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毛澤東親自策劃的所謂“陽謀”
對於發動反右運動的策略，毛澤東不承認是陰謀。他後來在《人民日報》上公開講:“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麵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麽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麽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隻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隻有讓他們出土，才便於鋤掉。”[188]
毛澤東的話至少有一點是完全違背事實的，即這裏所說的中共中央指示，實際上是在5月14日和16日分別發出的，而不是在5月8日或此前發出的。毛澤東這樣說的目的，是要讓人們以為中共中央（或他本人）早已料到民主黨派座談會上會有“右派言論”，是有意讓他們這樣鳴放的。如此，一方麵把座談會上令他感到不悅的人物說成是“牛鬼蛇神”，把那些“帶有反共情緒”的發言定性為“毒草”就順理成章了；另一方麵，也可以表明這一切都是在他的預料之中的，以阻塞黨內（特別是蘇共）對他鼓動大鳴大放的“不慎行動”的質疑。至於說在提出雙百方針時就已“安民告示”，更是強詞奪理——隻要把他一年來的講話都翻出來看看，就一目了然了。毛澤東這樣做，不僅可以避免被人指責為“言而無信”，更主要的是可以在蘇共和中共幹部麵前掩蓋他對中國社會情緒和局勢發展的判斷失誤。正因為如此，他在5月中旬後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右運動中，其熱情和關注程度，比發動整風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5月上半月，真正實行開門整風的主要還在中央，也就是統戰部召開的引人注目的座談會，而絕大多數單位和地方都行動緩慢。所以，在中央開始轉向的時候，各地的整風運動才剛剛開始。比如雲南省，就是在5月14日這一天，成立了以謝富治為書記的12人整風領導小組。[189] 謝富治在當天的整風運動動員報告中，講述的完全是中共中央5月初整風指示的精神:強調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重重矛盾，首先必須認清黨的責任，把黨風整頓好；處理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論是哪方麵的錯誤和缺點，責任主要是在我們這一邊”；“工人、農民、學生中間鬧事，固然有種種的原因，但是主要是我們的官僚主義，不了解情況，不傾聽群眾的意見”。[190] 5月16日，雲南省委研究整風問題的精神傳達到基層，仍然是宣講中央整風指示，隻是態度比較慎重。省委要求“各地注意保持頭腦清醒，不要輕易發動群眾搞反領導上官僚主義的運動，以免陷於被動”。按照省委的安排，“目前整風隻在省委、地市委中開展，整風的重點隻是縣以上幹部”，其他人主要是學習文件，“正麵體會”。[191]
即使在北京，情況也是如此。直到5月16日，北京市委才發出了整風計劃的通知。北京的安排是，學習文件全麵開展，工作和思想作風檢查分批進行。在學習和討論文件的同時，開始有計劃地分別找黨內幹部和黨外人士開座談會，廣泛地征求意見，廣開言路，充分發揚民主，放手鼓勵批評，解除各種顧慮。檢查的方式，既要嚴肅認真，又要和風細雨，凡是有不同意見的，就要展開爭論，應當允許進行反批評和申辯，對於一些帶原則性的問題，在討論以後應當作出結論，同時允許保留不同的意見。“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192]
這些部署顯然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晚了一拍，但正好趕上新的安排。正是這種中央和地方的錯位現象，給人一種感覺，“引蛇出洞”的策略是從整風運動一開始就設計好的。實際上，整個“陽謀”是從中共中央接連發出兩道密令（14日和16日）後開始的:一方麵在社會上大力宣傳，公開鼓勵和號召黨外人士參加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一方麵在黨內迅速分級傳達中央的新精神，以便安定人心，做好反擊的準備。
5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歡迎非黨同誌幫助我們整風》，評論指出，“在整風運動期間，我們所要求於非黨同誌的，是大膽尖銳毫無保留地揭發我們各方麵的缺點和錯誤，幫助黨員進行整風。”
