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蘆笛：周恩來為什麽怕毛澤東？（6－7）
作者：蘆笛 文章來源：罕見奇談
三、諸家的解釋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至少在文革爆發後，周恩來對毛澤東絕對服從。周這麽幹很明顯是違心的，那麽，他為什麽要這麽做？
《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首先試圖作出解釋，他認為，周這麽做是受了傳統忠君思想的影響，這才會時時處處強調“保持晚節”。周雖然不同意毛的許多作法，但囿於忠君思想，不能不順勢隱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
有趣的是，周的侄女周秉德連此說都不能容忍，為此與高發生爭辯。根據香港《明報》記者報道，周秉德女士稱（引用時略去了原文小標題）：
“（周秉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雖然近年外間對周恩來有不少批評，指他對毛澤東一些錯誤政策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但她認為，周恩來當年這些作法，很多時是顧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周秉德稱，有人認為周恩來於中共建國後做了很多違心的事，但實際上，周恩來對毛澤東並不是盲從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時期，周恩來認為「超英趕美」不切實際，但毛澤東並不接受，還開會公開批評周恩來：「離右派隻有50步」，迫使周恩來最後隻能接受毛澤東的主張。
對於有人認為周恩來在文革中表現軟弱，周秉德指出，毛澤東當時的權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個人崇拜中，周恩來根本不可能和毛澤東硬碰。若周恩來和毛澤東對抗，「隻會讓國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亂。」
她認為這是周恩來最不願見到的。
「周恩來處理毛澤東錯誤的政策時，是以「等待」的方法，當毛澤東不聽他的意見時，他不會勉強勸阻，隻在適當的時候才糾正。」周秉德指出，在大躍進失敗後，周恩來就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重建中國經濟；而在60年代文革期間，周恩來也努力維持政府周恩來也努力維持政府運作，把動蕩減至最低。
周秉德表示，周恩來並不在意權力，隻是別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實際上，毛澤東對他亦非完全信任。對於早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撰書指稱，周恩來順從毛澤東是為保持晚節，周秉德認為這個說法是錯的。「周恩來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他若想保持晚節，大可退出政壇，安心養病，但因為對國家仍放心不下，他才撐著病體工作，與保晚節無關。」”
這意思是周恩來是為了國家人民而忍辱負重，這觀點在國人甚至在海外華人中都當盛行。
而高先生則如是說：
“據近日香港《明報》報道，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正在香港參加一個紀念周恩來的展覽會，她在接受采訪時，指《晚年周恩來》書中說周恩來順從毛澤東是為保持晚節‘這個說法是錯的’。對此，高文謙回應說，周秉德作為周恩來的侄女，為自己的伯父辯護，可以理解。不過，曆史就是曆史，周的曆史是他自己寫的，人們的好惡親疏是改寫不了的。
高文謙指出，‘保持晚節’是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口頭禪，文革中一直在講這句話。放到文革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就是表示在政治上要跟著毛澤東走，這是解讀周氏在文革中行事為人的一把鑰匙。毛發動的文革給國家造成浩劫，中國老百姓深受其害，連老幹部也不能幸免，毛是曆史的罪人，已無需再說。據鄧穎超秘書趙煒不久前出書說，周恩來在1975年11月已經病得起不來床，還要強掙著寫下‘忠於毛主席’這樣的字樣。毛是禍國殃民的禍首，借用一句古語，叫做‘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那麽周的心目中究竟把中國老百姓放在什麽樣的位置？
忠於毛還是忠於人民，兩者必居其一。不知周秉德女士如何才能自圓其說？“
高先生此論，暴露了他雖然據說是林則徐的後人，但對儒家思想基本沒有認知，這才會把“忠君”和“忠於人民”對立起來。其實在儒家看來，兩者完全是一回事，忠君必須愛民，愛民就是忠君的操作內容。傳統忠臣若遇到毛這種典型的昏君暴君，絕對隻會伏地苦諫，直到被聖上砍了腦殼而後已。這就是儒家的“文死諫”。
周的死諫在哪裏？我們看到的隻是周對毛甚至其爪牙的曲意逢迎，吮痔舔癰。這方麵例子舉不勝舉，光挑那最惡心的一樁說說就夠了。
根據李誌綏回憶錄（我隻有英文版，為寫此文從網上調了中文版來，NND譯得不堪卒讀，港台幫菜實在誤事，濫等出版社真沒有敬業精神）：
