的邏輯上講，分析一下劫夫作為音樂家作曲家的曆史與性格，也就會知道，即便他寫了這個什麽《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也不應將他視為林彪集團的人。一則，以當時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團，顯然還不夠格，並且，也的確沒有他劫夫參與了林彪集團活動的證據；其二，他原本就是個喜歡為黨的事業、為黨的領袖寫歌的文化人，並非隻為林彪而寫。況且，當時，林彪還是進了黨章的名正言順的領袖接班人，在情況不明之時，為他寫了歌，也不是什麽投靠。
若真正按實事求是的精神辦，劫夫的這些問題，都不應算什麽的。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有另類處理的。
歌曲解禁，結論照舊
劫夫兩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從錦州押到沈陽，正式被解放軍戰士予以分別逮走的，爾後，被關進了地處沈陽的“學習班”，進行審查。
專案“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還沒有“散班”的信息。
終於，老天來喚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時多一點，因心髒病發作，李劫夫不幸猝逝於“學習班”中。
1979年，遼寧省委的“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決定：“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曆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這是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後正式結論。
不過對這結論，不服者眾，認為有“文革左風”餘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屆長春音樂會”上，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路見不平，公開說話了。他說：“劫夫同誌寫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後應該繼續唱。他生前的後期有過錯誤，但他寫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說是我們音樂創作中的珍品。”7月24日，《遼寧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呂驥的這番話。
從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們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開始響徹於歌廳，進入到錄音歌帶、歌碟之中，重新走進了千家萬戶的老百姓家裏。
1997年慶祝香港回歸的音樂大會上，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總書記等，同首都數萬名群眾一道，齊聲高歌《我們走在大路上》。
1999年國慶節，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盛大閱兵式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隊經過廣場時，伴隨著前進步伐的，便是雄壯高昂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樂曲。
1994年4月1日，遼寧暨全國文藝界等方麵人士，在沈陽回龍崗公墓，為劫夫舉行了一個有數百人自發參加的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4月3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新華社記者為此采寫的文章《深深的懷念》，文章說：人民送英靈，英靈垂千古！
劫夫原名雲龍，終於，他安息於“回龍崗”了。(本文在寫作中，參考了霍長河先生所著《紅色音樂家——劫夫》，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