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蘆笛：周恩來為什麽怕毛澤東？（3－5）
作者：蘆笛 文章來源：罕見奇談
三、毛澤東的戰略眼光
70年代末期，鄧小平複出，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批判“兩個凡是”，黨內外否定毛的暗潮隨之湧動。此時老鄧卻借接見外賓之機，肯定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曆史功勳，說，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黨至今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此後又推出了“四個堅持”，於茲堵死了我黨正式否定毛的可能。
從黨國利益來看，老鄧此舉的確是高瞻遠矚。當時就連我這草民都能看出來，老鄧沒有條件作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批了斯大林，還有列寧那尊神在，反正布黨的江山又不是老斯打下來的。批了毛，我黨執政的合法性還在哪裏？這難題不但存在於當時，而且隻要我黨執政一天就必然存在一天。“非毛”與“非共”乃是一回事，決無可能剝離開。
不僅如此，客觀地說，老鄧那話也有三分真實。的確，沒有毛澤東，我黨很可能就不會上台，當然也不會至今還在黑暗裏摸索──隨著蘇聯垮杆，中共失去了胎盤，那下場還能跟緬共德欽巴登頂和柬埔寨波爾布特兩樣？
老毛當然不是我黨吹出來的那個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算無遺策的活神仙。中共的勝利，首先當然應該歸功於蘇俄向中國輸出了列寧革命工藝學，使得我黨得以建立並學會了師傅發動組織群眾那一套，黨的戰鬥力和生存力全來自於此；其次全靠蘇俄和日本兩家帝國主義控製中國的侵略野心；第三和斯大林在關鍵時刻給我黨的戰略指導分不開；最後還得歸功於劉少奇、林彪等人的戰略籌劃。前段敬愛的美帝戰略情報局特務王光美同誌曾發表談話，說過去為了宣傳黨領袖，少奇同誌立下的大功就沒有提。其實在抗戰後決定全力以赴搶占東北的戰略決策乃是少奇而不是澤東作出的（大意，非原話）。
所以，毛當然身體力行了他老人家在《關於赫魯曉夫及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教訓》（《九評》的最後一篇）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條標準：“假馬克思主義者”、“對同誌搞突然襲擊的野心家、陰謀家”、“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等等。但盡管如此，竊以為，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共確實未必會上台。
熟悉現代史的同誌應該知道，中共奪權過程中最關鍵的有三步，每一步毛澤東都走對了。
（一）“井岡山道路”
國共破裂前後，莫斯科對中共的指點全無章法可言。托洛茨基反對國共合作，主張中共另立門戶單幹，斯大林則認為中共人數太少，毫無號召力，不如效法孫行者鑽到鐵扇公主肚子裏去，篡國民黨之黨，奪國民黨之權。
這一招非常高明，後來東歐那些“人民民主國家”全是這麽建立的──先弄個共產黨人並不占多數的“聯合政府”出來，再由共黨不動聲色地和平奪權，最後通過“選舉”變成“人民民主國家”（毛澤東毫無政治發明能力，毛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都是直接抄襲斯大林的發明。而且，如果不是斯大林指點，“新”中國便連個憲法都沒有）。在這過程中蘇聯占領軍並沒有直接出麵，用刺刀扶起傀儡政權來。這策略在當時中國也是唯一可行之道。的確，我黨在國共合作前連如今的民運都不如，根本算不上什麽政治勢力，談何自立門戶奪取政權？論搞陰謀詭計，老托和老斯根本不在同一等級。
但不幸的是，蘇軍並沒有像占領東歐那樣占領了中國，而且國民黨人並不全是孫文那種白癡，蔣公識破了這詭計，乃有四一二清黨，寧漢破裂。於是斯大林為了證明他的中國政策並不錯，隻好譴責南京政府，支持武漢政府，堅持劃漏船。
要這麽幹，就幹到底行了。可莫斯科不知怎麽又改了主意，抄襲托洛茨基故智，令中共發動土地革命，武裝兩萬黨員和五萬工農，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篡黨奪權，並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共軍官。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魯易吃錯了藥，竟把這電文拿給武漢政府首腦汪精衛看。汪一看立即決定“和平分共”，雖然沒有如蔣公那樣動刀子，卻也禮請共產黨人上路。
至此中共無路可走，隻有鋌而走險了。據過來人回憶，本來中共已在武漢政府下轄國民革命軍中控製了幾萬兵力，完全可以借“打野操”拉出去搞暴動，但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意存苟免，隻知拉攏上層軍閥，因循誤事，最終導致軍校學生和親共軍隊悉數被繳械，中共悉數被驅逐，隻好跑到南昌去暴動。
暴動要能持久，當然就得靠蘇聯軍火資助。在當時的中國，蘇聯就是綱，綱舉目張，誰能抱住老毛子的粗腿，誰才能有槍杆子和大量經費，也才能建立政權並最終問鼎中原。南昌乃是內陸城市，毛子的軍火和洋錢無法源源而至，奪下的不過是個無法守衛的孤城而已。莫斯科也看出了這一點，於是便命共軍南下奪取廣州，以便蘇聯軍火能大量運來，遂有廣州暴動之舉。暴動失敗之後，斯大林又決定以海陸豐為根據地，這原也可行，可等到南昌“起義”殘部和廣州“起義”殘部千裏迢迢“奔向海陸豐”後，望穿盈盈秋水，大海上卻哪有什麽滿載軍火的蘇聯輪船？共產國際的指揮毫無章法，於茲可見一斑。
毛澤東原來也是這沒頭蒼蠅蠢動群體的一員，但秋收暴動失敗之後，他終於本性發作，把隊伍拉上了井岡山，作山大王去了。這在他本是“偶然的必然”。他平生讀得最熟的爛書便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早就對山大王生涯心向往之。據他微時的朋友說，早在國共合作前，他便聲稱空談無益，不如去占山為王，還為此特地去湖南考察過何處可以落草。所以，在秋收起義失敗之後，他把隊伍拉上井岡山完全是必然的。
如果毛不是把那幾本遊民文化經典終生奉為聖經，如果他粗知馬列主義，就不可能走上那條路。我已經介紹過馬列對農民的鄙視態度。毛後來被國際派鄙視乃至被斯大林終生鄙視，都是因為他絲毫不知道馬列有關農民問題的教導，國際派的名言“山溝裏是不會出馬列主義的”乃是馬列唯生產力論的ABC.以正宗馬列眼光來看，所謂“井岡山道路”完全是違反馬列主義的。
不料假馬列主義者歪打正著，“井岡山道路”被證明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以斯大林那真正的戰略家之高明，在屢屢碰壁之後當然也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井岡山道路終於成了全黨努力方向，中共從“無產階級先鋒隊”變成了“農村痞子先鋒隊”。從頭到尾，城裏的工人老大哥與農民老大爺在鄉下發動的暴亂毫無相幹。