“周對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開會。江青來了，要找周。從延安時期就給周任衛士和衛士長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請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說：”你成元功是總理的一隻狗，對我是一隻狼。馬上給我抓起來。‘這事給汪東興處理。汪堅決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調動成的工作。鄧穎超代表周告訴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後來汪同我說：”成元功跟他們一輩子。他們為了保自已，可以將成元功拋出去。‘後來成元功去中央辦公廳所屬的五七幹校下放勞動。”
請問中國曆史上有過這種“忠臣”麽？若按傳統標準，周乃是典型的佞臣奸臣。儒家的“忠”的實踐是身體力行聖賢之道，並不光是強調對君王的個人忠誠。高先生的曾外祖林則徐的著名對聯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高先生怎麽就沒聽說過？離開個人的趨利避害，趨福避禍，還能有周恩來這個曆史人物麽？
周那些無骨表現，連汪東興、李誌綏都看不下去。汪抗命不抓成元功，把成送到幹校去，後來在李誌綏得罪了江後又把李送到工廠去避難，似乎也沒有為此送命阿？汪能做到的，周何以就做不到？難道“忠臣”竟意味著“無骨”？後來毛借癌症謀殺周，汪傳達聖旨時表現得非常殘酷無情並不是毫無原因的。的確，有如像周那樣沒有廉恥地活著，還不如死了，早死一天便少出一日醜。
如果說高先生的“忠臣”說無法成立，周女士的“為國為民”說就更不值一駁了。難道親筆批準逮捕義女孫維世和弟弟周恩壽，竟然也是為了黨國利益？難道1966年7月31日和8月1日兩次接見蒯大富，晤談長達6小時，詳細記錄了蒯提供的整倒王光美、劉少奇的“紅材料”，主動為毛完成戰術偵察，使得偉大領袖毛主席得以寫出《我的一張大字報》，竟然不是違背黨章搞分裂黨顛覆黨的陰謀活動，而是為了“顧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至於周不辭職而撐持到最後一息，那也不是什麽“顧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現。他最怕的是身敗名裂，死後人家在他臉上打叉叉。以他的絕頂聰明，當然能看出隻要他對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稱病辭職，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無彌補可能了，當然隻能無論怎樣窩心都隻有撐下去。
周自己就把動機說得明明白白。1974年初，周對耿飆說：“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樣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可見周堅持到底完全是為了自救。這從個人毅力來講當然很了不起，但不幸與國家人民無關係。
由此可見，上述兩說都無法成立。張戎和哈利代與上述兩位作者不同，看到了周身上非常觸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對毛的入骨恐懼與順從，但不幸的是他們對這現象的解釋非常牽強，過份強調了《伍豪啟事》，似乎認為周怕毛就是因為毛捏了那把柄，甚至暗示那啟事可能是毛偽造出來的。在我看來，此乃該書最大的敗筆之一。它和其他觸目敗筆一樣，降低了該書的學術價值，為黨朋們鑽空子提供了彈藥，令人倍感遺憾。
據張戎、哈利代毛傳：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報》等主要報紙上出現了一個《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啟事》說‘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製現政府軍者無異消滅中國抗日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境地’，說中共路線為蘇聯利益服務，‘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揮之中國共產黨’。‘伍豪’係周恩來的化名。《伍豪啟事》毫無疑問是偽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說不清到底是誰偽造的，為什麽不選他人，專選周恩來？為什麽早不偽造晚不偽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紅區頭號人物時偽造登出？這是巧合嗎？而且，毛當時即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告‘辟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紙的蘇區。”
具有學術研究訓練的讀者一眼就能看出，這裏的一係列推理其實不過是猜疑，根本沒有堅實的證據。即使是猜測也很不合格。作者首先得排除那是國民黨所為之後，才能猜到共黨身上。即使是周的黨內政敵所為，那也做得太笨拙，因為周早在1931年12月就到了中央蘇區，這種捏造並不能構成什麽殺傷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還是國黨使用離間計。
