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發生的“鬧事”和社會問題，中共在召開八大時已經有所察覺。這一點，在中共八大的各項報告以及大會發言中均可看到。[44] 對於前述一些地方黨委的報告，中共中央也及時作了批示和轉發。如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別批轉新疆區黨委和福建省委的報告，要求各地參照這兩個報告，貫徹中央關於整頓幹部思想作風、克服主觀主義、命令主義的精神。[45] 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實際上也是要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的。
二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又批轉了一些地方報告，並發出一些相關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指示，要求各農業合作社在當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對包工包產不合理、勞動報酬定額不夠準確的問題加以清理，在實行超產獎勵、減產處罰的製度時，采取多獎少罰的原則；對入社生產資料作價不合理的問題，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員應該交納的股份基金計算清楚，欠交的應該盡力補交，多餘的應該分期償還；對農業社幹部的報酬，應該根據本社的具體情況和合作社章程規定，對於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適當的調整。[46] 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別批轉河北省委、廣東省委的報告，在批示中告誡各地黨委，“急急忙忙”讓富裕中農入社“本來是不策略的”，因此讓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農退社“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對堅持退社的手工業者和其他行業從業人員，可以允許他們退出，不必勉強把他們留在社內。批示還注意到合作社內困難戶的問題，要求從公益金中給予適當補助，必要時可暫時給以土地報酬。[47] 時近年末，中共顯然希望通過調整年終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開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糧、請願風潮，緩和農村基層的矛盾。
在解決農村問題的同時，中共還著手解決城鎮手工業合作社社員退社問題。1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手工業合作社社員退社，一方麵是自由市場放開後，個體手工業營業“突然興旺起來”，這對合作社社員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麵，參加合作社後，手工業社員收入減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評某些合作社組織，“沒有認真執行黨和政府關於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積累，後工資福利，把積累額定得過高，致使社員收入下降；在生產上不顧客觀條件，把不該集中的也集中起來，甚至高度集中，社員的積極性不能發揮，業務不能開展，給群眾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業主的使用上，沒有量才錄用，或者給以適當安排；在技術手段上，追求機械化、工廠化，把公積金定得過高，處處向現代化工廠看齊。文章提出要對手工業合作社工作進行一次全麵檢查，“在檢查中發現積累比例偏高的，要適當降低；不該集中而又已集中起來的，要迅速分開；對小業主和輔助勞動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調整；工資不合理的，應當適當調整；管理機構龐大的要精簡；對其它不合理的經營管理製度，也要按照手工業生產的特點加以改變”。[48]
與退社現象相聯係，1956年下半年，城市經濟生活出現一個新現象:一些原私營工商業戶開起了“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個體手工業生產也日趨活躍。9月份上海市手工業個體戶為1661戶，從業人員5000多人；10月份就發展到2885戶，從業人員8100多人。廣州市9月份一個月內，個體手工業從業人員增加1100多人。武漢市合作化後，個體手工業者隻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將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島、鄭州、成都和廣西等省市，個體戶和從業人員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認為，這種情形的產生，是因為八大後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自由市場，直接刺激了個體手工業的發展，使原私營工商業“死灰複燃”。有些幹部擔心“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又要泛濫了”，這樣下去會妨礙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49] 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看法和態度卻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澤東與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批評了中共內部“左”的空氣:“我們一些同誌對資產階級隻批評不鼓勵，不認識資產階級這幾年有很大的進步，對資產階級應該采取又批評又鼓勵的方針。”毛承認，公私關係上的問題是“我們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級，隻能怪上麵”，還說:“資產階級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個別的，整個階級不能說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現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營了，沒有對抗了，合營前已經沒有對抗。民建、工商聯、民主黨派同我們是合作的，看不到對抗。”說到“地下工廠”時，毛指出:目前中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但自由市場和地下工廠能夠發展起來，這說明“社會有需要”。應該“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澤東以製衣業為例，主張私營工廠與合作社競爭，並把這叫做“新經濟政策”。“隻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50] 第二天，毛澤東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談話，肯定“公私合營以來，工商界有很大進步”，“我們感覺熟悉了，更加靠攏了”。還說工商業者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一筆財富”。對與會者提出的許多問題，毛說對他幫助很大，而且承諾政府會和他們商量，協商一個辦法，凡是能夠解決的總要解決。[51]
12月17日，劉少奇在一次會議上也說:各地地下工廠不少，天津就有200多。有些資本主義或小生產者，有什麽不好呢？這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29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二次會議上，副委員長黃炎培發言提出私人開廠的問題時，劉少奇又說:“有一些資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萬元、幾百萬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這麽多錢，如果他們要蓋工廠，是否可以準許他們蓋呢？可以的。”