可歎的是，毛澤東沒從這事實裏看出馬列主義根本不是“客觀真理”，卻以為那反映了“普遍真理”和“具體實踐”之間的矛盾，在當國後竟把這錯誤結論推廣到自然科學中去，以為自然科學也有“普遍真理”和“具體實踐”之分，牛頓力學在歐洲的運用與在中國並不相同，若是伽利略當初在西安大雁塔上扔球，所得結果肯定和在意大利比薩斜塔不一樣。於是他以空前絕後的大老粗魄力實行“教育革命”，強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徹底摧毀了好不容易才從國外輸入的教育與科研。這當在我尚未寫完的白癡係列裏充分討論，在此按下不表。
如我在舊作《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一文中指出的，井岡山道路的短暫成功，靠的全是軍閥混戰，全國四分五裂。一旦蔣介石掃蕩了各路軍閥，國家統一之後，則我黨立刻玩完。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打進來，它其實也是走不通的死路。但不管怎麽說，它畢竟是當時那種絕望處境下的唯一出路，確保了黨軍的建立和幸存，後來也才能有發家的機會。
這和阿隨靠撿易拉罐謀生的道理是一樣的：如果阿隨不在11歲大學畢業後（或上大學期間，待考）不靠撿易拉罐為生並做生意，他早就餓死了，怎麽還可能後來到美國開農場作千萬富翁？
因此，無論持何種政治立場，都不能否認毛開創的井岡山道路如同阿隨撿易拉罐一樣，為我黨後來的發跡掙來了第一桶金。
（二）抗戰
如今凡是智力正常者都得承認，日本侵略中國乃是導致我黨上台的決定性因素，就連毛自己都多次承認過這一點。他在會見日本社會黨訪華團以及田中角榮首相時兩次“感謝大日本皇軍侵略中國”就不用說了，就連在《毛選》中他都多次得意洋洋地說，自從抗戰以來，我黨第一次從隻有四五萬人的小黨成了全國性大黨。蘆某在文革武鬥爆發後還沒到二十歲，就從那些話裏悟出了我黨乃是皇軍捧上台的。
毛澤東對我黨事業的最大貢獻，在於他高瞻遠矚，在當時甚囂塵上的愛國狂潮中保持頭腦冷靜，力排眾議，按“三十六計”中的“趁火打劫之計”，為我黨製定了抗戰戰略，使得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這個角度來看，老鄧說沒有毛主席，黨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一點都沒誇張。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在抗戰剛爆發時就英明解決了這個問題，認定蘇聯是中國革命的後台，日軍是事實友軍，而真正的敵人是國民黨。抗戰的意義，完全在於借助兩者壯大自己，打擊真正的階級敵人。
毛澤東這個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早在20年代就成熟了，可總結於下：
1、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無論使出什麽手段來都是應該的。
2、奪取政權隻能靠槍杆子。
3、蘇聯是提供槍杆子的唯一來源。因此，沒有“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就絕對不會成功。
毛這些偉大思想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就表達過了。他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國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俄國的武裝幹涉”，“革命必須由俄國軍隊從北邊輸入。”這些話都寫在馬林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早已大白於天下。凡是在蘇聯檔案公開後寫的毛傳裏（例如Short的Mao：A Life）中都能找到。
任何一個客觀的讀者都不能不承認這些思想充滿了基於common sense的真知灼見。真無法想象富有這種求實精神的人後來怎麽會變成鼓吹“巧婦能為無米之炊”的唯意誌論信徒。更可悲的是，民運革命家學到的乃是偽裝了的毛思想，這才會熱衷於煮無米之炊，以為可以靠意淫推翻共產黨。
正是本著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毛才會在長征途中和四方麵軍會合後立主北上，挺進到內蒙邊境上去，“打通國際交通線”，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北方，背靠著老大哥的坦克飛機大炮，肩負著俄羅斯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隻不可戰勝的力量！
也是本著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毛才會在抗戰爆發前夕就認定，日本在華勢力急劇擴張，必然引起蘇聯的強烈反彈，加劇對中國的幹涉，而這必然導致蘇聯大量援助共軍。就是在這種考慮下，他才煽動張匪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並力主殺蔣。隻要張一殺了蔣，則莫斯科別無選擇，隻能以武力支持他和張匪謀劃成立的“西北聯合政府”，和日本成立的“滿州國”遙相對峙。此乃“三十六計”中的“李代桃僵”之計。這無賴招數他後來多次使過。可惜這對斯大林來說不過是小兒科，每次都被他無情戳穿並嚴厲製止了，於是蔣介石才活著出了西安，而第二次國共合作也才能實現。
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戰略家，看得到毛看不見的東西。當時新疆已入蘇聯勢力範圍，他從西北獨立中得不到任何東西。當時他最擔憂的乃是德國，最怕的是兩麵受敵。因此，為蘇聯國家利益最需要的乃是誘發中日戰爭，戰火一開就必須是持久戰，使得日本陷在中國泥潭裏，以確保蘇聯邊境長久平安。這就需要蔣介石那樣有足夠威望彈壓全局、統領全國抗戰的領袖，因此，他派給中共的任務就是千方百計挑起中日戰爭，在戰爭爆發後服從蔣介石的領導，去和日軍作殊死戰。
毛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盧溝橋事變後，在1937年8月的中共陝北洛川會議上，他夥同書記張聞天，提出不打日本人，趁機搞垮國民黨的主張。留蘇“秀才”洛甫引經據典，從理論上論證這麽幹乃是符合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
毛則給抗日激情高漲的將領們潑冷水，說：
“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麵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對政府方麵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隻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
可惜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為愛國激情衝昏頭腦，毛根本沒有後來的權威，於是會場大嘩，周恩來作為“軍事三人組”的“最後下決心者”帶頭反對，表示既然已經合作，並同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遊擊戰。有利時可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麵前證明了我們努力抗戰。
這樣，毛張二人成了典型的“真理掌握在手中的少數人”，多年後毛還曆曆記得當初的孤立，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說：
