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助毛澤東整人的整人專家康生

     康生，原名張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趙溶、張溶，乳名張旺，中國山東膠縣人；曾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在革命戰爭年代，他長期領導秘密戰線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與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結，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員之一；康生精於文物收藏與鑒賞，還擅長書法、中國畫，有極高的藝術造詣。
      康生1898年生於山東膠縣（現青島膠南市）富裕的地主家庭。其家族為名門望族，祖父張鴻儀曾為貢生，13歲時因與群黨在村裏毆鬥，因而遭父親禁閉。後來因在友人協助下到青島禮賢中學學習。1917年，因家中受土匪搶劫，其兄因而遇害，後舉家遷往諸城，1920年，到諸城教師講習所學習，後赴諸城縣立高等小學講授。 
      參加革命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學學習，並改名張溶，康生自稱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卻找不到確切的入黨介紹人，此間結識了後來的妻子曹軼歐；五卅運動時，參加罷工委員會的工作，不久任上海總工會幹事，1926年任上海大學特支書記。同年冬至1928年，先後任中共上海滬中、閘北、滬西、滬東區區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參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 
　　1928年下半年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參與上海中央特科領導工作，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先後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職工部部長。九一八事變後被指定參加臨時中央的工作，主管工會、交通等，這一時期他擁護王明“左”傾冒險主義。 
　　1933年，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革命根據地，他於7月去蘇聯，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並在列寧學院學習。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37年從蘇聯回國，在延安先後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情報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延安整風運動中，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參加領導整風學習，1943年7月，作《搶救失足者》報告，把大批同誌打成“特務”、“叛徒”和“敵探”，由於中共中央、毛澤東及時發現，使這一錯誤得以糾正。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掀起了“搶救失足青年運動”。7月15日，擔任中共中央審查幹部工作主要負責人的康生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認為延安“特務如麻”，強調“清除內奸，這是我們目前急不可待的任務”，康生等人接著采用逼供、誘供、勸供以及車輪戰術和酷刑拷打的辦法，把甘肅、河南、四川、湖南、湖北、貴州、陝西、浙江等省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誣陷為國民黨派遣特務製造的“紅旗黨”（即假共產黨），把許多黨員打成叛徒。特務、內奸，造成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錯案。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互不信任，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中共中央、毛澤東發現了這種極“左”錯誤，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後來，毛澤東對反特擴大化承擔了主要責任，進行了自我批評。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隴東、晉綏、山東渤海等地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許多“左”的做法，給土改工作造成了損失。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東大魯南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 
      逐步晉升
　　1950年後長期養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曾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麵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建國後，康生長期處於休養狀態，未安排到中央工作。為此，康生十分焦慮不安，迫切希望見到毛主席，重新獲得毛的理解與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許他到北京來，住在中南海院的錫福堂。楊尚昆談到了當時去錫福堂看望康生的情況。楊尚昆說：“我去看望時，康生說，現在身體好多了，惟一的願望是想見毛主席。我從他那裏出來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書屋，向毛主席報告說，康生回來了，他說很想見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錫福堂。康生一見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緊緊握住主席的手說，主席這麽忙還來看我！主席問他，現在身體怎樣？康生說現在好多了。主席說，你還是好好養病吧，等身體好了再出來工作。說完主席就走了。這時，康生緊緊地握著楊尚昆的手，激動地連聲說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才好！’” 楊尚昆說：“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難道這就是他的‘感謝’嗎？” 
      文革瘋狂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曾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他捏造罪名，打擊、誣陷、迫害了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 
      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組長；1973年8月，被選為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文革中，康生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有預謀地誣陷、迫害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同時在全國範圍內煽動“打、砸、搶”，煽動武鬥，迫害各級領導幹部和群眾以及廣大知識分子，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許多人說，康生患有“迫害狂”症，最喜歡，最熱衷整人。在國外，人們常把他稱為“中國的貝利亞”。康生的“迫害狂”在文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要迫害的大體上是兩類人： 
　　第一類，根據政治氣候的變化來整人。後來發展到根據江青的意願來整人，江青要整誰他就整誰。隻要江青說某人是壞人，他就連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證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務。 
　　文革前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際問題專家姚臻，從1960年開始就在康生領導下的寫作班子裏工作，勤勤懇懇，同康生朝夕相處，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一開始，有人貼了姚臻的幾張大字報，康生立即把姚臻拋了出來，並汙蔑姚臻是彭真“專門派來監視我的特務”。康生又讓他的秘書到中宣部的一個會議上宣布對姚臻的誣陷，把姚臻逼得當天晚上就含冤自殺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有關古今中外“政變經”的講話。康生緊密配合，於1966年7月捕風捉影地大講所謂彭真策劃了“二月兵變”，並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致使許多人受到牽連，遭到迫害。 
　　1967年，為了給劉少奇羅織罪名，康生製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此案須上溯至1936年，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時，有一批中共高官被捕。經中共中央批準，決定讓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61人履行監獄規定的自首手續（假投降）出獄。康生給他們戴上“叛變自首”的帽子，是為了給劉少奇安上“招降納叛”的罪名。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大搞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務”，僅僅王光美專案組就扣押了64人。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寫給江青的信中給劉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等大帽子，並由此推斷說：“我覺得他這樣早、這樣久地作潛伏的內奸活動，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國主義的特務訓練。”由此可見康生是如何喪心病狂地誣陷、迫害劉少奇同誌的。 
　　1968年1月21日，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突然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叛變、特務”，趙堅不認罪，在康生的操縱下，此案在雲南省有138萬人被牽連，一萬四千餘人被迫害致死。此即“趙健民特務案”。
　　1968年2月4日，康生號召內蒙古開展挖“內人黨”運動。“內人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1940年代，中共怕它勢力壯大，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康生說“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結果全內蒙古有三十四萬六千餘人被審查、揪鬥、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者達八萬七千一百八十餘人，整死的則有16222人。此即“內人黨冤案”。
　　第二類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細的老幹部。康生心胸狹窄，生性多疑。他總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細的人有朝一日會向毛澤東告他的狀，揭發他幹過的壞事。於是，他一朝大權在握，便對那些和他共過事的，或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麵已提到的孔原、鄒大鵬外，還有王世英、李士英、陳剛、趙健民、馮仲雲、師哲以及他從前的幾任秘書等人，都遭到他的嚴重迫害。還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軼歐以及曹軼歐的妹妹蘇枚結下過恩恩怨怨的人，也難逃脫受迫害的命運。　 
      死有餘辜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病死，中共中央在當時發布的訃告稱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戰士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的批語》，鑒於他犯下的嚴重罪行，決定開除其黨籍，撤銷其悼詞，並公布其罪行；後中央組織部決定，將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後來被劃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 
      擅長書畫
　　康生出生於書香世家，由幼年時代便開始接觸文藝作品，因此受到家族薰陶，因此擅長中國傳統書法、繪畫以及收藏，其藝術造詣曾被指為是眾多中共領導中最為優秀者之一。 
      婚姻家庭
　　1915年，在康生17歲時，在父親安排下，康生與膠南市的地主陳玉楨之女陳宜結婚，並誕下女兒張玉瑛，兒子張子石；後續娶曹軼歐（曾任康生辦公室主任、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起被撤銷職務，但未被開除黨籍，1989年逝世；兒子張子石曾任浙江省杭州市市委書記，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被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在山東隱居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