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國際史研究中，關於中蘇分裂的過程及原因，特別受到學者的關注，有關的討論和分析層出不窮。本文將著重分析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上，毛澤東的內心訴求，莫斯科的反應，以及因此而引發的中蘇同盟關係迅速惡化的過程。1957年11月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雖然被《莫斯科宣言》稱為“證明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團結”，但實際上中蘇之間的分歧已經開始顯露——中共對於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大有取而代之的架勢。這種分歧首先反映在對外政策方麵:毛澤東在事先沒有通報蘇聯的情況下突然炮擊金門，並導致遠東危機的升級，顯然是對蘇聯對美緩和國際政策的挑戰。赫魯曉夫對此強烈不滿，並決定停止對中國的核援助。[1]不過，莫斯科此舉雖然引起中共高層的嚴重關注，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決定與蘇聯決裂。真正使毛澤東不能接受的是赫魯曉夫對中國國內政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懷疑和反對的立場，毛澤東決心為此而向莫斯科宣戰。顯然，當中蘇雙方都感到不能再容忍對方的政策方針時，同盟的破裂就為期不遠了。
毛澤東的真實目標是趕超蘇聯
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以毛澤東此時的心態來看待和處理與蘇聯的關係，自然是斯大林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毛澤東於1957年11月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1950年訪問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上，隻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言者都是站在講台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隻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表講話。在會下，毛澤東儼然莫斯科半個主人，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複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如果說過去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不可替代的當然領導者，那麽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的言談舉止充分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已經可以同蘇共平起平坐了，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將聯手領導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前進。
然而，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曉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當然不甘落後，立刻提出了中國的奮鬥目標:15年後趕上或者超過英國。[2]12月2日，劉少奇在中國工會八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布了這個目標。於是，“超英趕美”就成為發動“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口號。[3]實際上《人民日報》11月13日的社論就使用了“大躍進”一詞，毛澤東對此大加欣賞。[4]12月30日，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批注:“公社辦工業，我們比斯大林膽大。”解放後搞經濟建設，“隻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956年春提出“十大關係”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5]看來，毛澤東不僅早已有躍進的思想，而且從一開始就是以蘇聯為競賽對象的。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大講照搬蘇聯的規章製度害死人，大談斯大林壓製中國革命，而對未來中國走自己的道路充滿自信。他指出，“有人說我們13年抵蘇聯的40年，很好，應當如此。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不同，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客觀條件。”[6]在毛澤東看來，如今“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已經到了東方。[7]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發動群眾，中國的趕超速度自然應當不斷加快。毛澤東在4月15日宣布:我國的工農業生產方麵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是那樣長的時間了。10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10年可以趕上美國。[8]表麵上談的是趕超英美，實際上的目標是要超過蘇聯。在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把眼光盯住了莫斯科。他說:我們不提“幹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蘇維埃加電氣化等於共產主義”的口號，這是列寧提出的。我們的口號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們的口號是高明些。後來者居上嘛！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提前到來。蘇聯的方法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有另一個方法。毛澤東還興奮地說，林彪在延安曾談過，將來中國應比蘇聯強。那時我還有點不大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5月18日毛澤東在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明確講:《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澤東正式提出: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9]一個月後，趕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稱:我們3年基本超過英國，10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10]6月23日，毛澤東在一次軍隊幹部座談會上提出了在鋼產量上趕超蘇聯的目標:“到1962年，可以達到7500-8000萬噸。趕上英國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趕上蘇聯，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趕上美國。”[11]