“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誌。”
鑒於普遍強烈的反對，毛張二人再不敢直言不諱堅持賣國主張了，隻好改為討論戰略問題，但爭議仍然很大。張毛隻得宣布休會三天，毛讓周恩來去“休息”，自己則去作將領的工作，一再強調，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低估它，看輕它。同日本侵略軍作戰，不能局限於過去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那一套老辦法，硬打硬拚是不行的。我們的子彈和武器供應都很困難，打了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紅軍的戰略方針應當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的兵團和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但要著重於山地。遊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就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還是過去那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最重要的還是分兵發動群眾。
但將領們仍未被徹底說服，會議最後隻能通過供外界消費的冠冕堂皇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及《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宣布紅軍接受國民政府改編。盡管如此，毛還是頗有斬獲，在會上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首次名正言順地獲得了軍權。
但這一套騙不過周恩來，會議一結束他便拂袖而去，跑到去山西“幫助外交工作”，一去就是幾個月，毛千呼萬喚他都不回來。以後他又在國府西遷武漢後和王明緊密配合，忠實執行共產國際“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方針，全然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使得武漢八路軍留守處儼然成了“第二中央”。這就是周犯的第二次“錯誤”（第一次是在1932年寧都會議上罷了毛的紅軍總政委的官）。
八路軍編成出發後，毛千叮嚀萬囑咐，要將領們千萬不要和日本人打仗。林彪向中央請示，擬在平型關“相機襲擊敵人之左側後，殲敵一部，以擴大戰果。”毛連去兩電製止，林彪都堅持己見，毛隻好讓步，同意林彪將一個旅暫時集中打仗，但同時指出，如果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以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並強調指出：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隻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製勝敵人援助友軍的惟一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 ”
請愛黨同誌看清楚了，諸位的毛爺爺在此說得明明白白：“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這就是“打敗了日本狗強盜”的“挽狂瀾於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
盡管我黨把“平型關大捷”吹到了天上去，林彪部不過襲擊了日軍的輜重隊，連作戰隊伍都不是，在整個戰役中無足輕重，但這也讓林彪吃夠了苦頭，見識到日本皇軍的厲害，至此才意識到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在平型關戰鬥總結中承認：“我軍在目前兵力和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為主。斷敵退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辦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宜的。”
林彪關心的不過是我軍的作戰方式，偉大領袖卻是著眼於全局的戰略家。如他後來親口承認的“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誌。”“三國誌”才是他奮鬥的方向。
張戎的巨著已經披露了這“三國誌”是什麽名堂，那就是“波蘭模式的遠東版”，仿照蘇德瓜分波蘭，蘇日共同瓜分中國，我已經在《“肢解”論》中給出了參考文獻，請諸位愛黨同誌去查查，再來指責張戎造謠不遲：
“1939年9月底，在蘇日條約尚未簽訂時，他就在接見斯諾時對之加以肯定。當斯諾問道，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采取占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時，毛答曰：”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飾地表示他支持蘇日共同瓜分中國。這些談話都發表在當時的英美報刊上，乃是斧子也砍不掉的（China Weekly Review， Jan 20， 1940， pp227. Daily Herald， Oct 21， 1939.）。不僅如此，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還專門為此來電嚴厲批評毛澤東失言，這電文也早就公諸於世。“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采用的實際戰略與他在《論持久戰》中提出的著名的“防禦，相持，反攻”三部曲頗相似，乃是“發展，相持，反攻”，不過那作戰對象從頭到尾都是國軍。
“發展”主要是在蘇德戰爭爆發前進行的，那就是分兵深入敵後，瘋狂膨脹，招兵買馬擴大私人武裝，在這過程中無情消滅國軍，壯大自己。開頭還是小摩擦，後來則越打越大，動輒消滅國軍上萬人。
毛之所以敢這麽幹，乃是他有恃無恐，這在他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得清清楚楚：“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當時中國唯一能指望獲得援助的友邦是蘇聯，打狗要看主人麵，蔣介石對中共當然也就不敢輕易開罪。而且，為了舉國一致抵禦國仇，吃了中共的虧當然也隻能隱忍，不能在強敵壓境之際露出內亂的跡象來，那樣不但長敵人威風，而且令英美等友邦對中國喪失信心。這一點不但毛心中有數，就連朱德都看得明明白白，說：
“他們不做聲，我們也不做聲。他們打敗了不做聲，我們勝利了，何必那樣來宣傳呢！”
當然良心未泯的共幹還是有的，1940年8月間，鑒於日軍對國統區進攻的激烈，彭德懷發動了號稱“百團大戰”的破襲戰，破壞日軍交通線，使得日軍不得暫停華南的軍事行動，抽回了一個師團在後方“綏靖”。該戰役立即獲得國府的明令嘉獎。但毛澤東卻七竅生煙，多年後在廬山會議上指著彭德懷大罵：
“你彭德懷那不是愛國，百團大戰是在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那不是愛國！”