就算是周的黨內政敵所為，那也未必就是毛。猜測毛偽造那啟事不但沒有證據，而且幾乎沒有可操作性。毛當時在瑞金附近養病，又不指揮特工，怎麽可能去上海媒體上搗鬼？
“毛當時即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告‘辟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紙的蘇區”也有無根據誅心之嫌。熟悉我黨規矩的人都知道，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的文字，必定經過中央集體批準，甚至未必出於毛的主動（張也指出，毛當時在東華山養病，並不在瑞金城裏）。周當時是毛的上級，何況此事直接涉及到他，難以想象此類文件竟然會未經周批準便能發布。更大的可能還是出自周的主動。
可惜作者竟然在這虛擬推理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
“在共產黨的世界裏，啟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汙，權威遭到質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
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從事態的發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這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
這兒完全是一連串的想當然。“周的名字受到玷汙，權威遭到質疑，周的惶惶不安”全是“可想而知”，毫無證據。“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以及“毛利用周的這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就更是“代死人立言了”。
最無法令人信服的是，作者竟然把周同意毛提出的進軍方向也說成是毛利用《伍豪啟事》訛詐周的結果：
“這時毛要的是軍權。紅軍那時正久攻贛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開最高層會議商討怎麽辦。毛一得到通知，跳起來就走。天正下著瓢潑大雨，子珍讓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聽，出廟門頃刻就全身濕透。他連夜馬不停蹄，到了會場便指責軍事指揮。同事們並沒有把軍權給他，大家雖然都同意撤圍贛州，但是仍作決議說：打贛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確的’。
大多數人一致同意向西發展，跟湘贛邊區根據地連成一片。可是毛堅持去東北方向。爭執不下，由周恩來拍板定案。周決定兩個方向都去，但隻派了三分之一的隊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檔林彪手下的紅軍主力一軍團。
周可以不顧多數人的意誌，做出這樣一個奇怪的決定，顯然是他不想樹毛這個敵。就是從這時起，周恩來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啟事》作為懸在周頭上的利劍，一直到四十多年後周臨死之際。“
這兒推論不但毫無證據支持，就連推理過程都牽強附會已極：就算周恩來不顧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意了毛，那也可以有一萬種解釋，例如他覺得毛說的很有道理，看到了大眾沒看到的事，憑什麽說那是“奇怪的”？更何況他並沒有完全同意毛，而是采取了兩路分兵的折衷決策，這樣就既同意了毛的主張，又安撫了毛的反對派。此乃他的典型性格，豈能毫無證據便憑想當然認定那是“奇怪的決定”，更由此作出一連串的飛躍結論，武斷認定周對毛的恐懼就從此時開始，一直到他臨死才了賬？
其實若以常理度之，毛根本不可能用《伍豪啟事》去訛詐周。這道理再簡單不過：訛詐要能奏效，訛詐者必須捏著一旦拋出去便能使對方身敗名裂的真憑實據。用毫不可信的謊言去訛詐周，隻會適得其反，讓毛自己身敗名裂。上麵已經說過，周早在啟事發表前3個月就到了中央蘇區，共黨高幹全都知道那啟事是偽造的。更何況毛還同意（起碼是同意）以他的名義正式辟過謠。毛若真發昏到用這去訛詐周，隻會讓自己在黨內同誌心目中變成毫無原則的陰謀家，無異於政治自殺。毛再蠢也不至於幹出這種蠢事來吧？
事實上，毛從未在延安整風中以此發難，而整風後期就是所謂“審幹”，若《伍豪啟事》真是什麽戰略核武器，毛本可以起碼亮出來嚇唬嚇唬周，可他根本就沒這麽做過。他晚年倒的確用這玩意隱晦地嚇唬過周，但時移世易，毛周的關係再非昔日可比了。當初毛是周的下級，後來則成了順之則昌，逆之則粉身碎骨的絕對權威。就連劉少奇他都能一手做成叛徒內奸工賊，要把周做成叛徒又有何難？隻有到了那陣子，《伍豪啟事》也才有了致命的殺傷力，也才引起了周的巨大恐懼。
但即使如此，毛也隻是“引而未發”，從未把那玩意正式亮出來。甚至當紅衛兵在“抓叛徒”高潮中從上海舊報紙上刨出了《伍豪啟事》之後，毛也並未用來大作文章，隻是給周留下了個懸念，讓他死在恐懼中。這說明毛整人神功出神入化，正因為他知道《伍豪啟事》實在沒有說服力，所以不如“把帽子捏在手裏”，那樣反而更有威懾力。但這麽做也隻有在他掌握了絕對權力之後才有可能。張哈見不及此，將文革後的情形倒推到30年代去，犯了刻舟求劍想當然的錯誤。