“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有這麽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麵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52] 劉少奇的話同毛澤東的談話如出一轍，甚至比毛更放開。一個細小卻涉及實質的差異是，毛認為自由市場的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劉則認為私人工廠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不過在當時，這樣的差異還沒有影響到中共領導人對私人開廠的看法。《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社論，公開表明對個體戶的態度。社論肯定手工業個體戶的發展“一方麵滿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場的商品供應；另一方麵又擴大了城市的就業人數”，“這是對國家有利無害的事情”。[53]
三個月前，中共八大剛剛宣布“變革資產階級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現在又說“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沒收”，這不能不說是政策性的重大調整。
緩解社會緊張，平息各地“鬧事”，還有一個重要方麵，就是解決國民生活問題。1955年起，由於過分偏重國家基本建設，日用品生產受到擠壓，加上各地爭搶高速度，導致物價上漲，商品供應緊張。以大城市上海為例，“由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所帶來的生產建設高潮，特別是發展農業四十條綱要草案提出以後，全國農業的生產勁頭很大，紛紛購置各種生產資料和文教衛生用品，帶動整個工業生產的發展，對上海市場提出了大量需要，原來上海認為積壓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購一空，成為緊張商品。”當時國營商業部門曾想了不少辦法開辟貨源，滿足生產方麵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費品供應也跟著緊張起來。8-9月間，全國範圍內在提高工資基礎上的工資改革陸續結束，增加工資後的社會購買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費品市場。再加上全行業公私合營後，資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這一時期發放，更增加了對消費品市場的衝擊。呢絨、絨線、針織品、家具等供不應求，部分高級消費品如自行車、無線電、手表、鑽戒等，也暢銷起來。工業消費品市場，十分活躍和緊張。副食品的供應也很緊張，特別是豬肉來源較緊，減少了供應量，居民發生排隊搶購的現象。[54]
麵對壓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調整國家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在安排計劃時強調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因周恩來出訪而任代總理的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提出了“在照顧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條件下來搞建設”的觀點。他主張“保證必需的民生，有餘再搞建設”，還提出要找出一個“民生和建設正確關係的標準”。[55] 雖然很難說這是要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方針，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便作為權宜之計，國民生活也已經被國務院擺在了基礎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將更多的財力用於國民生活。八屆二中全會前，各地上報匯總的基本建設投資指標為243億元，全會決定調低到135億元。陳雲對這個指標仍有疑慮，於是在12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1957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時提出，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再削減。[56] 會後，國家經委經過仔細計算，果然認為基本建設投資還可以削減。12月27日、30日，陳雲兩次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主張將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削減到114億元，還說“不要怕別人說機會主義”。陳雲意味深長地指出，這樣做“可以避免犯東歐國家的錯誤”。[57]
為了解決企業職工提出的問題，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工人階級問題十人小組，由劉少奇主管。12月17日，劉少奇召集十人小組和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負責人開會，座談勞動調配、工業基礎、企業民主管理製度等問題。劉在會上提出了一係列需要研究的問題，如工廠用人可以考慮采取“勞動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業基地，要研究輕重工業的配合問題”；企業管理可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管理委員會，“它又是領導，又是監督，主要是監督，是權力和監督機關”，並且不無擔憂地指出，這些問題“不解決要出亂子”。劉少奇還告訴與會者，中央要“全麵討論”工人問題，要求各種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能解決的應作出決定加以解決，不能解決的要有交代。[58]
做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麵。上半年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後，中共中央統戰部即在內部係統開始了一次檢查工作。從民主黨派、知識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僅對中共各級統戰部門有意見，而且對各單位內部許多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更多。於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進一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重點轉移到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和部隊，主要檢查這些單位中的中共黨員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關係。中共承認，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在黨派關係上，我們的許多同誌不承認或者不尊重民主黨派的獨立、平等地位，幹涉他們的內部事務或者加以歧視和排斥；在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內部共產黨員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關係上，很多黨外人士有職無權，想積極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關係上，許多同誌不尊重少數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權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單位“一邊檢查，一邊解決檢查中發現的問題”。[59]
總的說來，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以後，對各地“鬧事”和社會實際問題，中共和政府的主旨顯然是調整原有政策，采取了某種“讓步”的姿態。不過，還有問題的另一方麵，即波匈事件後的社會思想動態。對此，毛澤東看得比較嚴重。