所以，幫國民黨打日本人不是愛國，幫日本人打國民黨才是愛國。這“愛國發展階段”的高潮，就是毛澤東在1940年11月7日發給莫斯科的請戰電，電報除按常規送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外，還特地抄送斯大林和國防部長鐵木辛哥，提出要用15萬精兵抄蔣的後方，打到重慶去（說明：張戎的書隻說毛的電文是“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並把這一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製人”。但我記得楊奎鬆教授考證出來的則是閃擊重慶，今據楊說）。
這又是“李代桃僵之計”。當時共軍決非國軍對手。以毛上台前的求實精神，絕對不會看不到這點。他之所以敢弄此大險，其盤算很簡單：大戰一打響，莫斯科絕對不會坐視。到他頂不住之時，老大哥絕對不會見死不救，日本友軍也可能發動攻擊以策應之。左右夾擊，國府便非垮不可，那時“三國誌”便變成了“蘇、日、我”了。
幸虧斯大林再次識破了這詭計，禁止毛主動攻擊，隻許他自衛還擊。半年多後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驟失強大的武力後盾，再也不敢恃強淩弱，立即下令：“對國民黨敵後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與此同時，他還抵製斯大林要他對日軍發動進攻以免除蘇聯兩麵受敵危險的要求，並拒絕了劉少奇等高幹提出若日蘇戰爭爆發後共軍應對日軍發動反攻的要求，一再命令部隊：“不要過分刺激敵人。”
至此，中共的“抗戰”從“發展階段”進入“相持階段”，既不想打日本人，也不敢打國軍。將領們閑著無事，毛便把他們統統弄去延安整風，直到全都整得服服貼貼為止。
這裏必須指出，毛雖然製定了英明戰略，但關鍵時刻還是靠斯大林撥正船頭，指明航向。
最關鍵的時刻是兩個，一是西安事變。當時正值國難當頭，國民心目中認定隻有蔣介石才能領導抗戰。蔣被捉使得全國人民惶惶不安，張楊成了國民公敵，若蔣被殺，則何應欽率領的討逆軍必然攻破西安，張匪學良隻有去與紅軍同流合汙。但即使兩家合流，仍然絕對抵擋不住中央軍，最後的結局便是共禍從此肅清，匪首逃往蘇聯。但斯大林早就懷疑張是日本間諜，後來甚至連毛都懷疑上了。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讓斯大林殺人，若張與毛真敢逃到蘇聯去，隻怕要立刻雙雙授首。而沒有共黨陰謀搗亂，盧溝橋事變也未必會發生。中國的曆史可能就要改寫了。
第二個關鍵時刻就是毛用重兵閃擊延安的事。若斯大林批準了他的冒險，日本友軍又不予以配合，那共軍長途奔襲，隻怕要成強弩之末被殲。若蘇軍出動，則立刻要引起日本軍方強烈反彈，大本營的北上派就此得勢，日蘇戰爭很可能就此爆發，此後納粹入侵並滅亡蘇聯就不是難事了。蘇聯一垮，中共革命的勝利保障也就徹底喪失，不但中國曆史，就連世界曆史都要改寫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戰略眼光雖然高明，但隻限於搞內鬥。此人徹底缺乏世界眼光，目光一出國界便與白癡無異。斯諾早就注意到這點了，曾在《西行漫記》中說，毛對外國領袖的觀察很可笑，例如他非常佩服墨索裏尼，卻認為希特勒不過是個傀儡。
毛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也無一不錯。例如他把蘇日瓜分中國看成定局，卻全然沒看到蘇聯雖有此意，但日本無法提供蘇聯尚未占有的東西，雙方根本無法做成交易。
又如張戎在其巨著中披露的，1940年10月25日，他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估計二戰戰局時竟會這麽說：
“最黑暗的情況是日本對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軍控製新加坡，德攻英倫不下，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退出中國，美國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最黑暗莫過如此。”
在德國入侵蘇聯後他又預計蘇聯會失敗，此後又料定日蘇戰爭必然爆發，其預言可謂百發百不中，連蘆某的預見能力都沒有，起碼我還預言了陳水扁當選和美國侵伊戰爭必敗不是？
最搞笑也最能暴露毛終生無望擺脫其智力限製的，還是他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居然向斯大林建議撤到烏拉爾山脈以東，這在蘇聯人看來完全是侮辱。幾十年後他又鄭重其事地對赫魯曉夫重申這一建議，作為人家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必勝戰略。
這再典型不過地反映了此人永遠不會超越自己，永遠不可能學會現代戰爭的起碼概念，以為不管什麽戰爭都能用他那“敵進我退，誘敵深入”的萬能戰略來進行。他至死都認定蘇軍潰退到斯大林格勒乃是主動“誘敵深入”，赫魯曉夫告訴他那是萬不得已的潰敗，他還不相信。在1970年和斯諾的談話中，他班門弄斧，跟人家上美國曆史課，說什麽華盛頓也是靠打遊擊起家的，“隻有幾根爛槍，幾個遊擊隊，幾個民團。華盛頓是個大地主。他生了氣了，打遊擊。這個英國人找不到美國人，而美國人在這個牆角裏，那個牆角裏，嗵！嗵！嗵！”。這笑話連我那20剛出頭的青年都沒能錯過。
但不管毛怎樣缺乏世界眼光和現代常識，他內鬥的功夫還是爐火純青的。在他的戰略指導下，紅軍從原來的幾萬人馬，發展到了近百萬大軍，從原來被合圍在地脊人貧的死地陝北一隅，席卷了大部華北、華中和華東，統治了上億人口。抗戰八年不僅使得我軍成長壯大為足以與蔣介石爭天下的勁旅，而且托起了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換任何一個人去，都未必會實現這奇跡。這還不光需要領袖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更需要不顧一切實施預訂戰略的潑皮膽氣。從上麵的介紹可以看出，中共領袖中唯有毛澤東具備這兩者。張聞天也看到了毛澤東看到的潛在機遇，但他一介書生，根本壓不住手下悍將，更徹底缺乏毛那種豁出去乾坤一擲的無賴精神與賭徒氣魄，敢於並善於利用對方投鼠忌器心理，把這當成死穴猛捏，甚至敢不顧大局徹底糜爛以重兵閃擊重慶。周恩來則兩者都缺乏。張國燾就算此前沒被毛閹了，諒他一介北大學生也沒有那種市井無賴精神。隻知道忠實執行莫京指示的王明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毛澤東之所以被那種爛汙革命篩選出來捧成偉大領袖，良有以也。
（三）戰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國共內戰其實從未停止過，從1927年一直打到了1949年。1927－1937可以視為內戰的熱身階段，1937年7月後進入發展階段，1942年6月後進入相持階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進入反攻階段。這其中最關鍵的兩個階段就是中共的“抗戰”。毛澤東抓住了曆史機遇，利用國府兩麵作戰的艱難處境，與日本友軍密切配合，極大地殺傷削弱了國軍，極大地壯大了自己，終於獲得了與國軍攤牌的實力。
到了1944年底，毛澤東自覺羽翼已豐，征服全國前景在望，在董必武關於大後方工作的報告上意氣風發地批示：“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全國拿下來”，直接表明了我黨“抗戰”的實質就是征服全國。