事實是，周並沒有“從這時起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1932年10月，也就是“從這時起”後的7個月後，周恩來主持召開寧都會議，罷了毛的總政委之職，由他自己擔任。此後周還幾次反對過毛，例如在1937年8月間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周帶頭反對毛和張聞天提出的賣國主張，會後出走凡3個月，毛一再呼喚他都不回去。
周臣服於毛乃是延安整風之後的事，但即使是那陣子，周也不像後來那樣服服貼貼。據青年黨黨魁左舜生的觀察：
“（周）在中共的黨中央，他雖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見，也不曾被忽視。說到「當權派」，他才真正是當權的，而且自來看毛不起（在重慶，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談到毛，總叫「毛主席」或「我們的毛主席」，隻有周叫「老毛」）。”（《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必須指出，這湖南老左的觀察力頗強，1945年他和其他參政員訪問延安，調解國共爭端，見到了張聞天、王明和博古，那觀察都非常準確。
關於張聞天，他如是說：
“民國三十四年，我和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鈞六人同訪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舉行了三次會談，聞天便是他們的八代表之一。其時我已五十二，聞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麵孔，卻和我們在上海時一樣，他和我確也談得很親熱（這是我們「少中」同人的一種風氣，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的私人情感，總是超越黨派或政治意見之上的）。毛澤東也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當然知道我和聞天的關係。這次他所以把聞天排在八代表之內，大概多多少少是為了敷衍我的。會談結束，我向毛提出，說我個人要和聞天談談，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於是，我和任弼時一陣去會張，任係毛的親信，我和聞天談話，他便坐在旁邊，因此我們便隻能敘舊，不便談政治，這也可看出毛澤東對所謂國際派，是何等的猜忌。
其時聞天住的地方，非常簡陋，桌上除幾本外文書和一部電話以外，別無他物（與周恩來的住所迥然不同）（下略）“
王明小像：
“陳紹禹愛出風頭，對政治和社會都認識不夠，但領袖欲極強，辯才無礙，每遇著他在參政會發言，能說會道的主席汪精衛，也隻能皺皺眉頭了事。有一天，張君勱和我與蘇聯駐重慶大使鮑格莫諾夫見麵，陳為我們當翻譯，俄國話熟極而流利，我和君勱都承認他是中共一個可造的人才。可是毛澤東始終對他不放心，可能周恩來對他也不滿意，大致他留在參政會隻有兩年，便調回了延安，據說他回延安後，一直病了好幾年，說不定已被毛軟禁。我們到延安後，想揭破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談談，毛不好拒絕，經過兩天，我們便見著了他。其時是陽曆七月三、四號，中午延安天氣很熱，但他仍穿著棉衣褲曬太陽。據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打過一千多針，看樣子確實有病。他住的地方比聞天的更不如；並且電話也沒有，會客的地方，除幾把椅子以外，別無他物，他的太太帶著一個小孩，麵黃肌瘦，可看出他們的營養不良。”
博古素描：
“秦邦憲情形稍好一點，仍可往來延安與重慶，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延安主編「解放日報」，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張，我們這幾天在延安活動，都成了這張報紙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飯的時候，我對他說：「您回延安後，身體胖多了」。他說：「我在這裏，隻是飽食終日」。這句話充分表示他無所事事。”（《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張聞天、田漢、李達及其他》）
一個局外人在延安走馬觀花，即能對毛和國際派領袖之間的微妙關係洞若觀火，其分析針針見血，令人不能不佩服這湖南騾子的眼力。由此可見他之“周恩來看不起老毛”說雖然不免誇張，但可能還是有一定根據的。
不僅如此，周在“建國”後還公開頂撞過毛。這事張戎其實也記錄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
政治局沒有從命，堅持他們的意見。毛怒而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去找毛，想說服毛，最後實在無法時冒出一句，說他‘從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來跟毛講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無可奈何。“
毛後來為此批“反冒進”，在南寧會議上把周整到請辭地步。由此可見，那時的周還並不是百依百順的奴才，何以萬能的“伍豪啟事”竟爾失靈了呢？
綜上所述，上述諸家對毛周關係的詮釋，似乎都無法成立。敝人無學，所見有限，迄未見到令人信服的有關文字。
作者：蘆笛 文章來源：罕見奇談
