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蘇分裂的結果及其影響
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大論戰，從思想和感情上斬斷了這對兄弟之間保存的最後一絲情誼，造成了兩黨關係實質上已經破裂的現實，兩國關係隨之逐漸惡化。進入1965年後，中蘇兩黨圍繞莫斯科三月會議和援越問題展開了新的衝突。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絕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兩黨組織關係中斷。與此同時，文化大革命運動渲染出濃重的反蘇氛圍。中蘇邊界衝突逐步升級，1969年爆發的珍寶島流血事件，使兩國關係一度走到戰爭的邊緣。毛澤東調整中國的外交戰略，開始聯美抗蘇。中蘇同盟徹底破裂，兩國關係最終轉入相互敵對，以至軍事對抗的狀態。
中蘇分裂的曆史進程及同盟關係解體的結果，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蘇聯乃至世界政治的發展脈絡，其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道路的探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以及冷戰結局所產生的效應，是巨大的，也是十分複雜的。這種影響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麵:
1、對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產生了阻斷性影響。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新綱領，是繼20年代新經濟政策和40年代“列寧格勒派”之後，蘇共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進行的第三次探索。同樣，中共八大確定的路線，也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在開始思考和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此時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與蘇共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中國黨看來，國際形勢正趨向緩和，可能出現10年或者更多一點的和平時期。毛澤東並在1957年同赫魯曉夫的談話中認為不會發生戰爭，提出應該爭取延長和平時期。[46]中共領導人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國內的經濟建設，確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主要任務，這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
但是，隨著前述中蘇在內政、外交政策上分歧的顯露並發展，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開始設計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即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大躍進”運動顯示中國的建設速度快於蘇聯、發展道路優於蘇聯；以人民公社製度為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提供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同時不斷調整意識形態鬥爭的側重點，從起初的評價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評是“揭了蓋子”，破除了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著重反對教條主義；到波匈事件後，認為教條主義還沒有肅清，又來了勢頭凶猛的修正主義，轉而提出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繼之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斷定，當前國際共運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直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改變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47]
與對內政策重新強調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相應的是，以緩和為主的對外政策的發展方向也被重新鎖定為對美展開鬥爭。毛澤東這時轉而認為還是他原來的想法好，即堅持和美國鬥爭，不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中國要利用美國“對華三原則”（不承認新中國、反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和對華禁運與封鎖），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58年6月外交部召開的討論國際形勢的務虛會把中國現實的外交政策歸納為:“搞臭南斯拉夫，鞏固社會主義；打擊美國，搞垮帝國主義；孤立日本，爭取民族主義。”於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再次被列為中國外交政策中頭等重要的任務，前一階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比較穩妥、務實的外交政策複又被一種充滿革命激情但卻脫離現實的政策所取代。[48]由此，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也與莫斯科的既定方針漸行漸遠。總之，中蘇兩黨對內對外戰略基本一致的格局一去不複返了。
中國表麵超英趕美、暗地趕超蘇聯，突出反對修正主義、高舉反美鬥爭大旗的方針政策，再加上蘇共黨內讚同中共路線的政治勢力的活動，對赫魯曉夫構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使他既不能在中國向共產主義躍進的勢頭麵前無動於衷，也不願將反帝旗手的位置拱手相讓，損害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形象，更不可容忍黨內反對派趁機動搖其統治地位。諸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是，赫魯曉夫不得不提出社會主義國家要“對表”，希望毛澤東的步子不要走得過急，不要獨樹一幟，同時在探索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其做法也是不斷地左右搖擺。
