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共中央決定全麵開展反擊右派運動
5月中旬發現民主黨派的言論有“危險企圖”和“錯誤傾向”後，毛澤東本來可以采取一種懷柔的應付辦法，像發動整風時那樣召開小範圍座談會，對那些他認為的“右派人物”（不過數人而已）進行規勸或提出警告，請他們並通過他們影響黨外人士，在規定的限度內鳴放，繼續幫助共產黨整風。但毛澤東沒有這樣做，對於階級鬥爭和思想動向的敏銳感受和觀察，促使他下決心繼續鼓勵鳴放，甚至“引蛇出洞”。那時毛澤東還沒有放棄整風的打算，對於將要開展的反擊右派運動，也還沒有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他就是要看一看，經過近八年的宣傳、教育和改造，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麵對小小的風浪，究竟是繼續跟著共產黨走，還是會被這幾個社會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黨內和社會主義陣營內的懷疑論者證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英明正確。然而，“引蛇出洞”後二十多天的風雲變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轉而憤怒，毛澤東決心結束黨內整風，而開展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和目的的反右運動。
毛澤東是什麽時候下定決心的？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一件事，即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將在6月3日召開人大會議。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鼓勵結合整風，繼續開展爭鳴。
還有，5月18日文化部發布通令，將所有曾禁演的戲曲劇目全部解禁，其中包括1950年到1952年間陸續禁演的20多個劇目。[230]這些跡象都說明，當時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都沒有感到有什麽非常現象足以打斷國家機器和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也就是說，至少到5月18日，毛澤東還沒有決定要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或舉動。這一點似乎沒有疑問，但很多研究者以為，5月19日的北京大學風潮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所以第二天，即5月20日中共中央便做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從而表明毛澤東決定開始反右。這裏有兩點解釋不通。第一，北大發生學生運動的情況，毛澤東是通過新華社和北京大學黨委反映後才得知，然後又派人去調查的。[231]這至少要兩三天，所以5月20日的指示與北大事件無關。第二，從5月20日指示的內容看，並沒有改變14日和16日的部署和安排。
5月19日和20日連續兩個夜晚，毛澤東召集劉、周、鄧、陳等領導人開會。[232]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共中央指示首先分析說，“現在的情況是，在上海、北京等運動已經展開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動麵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夠。”接著引用16日指示的話說:為了“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漸孤立右派，爭取勝利”，需要“繼續登載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暫時不宜過多”反駁，“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顯然是為了防範“右派”言論的影響，指示要求“不要到外點火，特別不要同時在工廠和學校中發動工人和學生的批評運動”（這也說明北大的情況此時尚未匯報到中央）。指示還用大量篇幅教育黨員要正確對待批評，改變思想作風。最後要求結合5月14日和16日兩電“一並研究執行”。[233]這就說明，5月20日指示不過是對前兩次電報的補充和強調，而沒有做出新的決定。
5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報紙的宣傳報道問題。目前可以看到的會議摘要記錄是:“鬥爭的目的:同黨外人士的鬥爭，是孤立右派，爭取中間派，教育左派，改進作風，克服官僚主義。黨報不要趕時髦。運動結果即勝利的標誌是是否團結了中派，右派麵目是否暴露了。”會議認為《文匯報》、《光明日報》刊登民主黨派的言論是“爭取領導，宣揚右派，爭取中間”，並擬定了一批題目，確定了作者和交稿日期。[234]從簡短的記錄文字看，運動的目的是團結中間派，暴露和孤立右派，還沒有提出反擊右派的問題，不過是準備寫幾篇文章而已。