為了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毛澤東需要的不僅是生產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變生產關係。1958年年初，毛澤東就開始構想未來中國的理想藍圖，3-4月間，先後同劉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談過“鄉社合一”和公社的問題，並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變大社”的意見。
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作《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的講演，首次公開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方案，即把公社作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講演隨即發表在《紅旗》雜誌上。在8月初參觀河南、山東的人民公社時，毛澤東向記者說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後，轉眼間全國就開始公社化了。當時全黨從實踐到理論都這樣認為:隻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係，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斷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產力。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同時又可以進一步推動更大的躍進，一直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
北戴河會議正是這樣把人民公社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聯係起來的。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12]此後，毛澤東非常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毛澤東11月在鄭州一次講話中說:“苦戰3年，再搞12年，15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而蘇聯隻是吹牛，“隻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隻搞農業，農業又廣種薄收，所以過渡不了”。中國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樣了，“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13]因此，毛澤東斷定中國開辟了走向共產主義的新途徑:“如何從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斯大林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並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14]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恐怕中國要搶先蘇聯一步了。1958年9月，中共徐水縣委會發表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以後又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修改和充實，於11月提交中共中央，其具體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從1961年到1963年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總之，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將在經濟建設速度上超過蘇聯，同時又為人類指出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隻要這一切得到各同盟國，特別是來自莫斯科的認可和支持，也就等於承認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莫斯科被迫保持沉默的態度
對於“大躍進”，從當時蘇聯社會層麵的反應看，基本上是熱情支持的，報刊上也是一片讚揚聲。但對中國宣傳的一些具體經濟指標，很多人持懷疑態度。對於人民公社，蘇聯一些基層幹部開始表現出極大興趣，而上層領導則始終保持謹慎態度。
1958年7月26日新華社自莫斯科發出一篇通訊，綜合報道了蘇聯社會對中國“大躍進”和總路線的反應，其中有人表示相信並全力支持總路線和工農業並舉的方針，也有人對具體的目標和任務表示懷疑，如1962年生產5000萬噸鋼，試驗田畝產小麥7000多斤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擴大會議後，蘇聯進一步加強了對“大躍進”運動的報道。據新華社統計，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發出了約50條關於中國工業、農業和文化大躍進的消息”。
1958年7月26日蘇聯駐華使館的一份長篇報告對“大躍進”作了全麵評價。報告肯定了中國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績，盡管報告人認為對於中國提出的大量經濟發展指數“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經濟依據的”，但仍強調這些設想反映了中國人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報告的結論不僅肯定中共執行了一條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精神的路線，從而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成績，而且預言，中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在最近2-3年內就能實現。[15]因此赫魯曉夫在訪華期間稱讚說:“中國同誌提出的計劃，連我們這些見過世麵的俄國人也不能不感到驚訝。……對於你們能夠完成計劃，我們是絲毫也不懷疑的。”[16]
說到蘇聯對人民公社的態度，蘇聯社會最初的反應是感到新奇。北戴河會議提出人民公社的問題見諸報刊後，1958年8月22日，蘇聯駐華使館立即向國內建議，“組織蘇中之間交換雙方在農村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報道和看法”。[17]
中國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蘇聯幹部和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和注意。蘇聯科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曾專門就人民公社進行了討論，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有人甚至認為，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超過了集體農莊。不過，更多的人是希望了解人民公社。《真理報》刊登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全文後，許多蘇聯讀者希望更多地介紹中國人民公社的具體情況。有人問，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產主義，人民公社是否比集體農莊優越等問題。很多蘇聯人都急於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樣組織生產和生活的。