三、諸家的解釋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至少在文革爆發後，周恩來對毛澤東絕對服從。周這麽幹很明顯是違心的，那麽，他為什麽要這麽做？
《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首先試圖作出解釋，他認為，周這麽做是受了傳統忠君思想的影響，這才會時時處處強調“保持晚節”。周雖然不同意毛的許多作法，但囿於忠君思想，不能不順勢隱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
有趣的是，周的侄女周秉德連此說都不能容忍，為此與高發生爭辯。根據香港《明報》記者報道，周秉德女士稱（引用時略去了原文小標題）：
“（周秉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雖然近年外間對周恩來有不少批評，指他對毛澤東一些錯誤政策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但她認為，周恩來當年這些作法，很多時是顧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周秉德稱，有人認為周恩來於中共建國後做了很多違心的事，但實際上，周恩來對毛澤東並不是盲從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時期，周恩來認為「超英趕美」不切實際，但毛澤東並不接受，還開會公開批評周恩來：「離右派隻有50步」，迫使周恩來最後隻能接受毛澤東的主張。
對於有人認為周恩來在文革中表現軟弱，周秉德指出，毛澤東當時的權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個人崇拜中，周恩來根本不可能和毛澤東硬碰。若周恩來和毛澤東對抗，「隻會讓國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亂。」
她認為這是周恩來最不願見到的。
「周恩來處理毛澤東錯誤的政策時，是以「等待」的方法，當毛澤東不聽他的意見時，他不會勉強勸阻，隻在適當的時候才糾正。」周秉德指出，在大躍進失敗後，周恩來就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重建中國經濟；而在60年代文革期間，周恩來也努力維持政府周恩來也努力維持政府運作，把動蕩減至最低。
周秉德表示，周恩來並不在意權力，隻是別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實際上，毛澤東對他亦非完全信任。對於早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撰書指稱，周恩來順從毛澤東是為保持晚節，周秉德認為這個說法是錯的。「周恩來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他若想保持晚節，大可退出政壇，安心養病，但因為對國家仍放心不下，他才撐著病體工作，與保晚節無關。」”
這意思是周恩來是為了國家人民而忍辱負重，這觀點在國人甚至在海外華人中都當盛行。
而高先生則如是說：
“據近日香港《明報》報道，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正在香港參加一個紀念周恩來的展覽會，她在接受采訪時，指《晚年周恩來》書中說周恩來順從毛澤東是為保持晚節‘這個說法是錯的’。對此，高文謙回應說，周秉德作為周恩來的侄女，為自己的伯父辯護，可以理解。不過，曆史就是曆史，周的曆史是他自己寫的，人們的好惡親疏是改寫不了的。
高文謙指出，‘保持晚節’是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口頭禪，文革中一直在講這句話。放到文革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就是表示在政治上要跟著毛澤東走，這是解讀周氏在文革中行事為人的一把鑰匙。毛發動的文革給國家造成浩劫，中國老百姓深受其害，連老幹部也不能幸免，毛是曆史的罪人，已無需再說。據鄧穎超秘書趙煒不久前出書說，周恩來在1975年11月已經病得起不來床，還要強掙著寫下‘忠於毛主席’這樣的字樣。毛是禍國殃民的禍首，借用一句古語，叫做‘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那麽周的心目中究竟把中國老百姓放在什麽樣的位置？
忠於毛還是忠於人民，兩者必居其一。不知周秉德女士如何才能自圓其說？“
高先生此論，暴露了他雖然據說是林則徐的後人，但對儒家思想基本沒有認知，這才會把“忠君”和“忠於人民”對立起來。其實在儒家看來，兩者完全是一回事，忠君必須愛民，愛民就是忠君的操作內容。傳統忠臣若遇到毛這種典型的昏君暴君，絕對隻會伏地苦諫，直到被聖上砍了腦殼而後已。這就是儒家的“文死諫”。
周的死諫在哪裏？我們看到的隻是周對毛甚至其爪牙的曲意逢迎，吮痔舔癰。這方麵例子舉不勝舉，光挑那最惡心的一樁說說就夠了。
根據李誌綏回憶錄（我隻有英文版，為寫此文從網上調了中文版來，NND譯得不堪卒讀，港台幫菜實在誤事，濫等出版社真沒有敬業精神）：