當天，毛澤東對秘書林克也說到了右派問題:什麽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共產黨和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都是騙人的，一切都不要相信。他們違背了願意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諾言，他們意圖擺脫共產黨的領導。毛還談到對肅反中一些案件進行複查的程序問題:今後黨組議論時可以先不定死，議一下，交給非黨人士議，然後根據他們的討論，黨組再詳細討論定案後，再交行政會議正式通過。毛澤東還興致勃勃地向林克講解了他的詩詞《沁園春·雪》。[235]顯然，毛澤東此時還在對民主黨派“違背諾言”，向共產黨爭權的意圖耿耿於懷，毛澤東邀請民主黨派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信他們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他為自己的“上當受騙”而感到憤怒，所以他必須打擊這些“右派人物”。但到目前為止，毛澤東並沒有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說到肅反案件複查時，他仍然提出先交給黨外人士議論，甚至還有心情談論自己十幾年前的舊作。
5月22日仍然沒有變化。劉少奇在這一天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是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問題。
這時並沒有提出推遲會期，而劉少奇隻是在發言中順帶談到了整風運動和孤立右派的問題。劉繼續強調:我們黨實行整風，很有必要。現在黨外有很多的意見，黨內也有意見。相當嚴重地脫離群眾，不整風，我們黨就會慢慢地毀滅掉。自然也談到了鬥爭策略，劉說:我們國內各條戰線現在都在發生重新改組的問題，各個階級都有左、中、右三派。我們要考慮做中派的工作，使右派孤立起來，辦法就是充分暴露右派。[236]這裏還是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戰鬥部署。
5月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報告了整風鳴放的情況和工作部署，周恩來、朱德、陳雲、陸定一、康生也通報了一些情況。劉少奇最後說:小平的報告很好，這是在主席那裏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
既然鄧小平傳達的是5月19日和20日毛澤東召集會議時確定的方針，那就是說，這次會議關於整風運動的工作部署仍然沒有超出中央5月中旬指示的框架。鄧小平在報告中說:“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運動可不可怕？現在我們確實有些擔心，比如我們黨校有相當的高級幹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誌，他們在那裏很擔心。這個擔心是有理由的。你說共產黨看到那個罵娘的事情心裏不著急呀，我看也難設想，我就有點著急。開始幾天，人心裏麵有點急。後來看到那個反動的東西愈多，心裏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擔心是不是會出亂子。總的估計是出不了亂子。”[238]鄧小平如此放心，當然是還不了解正在北京校園裏發生的事情。可以為此判斷提供的另一個證明是，陳雲在會上討論整風問題時指出:業務機關要做到整風、業務兩不誤，上級機關要切實督促，抓好這件事。[239]看來，23日在中共高層還沒有發生特別情況。
第二天，作為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彭真在北京市傳達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具體內容。彭在報告中繼續強調整風，特別是開門整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肯定絕大多數鳴放意見是正確的，“有些人的批評是從右的觀點出發的，是從資產階級觀點出發的，但是右的方麵的意見也可以起積極的作用，毒草也可以作肥料，起好的作用，事物總是在矛盾的鬥爭中發展的。”又說:“整風已經開展起來了，但總的還是放手得不夠，對黨外人士發動得不夠。有些大專院校還沒有開展起來，中央有些部還沒有展開，市裏有好些單位還沒有展開。由於有些同誌還了不解發動黨外人士對黨展開批評的好處，因此他們就沒有決心去放手發動黨外的批評，不敢放火來燒掉自己的錯誤，特別是當著有些右翼分子、極少數對黨憤恨的分子，對黨實行惡意攻擊的時候，就更沒有勇氣下這樣的決心。”“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當然不會都是正確的。但是為了鼓勵和開展這種批評，對於一切意見，應該耐心地、冷靜地傾聽，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管是好的壞的，都應該耐心地冷靜地傾聽，這是很難的，但是必須這樣做。就是對於錯誤的、甚至反動的意見，目前也還不要忙著進行批駁，以免阻塞言路。”“現在的批評已不是和風細雨了，的確是狂風暴雨了。因為發動黨外人士、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給你提意見，人家有話就要講，講了以後就要登報，有黨的報也有不是黨的報，這樣大家集中起來批評不就成了狂風暴雨了嗎？”[240]應該說，這個報告反映了5月14日到23日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場和方針，至少彭真本人的理解是這樣。