形式主要是“邀請各方麵的非黨同誌舉行各種座談會”，“黨組織可以更廣泛地運用這種形式。部可以召開座談會，局、司、處、科也可以召開座談會；可以邀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高級知識分子、擔任領導工作的非黨同誌進行座談，也可以邀請機關中一般的非黨幹部進行座談；座談會的規模可大可小，不用會議形式而用個別的訪問談心也可以聽到很多對黨的意見”。總而言之就是采取各種方式讓黨外人士說話。5月1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社論《繼續爭鳴，結合整風》，社論說:“我們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這就應該讓各個方麵人們的各種不同的意見都講出來，大家推心置腹，暢所欲言。這樣才算真正地實現了‘百家爭鳴’，同時幫助了我們黨的整風運動。”有些用語是直接摘自中央16日指示的，不過隻引用了前半部分，而且主要是說給黨外人士聽的。
中共中央14日和16日指示如何傳達的情況，目前尚無文獻資料可以說明，但筆者看到的兩個回憶史料說明，文件的傳達非常迅速，範圍也比較廣泛。
時任《人民日報》四川記者站負責人紀希晨證實:5月17日晚10點多，《人民日報》編輯部電話通知:“今天下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劉少奇同誌有重要指示。前一時期，全黨開展整風，北京、上海動得早，開始鳴放，但全國還沒鳴放起來，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全國各省市都要開展鳴放，幫黨整風。各民主黨派，黨內黨外，什麽話都可以講，就是罵共產黨的話也要讓他們放出來，記者要按原話寫。各記者站都要發整風鳴放稿件。你們四川明天就要發條消息來，沒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廳、統戰部看看，舊材料也可以發來”。第二天，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召集常委擴大會議，聽了記者站匯報的情況後，決定立即開展鳴放。[193] 《人民日報》編輯部這個通知顯然是按照中央的新精神傳達的，隻是對記者們不能明說而已。省委召開緊急常委會，當然不隻是聽編輯部的電話通知；當場便布置鳴放工作，則說明此前省委必定已經接到中央的指示。
當時負責《文藝學習》編輯部工作的作家黃秋耘證實:5月18日晚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聊天時，文化部黨組書記周揚來電要邵去參加緊急會議。邵接聽電話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臨走時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又叮囑說:“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194] 很明顯，周揚要在緊急會議上傳達的，也是中共中央的新指示，而且，對於整風運動將要轉向，省部級領導人已經心知肚明了。
甚至一些民主黨派領導人也事先接到了通知。6月1日，民革副主席何香凝在座談會的書麵發言，與其說是給中共提意見，不如說是對民主黨派的告誡和責備。何希望各民主黨派誠誠懇懇幫助領導黨，“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原意背道而馳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何香凝用了很大篇幅講國民黨的右派曆史，然後聯係到現實說:“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她指責“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裏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裏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顯然是右派了”。[195] 人們當時或許沒有注意到，自開展整風運動以來，這是“右派”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而此前隻有中共中央在內部文件中使用過。
於是，各種“引蛇”和“釣魚”的行動便大規模展開了。根據5月下半月《人民日報》的報道，各部委、各地區、各大學、各學會都紛紛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所有這些座談會，就是要鼓動非黨知識分子站出來講話，給共產黨“提意見”。5月28日北京市委再次布置工作時說得再明確不過了:市府各局、市委各部機關必須立即開始大放大鳴，“黨外普遍征求群眾意見，黨內討論目前報紙上發表的文章，發揮自由思想”，還特別提出“對於知識分子多的幾個部門要大‘放’特‘放’”。[196]