“周對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開會。江青來了，要找周。從延安時期就給周任衛士和衛士長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請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說：”你成元功是總理的一隻狗，對我是一隻狼。馬上給我抓起來。‘這事給汪東興處理。汪堅決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調動成的工作。鄧穎超代表周告訴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後來汪同我說：”成元功跟他們一輩子。他們為了保自已，可以將成元功拋出去。‘後來成元功去中央辦公廳所屬的五七幹校下放勞動。”
請問中國曆史上有過這種“忠臣”麽？若按傳統標準，周乃是典型的佞臣奸臣。儒家的“忠”的實踐是身體力行聖賢之道，並不光是強調對君王的個人忠誠。高先生的曾外祖林則徐的著名對聯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高先生怎麽就沒聽說過？離開個人的趨利避害，趨福避禍，還能有周恩來這個曆史人物麽？
周那些無骨表現，連汪東興、李誌綏都看不下去。汪抗命不抓成元功，把成送到幹校去，後來在李誌綏得罪了江後又把李送到工廠去避難，似乎也沒有為此送命阿？汪能做到的，周何以就做不到？難道“忠臣”竟意味著“無骨”？後來毛借癌症謀殺周，汪傳達聖旨時表現得非常殘酷無情並不是毫無原因的。的確，有如像周那樣沒有廉恥地活著，還不如死了，早死一天便少出一日醜。
如果說高先生的“忠臣”說無法成立，周女士的“為國為民”說就更不值一駁了。難道親筆批準逮捕義女孫維世和弟弟周恩壽，竟然也是為了黨國利益？難道1966年7月31日和8月1日兩次接見蒯大富，晤談長達6小時，詳細記錄了蒯提供的整倒王光美、劉少奇的“紅材料”，主動為毛完成戰術偵察，使得偉大領袖毛主席得以寫出《我的一張大字報》，竟然不是違背黨章搞分裂黨顛覆黨的陰謀活動，而是為了“顧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至於周不辭職而撐持到最後一息，那也不是什麽“顧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現。他最怕的是身敗名裂，死後人家在他臉上打叉叉。以他的絕頂聰明，當然能看出隻要他對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稱病辭職，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無彌補可能了，當然隻能無論怎樣窩心都隻有撐下去。
周自己就把動機說得明明白白。1974年初，周對耿飆說：“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樣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可見周堅持到底完全是為了自救。這從個人毅力來講當然很了不起，但不幸與國家人民無關係。
由此可見，上述兩說都無法成立。張戎和哈利代與上述兩位作者不同，看到了周身上非常觸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對毛的入骨恐懼與順從，但不幸的是他們對這現象的解釋非常牽強，過份強調了《伍豪啟事》，似乎認為周怕毛就是因為毛捏了那把柄，甚至暗示那啟事可能是毛偽造出來的。在我看來，此乃該書最大的敗筆之一。它和其他觸目敗筆一樣，降低了該書的學術價值，為黨朋們鑽空子提供了彈藥，令人倍感遺憾。
據張戎、哈利代毛傳：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報》等主要報紙上出現了一個《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啟事》說‘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製現政府軍者無異消滅中國抗日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境地’，說中共路線為蘇聯利益服務，‘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揮之中國共產黨’。‘伍豪’係周恩來的化名。《伍豪啟事》毫無疑問是偽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說不清到底是誰偽造的，為什麽不選他人，專選周恩來？為什麽早不偽造晚不偽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紅區頭號人物時偽造登出？這是巧合嗎？而且，毛當時即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告‘辟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紙的蘇區。”
具有學術研究訓練的讀者一眼就能看出，這裏的一係列推理其實不過是猜疑，根本沒有堅實的證據。即使是猜測也很不合格。作者首先得排除那是國民黨所為之後，才能猜到共黨身上。即使是周的黨內政敵所為，那也做得太笨拙，因為周早在1931年12月就到了中央蘇區，這種捏造並不能構成什麽殺傷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還是國黨使用離間計。
就算是周的黨內政敵所為，那也未必就是毛。猜測毛偽造那啟事不但沒有證據，而且幾乎沒有可操作性。毛當時在瑞金附近養病，又不指揮特工，怎麽可能去上海媒體上搗鬼？