就國內政策而言，赫魯曉夫在1958年12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也宣布了一個“國民經濟七年發展計劃（1959-1965）”，並在翌年的蘇共二十一大上正式確定下來。會議宣稱，蘇聯已進入“全麵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49]這個七年計劃同樣帶有某種“躍進”性質，為了推動這項計劃的超額完成，蘇聯還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共產主義勞動隊”運動。[50]七年計劃最終宣告失敗，柯西金在蘇共二十三大指出，失敗的原因在於“主觀主義”、“不懂裝懂”，規定了經濟上沒有根據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務。[51]
從外交政策上看，赫魯曉夫在緩和政策的推行中，也常常受到中國這個盟友的束縛。中共的壓力在某個時候會迫使蘇聯在同西方打交道時違背自己的策略選擇，而傾向於訴諸武力威脅。例如1960年初，為了促使赫魯曉夫向中共的路線靠攏，中共中央借列寧誕辰九十周年之際，組織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重頭文章，不點名地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麵對中國方麵的意識形態挑戰，蘇聯在5月初美英法蘇四國首腦會議之前擊落了入侵蘇聯領空進行偵察的美國U-2飛機，並俘虜了美軍飛行員。赫魯曉夫則在會上和會後擺出了堅定的反美姿態，開始重拾已經放棄了的“美帝國主義”及其“侵略性”等詞語。以至於西方媒體評論說，在四國首腦會議前夕，毛澤東把他的手指戳進了赫魯曉夫的肋骨。會議召開時，赫魯曉夫席位的背後巍然出現了毛的身影，並進而認為，世界共產主義戰略中的中國路線戰勝了赫魯曉夫的路線。[52]
60年代初，中共黨內總結“大躍進”運動的教訓時，出現了一種否定毛澤東設計的中國發展道路的傾向，有些看法已經含有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即否定激進和盲動路線的意思。這本來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思考，但在毛澤東看來，這不啻是響應了赫魯曉夫對中共國內政策的批評。毛澤東關於“國內外修正主義都要裏通外國”，相互勾結的認識進一步強化，並把黨內對於政策失誤的反省當作廬山會議上所謂彭德懷與赫魯曉夫“內外呼應”，試圖讓莫斯科控製中國那一幕的重演。[53]這種思維邏輯，一方麵阻礙了中共對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進一步探索，另一方麵又導致毛澤東下決心邁出了與蘇聯決裂的步伐。此後，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繼續左轉，到1964年，毛澤東便開始醞釀發動一場防修反修、鞏固政權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54]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在黨內保守勢力發動的一場宮廷政變中被迫下台，蘇共二十大的探索也隨之中斷。[55]
總之，中蘇分歧的發展以及最終分裂的結果，阻斷了蘇共調整社會主義模式的有益嚐試和思考。中國的意識形態壓力，從理論上製約了赫魯曉夫的改革探討，政治上加強了蘇共黨內反赫魯曉夫的力量，外交上更是削弱了蘇聯在兩個陣營之間實現緩和的談判地位。毛澤東對於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不僅沒有產生什麽合乎實際的思想理論，同時還禁錮了中共黨內的某些探索；不僅事實上嚴重妨礙了蘇聯的改革，也把中國逐步推向了極端的革命道路。中蘇分道揚鑣實際上成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起源。
2、對冷戰國際格局的變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中蘇兩黨分裂後，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蘇聯通過向蘇中邊境地區增兵並在蒙中邊境派駐重兵，加大了對中國的軍事壓力。隨著中蘇邊界衝突的不斷升級，兩國關係持續緊張的現狀，特別是1968年8月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使毛澤東切實感受到了來自蘇聯方麵的戰爭威脅，以及擺脫與美蘇兩大國同時對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而美國收縮其亞太戰略的趨向，以及越美和談開始，美國停止轟炸和襲擊越南北方的事實，則從客觀上減輕了中國南部的壓力。於是，毛澤東著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
1968年8月《人民日報》在發表文章評述蘇聯侵捷事件時，明確地給“蘇修叛徒集團”戴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56]，進而為毛澤東的外交戰略調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會心理及邏輯上的鋪墊。9月毛澤東致電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指出:“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曆史新時期已經開始”。[57]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及全會通過的新黨章草案，即已將反蘇修方針確定為中國長期對內對外政策的基礎。[58]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發生後，中國利用這次事件大做文章，既要使美國徹底明白中蘇關係已進入戰爭的邊緣，又向美國發出信息:蘇聯和美國對中國構成了同等威脅，但事實上蘇聯已被視為更主要的敵人。與此同時，
從1969年6月開始至1970年初，尼克鬆“聯華遏製蘇”的戰略構想也逐步成型，美國方麵在對華關係上陸續采取了一係列更為主動的步驟。[59]毛澤東隨之做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戰略抉擇，以求集中力量對抗蘇聯。
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連續訪華，中美雙方通過兩次高層接觸，互相摸清了各自對蘇聯威脅的認識，不僅明確了在反對蘇聯的霸權問題上兩國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實上還通過討論印巴衝突時達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對印度的一致意見，[60]邁出了聯合起來間接對抗印度及其背後的蘇聯的第一步。美國方麵由此基本消除了對中國的猜疑和擔心。中國方麵則從基辛格關於美國不要求中國停止援助越南、在軍控問題上不會迫於壓力提出反對中國的方案，以及準備不斷向中國通報關於核問題情況的承諾，[61]增強了堅持援越抗美與尋求中美和解同時進行的信心。
