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周秉德：“‘文革’過程中，我父親以及伯伯養女孫維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親自批下來的，最後維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七媽告訴我的。”
《家國光影》，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載《家國光影——開國元勳後人講述往事與現實》 周海濱/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革”期間：伯伯說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為百廢待興的中國的總理，周恩來的繁忙和勞累是可以想象的，他勤奮和刻苦的工作精神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他甚至是一邊吃早飯，一邊聽秘書們逐個請示和匯報工作，並且當場答複秘書們提出來的問題。在上衛生間時，他還在審閱或者批改文件。在他的眼裏，無“宿政”，當天的工作連夜也要辦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過“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記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廳看伯伯和七媽，進門後大吃一驚：原先寬大的會議桌上、躺椅上、地麵上，都被厚厚的文件、報紙堆得滿滿的。
“七媽，伯伯辦公室怎麽成了文件庫一樣。”周秉德疑惑地問道。
鄧穎超解釋說：“本來國務院各部委處理的文件，由於各部委受到衝擊無法正常工作，都報到西花廳了。現在他睡覺的時間越來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裏的燈還亮著。”
“伯伯曾經說過‘文革’的十年讓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對他身體的打擊和摧殘都是非常嚴重的。”
其實周恩來早年的體質是非常好的。“在東北幾年的經曆讓伯伯有了很好的鍛煉，早在南開上學的時候，他就非常注意體育鍛煉。所以，伯伯冬天的時候穿大衣、毛衣、毛褲這些厚的禦寒衣物比較少”。
1965年3月，羅馬尼亞的一位共產黨領袖病故邀請周恩來去參加葬禮。此時東歐正值天寒地凍，按照當地的傳統習俗，葬禮要步行。周恩來隻是穿著大衣、中山裝，僅比往常多穿了一件西服背心，送葬人群中其他人都是大皮帽、皮大衣，全副武裝裹得嚴嚴實實。“很多國家的領導人都很好奇，這五個小時的步行送葬，為什麽這麽冷的天氣，中國總理穿得卻這麽少？其實我們自己的人也非常擔心他會感冒，但是他卻安然無恙。那個時候他的身體非常好，但是在‘文革’中他太勞累，也非常痛苦。”
林彪出逃墜機的事情發生之後，“伯伯三天三夜沒有睡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處理相關的事務，最後把林彪搭乘的飛機墜亡照片都拿過來，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夠放鬆一點點。全國各地和林彪相關人員的監護和控製都順利地進行了”。
“當時伯伯因為這件事情曾經大哭了一場，我認為伯伯號啕大哭並不是從個人感情上、也不是對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這樣的事情我們黨怎麽向國家交代、怎樣向全國人民交代，會產生什麽樣的國際影響……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慮的事情。”
周總理親自簽字批捕養女和弟弟
有一次聊天，鄧穎超對周秉德說：“我和你伯伯隻有三個幹女兒，而她們的命運都是非常苦的。一個是葉挺將軍的女兒葉揚眉，與父母一起搭乘那架後來墜毀的飛機，很小的年紀就去世了；另外一個是他在南開時同學諶小岑的女兒，在延安因為窯洞坍塌而被砸死。”
有幸活到解放後的，那就是孫維世。
在周秉德眼裏，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是個身材苗條、臉蛋漂亮的大姐姐。
孫維世是孫炳文E烈士的女兒。孫炳文早期與朱德一樣都是軍閥時期的軍人，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初堅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就跑到歐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們談了一夜，知道他們是誠心誠意追求共產主義，為人民利益考慮，於是就毫不猶豫的介紹他們加入了共產黨”。
回國之後，孫炳文擔任了黃埔軍校的部門主任，主管後勤。“‘四一二’事件時，國民黨特務抓住了孫炳文，在上海龍華廣場實施了腰斬酷刑，當時孫維世才五歲多。”孫炳文就義後，夫人任銳帶著兩個孩子流浪，“後來任銳帶著孩子到武漢找八路軍，被伯伯認出來了，當時維世姐姐隻有十五六歲。最後這兩個孩子都被接納下來，伯伯、伯母都挺喜歡這個小姑娘，就認了維世做幹女兒，一塊兒來到延安”。