至此，可以對“引蛇出洞”策略實施後的整風方針進行一下總結了。這裏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鳴放中出現了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的言論和意見，並且對多數中間派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必須堅決回擊和批判這些右派言論。由於這些人物和言論有很大影響，且其反動性暴露得還不徹底，因此應該采取欲擒故縱的策略，讓他們走到極端，走到反麵，才利於分化瓦解。但是，第二，這個鬥爭還是在人民內部，還是屬於思想領域，就是說仍然在整風運動的範圍內，隻是從黨內跨到了黨外——這是毛澤東原打算在黨內整風結束後進行的工作。因此，整風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都沒有改變，改變的暫時隻是策略。然而，在5月底的這幾天，一切都改變了。
筆者注意到，毛澤東沒有參加19-20日的政治局會議（這也可以說明會議沒有新內容），他正在關心的無疑就是北京大學出現的新情況。那幾天，毛澤東不斷派他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和林克去北大了解情況，每天向他匯報。據林克回憶，當時“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憂慮的。他關心的是國家政權的穩定，而不是個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看我們的政權能不能穩得住，會不會亂？”[241]毛澤東的確對局勢做出了相當嚴重的估計，他認為清華大學的黨組織已經垮掉了，“幾十個支部瓦解了”，而副校長錢偉長就是“納吉”，其“本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而且幾乎每一個大一些的學校和工廠的“知識分子中間都有右派”，他們“就是納吉的群眾，是小納吉”。[242]他甚至設想了最壞的情況——打算再上延安。[243]
後來毛本人也曾談到當時的心情:“我這個人就是常常有憂愁，特別是去年五月底右派進攻，我就在床上吃飯，辦公，一天看那些材料，盡是罵我們的。”又說:“右派猖狂進攻時，哪個不著急？我看大家都有點著急。我就是一個著急的，著急才想主意。”[244]毛澤東想出的主意就是一方麵繼續共產黨整風，一方麵開展一場反擊右派的運動。
在注意整風鳴放的新動向同時，毛澤東又開始修改他在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稿，並於5月24日改出了征求意見的第二稿。這次所作的重要修改和補充有:增加了關於知識分子必須完成世界觀上的根本轉變的一大段論述；關於階級鬥爭的論述改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結束，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還是尖銳的，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增加了批判修正主義的內容。[245]總之，強調思想鬥爭的尖銳性，強調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強調批判修正主義的重要性，是這次最主要的修改。當晚，毛澤東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246]
就在25日這一天，劉少奇主持的人大常委會七十次會議討論人大四次會議的會期問題，決定從原定的6月3日推遲到20日召開。
官方沒有說明會議推遲的原因。國外學者引用的一個資料說，是因為劉少奇對整風運動出現的學潮和“人民會走上街頭”的狀況表示擔憂。[248]筆者沒有找到相關的文獻證據，但推斷這一定與24日夜晚毛澤東召集的會議有關，而且可以判定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這時的注意力已經被學生運動的發展勢頭所吸引。也是在25日這一天，毛澤東和中共主要領導人一起接見了出席青年團三大的全體代表。毛澤東發表了“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的講話，語氣中流露出來的是警告和暗示。[249]簡短的幾句話，幾近捅破窗戶紙，反擊右派的意思昭然若揭。參加接見的薄一波後來說，這個講話是“反擊右派的公開動員令”。[250]這樣說也許不大確切——畢竟還沒有宣布開始反右派運動，不過，一場反右派運動的風暴已經濃雲密布、雷聲隱隱了。
這些都說明，這時毛澤東已經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受到了真正的威脅。這個感受，也體現在他對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稿的修改中。5月25日，毛澤東改出了講話第三稿，並在批語中特別注明:我對“百花齊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談到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問題時，增加了“階級鬥爭還沒有結束”，以及“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說法；增加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並說“各民主黨派對共產黨提意見，作批評，要看那些意見、批評是否合乎上述六個政治標準。如果不合，那就會喪失監督的資格。”[251]可以看出，這些修改已經是在為新的戰鬥做輿論準備了。