但盡管中共勢力空前壯大，毛澤東深知要“拿下全國”，還得靠老大哥。他在黨的七大的結論中進一步闡明了早在20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澤東思想：
“我們中國沒有外國援助，能不能勝利？”“中國革命不能單獨勝利”，“中國革命必須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
毛澤東為什麽敢用腦袋擔保“國際援助”一定要來？這預言體現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國乃是強國代理戰爭的戰場，過去是蘇日爭奪中國，將來是蘇美爭奪中國。隻要蘇聯存在一天，就一定會將這代理戰爭進行到底，當然也就一定會援助中共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國共反映美蘇”。在他眼中，國共兩黨不過是美蘇兩家在中國的代理人罷了。
“國際援助”果然來了，1945年8月9日，蘇聯出兵東北。延安歡喜若狂，毛澤東當即與朱德聯名給斯大林發電報，直截了當地懇求主子把東北送給中共：“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隻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麽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並表示“準備廿、三十個旅，十五萬人到廿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滿洲去。”
與此同時，毛和朱德聯名向各根據地下達命令，要各地發動戰略大反攻，準備在蘇聯支持下，一舉推翻國府。此前中國早把國府視為仇敵，一直在抵製國民參政會。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前兩次都被中共斷然拒絕，斥為“完全是欺騙”。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當時蘇美蜜月雖已過去，畢竟冷戰尚未開場，斯大林覺得可以利用國共全麵內戰的前景充分訛詐國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東西。如果雙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這訛詐手段，更不用說那樣可能導致美國大規模卷入，而他雅不願和美國攤牌。作為真正的戰略大師，他的拿手好戲就是避實擊虛，恃強淩弱，避免和強國發生正麵衝突，專在弱國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領土。這一招在二戰初期運用得出神入化，在東西兩線他都智勝了對手。在遠東，日本人赤膊上陣，最後全軍盡墨。而他兵不血刃便再度把中國的三北變成帝國勢力範圍。在西線，納粹東征西討，蘇聯紅軍則不動聲色坐收了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以及東波蘭。
因此，斯大林便於8月20日來電，以相當嚴厲的口氣警告中共，說中國再也承受不了戰禍了，若再打內戰，必然要讓中國毀滅。所以，中共必須與國府合作，通過談判維護和平，走和平發展道路。
在此高壓下，毛澤東不得不在蔣介石第三次來電後複電表示同意，於8月28日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簽訂了“雙十協定”後於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離開延安期間，劉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係列重大決策。據光美同誌說：
“緊接著，日本投降，重慶談判，毛澤東大智大勇，攜周恩來麵蔣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時，黨中央授予毛劉代行政治局全權，少奇承擔起領導指揮全國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項具有重大曆史意義、對全局至關重要的戰略決策──搶占東北。
日本投降後，東北空虛。少奇主持製定了‘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在短短兩個月中，少奇陸續派出以彭真、陳雲為首的1／3中央委員，配備全套黨政軍群大批幹部和十多萬軍隊，日夜兼程，火速突入東北。同時，與朱德、弼時同誌共同指揮華北、華中、華東一係列以自衛防禦為目的的戰役，將重點向北移。華中部隊進山東、晉冀豫，山東、熱察、冀東部隊進東北。指揮調動百萬軍民戰略大轉移。
蘇軍撤出後，蔣軍在美國幫助下也全力爭搶東北。少奇又提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鞏固發展我在東北的力量。實踐證明，即在國民黨未反應過來的一兩個月內，中共這次百萬軍民大調動，形成了反攻製勝的戰略格局。“（黃錚：《王光美訪談錄》）
光美同誌雖是美帝戰略情報局特務和梅花黨黨魁，這段證詞倒確實經得住測謊器檢查。我校對過有關曆史文件，發現光美說的基本不錯。
光美在此談到幾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搶占東北的戰略決策。
光美這話略有誇張，但基本屬實。如前所述，毛早在蘇軍出兵東北當天就看出這步棋來了，但蘇聯不同意，說是和國府訂的條約規定必須把東北移交給中國。毛還沒來得及作決定就到重慶去了。他走後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劉記中央即下達《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製廣大鄉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蘇聯把東北移交給國府後中共才進去，就再無希望得到蘇聯援助了。但若移交前進去，則“蘇聯將取放任態度，我有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並具體命令：“去東北之部隊與幹部，應即出發，可用東北義勇軍名義非正式進入，不聲張不登報，走小路，控製蘇軍未駐之城市、鄉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須派幹部去與紅軍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製定了“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實行華北部隊進東北，華東部隊進山東的戰略大轉移。
這也是真的，直接就寫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關於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致重慶代表團電》中：“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該電文還具體作了相應的調兵部署。兩日後更是下令大舉調兵，十萬大軍星夜出關或挺進熱察，共軍大規模出關從此開場。
第三，蘇軍撤軍後製定“放開大路，占領兩廂”戰略。