在此期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密切關注著鳴放的動態，指示更加具體，要求更加嚴格。5月20日中共中央發給各地黨委的《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就是一個範例。指示規定各地黨報的報道方針應該是:1、繼續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最好是刊登“那些能夠充分暴露他們的反動麵目的言論（越反動的越好）”。但“右翼分子在報上所占比重應逐步縮小。特別是那種一般性批評和謾罵的東西，更應少登或不登”。2、特別注意刊登中間分子那些比較公道的批評右翼分子的言論，並“應該逐步增多，占到報紙的主要篇幅”。3、“應該逐漸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論，但暫時不宜過多，特別注意登他們一些有說服力的東西。不要登他們那些沒有說服力和火氣太大的，特別是亂扣帽子的東西。”4、“應該登載關於改進工作的事實報導”。5、“在一個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但要“立即著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論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予以反駁和批判。此外，在各種會議上，“應該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間分子的發言”，並給予報道。[197] 所以可以肯定，整風運動中被引出的“蛇”和被釣上的“魚”，基本上就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確定了新方針到6月8日宣布全麵反擊右派期間冒出的人物和言論。
實際上，真正的大鳴大放也確實出現在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針對共產黨的批評意見和言論，不僅數量猛然增加，範圍迅速擴大，而且情緒日益激昂，言詞愈加刺激。毛澤東後來對這時的情形有一個概括:少數右派和反動分子一時間鬧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拚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
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共產黨內部分裂，不久將被推翻。他們的野心極大。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198] 又說:“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這些資產階級右派人物“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199]
現在看來，毛澤東的這些看法無疑是過於偏激和敏感了。不過，“引蛇出洞”的結果，確實造成了混亂的局麵。這主要表現為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鳴放言論；從北京大學開始並引向全國的學生民主運動；共產黨組織的戰鬥力和影響力驟然下降。與此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發生動亂的苗頭和趨勢。
為便於理解毛澤東的反映和思想變化，筆者特意找出這一時期內容敏感、用詞激烈的鳴放言論進行了認真研究。[200] 但細細品味這些言論，實在看不出有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尤其是與上述被毛澤東點了名的那幾位“大右派”的言論相比，除了儲安平的名言“黨天下”外，都沒有更過分的地方，充其量也是屬於思想認識或世界觀的問題。[201] 其實，這些言論是否真的帶有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此時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言論已經傳播，並在知識界“中間派”以及廣大學生中產生了共鳴。在這方麵突出的反映就是學運風潮。
有研究者認為，5月中旬，毛澤東的注意力還集中在如何通過整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北京大學5月19日貼出第一張大字報之後，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202] 這個判斷似欠準確。不錯，直到5月底甚至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始終沒有忘記整風的初衷，但是如前所述，到5月中旬，他關注的重心已經開始移動，隻是還沒有做出如何糾正右派“錯誤傾向”的最後決定。不過，北京大學引發的學生運動確實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注意，並且對促使他下決心全麵反擊右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思維敏捷而感情衝動的青年學生，其言論尖銳和大膽的程度，遠遠超出了民主黨派和教授們的意見。