“毛當時即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告‘辟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紙的蘇區”也有無根據誅心之嫌。熟悉我黨規矩的人都知道，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的文字，必定經過中央集體批準，甚至未必出於毛的主動（張也指出，毛當時在東華山養病，並不在瑞金城裏）。周當時是毛的上級，何況此事直接涉及到他，難以想象此類文件竟然會未經周批準便能發布。更大的可能還是出自周的主動。
可惜作者竟然在這虛擬推理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
“在共產黨的世界裏，啟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汙，權威遭到質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
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從事態的發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這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
這兒完全是一連串的想當然。“周的名字受到玷汙，權威遭到質疑，周的惶惶不安”全是“可想而知”，毫無證據。“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以及“毛利用周的這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就更是“代死人立言了”。
最無法令人信服的是，作者竟然把周同意毛提出的進軍方向也說成是毛利用《伍豪啟事》訛詐周的結果：
“這時毛要的是軍權。紅軍那時正久攻贛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開最高層會議商討怎麽辦。毛一得到通知，跳起來就走。天正下著瓢潑大雨，子珍讓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聽，出廟門頃刻就全身濕透。他連夜馬不停蹄，到了會場便指責軍事指揮。同事們並沒有把軍權給他，大家雖然都同意撤圍贛州，但是仍作決議說：打贛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確的’。
大多數人一致同意向西發展，跟湘贛邊區根據地連成一片。可是毛堅持去東北方向。爭執不下，由周恩來拍板定案。周決定兩個方向都去，但隻派了三分之一的隊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檔林彪手下的紅軍主力一軍團。
周可以不顧多數人的意誌，做出這樣一個奇怪的決定，顯然是他不想樹毛這個敵。就是從這時起，周恩來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啟事》作為懸在周頭上的利劍，一直到四十多年後周臨死之際。“
這兒推論不但毫無證據支持，就連推理過程都牽強附會已極：就算周恩來不顧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意了毛，那也可以有一萬種解釋，例如他覺得毛說的很有道理，看到了大眾沒看到的事，憑什麽說那是“奇怪的”？更何況他並沒有完全同意毛，而是采取了兩路分兵的折衷決策，這樣就既同意了毛的主張，又安撫了毛的反對派。此乃他的典型性格，豈能毫無證據便憑想當然認定那是“奇怪的決定”，更由此作出一連串的飛躍結論，武斷認定周對毛的恐懼就從此時開始，一直到他臨死才了賬？
其實若以常理度之，毛根本不可能用《伍豪啟事》去訛詐周。這道理再簡單不過：訛詐要能奏效，訛詐者必須捏著一旦拋出去便能使對方身敗名裂的真憑實據。用毫不可信的謊言去訛詐周，隻會適得其反，讓毛自己身敗名裂。上麵已經說過，周早在啟事發表前3個月就到了中央蘇區，共黨高幹全都知道那啟事是偽造的。更何況毛還同意（起碼是同意）以他的名義正式辟過謠。毛若真發昏到用這去訛詐周，隻會讓自己在黨內同誌心目中變成毫無原則的陰謀家，無異於政治自殺。毛再蠢也不至於幹出這種蠢事來吧？
事實上，毛從未在延安整風中以此發難，而整風後期就是所謂“審幹”，若《伍豪啟事》真是什麽戰略核武器，毛本可以起碼亮出來嚇唬嚇唬周，可他根本就沒這麽做過。他晚年倒的確用這玩意隱晦地嚇唬過周，但時移世易，毛周的關係再非昔日可比了。當初毛是周的下級，後來則成了順之則昌，逆之則粉身碎骨的絕對權威。就連劉少奇他都能一手做成叛徒內奸工賊，要把周做成叛徒又有何難？隻有到了那陣子，《伍豪啟事》也才有了致命的殺傷力，也才引起了周的巨大恐懼。
但即使如此，毛也隻是“引而未發”，從未把那玩意正式亮出來。甚至當紅衛兵在“抓叛徒”高潮中從上海舊報紙上刨出了《伍豪啟事》之後，毛也並未用來大作文章，隻是給周留下了個懸念，讓他死在恐懼中。這說明毛整人神功出神入化，正因為他知道《伍豪啟事》實在沒有說服力，所以不如“把帽子捏在手裏”，那樣反而更有威懾力。但這麽做也隻有在他掌握了絕對權力之後才有可能。張哈見不及此，將文革後的情形倒推到30年代去，犯了刻舟求劍想當然的錯誤。
事實是，周並沒有“從這時起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1932年10月，也就是“從這時起”後的7個月後，周恩來主持召開寧都會議，罷了毛的總政委之職，由他自己擔任。此後周還幾次反對過毛，例如在1937年8月間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周帶頭反對毛和張聞天提出的賣國主張，會後出走凡3個月，毛一再呼喚他都不回去。