的確，蘇聯媒體很少對於人民公社運動進行報道。《內部參考》多次轉引西方報刊的報道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蘇聯官方的報刊對人民公社未做過任何評論，甚至也很少報道。直到1958年底，沒有任何權威的蘇聯領袖談起過中國的公社。在蘇聯報刊發表的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9周年國慶的文章中，隻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專門談公社問題的隻有地位比較低的《文學報》。在莫斯科電台廣播的215篇評論中，也隻有3篇提到了公社。在11月6日北京舉行的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的招待會上，尤金大使發表的演說對正在中國大地興起的人民公社運動隻字未提。
出現這種情況的關鍵原因是領導層的謹慎態度。1958年9月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專門就中國正在開展的人民公社運動給蘇共中央寫了報告。講到蘇聯應對人民公社問題作何反應時，報告強調，中共非常重視人民公社這種組織。為此，“我們應該從中蘇友好的精神出發，首先利用中國各方麵的材料和提法，在我們的報刊上介紹這個問題。”但同時還應該深入地、全麵地對中國的人民公社問題進行研究。[18]研究的結果是，莫斯科將麵臨尷尬的選擇:“或者是為了蘇中關係正常化而讚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或者是為了維護真理把人民公社評價為一種‘左’傾政策的表現，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走上一條加深蘇中兩黨分裂的道路。”因此，蘇共中央決定，“為了保持蘇中關係的穩定，應當暫時不去注意人民公社問題，就是說，對它既不稱讚，也不批評”。[19]
蘇聯領導人第一次對外談論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據波蘭的檔案記錄，那一天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20]不過，這個內部談話當時並不為人知。不久以後，西方傳聞，蘇聯領導人私下發表了對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盡管後來蘇聯報刊駁斥說，這是漢弗萊在造謠，但誰也無法否認，其後不久赫魯曉夫在公開場合談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時，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對此，赫魯曉夫後來在回憶錄中解釋說，在二十一大的報告中間接地談到中國的公社問題，是為了給蘇聯的幹部“打預防針”，免得對中國“盲目效仿”，而給蘇聯的經濟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赫魯曉夫還提到，因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訪問中國後，保加利亞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發表有關公社和“大躍進”的文章，並且出現了把集體農莊擴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規模的跡象。這使蘇聯領導人感到有必要出麵製止這種荒謬事情的發生。[21]就赫魯曉夫的個性而言，大概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據當時在蘇共中央負責中國事務的庫利克回憶，那時在莫斯科留傳著這樣的話:在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隻有一個理論家、哲學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曉夫隻是一個實幹家，是一個種玉米的實幹家。還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蘇聯沒有找到這條道路。赫魯曉夫聽到這些話後非常生氣。[22]
半年之後，赫魯曉夫終於還是公開談出了對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一個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回憶並檢討了蘇聯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與二十一的報告相比，這個講話也沒有提到中國，而且措辭更為緩和，本不該引起什麽強烈反應。但波蘭報紙在發表時刪去了其中有關公社的一段話，而《真理報》卻在7月21日予以全文發表，顯然是莫斯科有意為之，而且選擇了一個非常不恰當的時機。那時毛澤東正在廬山為彭德懷的萬言書發火，這個講話進一步激怒了毛澤東，他決定向赫魯曉夫公開出擊。
毛澤東決定向赫魯曉夫宣戰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毛澤東的驕傲情緒感染了許多人。據國務院外事辦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幹部當中，有如下說法:“以蘇聯為首的提法應改為以蘇中為首”，“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以蘇聯為首隻是表現在經濟建設實力上”。有人認為“蘇聯的七年計劃不夠躍進，應該給蘇聯提意見催他們前進”，甚至還有人說“我們中央的負責同誌放到哪個國家都能當主席”。[23]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國黨當時的心態。
毛澤東希望他的創舉得到國內外，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然而，毛澤東等來的不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經濟形勢的逆轉，以及各級幹部普遍的檢討和非議。廬山會議實際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難怪彭德懷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馬蜂窩——毛澤東決心反擊那些對他的共產主義試驗傑作評頭品足的人。
毛澤東在7月16日向會議印發了彭德懷的意見書，怒氣未消，便連續看到兩份關於基層幹部非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說全民煉鋼“得不償失”，“勞民傷財”，隻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是“人為的產物”，是“心血來潮”。接著又是外交部的報告，說在蘇聯幹部中普遍流傳著有關中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認為中國黨犯了錯誤。毛澤東強壓怒火，不動聲色地向會議印發了這些材料。[24]就在這時，7月28日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送上了廬山。蘇聯領導人竟然也加入了這場爭論，而且是站在黨內右傾分子一邊，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第二天毛澤東批示:將有關材料印發會議代表，“請同誌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合乎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批示發出後，毛澤東意猶未盡，8月1日又將上述文件批給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25]看來，毛澤東此時不僅把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掛起鉤來，而且已經決心向赫魯曉夫發起進攻，從而將中蘇之間的分歧公布於眾了。