1972年初尼克鬆訪華，中美《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著兩國之間實現了和解。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協定簽字，越南戰爭結束。中美雙方都著手進一步落實聯合抗蘇的戰略構想。是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訪華，再次向中國領導人強調雙方所麵對的共同威脅；毛澤東則在會見時特別提出:中美兩國“隻要目標相同”，可以“搞一條橫線”，即建立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一條線”戰略，並團結這條線周圍的“一大片”國家，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這樣，中國就第一次明確向美方提出了“一條線”和“一大片”的聯合反霸戰略。[62]3月，侵越美軍開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中美雙方在華盛頓和北京互設聯絡處，兩國共同朝著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如果說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最終決定了美國遠東戰略的走向，從而使冷戰從歐洲擴展到亞洲；那麽，中蘇同盟關係的破裂，則最終導致中美關係趨向緩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國實際上退出了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抗為標誌的冷戰舞台。冷戰國際格局的構架，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
此後，毛澤東又提出了三個世界的構想。這一構想的主旨即在於聯合世界一切可以聯合的政治力量，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首要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其目的就是通過依靠第三世界力量，聯合第二世界力量，爭取第一世界的美國，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這時仍將美蘇兩霸並提，實質上已隻是一個形式，一種為號召民族國家的策略、宣傳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僅起陪襯作用。即如毛澤東對基辛格所說:中美要共同對付蘇聯，有時我們也要批你們一回，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不講不行呢。[63]在毛澤東的心中，美國、歐洲、日本已不威脅中國了，而蘇聯威脅中國，也威脅世界。[64]至此，中國的外交立場完成了從50年代的對蘇“一邊倒”，到60年代的反帝反修兩麵作戰，再到70年代的團結一切國際力量打倒蘇聯霸權主義的重大轉變。[65]
3、對蘇聯在冷戰對陣中敗北的結局產生了促進性影響。
隨著中蘇兩黨意識形態論戰的展開，國際共運中幾乎所有的黨裏都有毛澤東的追隨者。由於毛澤東在處理黨際關係時，主要是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的左派聯合，依靠左派黨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支持各國的革命鬥爭，支持世界革命，中共實際已成為另一個政治中心。加之左派隊伍不斷壯大，初具陣營的規模，國際共運呈現出分裂的狀態。
1965年3月初，麵對美國將侵越戰爭升級的新形勢，蘇聯在中國的堅決抵製下，堅持舉行了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晤，著重討論停止公開論戰、加強國際共運團結、共同行動援越抗美的問題。被邀請與會的26個兄弟黨中，共有19個黨到會。中國、阿爾巴尼亞、越南、印度尼西亞、朝鮮、羅馬尼亞、日本等7個黨拒絕參加。[66]
會後，在蘇共掀起的加強共運團結的宣傳聲浪中，中國加緊了反擊的步伐。3月11日至18日，毛澤東親自修改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評莫斯科的分裂會議》，並指示:必須繼續揭露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本來麵目，最大限度地把現代修正主義者孤立起來，把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67]3月23日，《人民日報》以《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為題發表了這篇文章，強調指出:這次會議“是一個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極其嚴重的步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並集中揭露蘇共領導所謂“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賣，假團結、真分裂）的麵目。該文還明確提出了實現國際共運新團結的條件，那就是:公開承認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確定的修正主義路線和綱領是錯誤的；公開保證今後決不再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錯誤。[68]
三天之後，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即在蘇共中央三月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譴責《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認為:中共領導人完全喪失了理智，他們要求我黨承認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決議中和蘇共綱領中集體提出的總路線是錯誤的，對兄弟黨充滿了侮辱性的詞句，指責它們是“修正主義”、“叛徒”、“兩麵派”等等，這隻能被看作是想重新發動激烈的反對蘇共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冷戰”；表示蘇共中央、全黨和全體人民堅決反對中共的這種蠻橫態度。[69]
可以說，莫斯科三月會晤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式分裂的標誌。從這以後，分別以中共和蘇共為首兩支共產黨隊伍之間展開了新的意識形態論爭。中共再也沒有參加過由蘇共召集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國際共運也再也沒有出現過世界近百個共產黨和工人黨舉行統一大會的盛況。[70]而1968年中國將蘇聯明確定性為“社會帝國主義”之後，社會主義陣營實際上已不複存在了。
中蘇分裂的直接結果就是，國際共運的分裂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這種狀況導致了以美蘇為首的兩個陣營對抗中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進行國際鬥爭的實力減弱，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景黯淡。
與此同時，中蘇走向敵對、中美聯合抗蘇的態勢，促使蘇聯不斷向蘇中邊界地區增兵，乃至陳兵百萬。這樣，蘇聯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對付中國的威脅時，不僅增加了本來已不堪重負的國力消耗，而且還大大削弱了自身對抗美國和控製東歐的能力。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蘇分裂是導致蘇聯最終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