後來，共青團中央大學工作部把大學生的言論進行了收集、整理和分類，其中特別激烈的觀點如“建國8年至今，民主空有其名……憲法上賦予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概無保障。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全體人民，黨即國家，黨即法律”；“天下是人民打的，不是共產黨打的，不能由共產黨一黨獨斷和壟斷，必須各政黨競選”；“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下，使人民代表大會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馬克思主義好比聖經，各地黨委書記好比教區主教”；“文王殺四人而定天下，毛主席殺了七十萬！簡直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203] 上海市整理匯報了類似的材料，言論同樣十分刺激:“共產黨和過去封建王朝一樣，整個黨就是封建王朝的味道”；“整風主要應整老和尚:整風的根本問題在於黨中央，關鍵要整黨中央”。[204] 如果僅僅是一些“年輕娃娃”的過激言論，未必會引起毛澤東動怒，但學生風潮的發展趨向確實令人擔憂，特別是學生鳴放時出現的停課、請願、自發組織小團體等行為影響到社會，且與社會騷動融為一體的趨勢，已經構成了對共產黨統治和社會安定的威脅。
在知識界和大學生轟轟烈烈地進行大鳴大放時，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也呈現出一種動蕩的局麵。早在4月19日北京市就提出，今年北京市中、小學畢業生約有3萬人不能升學。問題重大，不能忽視，如果處理不好，就很容易鬧事。報告說，“去年以來到現在，北京市共發生罷工、罷課事件七起，參加人數約四百多人。發生推派小型代表團請願、包圍領導者等類似事件約有六七十起。”4月28日北京市委向中央報告:“今年以來，許多商品價格上漲，或者變相上漲，許多商品又供應不足，引起廣大群眾的憂慮和不滿。現在，群眾心理普遍緊張，不少人懷疑‘共產黨穩定物價的政策是否保險’。”[205] 這種不滿情緒和不安定因素與大鳴大放的社會氣氛攪在一起，後果可想而知。
5月下旬學校麵臨畢業，很多學生因畢業後不能升學或留在城市工作而鬧事。5月22日《內部參考》刊載了內蒙豐鎮中學應屆初中畢業生鬧事的情況:700多學生集體罷課，還有一部分人“整隊到大街遊行，演說、呼口號，企圖取得群眾的同情和支持”。[206] 湖北醫學院在5月20日至25日期間因要求改善校舍、設備等條件，發生全校性的停課風潮。
風潮的矛頭直指中共湖北省委。[207] 5月27日天津第四十七中學部分應屆初中畢業生成立了“秘密組織並串連其他學校”，“印製傳單，散布錯誤論調，積極拉攏同學，準備遊行”。[208] 5月29日，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學生也因此連續給國務院總理和交通部發電報，鬧事的情況有繼續發展的趨勢。[209] 陝西地區高等學校在鳴放過程中不斷發生各種風波和鬧事事件，學校領導“處於緊張被動狀態，‘四麵作戰’，招架不住”，情況嚴重的有西安航空學院、西安建築學院、西安動力學院、交通大學、陝西師範學院等。[210]
5月28日至30日，湖北城市建設工程學校學生因校方領導的官僚主義罷課三天。6月1日，沈陽俄專部分學生因對畢業分配方案不滿罷課。6月2日，因一個學生遭公安局無理拘留，廣州師範專科學校1200個學生自動集會，表示抗議。[211]
到6月初，有些地方的學校風波已經影響到社會。6月1日，武漢大學學生到漢口繁華商業區一帶張貼大字標語，要求“派記者到我們那裏去”，“反對新聞封鎖”等。貼到《湖北日報》社和《長江日報》社門口的標語被撕掉後，引起學生不滿。3日，學生代表41人到報社質問、抗議。雙方進行了長時間談判，無果而終。[212] 南京發生了同樣的事件，而且鬧到省委。6月1日南京大學學生把大字報貼到《新華日報》社門前，質問為什麽不發表南大鳴放的消息，圍觀者達2000多人。學生與圍觀群眾發生爭執，並展開激烈辯論，直到次日淩晨才散去。由於大字報被撕去，南大學生3日派出代表兩次到省委請願，受到省委書記接見後，事態才平息。[213]
城市工人鬧事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響力的當屬上海。上海市總工會報告:“最近幾個月來，職工罷工鬧事數量有了增加，從今年4月初到5月24日止，共發生大大小的鬧事事件200多起，涉及工廠企業單位約有240個，參加鬧事的群眾有10000人左右。”特別進入5月以後，鬧事情況日益嚴重:“4月份有39件1200餘人，5月份卻有160餘件8200人，4月份一般隻是工業係統，5月份逐漸向其他行業蔓延。同時，內容也比以前更為複雜多樣，而較多的是經濟上、政治上算老賬，因此，處理上也感到不很容易、不簡單。”[214]
