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期，連畜牲的飼料也定量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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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陽河》的曲作者和詞作者均被打成右派含冤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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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森]

其實毛澤東也不相信畝產萬斤糧,比彭德懷更早指出那些‘左’的現象。如果當時按他在黨內通信中寫的做，1959-1961不會餓死那麽多人。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廬山會議前) 他在黨內通信中寫道: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 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 (高額豐產田) 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49頁 黨內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