5、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思想動向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宣布，這次會議的議題主要有三個: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經濟問題。其中，毛澤東最看重的是思想動向問題。[60]
毛澤東在1月18日的講話似乎非常嚴厲，他一開頭便指出:“現在，黨內的思想動向，社會上的思想動向，出現了很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些問題首先出現在黨內，如爭名奪利、貪圖享受的思想在黨內有所發展，一些領導幹部對農業合作化優越性有懷疑態度，反映富裕中農思想的單幹風有所抬頭。接著，毛澤東分析了學校裏學生鬧事的背景，一是學生中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富裕中農家庭者占80％，一是受國際事件影響，“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毛特別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麽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複辟？”
隨後，毛澤東便用主要篇幅專門講國際風潮對黨內和國內的影響，從尖刻的言詞可以看出，對於那些懷疑社會主義製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蘇共二十大“台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麽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子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接著，毛澤東很有信心地說，中共的農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確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無非是少數人這裏鬧一下，那裏鬧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沒有什麽可怕”。他們無非是要推翻共產黨，結果就暴露出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對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麽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製度，推翻共產黨所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最後提出:“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誌們注意。”
1月27日的講話，毛澤東重點談了“鬧事”問題。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毛澤東用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分析，認為鬧事就是對立麵的鬥爭:地主、資本家鬧事是因為他們心懷階級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議論紛紛是因為他們都講唯心論，大學生鬧事是因為他們大多數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至於在工人和農民中間發生的少數人鬧事的原因，一方麵是“領導上存在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是“工作方法不對頭”；一方麵“是反革命和壞分子的存在”。由於對立麵的鬥爭是永遠存在的，“少數人鬧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對待“鬧事”的態度，毛澤東主張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準備和積極的態度，這是一種“領導藝術”。他以匈牙利為鑒說:“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便成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鬧得對的，就承認錯誤，並且改正，鬧得不對的，就駁回去。既“不能步步後退，好惡原則，什麽要求都答應”，也“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不能學段祺瑞”。應該耐心地做大多數鬧事者的分化、引導和教育工作，而“對於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至於那些沒有行動，隻有言論的人，毛澤東主張後發製人的策略:“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
總之，毛澤東最後提出:“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學問，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看，現在的階級鬥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
毛澤東的這番講話，已經蘊含了他後來發動反右派運動的思想基礎。不過，筆者並不認為此時毛澤東已經在設計“引蛇出洞”的“陽謀”。顯然，當時中共急需解決的問題不在這裏。從波匈事件後中共召開的幾次會議和應對國內局麵采取的方針可以看出，作為執政黨，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中共麵對著三個問題，即中共各級領導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這是引起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麵，是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普通民眾對執政黨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由於中共政策方針的偏差可能有進一步激化的趨勢。不過，工農大眾不會反對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會隨著執政黨自身的作風改變和政策調整而得到解決；黨內外知識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業者）的“奇談怪論”，這些言論本質上是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但由於建國以來階級鬥爭搞得比較徹底，所以他們的力量和影響都有限，不會鬧出大亂子。因此，要避免中國社會出現波蘭和匈牙利那樣的危機，首先要解決的是前兩個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執政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問題——第一個問題解決了，第二個問題便會迎刃而解。於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思考，毛澤東提出了他的著名學說——“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並以此作為開展黨內整風的指導思想。
二、毛澤東設想和推動的黨內整風運動