5月27日《內部參考》以《目前上海部分工廠企業內部情況很緊張》為題報道，5月上旬藝徒罷工請願一度“鬧得很凶”，剛剛有所穩定，矛盾又轉向其他各類職工。“部分工廠的職工醞釀‘放’、‘要求放’的情緒日旺。榆林、徐匯等區職工罷工、集會、準備遊行等事件逐漸增多:普陀等區的部分職工中，也在‘冒火’，蠢蠢欲動。”報道說:“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廠裏，群眾自己組織起來鬧事，把共產黨和幹部撇在一邊，幹部要召集他們開會開不起來，連情報也搞不到。”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23日在全市工廠企業黨員幹部大會上說:“這種情況值得所有的廠警惕，如果任其繼續發展下去，上海要大亂。”[215] 兩天後又報道說，在知識界鳴放之後，“上海基層工廠的職工要求‘放’的情勢最近已日趨緊張”。最近幾天來新的罷工、集會、準備遊行示威等事件突然增多，一部分工廠則正在“冒煙”、“冒火”，如不及時處理，很可能也要延燒開來。報道特別指出，盡管沒有在工人中發現政治曆史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鬧事有向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方麵發展的趨勢”。[216]
到6月初，情勢更加緊張。6月7日《內部參考》報道:“上海基層單位職工鬧事的情況，最近一周多來繼續擴大並有繼續發展的趨勢。據極不完整的統計:幾乎每天都發生職工鬧事事件，少則七、八起，多則一、二十起；市人民委員會接待室每天要接待好幾十批人民來訪，職工要求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工資、福利方麵。”
鬧事的形式“一般是罷工、怠工、集會、貼標語、代表或集體請願”，甚至有“打罵或恐嚇殺人”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鬧事的麵擴大了。前一時期主要是新公私合營工廠的職工鬧，現在已延及到一部分老合營廠、國營廠、交通運輸工人、搬運工人、過去動員回鄉又倒流回滬的三輪車夫與失業工人、機關幹部，甚至家庭婦女（要求就業）等。”
鬧事的工廠在全市企業所占的比重雖小，但波及麵很大，“已開始影響到正常生產，而且目前情勢還是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大批領導幹部陷於其中”。[217] 據上海市工會聯合會統計，1至4月份發生鬧事約有44個工廠，參加鬧事的職工約3200餘人，但在5-6月間，鬧事風潮陡然擴大，涉及548個工廠企業，參加鬧事的職工達31000餘人。[218]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工人鬧事的情況說明，“無產階級”的不滿情緒已經十分嚴重，更加危險的是，這種情緒正在與知識界和學生界的鳴放匯合。
與城市相比，農村的局勢更加混亂無序，鬧事風潮也發展得更加嚴重，更加迅速。目前尚未發現有關5-6月農村鬧事狀況的綜合統計資料，不過，一些局部地區的情況，也能反映出大體的趨勢。
浙江省的一個農村調查報告曾經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該報告講述了仙居縣農民鬧事的嚴重情況。從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主要是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或自動解散。鬧事後，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台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至19%。被打幹部107人，社幹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戶。報告認為事情發生的原因主要是農村幹部在發展高級社的過程中產生了驕傲和急躁冒進的情緒，結果政策不明，管理混亂，嚴重減產。農民普遍反映:“初級社有優越性，高級社沒有優越性。”[219]
山西省自去冬以來發生的“鬧社”事件147起，參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鬧分社的81起，反對領導幹部官僚主義作風的48起，鬧糧荒的18起。江蘇省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後在江都、泰縣境內發生農民毆打社幹部、要求退社等哄鬧事件，範圍遍及12個區、47個鄉、436個農業社，參加鬧事的群眾近50000人。在最嚴重的三個區，鬧事的農業社竟占到62%。鬧事者有的要求救擠，有的要求增加口糧，有的是對幹部有意見，其中大部分是富裕農民，其目的主要是要求退社。
5月間開始，廣東陸豐縣農村突然爆發了散退社的暴亂事件，全縣幾乎有半數的農民退社，大批的社散夥。據統計，這次事件共有458個社解散，加上其他退社戶，共有40000多戶離開了農業社。全縣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個鄉、366個村的社全部散夥，全縣隻剩下26個社基本保持完整。[220]