1939年，周恩來因為手臂受傷要去蘇聯治療，孫維世經過毛主席的批準後也一起去了蘇聯。她留在蘇聯學了六年多戲劇，新中國成立前與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林伯渠的女兒林利一起回國。
“‘文革’過程中，我父親以及伯伯養女孫維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親自批下來的，最後維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七媽告訴我的。”
1967年9月，孫維世之兄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孫泱被江青、陳伯達認定為“壞人、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幾天後，孫泱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裏。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了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
於是，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投入獄中。
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被活活打死，死時身上什麽都沒穿，隻有一副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個大長釘子。
身為一國總理的周恩來要求屍檢，卻被以“屍體早已燒掉”為由拒絕。孫維世與總理一家持續十幾年的特殊感情，在災難來臨之際也沒能成為她最後的庇護。若幹年後，每每提起孫維世，鄧穎超說：“孫維世的脾氣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會死得那麽慘！”
“我從小的時候就和維世姐姐的關係非常好，知道這個消息後我非常的難過。我的思想當時非常單純，覺得伯伯在黨內的威望很高，沒有人會去難為他，哪知道當時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劉少奇專案”，周同宇被捕入獄，七年後才得以重見天日。
周同宇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當時世界知識出版社的幾個紅衛兵說父親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個‘反革命聚餐會’，關係特別好。其實就是這幾人常會在一起吃吃飯。紅衛兵抓到他們後，上綱上線說他們成立了一個反革命聚餐會”。最初，謝富治批示拘留周同宇，周恩來後來更改為拘捕。周恩來就這樣逮捕了自己的親弟弟。
當時香港的報紙就有些議論，“說我伯伯無情，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來了。但現在看來當時抓起我父親，是在一定程度上對他進行保護，因為要是落到紅衛兵的手裏不知道會發生什麽樣的事情。當時對我們來說還很擔心，伯父要求我們要相信組織相信黨，經過調查之後會有一個清楚的結論。直到1982年，我父親才有了徹底平反的結論。”
平祖墳：死人不能占活人的地方
1964年，周恩來率先提出“平祖墳”，但是當時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伯伯倡導首先在淮安落實這件事情，但他不願我父親去執行，擔心當地政府出麵接待，增添當地負擔”。周恩來便囑托回家探親的侄兒周爾萃，把淮安的祖墳平掉，那裏的祖墳埋著周恩來的生母等13位親屬。為此，周總理還匯去70元。在匯款人簡短附言一欄內，寫有“此款支付生產隊平墳工資和賠償青苗損失費”。
周恩來家的祖墳在祖籍紹興還有一處，但是祖墳是一個大家庭的，不光是周恩來這一支，還有別的支脈在那裏埋葬，別的支脈的遠房親戚就非常反對平祖墳。在平紹興祖墳時，遇到周恩來一位嬸母的“阻撓”，老人在感情上一直無法接受平祖墳一事。平墳的事一直拖到了總理逝世之後。1977年新年剛過，周恩來堂兄弟周毓燕便通過周秉鈞接到了鄧穎超要求平墳的“政治任務”，周毓燕和愛人劉淑媛多次從杭州趕到紹興做工作，之後終於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平了祖墳。
“我伯伯和七媽的骨灰都撒進了大海，我的公公和婆婆都效仿總理進行了海葬。我和老伴也這樣商量，說死了之後不占活人的土地。這樣我就四次去海邊送走了親人，我的七媽、公公、婆婆、老伴。現在很多大墓地占據了太多的土地，但人口越來越多，建設用地越來越廣，今後我們吃糧食到哪裏去種呢？實在應該像我伯伯那樣提倡盡量從簡。”
我與伯伯最後的通話