5月26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周、朱、鄧、陳等人開會，聽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匯報。[252]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目前未見披露任何資料，不過，第二天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的講話記錄，應該反映了這時毛澤東和中共高層的決定。從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匯報可以看出，中共對國內局勢的估計已經相當嚴重。柯講到，上海文化、出版、發行界“暴露很厲害”。在“放的過程中，最壞的是民盟”，“他們的方針是一放到基層，二撤換幹部，三算政治舊賬”。他們企圖“瓦解我們黨，動員黨員‘坦白’秘密”，還把手伸向了工會。在民盟內部則是要改選，啟用那些“我們傷害過的人”。知識分子也“有很大暴露”，過去沒有講話的人，如巴金，都出來講了。王造時、陳明樞提出搞私法問題，“影響很深”。在柯慶施看來，更嚴重的情況是這種氣氛已經感染了社會。工廠鬧事增多了，牆報很熱鬧，機關、銀行、稅局也在鬧。貿易公司醫藥批發站、劇團、影界、廣播、大學都在鬧。最令人擔憂的就是黨內的問題:有的黨員把黨外作家當作後台，有的黨員提出脫黨，還有的把黨內事情告訴黨外人士。王若望就同右派站在一起，說出現納吉也不為怪。（這時劉少奇插話:有些共產黨員和裴多菲俱樂部一個樣子。）“幹部對主席報告開始擁護，第二步有不同意見，第三步抵觸”，認為對右派“現在不整心不甘”。[253]
鄧小平的報告講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考慮和部署。鄧說，整風運動開始的目的是搞黨內的三大主義，因為問題很嚴重，最初用的是內外夾攻的辦法。
運動開展以後，絕大多數的意見是正確的，有益的，90%對我們有幫助，“但很顯然有部分右派跟我們爭領導權。這個鬥爭不隻是在思想領域，已經擴及政治範圍。有人提出的綱領很謹慎，不是打倒共產黨，而是要我們退出陣地。各地都看得出，以上海、北京為典型。因此中央不能不做鬥爭，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因此，“黨內外歸結起來一個目的，加強黨的領導”。接著說到運動的方法，鄧指出:關鍵是能不能團結中間派。右派在爭取中間勢力，左派、我們也在爭取中間勢力。我們爭取中間勢力有兩條:一是改正自己的錯誤，二是孤立右派。用右派教育中間派，使中間派知道需要同右派劃清界限。鄧說，現在“右派大體都出來了”，如章伯鈞、章乃器、龍雲等等。鄧指出右派活動現在有兩個傾向，一是“向基層發展（康生插話:《光明日報》昨天對北大的報道有動員性質）”，二是“暗地組織活動的跡象明顯了”。談到今後的方針，鄧說:還可以繼續鳴放，主要在機關、大專院校，讓右派進一步暴露出來。黨團隊伍也要考慮整頓。但工廠、中小學不要觸動，關鍵是不能“出大亂子”。最後，鄧談到“中央有個設想”，即“運動下一步我們要建議黨外整風”，“黨外幾百萬知識分子的改造不能放鬆”，還是采取說理的方法。[254]彭真結合北京情況的講話更加具體、更加明確:開始隻是整風，現在又加上一個“階級鬥爭”。鬥爭主要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思想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主要在機關和大專院校，工廠和中小學不要搞，不停課，不上街，不下廠，就不會出大問題。[255]
5月28日，毛澤東同林克談到他對運動的想法:看今天的形勢，還應該繼續大放，目的是整黨、爭取中間派、孤立和分化右派。但對右派也是和風細雨的方針。北京大學的情況不會發生大問題，學校教授、副教授的11%是右派，左派39%，中間派50%。講師、助教不在其內。8000學生中，右派隻有70餘人，有200人左右支持他們。[256]6月1日，毛澤東又對國務會議講話稿作了一次較大改動，其中增加的新提法是:“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而且指出，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向馬克思主義進行鬥爭”的最好助手。
上述材料表明，到5月底6月初，毛澤東要進行反右運動的設想又進了一步:同右派的鬥爭已經不是整風的一部分，而是與共產黨整風並行的一場“階級鬥爭”；這場鬥爭已經不再局限於思想領域，而是有了政治鬥爭的內容；在理論上和口頭上還沒有放棄整風，但是修正主義的危險性已經提到首位，而這些恰恰不在整風的範圍內。還可以看出，中共對國內事態發展的嚴重性也有了進一步認識，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言論——他們的話已大體說完，陣線已基本清楚，右派隻是極少數；也不在於學生運動本身——那裏不會發生大問題，因為右派也是少數。最危險的就是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煽動性言論，與波及全國的學運風潮匯合起來，再同時湧向社會，影響到工廠、農村和中小學，其結果將是“天下大亂”，將會真正危及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這時開始擔心:中國“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了。[258]這就是毛決定提前反擊的真正原因。開展一場反右鬥爭的基本方針已經確定，主攻方向也已經明確，餘下的就是何時開始戰鬥，如何開始戰鬥了。
5月27日省市區書記會的召開標誌著新方針的確定，此後就是審時度勢進行落實的問題了。