光美此話，說明她老人家有待進一步熟悉黨史。少奇確實提出過這戰略，但沒用這隻有老毛才會用的俗話，也不是在蘇軍撤軍後。蘇軍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帥印了。
事實是，劉在1945年9月28日以軍委名義下達的《關於爭取東北的戰略方針與具體部署的指示》中承認，“控製冀熱遼，堵塞蔣軍從陸路進入東北計劃，雖已開始行動，但離實現程度尚遠”，“因此我軍進入東北的部署，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托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再進而爭取與控製南滿沿線各大城市。”
這裏說得很清楚，共軍並無能力把國軍擋在關內，比較現實的戰略還是重點經營背靠蘇聯、外蒙、北韓的地區，最後再爭取控製南滿。
但毛回到延安後即否定了這一現實戰略，於10月19日指示東北局：“我黨方針是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沈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改變過去分散的方針。”
少奇服從了毛的決定，不過曆史證明他是對的。國軍不久就攻入山海關，沿鐵路線北上，迭複名城。據黃克誠同誌承認，國軍是抗戰中鍛煉出來的百戰雄師，令土共望風披靡，最後一直打到四平。林彪準備放棄哈爾濱，轉入農村打遊擊。如果不是馬歇爾此時來華攪S，蔣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軍死裏逃生，贏得寶貴的喘息機會，在獲得大量蘇聯裝備和訓練，建立了炮兵軍、坦克部隊甚至空軍後大舉卷土重來，鹿死誰手正未可知。
在毛的“獨占東北”戰略實施過程中，少奇同誌並沒有說什麽，倒是林彪和東北局領導人陳雲、高崗、張聞天等反對毛澤東的不現實打算。在他們的進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
但此後毛澤東再次估計錯誤。45年12月22日，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爭端，1946年1月5日，國共雙方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關內停戰。毛拋出“和平民主新階段”論，準備 “去聯合政府裏作官”（20年後這卻成了劉少奇的罪名），認為東北問題也能和平解決，於是令東北共軍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戰前大撈一把，以增加將來討價還價的籌碼。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東北民主聯軍集中兵力“給進攻之頑軍堅決徹底殲滅之打擊”，並指出“這是曆史新階段中的最後一戰，將會決定東北今後大局”，“要不怕最大犧牲求得這一作戰勝利”。
林彪並不相信“最後一戰”的鬼話，認定那停戰協定乃是美蔣陰謀，雖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但還是傾向於“分散建立根據地，準備應付敵人之明攻”。在國軍反攻四平前，他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奪取長春的可能性和東北和平迅速實現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軍方針似應以消滅敵人為主，而不以保衛城市為主。”
但毛根本聽不進去，在國軍進攻四平前，毛澤東電命林彪，要：“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以“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在四平保衛戰爆發後，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爭”，“化四平街為馬德裏”，致使共軍傷亡高達兩萬餘人，林彪最後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這才避免了被殲厄運。
綜上所述，毛澤東確實在我黨奪權鬥爭中起到了偉大舵手的作用，在最關鍵的三步他都走對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無人可以取代的。“井崗山道路”雖是他首創，但即使沒有他開辟這道路，其他同誌在痛苦的試錯法（trial and error）後，遲早要發現中國的馬列主義者隻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就更不用說了，如少奇同誌的貢獻表明的，沒有偉大舵手，小舵把們也能看出那最明顯不過的事來，而且還能製定比他更英明正確的戰略。
不僅如此，指導毛走對這三步都是前麵已經介紹過的毛澤東思想，亦即靠蘇聯人出錢出槍爭天下。但這偉大思想的產生實在沒什麽了不起，當時中國有點出息的軍閥除了不識時務的吳佩孚外，誰看不出“毛子是個綱，綱舉目張”來？不必說孫文，也不必說馮玉祥，就連盛世才那種小混混，也知道隻有靠蘇聯飛機大炮才能當上新疆王。
毛的偉大，不在於產生了那偉大思想，而在於他一旦認準了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之後，便“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決不會像其他人一樣，因為日寇鐵蹄縱橫中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之際，就如同其他人一樣為愛國激情衝昏頭腦，喪失了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混淆階級陣線，把日軍當成敵軍，把國軍當成友軍，也決不會像其他共黨領袖一樣，無條件忠於主子的長遠利益而動搖其不惜一切代價“拿下全國”的決心。所以，隻有在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曆史上似乎還從未有過這種把內戰偽裝為外戰而大獲全勝的先例。因此，敬愛的林副統帥說：“隻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似乎也不為過。
當然，這戰略最終能取得輝煌勝利，也不完全是因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吊詭地說，正是毛的盲區決定了該戰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認定“國共反映美蘇”，國共兩黨乃是為美蘇兩國在中國打代理戰爭，可惜這話隻說對了一半，我黨當然是蘇聯的代理人，但國民黨不願也不能代理美國。這結果就是蘇聯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時，美國卻在馬歇爾攪S失敗後，竟然孤立主義老毛病發作，撒手不管中國的事，在內戰緊急關頭停止對華援助。
更致命的是，蔣公的教育決定了他絕無可能是毛澤東那種偉大的國際主義者（賣國賊的美稱）。據抗日名將孫連仲將軍的參謀長金典戎將軍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蔣介石的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看出，因為蘇聯在幕後作梗，國府靠外交絕對無法順利接收東北，於是他向蔣建議由美軍代為接收後再轉交給中國政府。但“蔣先生當時認為這樣的作法，雖然可以從蘇軍手中把東北順利的接收過來，但深恐因此有失國家的體麵，經予婉言謝絕。”