1972年，周恩來因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跟隨丈夫在貴州遵義深山裏的軍工廠生活了9年之後，周秉德才於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七媽給她打電話，說伯伯喊她去吃飯。出現在周秉德眼前的伯伯，跟往常很不一樣，平時衣著整齊的伯伯穿著睡衣睡褲。當時周秉德不知道伯父已經得了癌症，她一聽還高興，說：“您平時那麽忙，總是沒有時間休養，現在能下決心去住院了，身體調養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伯伯還送給她兩張在大寨的照片，說給你留個紀念吧。那時候，她沒聽明白這個紀念的含義。“因為他經常送給我東西。上海表剛出來的時候，他給我買了一塊坤表。當時他特別高興，覺得我們的民族工業能夠生產自己的表。‘文革’時伯伯給了我很多像章，我結婚的時候他也送了很多東西給我，所以我覺得他送我東西很隨便，就沒在意。哪裏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給我留下的念想呀！”
周恩來病重這段時間是不允許探望的。按照規定，除了鄧穎超去探望不用批準外，“別人去看必須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組來批”，“我想我就是個小人物，不能驚動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後來隻給他打了電話。”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撥通了電話。
“是秉德嗎？”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單位定了嗎？孩子們好不好？跟你們住嗎？最近回家去看看了嗎？你爸爸媽媽都好嗎？”
一連串的問題，出自一個重病老人的口中，我們看到了總理對這個世界有著太多的牽掛。
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1975年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來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華國鋒等領導人以及王海容、唐聞生、羅青長等各部門負責人談話127人次。
“1976年1月8日我剛好在上海出差，早晨從廣播聽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當即暈倒（在地）。馬上買了機票，戴著黑紗回到了西花廳。我以為七媽會在床上躺著哭成個淚人，沒想到她是在客廳裏，而且站著等我，我抱著她痛哭，她沒哭，還對我說：‘別哭，要堅強，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周秉德說，“我們參加了所有的告別儀式，但七媽特別交代媒體不要報道我們，現在想起來她是在保護我們，因為那個時候‘四人幫’還沒倒台，她不想讓我們多露麵”。
1976年5月24日，周秉德下班後沒有回家，乘103路電車到府右街，去西花廳看望七媽。
自從1949年6月，12歲的周秉德被伯伯接進中南海，在西花廳這個院落出出進進已經26個春秋，對西花廳十分熟悉。“若說院內的景色，今天仍然是綠草青青，綠樹成蔭，鮮花盛開，隻是失去了伯伯，這裏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不願多看，更不敢多想，因為那海棠樹、芍藥花和園中小徑，分明都有伯伯的身影，都回蕩著伯伯朗朗的笑聲”。
七媽坐在屋裏，手裏拿著一個黑色的皮夾子在沉思。見周秉德進來，伸出雙手拉著她，要她靠在身邊坐下。好一會兒，她才緩緩地說：“秉德，這是你伯伯的一件遺物，抗戰時期，我們在國統區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標太大，隻好把黨的重要文件放在這個小皮夾裏。那時工作環境險惡，特務橫行，所以這個小皮夾一直貼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幾年如一日。進城後，它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險箱裏。現在我把它交給你，做個紀念吧。”
七媽從皮夾子裏掏出伯伯三十多年前寫給她的三封親筆信，一封一封給周秉德解釋信的背景和內容：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療手臂時寫的，這兩封是轉戰陝北的途中寫的……然後，“把那個邊已經磨損了的舊皮夾子遞給我”。
周秉德鄭重地接過皮夾子，皮夾子裏沒有一分錢，但周秉德卻視為無價之寶。“我打開皮夾子，意外地發現，裏麵還夾著一張發黃的照片，不覺脫口而出：‘這不是我爺爺的照片嗎！’”
“我輕輕地抽出來看看背麵，發現還有伯伯親筆寫的“爹爹遺像”四個字，現在仍然清晰可見。”
“伯伯去世後，我跟七媽說我要他最破舊的衣服做紀念，七媽把伯伯非常破舊的睡衣拿來，我一看睡衣上麵補了幾十個補丁，有手絹、毛巾、紗布，補了又補。我看了以後非常內疚。他對別人太寬厚了。從家庭來講是這樣的，對國家大事更是這樣。”周秉德看了以後非常內疚，當年資助自己家，而伯伯還穿著這樣的衣服，說著說著，周秉德淚光閃閃。
1977年1月，“四人幫”已經被粉碎了，“國家博物館的人就找我七媽，要伯伯的遺物。這件睡衣就都捐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