首先是繼續在黨政機關和民主黨派中鼓勵繼續鳴放。雖然黨內討論時已經意識到危險的存在，但在表麵上社會的鳴放浪潮還在繼續。5月29日，民革中央委員會發出了關於積極幫助中共進行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組織和全體成員熱烈響應中共號召，“消除一切顧慮，實事求是，誠懇坦率，提出批評和建議；各級組織應將所提出的意見反映給中共黨委參考”。[259]《大公報》也在29日發表社論《工商聯要幫助工商業者鳴放》，勸告中下層和中心城市的工商業者“解除顧慮，勇敢地鳴放”，並要求“工商聯特別要負起責任，一方麵把自己所看到的問題向有關部門提出，一方麵要充分發動工商業者把心裏的意見和要求都講出來。”
5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央國家機關黨委要求“更加放手地讓大家暢所欲言”的報道，明確提出:“各單位要拿出具體措施，廣開言路，繼續貫徹大‘放’大‘鳴’的方針”，同時強調要加強黨對運動的領導。6月5日《人民日報》在第1版以“人民內部需要經常開展批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永不收兵”為題，轉載了南京《新華日報》6月1日的社論《把整風運動繼續深入開展下去》。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此時的媒體運作都是在呼應中共“引蛇出洞”的鬥爭策略。
為避免事態繼續惡化，在鼓勵民主黨派、工商界和國家機關繼續鳴放的同時，對於工廠、農村和中小學則是嚴格把關。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江蘇省委關於正確處理農村人民鬧事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認真學習江蘇的經驗，並按照同樣的辦法，“認真地分析一下農村人民鬧事的原因”，“主動地去解決農村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以使防止人民鬧事事件的發生”。[260]6月4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一）各學校、機關出大字報和學生舉行辯論會、控訴會等新聞，一律不要在報紙上發表，以免影響到中等學校和工廠。（二）凡出大字報的學校和機關應宣布一律不準貼到門外和街上，以免妨礙社會秩序。
與此同時，反擊右派的鬥爭已經在進行各種準備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從6月1日開始，《人民日報》刊登反駁右派的報道和文章的數量明顯增加。[262]如《承認兩麵性，才有利於自我改造》、《黨委治校，還是教授治校？》、《誰說公方代表領導不好生產？》、《我反對葛佩琦的觀點》等。[263]毛澤東本人也親自挑選文章。5月29日《新聞日報》刊登了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毛澤東早已把章乃器內定為大右派，看到這篇文章後，第二天便批示胡喬木:此篇似可轉載。[264]還有6月6日《文匯報》刊登的《知識分子應怎樣對待整風》一文，毛澤東也在第二天批示胡喬木:此文很好，可以轉載在顯著地位。[265]
除了輿論準備，基層單位黨委也接到了任務。時任北京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的施平回憶說:反右正式開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召開大學黨委書記會”，布置各校抓緊時間，動員鳴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負責同誌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學校‘鳴放’情況後說: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製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最後又交待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全麵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266]
6月3日統戰部召集的民主黨派座談會進入最後一天，李維漢事先把發言稿送毛、劉、周審閱，並請示要不要提反右。毛澤東審閱稿時，加了一句話:座談會上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相當一部分是錯誤的”。周恩來說，關於反右問題，柯慶施在上海已經有所表示，你可以講。[267]同一天，彭真在北京市部分黨員幹部會上發表講話，向基層幹部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新方針。彭指出:當前有兩個鬥爭，一個是黨內的思想整風，另一個就是階級鬥爭，並強調“這一時期主要是”搞階級鬥爭。雖然把這種階級鬥爭歸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但彭真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就在於，右派正在煽動農民、工人和學生。在如此激烈的鬥爭麵前，彭真呼籲工人不要再鬧事，而應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268]