黨內的狀況也很令人擔憂。大部分黨員幹部對鳴放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觸和不滿情緒，有的公開抵製鳴放，有的態度消極、情緒低落。但也有少數人參與到鳴放運動中，甚至同“右派”站在一起。這兩種情況都是毛澤東不願看到的，因為這反映了同一個問題——黨的號召力和戰鬥力受到嚴重損害。
中共基層黨組織對整風本來就很消極，對大鳴大放更普遍采取了抵製的立場。據報道，廣州市有些基層領導對少數敢於發表意見的黨外人士變相施加壓力，有的甚至進行追查、質問和議諷。重慶市不少幹部態度蠻橫，有的公開講:“意見隨你們提，充其量撤我的職。”有的拍胸膛說:“老子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都不怕，一沒貪汙，二沒違法，你們搞大民主也把我整不垮！”還有的認為鳴放是“自己討打”，把幹部隊伍“弄得烏天黑地，簡直無臉見人”。
《廣西日報》總編輯甚至“破口怒罵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是烏龜王八蛋，說他們想拆散省委”。[221] 陝西省委5月25日報告，“ 整風運動開始以後，有些領導同誌由於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看到黨外人士的批評意見，或者聽到下麵幹部在學習文件階段剛剛提了一些意見，就張慌失措起來，有的感到不服氣，不高興，甚至拒絕批評，有的悲觀消極，抬不起頭。
總而言之，不積極主動地領導群眾開展整風運動，而是處於消極被動的狀態。一般幹部中也有很多顧慮。”此外，“從目前各高等學校的情況來看，還有不少黨員和群眾在一起向領導提意見，不分黨內黨外，不管黨內秘密，特別是鬧事的學校，黨團員在學生中，雖然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但是，人家一衝就垮了。甚至於黨團組織對黨、團員也失掉了領導和控製的力量。”[222] 雲南省也有類似情況，一些不堅定的黨員、團員“相繼動搖、思叛以致倒戈投降”，僅據雲南大學統計，這樣的共青團員占團員總數的30%。[223]
在5月29日晚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集黨內會議上，各係主任和黨總支書記匯報的情況很有典型意義。一、多數基層幹部抵觸情緒很大，反對繼續搞大鳴大放。教務部部長李培之激動地拍桌子說:“我實在受不住，你看看這些大字報，什麽亂七八糟，烏煙瘴氣的東西，黨給糟蹋得像什麽樣子”。副部長李新也是同樣態度，他要求保留意見，甚至表示可以辭職。
老黨員何幹之、經濟係主任宋濤擔心這樣發展下去，“很可能要推廣到工廠、農民、市民中去”，這些情緒帶到全國“要出大亂子”。二、廣大黨員思想苦惱，不知所措。很多人匯報，現在各支部不知如何行動，“隻能湊合群眾一起貼大字報”。經濟係總支書記方誌西說:現在黨員堅持立場的就受到排斥，失掉立場的似乎說成是積極的，這很值得注意。[224] 不知所措的豈止人大，鞍山市委書記這樣說:我們不知道是應該大膽地“放”，還是按照我們的規定來“放”？總之，市委處於完全“被動的姿態”。廣東省直屬機關和廣州市級機關的領導幹部也感到左右為難。[225]
進入6月以後，隨著鳴放的開展，黨內感到壓力越來越大。北京外語學院的黨員苦惱得很，“有些群眾逼他們發言，特別是關於肅反問題，他們不發言，有些群眾就把紙條貼在他們背上，有的把字條硬塞進黨員的口袋裏去，有的寫大字報貼在黨員的宿舍門上”，而“黨組織在運動中已不起作用”。“現在的黨員就像失掉母親的孤兒，像被擊潰了的分散活動的遊出隊員。”
中央音樂學院的黨團幹部在鳴放中也完全處於“思想混亂”的狀態。[226] 在中央國家機關中出現了兩個極端的情況:一方麵，有的黨員幹部一怒之下撕掉了大字報，有的則幹脆“以牙還牙”，也用大字報反駁；另一方麵，也有一些黨員“立場動搖”，有的泄露了肅反時如何整人的“機密”，有的在群眾大會上公開迎合對肅反運動的批評意見。[227] 有不少人直接給中央寫信，訴說衷情。如北京大學張錦文給中央書記處寫信，表示反對報紙上誇大人民內部矛盾、單方麵發表民主人士的片麵意見的現象，對《人民日報》也這樣做，更無法接受。
6月8日有一匿名者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前天工業幹校有一黨員老幹部，自己先買了棺材，然後上吊自殺身死，他留給你的遺書，不知你見到了沒有？為什麽在艱苦的戰爭歲月裏，共產黨老幹部舍不得自殺，而入城後卻發生這樣可憐的事件呢？難道你們能對此無動於衷嗎？”寫信人警告說:“這樣下去，他們會認為共產黨太軟弱可欺了，他們會得寸進尺，就會請你毛主席下台。”[228]
毛澤東本人未必能夠看到這封信，但是，民主黨派和知識界言論的影響，北大學潮及其在全國高校引起的風波，城市和農村出現的動亂跡象以及黨內的不安定因素，這一切匯合起來使毛澤東感到，共產黨的統治地位正處於某種危險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