毛澤東對蘇聯人跪求再三還一波三折、幾乎沒有求到的事，美國人主動送給老蔣，而蔣公卻出於民族自尊心斷然拒絕，這還有可能打贏麽？豈不聞“兩軍相逢勇者勝？”我黨的生存哲學阿隨早就闡明過了，生存競爭就是比賽誰更沒良心。良心在生存競爭中乃是致命弱點，這在中國乃是萬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後贏得黨內外權力鬥爭，靠的就是這一天然優勢。在這點上，無論是黨外的階級敵人還是黨內的戰友，誰都比不上他，隻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來之所以對毛終生扁扁地服膺，說穿了就是為此。
「未完待續」
作者：蘆笛 文章來源：罕見奇談
三、毛澤東的戰略眼光
70年代末期，鄧小平複出，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批判“兩個凡是”，黨內外否定毛的暗潮隨之湧動。此時老鄧卻借接見外賓之機，肯定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曆史功勳，說，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黨至今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此後又推出了“四個堅持”，於茲堵死了我黨正式否定毛的可能。
從黨國利益來看，老鄧此舉的確是高瞻遠矚。當時就連我這草民都能看出來，老鄧沒有條件作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批了斯大林，還有列寧那尊神在，反正布黨的江山又不是老斯打下來的。批了毛，我黨執政的合法性還在哪裏？這難題不但存在於當時，而且隻要我黨執政一天就必然存在一天。“非毛”與“非共”乃是一回事，決無可能剝離開。
不僅如此，客觀地說，老鄧那話也有三分真實。的確，沒有毛澤東，我黨很可能就不會上台，當然也不會至今還在黑暗裏摸索──隨著蘇聯垮杆，中共失去了胎盤，那下場還能跟緬共德欽巴登頂和柬埔寨波爾布特兩樣？
老毛當然不是我黨吹出來的那個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算無遺策的活神仙。中共的勝利，首先當然應該歸功於蘇俄向中國輸出了列寧革命工藝學，使得我黨得以建立並學會了師傅發動組織群眾那一套，黨的戰鬥力和生存力全來自於此；其次全靠蘇俄和日本兩家帝國主義控製中國的侵略野心；第三和斯大林在關鍵時刻給我黨的戰略指導分不開；最後還得歸功於劉少奇、林彪等人的戰略籌劃。前段敬愛的美帝戰略情報局特務王光美同誌曾發表談話，說過去為了宣傳黨領袖，少奇同誌立下的大功就沒有提。其實在抗戰後決定全力以赴搶占東北的戰略決策乃是少奇而不是澤東作出的（大意，非原話）。
所以，毛當然身體力行了他老人家在《關於赫魯曉夫及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教訓》（《九評》的最後一篇）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條標準：“假馬克思主義者”、“對同誌搞突然襲擊的野心家、陰謀家”、“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等等。但盡管如此，竊以為，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共確實未必會上台。
熟悉現代史的同誌應該知道，中共奪權過程中最關鍵的有三步，每一步毛澤東都走對了。
（一）“井岡山道路”
國共破裂前後，莫斯科對中共的指點全無章法可言。托洛茨基反對國共合作，主張中共另立門戶單幹，斯大林則認為中共人數太少，毫無號召力，不如效法孫行者鑽到鐵扇公主肚子裏去，篡國民黨之黨，奪國民黨之權。
這一招非常高明，後來東歐那些“人民民主國家”全是這麽建立的──先弄個共產黨人並不占多數的“聯合政府”出來，再由共黨不動聲色地和平奪權，最後通過“選舉”變成“人民民主國家”（毛澤東毫無政治發明能力，毛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都是直接抄襲斯大林的發明。而且，如果不是斯大林指點，“新”中國便連個憲法都沒有）。在這過程中蘇聯占領軍並沒有直接出麵，用刺刀扶起傀儡政權來。這策略在當時中國也是唯一可行之道。的確，我黨在國共合作前連如今的民運都不如，根本算不上什麽政治勢力，談何自立門戶奪取政權？論搞陰謀詭計，老托和老斯根本不在同一等級。
但不幸的是，蘇軍並沒有像占領東歐那樣占領了中國，而且國民黨人並不全是孫文那種白癡，蔣公識破了這詭計，乃有四一二清黨，寧漢破裂。於是斯大林為了證明他的中國政策並不錯，隻好譴責南京政府，支持武漢政府，堅持劃漏船。
要這麽幹，就幹到底行了。可莫斯科不知怎麽又改了主意，抄襲托洛茨基故智，令中共發動土地革命，武裝兩萬黨員和五萬工農，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篡黨奪權，並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共軍官。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魯易吃錯了藥，竟把這電文拿給武漢政府首腦汪精衛看。汪一看立即決定“和平分共”，雖然沒有如蔣公那樣動刀子，卻也禮請共產黨人上路。
至此中共無路可走，隻有鋌而走險了。據過來人回憶，本來中共已在武漢政府下轄國民革命軍中控製了幾萬兵力，完全可以借“打野操”拉出去搞暴動，但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意存苟免，隻知拉攏上層軍閥，因循誤事，最終導致軍校學生和親共軍隊悉數被繳械，中共悉數被驅逐，隻好跑到南昌去暴動。
暴動要能持久，當然就得靠蘇聯軍火資助。在當時的中國，蘇聯就是綱，綱舉目張，誰能抱住老毛子的粗腿，誰才能有槍杆子和大量經費，也才能建立政權並最終問鼎中原。南昌乃是內陸城市，毛子的軍火和洋錢無法源源而至，奪下的不過是個無法守衛的孤城而已。莫斯科也看出了這一點，於是便命共軍南下奪取廣州，以便蘇聯軍火能大量運來，遂有廣州暴動之舉。暴動失敗之後，斯大林又決定以海陸豐為根據地，這原也可行，可等到南昌“起義”殘部和廣州“起義”殘部千裏迢迢“奔向海陸豐”後，望穿盈盈秋水，大海上卻哪有什麽滿載軍火的蘇聯輪船？共產國際的指揮毫無章法，於茲可見一斑。
毛澤東原來也是這沒頭蒼蠅蠢動群體的一員，但秋收暴動失敗之後，他終於本性發作，把隊伍拉上了井岡山，作山大王去了。這在他本是“偶然的必然”。他平生讀得最熟的爛書便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早就對山大王生涯心向往之。據他微時的朋友說，早在國共合作前，他便聲稱空談無益，不如去占山為王，還為此特地去湖南考察過何處可以落草。所以，在秋收起義失敗之後，他把隊伍拉上井岡山完全是必然的。
如果毛不是把那幾本遊民文化經典終生奉為聖經，如果他粗知馬列主義，就不可能走上那條路。我已經介紹過馬列對農民的鄙視態度。毛後來被國際派鄙視乃至被斯大林終生鄙視，都是因為他絲毫不知道馬列有關農民問題的教導，國際派的名言“山溝裏是不會出馬列主義的”乃是馬列唯生產力論的ABC.以正宗馬列眼光來看，所謂“井岡山道路”完全是違反馬列主義的。