另據黃炎培日記中記述，6月5日夜晚，毛澤東緊急召見他和陳叔通，大概因為這兩位老先生日前曾聯名上書，請求毛不要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毛心存感激，不願他們被卷入進去，故提前向他們吹風。毛澤東談到，在鳴放中“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還說章伯鈞與羅隆基已經勾結起來，並希望黃回到民盟去主事。[269]這表明，中共在發動反擊行動前，已經在考慮改組民主黨派的領導班子了。
6月4日毛澤東對林克的講話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對右派的性質又提出了一種新的看法:“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中的右派表現得最猖狂，帶有一種最後掙紮的性質，他們和蔣介石與帝國主義有共同點。”第二，對雙百方針也有了新的解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口號是無產階級性的，如果這個口號執行的結果不能駁倒謬誤，整倒右派，那麽這個口號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這是反動的。”第三，進一步確認右派已經處於孤立狀態:“右派有些衝昏頭腦，以為中間派是屬於他們的，其實是做夢。”[270]說右派是“最後掙紮”，與蔣介石“有共同點”，這顯然就不是人民內部的問題，更不是思想領域的問題了。這種認識為後來的反右鬥爭采取“急風暴雨”的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礎。對雙百方針這種後退一步的說法，一方麵是毛澤東為實行雙百方針的“失敗”尋找的一個台階，另一方麵也表明，他準備放棄或暫時收起這一方針了。對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做出左派已經占有優勢的判斷，則意味著全麵進攻可以開始了。現在隻是要尋找一個合適時機。
6月5日晚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彭真和羅瑞卿談整風問題。[271]具體會談內容不詳，但特別召公安部長羅瑞卿覲見，很可能與追查一則“謠言”有關。
6月4日《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說，北京大學有一學生寫了一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造謠說黨中央已開始分裂，毛主席的“鳴”、“放”方針遭到了黨內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對和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這篇文章油印後在校內外散發，震動很大。陸定一認為事情十分嚴重，於6月5日將《簡報》報送毛澤東，並附信說，右派正在進行大陰謀，值得注意。因此，此次人大可能出現一種激烈鬥爭，包括我們現在還估計不到的東西，例如提出胡風案，對某些同誌的人身攻擊，等等。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第二天批示:“印發在京各中委一閱。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272]就在批示發出的當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
《指示》首先通知，6月15日將在報上發表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兩次講話，並要求“各省市一級機關、高等學校及地市一級機關用大放大鳴方法的整風，請即加緊進行”。除了說明大字報的形式“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外，毛澤東強調，“機關學校出大字報的消息，報紙不應登載，以免影響中等學校及工廠”。《指示》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擊右派的行動安排:“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必須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毛澤東還提醒說，“暑假將屆，京滬及各地大學生將回家，其中有些人將到處活動，你們應爭取主動，並準備適當應付”。[273]按照毛澤東的這個設想，大約10天以後，也就是他反複修改的講話稿發表之際，反右運動將全麵展開。然而，一個突發事件導致戰鬥提前打響了。
在權力鬥爭中，毛澤東最敏感、最警惕的就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活動，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在前引鄧小平27日的報告中就談到民主黨派有“暗地組織活動的跡象”，6月初，這方麵的情況開始連續披露。6月5日《內部參考》報道，5月19日王造時曾約人座談，討論恢複抗戰時期的民間組織“救國會”事宜。據反映，王在會上說，毛主席、周總理都關心救國會的恢複問題，在北京征求“七君子”的意見時，史良、沈鈞儒不讚成，沙千裏讚成，章乃器不熱心。會議商談的結果，認為救國會有恢複組織的必要，對於解放台灣、聯係華僑都有益處。會議決定“積極調查原救國會的幹部、群眾，分別收集名單”。[274]6月6日《內部參考》又披露:最近發現有些機關內民主黨派的組織有不正常的活動。在手工業管理局工作的農工民主黨黨員宋子榮積極做發展工作。他所發展的都是被我們鬥過的人。他們公開地說，我是這個單位民主人士的代表。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手工業管理局要給我地位，給我機會。僑委中國新聞社的民盟組織也積極展開活動，他們說，中國新聞社的黨組織已脫離群眾，不能居於領導地位，我們民盟組織應該起來團結群眾，領導新聞社的工作。[275]