周臣服於毛乃是延安整風之後的事，但即使是那陣子，周也不像後來那樣服服貼貼。據青年黨黨魁左舜生的觀察：
“（周）在中共的黨中央，他雖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見，也不曾被忽視。說到「當權派」，他才真正是當權的，而且自來看毛不起（在重慶，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談到毛，總叫「毛主席」或「我們的毛主席」，隻有周叫「老毛」）。”（《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必須指出，這湖南老左的觀察力頗強，1945年他和其他參政員訪問延安，調解國共爭端，見到了張聞天、王明和博古，那觀察都非常準確。
關於張聞天，他如是說：
“民國三十四年，我和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鈞六人同訪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舉行了三次會談，聞天便是他們的八代表之一。其時我已五十二，聞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麵孔，卻和我們在上海時一樣，他和我確也談得很親熱（這是我們「少中」同人的一種風氣，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的私人情感，總是超越黨派或政治意見之上的）。毛澤東也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當然知道我和聞天的關係。這次他所以把聞天排在八代表之內，大概多多少少是為了敷衍我的。會談結束，我向毛提出，說我個人要和聞天談談，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於是，我和任弼時一陣去會張，任係毛的親信，我和聞天談話，他便坐在旁邊，因此我們便隻能敘舊，不便談政治，這也可看出毛澤東對所謂國際派，是何等的猜忌。
其時聞天住的地方，非常簡陋，桌上除幾本外文書和一部電話以外，別無他物（與周恩來的住所迥然不同）（下略）“
王明小像：
“陳紹禹愛出風頭，對政治和社會都認識不夠，但領袖欲極強，辯才無礙，每遇著他在參政會發言，能說會道的主席汪精衛，也隻能皺皺眉頭了事。有一天，張君勱和我與蘇聯駐重慶大使鮑格莫諾夫見麵，陳為我們當翻譯，俄國話熟極而流利，我和君勱都承認他是中共一個可造的人才。可是毛澤東始終對他不放心，可能周恩來對他也不滿意，大致他留在參政會隻有兩年，便調回了延安，據說他回延安後，一直病了好幾年，說不定已被毛軟禁。我們到延安後，想揭破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談談，毛不好拒絕，經過兩天，我們便見著了他。其時是陽曆七月三、四號，中午延安天氣很熱，但他仍穿著棉衣褲曬太陽。據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打過一千多針，看樣子確實有病。他住的地方比聞天的更不如；並且電話也沒有，會客的地方，除幾把椅子以外，別無他物，他的太太帶著一個小孩，麵黃肌瘦，可看出他們的營養不良。”
博古素描：
“秦邦憲情形稍好一點，仍可往來延安與重慶，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延安主編「解放日報」，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張，我們這幾天在延安活動，都成了這張報紙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飯的時候，我對他說：「您回延安後，身體胖多了」。他說：「我在這裏，隻是飽食終日」。這句話充分表示他無所事事。”（《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張聞天、田漢、李達及其他》）
一個局外人在延安走馬觀花，即能對毛和國際派領袖之間的微妙關係洞若觀火，其分析針針見血，令人不能不佩服這湖南騾子的眼力。由此可見他之“周恩來看不起老毛”說雖然不免誇張，但可能還是有一定根據的。
不僅如此，周在“建國”後還公開頂撞過毛。這事張戎其實也記錄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
政治局沒有從命，堅持他們的意見。毛怒而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去找毛，想說服毛，最後實在無法時冒出一句，說他‘從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來跟毛講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無可奈何。“
毛後來為此批“反冒進”，在南寧會議上把周整到請辭地步。由此可見，那時的周還並不是百依百順的奴才，何以萬能的“伍豪啟事”竟爾失靈了呢？
綜上所述，上述諸家對毛周關係的詮釋，似乎都無法成立。敝人無學，所見有限，迄未見到令人信服的有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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