經過一番思考，8月19日，毛澤東致信陳伯達等人，要求他們下到各省去認真準備人民公社的材料，並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對“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必須向一切人作戰”，其目的是“破蘇聯同誌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9月4日，毛澤東又接連致信胡喬木和吳冷西，考慮10月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以“使他越處於被動，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還指示以通訊方式發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報紙讚揚和宣傳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情況，“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某些人的軍”。[26]
幾天以後，毛澤東又看到一篇蘇聯學者寫的文章，並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馬、恩、列思想，並且連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體農莊的高級形式這一觀點也否定。總之，作者認為公社無論何時都是有害無益的。”[27]這種情況顯然更刺激了毛澤東的戰鬥情緒。9月12日劉少奇送來了他給《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寫的一篇文章《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許多暗刺的，是批駁外國同誌的，是否適當？請您核定！”這裏的“外國同誌”當然主要是指蘇共領導人。毛澤東大悅，批示:“看過，很好。”又說:“可以這樣寫，不寫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第19期轉載了這篇文章。[28]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第三次來華訪問，雙方領導人會談時發生了嚴重爭吵。蘇聯人感到，對中共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批評。赫魯曉夫氣憤地說:“我們有多麽美妙的局麵:一方麵，你們使用‘以蘇聯為首’的套話，另一方麵，你們不讓我們說一句話。我們談論的是什麽樣的平等？”盡管爭論主要是圍繞對外政策進行的，但毛澤東頭腦中考慮的還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以至10月4日在東郊機場為赫魯曉夫送行時，毛澤東仍然大講特講“大躍進”取得了怎樣的成績，人民群眾如何創造了“人民公社”，與蘇聯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國的人民公社有哪些優越性等等。
盡管毛澤東和赫魯曉夫都認識到中蘇之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兩國的同盟至關重要，但又同時又都認為對方的錯誤是必須改正的。於是，1959年10月以後，中蘇雙方都開始宣傳各自方針、政策在理論上的正確性。
在蘇聯出版的《蘇中友好》雜誌上開始轉載《真理報》、《消息報》和蘇聯其他報紙上的一些社論和文章，而其中闡述的觀點明顯地是與中共立場相矛盾的。中國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言論及其隨後對印度的訪問，使中共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正在追求與西方達成妥協，並將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
因此中共中央決定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對赫魯曉夫的反華也要準備必要的反擊。問題隻是爆發這場論戰的導火索將如何點燃。
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一些純粹的理論問題上。
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係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係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麵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
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讚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帳”。緊接著，中共領導人又在世界工聯會議期間公開提出並宣傳，在一些基本理論觀點上與蘇共有重大分歧。
為什麽毛澤東沒有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個中共自認為是發展了馬列主義並為社會主義陣營作出榜樣的問題上向莫斯科發動進攻呢？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蘇共指責的問題上展開論戰，因為那將是一次為自己辯解的防禦戰而不是進攻戰。
其次，無論人民公社還是“大躍進”，都是蘇聯曾經嚐試過的做法，在這方麵挑起爭論，中國沒有優勢。
最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畢竟還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沒有得到社會主義陣營大多數同盟國的認可。但是，一方麵，毛澤東需要社會主義陣營，更需要領導這個陣營，而沒有蘇聯，也就無從談起社會主義陣營。另一方麵，在大是大非麵前，必須旗幟鮮明，因為隻有掌握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人才有資格領導社會主義陣營。所以，毛澤東決定在關於革命與戰爭這些理論問題上與蘇共論戰，並堅信可以說服之，或者戰勝之。
毛澤東心中的目標是要為世界社會主義各國樹立一麵趕超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旗子，是要中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表率和榜樣。然而，在莫斯科看來，北京發動的這次理論攻勢是向蘇共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
於是，出現了蘇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中共代表團的場麵。在理論上壓服中共失敗後，赫魯曉夫不顧眾人反對，決心在經濟上繼續向中共施以顏色。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
就這樣，中蘇兩黨的內部分歧演變為公開論爭，黨際關係的矛盾演變為國家關係的惡化，中蘇同盟終於走上了破裂的道路。這裏提出了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社會主義盟國之間，不僅要求對外政策的統一，而且強調對內政策的認同和一致，否則就會被指責為破壞團結和友誼。
其標準是看誰處於同盟的領導地位，其結果則無疑加劇了同盟的不穩定性。問題的實質大概就在於社會主義同盟關係中固有的某種結構性弊病，或者說是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政治範式先天不足。[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