更嚴重的情況出現在早已被毛澤東列入“黑名單”的民盟，這就是著名的“六六六事件”。6月6日上午，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樂部邀集曾昭倫、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六教授討論時局問題。
關於這次聚會，反右運動開始以後，被作為右派陰謀活動的典型案例受到批判，所根據的材料是與會者閔剛侯在7月4日《人民日報》上披露的會議討論內容。後來，當事人葉篤義和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也曾講到會議情況，所述內容與前者差距較大。[276]
章伯鈞和六教授在會上究竟說了什麽話，目前沒有文獻證據，無從核實，但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與會者都認為由於學生鬧事，大字報上街，共產黨麵臨危局；第二，民主黨派此時應該站出來，承擔起收拾局麵、平息內亂的責任。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民主黨派此時挺身而出的目的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當事者認為自己是為了幫助共產黨擺脫困境，而當政者認為他們是要乘機推翻共產黨。
仔細閱讀和對比所有相關材料，筆者認為，說當時民盟要推翻共產黨，那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猜測，但在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章伯鈞等人確實想通過幫助共產黨渡過難關，從而為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爭得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恰恰這一點是毛澤東和中共最忌諱的，在他們看來，這不是乘人之危嗎？況且毛澤東早就認為在民主黨派中民盟是“最壞的”。
還在6月2日招待法國總理的酒會上，章伯鈞就曾向周恩來表示:武漢交通部學校的學生們要到北京來請願，請把這件事交給他來處理。周恩來當時笑了笑沒有說話，但心裏想章伯鈞“腦袋膨脹得很，熱得很，他覺得共產黨不能維持了”。[277]
此時中共已經確定了反擊右派的方針，故周有此態度，但章伯鈞肯定沒有認真體會周恩來的反應。6月6日他再次提議，要史良當晚利用參加國務院會議的機會，向周恩來反映他們的想法——由民盟出麵做學生工作，使各校局勢穩定下來，並希望周接見六教授，當麵請示機宜。第二天去國務院開會時，史良告訴章伯鈞:“前一天晚上我已和總理談了，可總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這個機會，再和總理談一談。”於是，章伯鈞在會上給周恩來寫了個條子，說眼下的情況嚴重，民盟同誌反映問題的態度很誠懇。周恩來看了條子，仍然不置可否。[278]
到了這個時候，無論章伯鈞和民盟提出任何建議，都不會有好結果。周恩來的感覺是:他們看到大字報上街，學生請願，工人罷工，農村合作社也有問題，認為就是匈牙利事件了。“他們這樣的相信，這樣的估計，6月6日他們是高興的”。[279]毛澤東對此事的反應體現在他後來寫的文章中:“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6月6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
這時的毛澤東感到，防止民主黨派與學生結合，防止學潮湧向社會，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已經刻不容緩，反擊行動必須提前。恰在此時，又發生了“盧鬱文事件”，毛澤東及時抓住了這個機會。盧鬱文是民革中央委員，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助理。他在5月25日和29日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發言，批評現在一些人提意見有片麵性，隻許自己提意見，不許人家作說明，並與譚惕吾發生爭議。[281]在6月6日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盧鬱文宣讀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嚇信。信中說盧鬱文“為虎作倀”，“無恥之尤”，並要他“及早回頭”，否則“不會饒恕你的”。
匿名信還說，“共產黨如果隻認你這班人的話”，“總有一天會走向滅亡”。[282]6月7日上午毛澤東看到報紙上的這條消息，喜出望外，對應約而去的胡喬木和吳冷西說: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
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麽時候抓住什麽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麽？》在讀者麵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來思考。[283]
於是，反擊右派運動的號令就這樣產生了，一場波及全國、影響數十萬人命運乃至共和國發展方向的反右派運動就這樣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