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關於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解釋暨蒙古獨立曆史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義獲得成功，中國各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擺脫清政府的統治。外蒙古同中國其它各省一樣，在上層王公的帶領下宣布獨立。當宣布獨立的中國各省開始為重新統一、建立中華民國而開展各種政治活動的時候，外蒙古脫離了這一進程。中華民國的政權由孫中山轉到袁世凱的手中後，開始了與沙俄的艱苦談判。終於迫使沙俄做出讓步，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條件是在外蒙古實行“自治”。也就是說外蒙古在名義上仍屬中國。
１９１９年，主掌中國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幹將徐樹錚，率兵進入外蒙古，使蒙古回歸祖國。
１９２０年，皖係軍閥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進入了混亂狀態。被蘇俄紅軍趕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結外蒙古上層王公，向中國駐軍發難。中國駐軍寡不敵眾，被迫撤離庫倫（今烏蘭巴托），一部分返回內地，一部分轉移到買賣城，準備再戰。
１９２１年，蒙古人民黨的軍隊在蘇俄的援助下，開始向買賣城的中國軍隊進攻。中國軍隊不幸戰敗，被迫撤出買賣城。
１９２１年５月，蘇聯紅軍進入外蒙古，在買賣城外打敗了恩琴匪幫，７月１０日，蒙古上層王公與蒙古人民黨共同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外蒙古宣布“獨立”和建立“蒙古國”消息傳到內地，一時間輿論大嘩，國內各民間團體、民主黨派紛紛發表宣言，反對蒙古王公貴族分裂祖國的倒行逆施，譴責蘇俄對中國外蒙古的武裝占領。北京政府的實權人物曹錕和吳佩孚發布了一份措詞嚴厲的聲明，譴責外蒙古企圖分裂中華民國的行徑，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１９４５年２月關於結束二戰的雅爾塔會議，美、英的重要議題就是爭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從而減少自己的損失。然而他們為達到這個目的，不惜出賣中國利益，答應了蘇聯的無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現狀，即承認並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這筆交易實際上是在羅斯福和斯大林之間進行的。1945年8月14日國民黨政府和蘇聯簽定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條約中正式承認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這種巨大代價，終於換取蘇聯出兵中國東北。
關於簽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事，七年後蔣在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有一段辯解詞：
時間：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３日
事件：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
題目：〈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當時我個人的決策，就是要求戰後確保勝利戰果，奠定國家獨立，民族複興的基礎，必須求得二十年的休養生息，和平建設；隻要能夠爭取這一個建設機會，那就是任何犧牲，亦是值得的。於是我們政府對俄帝，乃決定忍辱談判，不惜承認蒙古獨立，做此最大犧牲，來忍痛簽定條約和附件。
至於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的，一致讚成的，但是我個人仍願負其全責。當時我決心的根據有三點：
第一， 我對於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來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隻要其民族有獨立自主的能力，我們應該予以獨立自主的。
第二， 外蒙古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自民國十年設立以來，事實上為俄帝所控製，我們政府對於外蒙古領土，實已名存實亡了。
第三， 隻要我們國家能夠自立自強起來，外蒙這些民族，終究會歸到起祖國懷抱裏來的，與其此時為虛名而蹈實禍，不如忍痛割棄一時，而換的國家二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那是值得的；因為割棄外蒙寒凍不毛之地，不是我們建國的致命傷，如果我們因為保存這一個外蒙的虛名，而使內外不相安，則國家更無和平建設之望了。
我主張放棄外蒙的決心，實基於此。這在現在看來，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決非謀國之道；但我在當時，對外蒙問題唯有如此決策，或有確保戰果，爭取建國的機會。這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會報告的。
1949年，毛澤東第一次出訪蘇聯，受盡了斯大林的冷落，新中國百廢待興，又需要蘇聯的大量援助。最終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斯大林為他的援助強要代價，毛答應了三個苛刻的條件：其中之一就是承認外蒙獨立。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上台後，通過談判，前兩個條件得到解決，蘇聯歸還了旅大軍港，歸還了東北鐵路的管理權。當周恩來提出第三個問題——蒙古問題時，遭到了赫魯曉夫的無理拒絕。
同年蔣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蘇聯違約為由，在聯合國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從而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聯合國對此予以承認。但八年後蒙古申請加入聯合國，國民黨卻放棄使用否決權，等於承認外蒙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