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整風和反右實際上是一回事”，發動整風就是為了反右，而且毛澤東從一開始就設計了“引蛇出洞”的策略。[61] 很多人接受了這種看法，但筆者的研究結果顯示，毛澤東確實設想並發動過一次整風運動。就打擊的對象和運動的方式而言，整風和反右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而且，整風本身在不同的階段，其內容差別也是十分明顯的。毛澤東最初提出整風，是希望通過“和風細雨”的方式打擊執政黨內脫離人民大眾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接著想要借助黨外知識界的力量完成這一任務。後來轉入反右派運動，卻變成以“急風暴雨”的方式打擊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社會上一切對共產黨不滿的言論和行動，而運動後期的整風，則是在整個社會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黨內整風轉為全民整風。其中隻有一點是貫徹始終的，即所有這些運動的目的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1、毛澤東試圖通過整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出現的動亂，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已經取得勝利的政權還有喪失的可能。這種危險的國際根源在於帝國主義和國外的反動勢力，他們企圖鼓動和利用國內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產黨政權；國內根源則在於人民大眾對執政黨脫離群眾的作風和某些方針政策的不滿和對立情緒。至於在中國，毛澤東認為，經過鎮反、肅反，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不會出現與國外反動勢力結合的危險。今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是解決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於是，毛澤東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決定以此作為指導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早在蘇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問題以後，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出現的思想混亂，中共就感到有必要在黨內開展以學習理論為主要形式的整風運動了。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一個通知中提出:為了“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有必要在黨的幹部、研究人員和高等學校畢業班學生中，“分期分批”開展一次學習運動，“到1957年7月結束”。[62] 盡管還沒有直接提出整風，但其意圖是明顯的，即通過加強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不久，批判對象又加上了官僚主義。[63]
這一階段，新華社在《內部參考》中陸續披露出黨內工作作風的嚴重問題。如湖北省襄陽專區在夏收預分中“發現許多農業社幹部有嚴重的貪汙行為”。長春市企業領導機關“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平時隻顧完成生產任務，不關心工人疾苦，妨礙了職工的積極性。內蒙昭盟地區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僅據八個旗縣的材料，一年多來就發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預審及監所管理違法亂紀事件32起，非法搜查與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當而造成的嚴重事件13起。由於幹部在工作中強迫命令的做法和無視百姓生活的錯誤，浙江省寧波地區連續發生“群眾自殺事件”，僅慈溪縣就有91起，寧海縣有78起，涉及的鄉鎮達60-85%，而且“自殺者絕大部分是勞動人民”。[64] 這不能不引起執政者的密切關注。
八大召開前，毛澤東在第一次預備會議上就提出:“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麵和作風方麵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65] 在八大開幕式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在我們的許多同誌中間，仍然存在著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誌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66] 在此前後，報紙上開始報道各地開展整風運動的消息。[67] 劉少奇甚至向印度共產黨代表團“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整風經驗”。[68] 這裏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最初提出的整風方式主要是加強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而且是在黨的內部進行，這與後來開展的邀請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的整風運動是有重大區別的。第二，之所以選擇“學習文件”和“思想教育”的方式進行整風，是因為在毛澤東看來，中共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與蘇共相比，雖然也有，但是並不多。[69] 不過，毛澤東很快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八屆二中全會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如何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國重演。11月15日，毛澤東在全會最後一天作總結報告時指出:“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著又鄭重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至於方法，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70] 正式提出的整風，除了“學習文件”，又增加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內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的，“全會公報的用詞表明”，開展整風隻是毛澤東“個人的呼籲而不是官方的指示”。[71] 可以印證這種判斷的是，胡喬木11月23日在社會主義學院講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時，反複講到反對官僚主義和實行民主化，對整風卻隻字未提。[72] 甚至幾個月後，康生在作報告時仍然認為:“二中全會主席提出準備開展整風運動”，隻是一次“新的學習運動”。[73] 這就是說，中共中央當時尚未就開展整風運動問題形成一致意見，更沒有做出決議。[74]
然而，事態的發展已經不允許執政黨再猶豫了。從長期的發展看，人民內部矛盾將成為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執政黨的工作中心應該轉入如何正確處理大量出現的新問題——群眾不滿情緒引發的社會動亂和幹部的官僚主義、腐化墮落，而後者的存在往往是導致前者出現的主要原因。
情況確實如此。據新華社的報道，當時中國社會上大量出現的罷工、罷課、退社和遊行請願等現象，究其根源都在於執政黨本身的錯誤和問題。特別是波匈事件以後，關於中共幹部官僚化和特殊化的報告驟然增加。如江蘇省少數基層幹部“作風惡劣、橫行霸道”，內蒙古農村幹部“強迫命令非常嚴重”，河北滄縣專區農村基層黨員幹部中存在“命令主義傾向”，湛江市部分機關和幹部“官僚主義十分嚴重”，江蘇省少數機關“強占民房嚴重損害群眾利益”，蘭州市一些部門的黨員負責幹部“官僚主義很嚴重”，河北省縣級以上機關、企業部門“機構龐大，人浮於事”，天津國營工廠“幹部的命令主義、懲辦主義作風嚴重”。[75] 進入1957年後，情況更加嚴重。新華社福州1月12日訊，中共莆田縣委召開三級擴大幹部會，與會的504名區、鄉主要幹部中，70%左右都有強迫命令、貪汙腐化的情況，致使黨群關係十分緊張。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現象也暴露得更多。江蘇省震澤縣沒有一個統戰對象，卻設有統戰部；江都縣沒有山林地區，但卻設有林業科；淮陰專區有些縣沒有工廠，也成立了工會，還要收會費。浙江省吳興縣部分鄉幹部強迫命令作風嚴重，已經發展到違法亂紀的程度:如鄉幹部捆綁、吊打群眾，私設監牢和公堂，任意關押村民，甚至遊街。[76] 還有報道說，湖北省部分農村幹部中存在較嚴重的“六比四怕”思想，即比地位、比待遇、比名利、比享受、比闊氣、比排場；怕下鄉、怕進落後社、怕進山、怕勞動。[77]
現在，毛澤東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如何改變執政黨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