不料假馬列主義者歪打正著，“井岡山道路”被證明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以斯大林那真正的戰略家之高明，在屢屢碰壁之後當然也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井岡山道路終於成了全黨努力方向，中共從“無產階級先鋒隊”變成了“農村痞子先鋒隊”。從頭到尾，城裏的工人老大哥與農民老大爺在鄉下發動的暴亂毫無相幹。
可歎的是，毛澤東沒從這事實裏看出馬列主義根本不是“客觀真理”，卻以為那反映了“普遍真理”和“具體實踐”之間的矛盾，在當國後竟把這錯誤結論推廣到自然科學中去，以為自然科學也有“普遍真理”和“具體實踐”之分，牛頓力學在歐洲的運用與在中國並不相同，若是伽利略當初在西安大雁塔上扔球，所得結果肯定和在意大利比薩斜塔不一樣。於是他以空前絕後的大老粗魄力實行“教育革命”，強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徹底摧毀了好不容易才從國外輸入的教育與科研。這當在我尚未寫完的白癡係列裏充分討論，在此按下不表。
如我在舊作《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一文中指出的，井岡山道路的短暫成功，靠的全是軍閥混戰，全國四分五裂。一旦蔣介石掃蕩了各路軍閥，國家統一之後，則我黨立刻玩完。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打進來，它其實也是走不通的死路。但不管怎麽說，它畢竟是當時那種絕望處境下的唯一出路，確保了黨軍的建立和幸存，後來也才能有發家的機會。
這和阿隨靠撿易拉罐謀生的道理是一樣的：如果阿隨不在11歲大學畢業後（或上大學期間，待考）不靠撿易拉罐為生並做生意，他早就餓死了，怎麽還可能後來到美國開農場作千萬富翁？
因此，無論持何種政治立場，都不能否認毛開創的井岡山道路如同阿隨撿易拉罐一樣，為我黨後來的發跡掙來了第一桶金。
（二）抗戰
如今凡是智力正常者都得承認，日本侵略中國乃是導致我黨上台的決定性因素，就連毛自己都多次承認過這一點。他在會見日本社會黨訪華團以及田中角榮首相時兩次“感謝大日本皇軍侵略中國”就不用說了，就連在《毛選》中他都多次得意洋洋地說，自從抗戰以來，我黨第一次從隻有四五萬人的小黨成了全國性大黨。蘆某在文革武鬥爆發後還沒到二十歲，就從那些話裏悟出了我黨乃是皇軍捧上台的。
毛澤東對我黨事業的最大貢獻，在於他高瞻遠矚，在當時甚囂塵上的愛國狂潮中保持頭腦冷靜，力排眾議，按“三十六計”中的“趁火打劫之計”，為我黨製定了抗戰戰略，使得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這個角度來看，老鄧說沒有毛主席，黨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一點都沒誇張。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在抗戰剛爆發時就英明解決了這個問題，認定蘇聯是中國革命的後台，日軍是事實友軍，而真正的敵人是國民黨。抗戰的意義，完全在於借助兩者壯大自己，打擊真正的階級敵人。
毛澤東這個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早在20年代就成熟了，可總結於下：
1、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無論使出什麽手段來都是應該的。
2、奪取政權隻能靠槍杆子。
3、蘇聯是提供槍杆子的唯一來源。因此，沒有“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就絕對不會成功。
毛這些偉大思想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就表達過了。他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國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俄國的武裝幹涉”，“革命必須由俄國軍隊從北邊輸入。”這些話都寫在馬林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早已大白於天下。凡是在蘇聯檔案公開後寫的毛傳裏（例如Short的Mao：A Life）中都能找到。
任何一個客觀的讀者都不能不承認這些思想充滿了基於common sense的真知灼見。真無法想象富有這種求實精神的人後來怎麽會變成鼓吹“巧婦能為無米之炊”的唯意誌論信徒。更可悲的是，民運革命家學到的乃是偽裝了的毛思想，這才會熱衷於煮無米之炊，以為可以靠意淫推翻共產黨。
正是本著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毛才會在長征途中和四方麵軍會合後立主北上，挺進到內蒙邊境上去，“打通國際交通線”，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北方，背靠著老大哥的坦克飛機大炮，肩負著俄羅斯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隻不可戰勝的力量！
也是本著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毛才會在抗戰爆發前夕就認定，日本在華勢力急劇擴張，必然引起蘇聯的強烈反彈，加劇對中國的幹涉，而這必然導致蘇聯大量援助共軍。就是在這種考慮下，他才煽動張匪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並力主殺蔣。隻要張一殺了蔣，則莫斯科別無選擇，隻能以武力支持他和張匪謀劃成立的“西北聯合政府”，和日本成立的“滿州國”遙相對峙。此乃“三十六計”中的“李代桃僵”之計。這無賴招數他後來多次使過。可惜這對斯大林來說不過是小兒科，每次都被他無情戳穿並嚴厲製止了，於是蔣介石才活著出了西安，而第二次國共合作也才能實現。
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戰略家，看得到毛看不見的東西。當時新疆已入蘇聯勢力範圍，他從西北獨立中得不到任何東西。當時他最擔憂的乃是德國，最怕的是兩麵受敵。因此，為蘇聯國家利益最需要的乃是誘發中日戰爭，戰火一開就必須是持久戰，使得日本陷在中國泥潭裏，以確保蘇聯邊境長久平安。這就需要蔣介石那樣有足夠威望彈壓全局、統領全國抗戰的領袖，因此，他派給中共的任務就是千方百計挑起中日戰爭，在戰爭爆發後服從蔣介石的領導，去和日軍作殊死戰。
毛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盧溝橋事變後，在1937年8月的中共陝北洛川會議上，他夥同書記張聞天，提出不打日本人，趁機搞垮國民黨的主張。留蘇“秀才”洛甫引經據典，從理論上論證這麽幹乃是符合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
毛則給抗日激情高漲的將領們潑冷水，說：
“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麵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對政府方麵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隻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
可惜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為愛國激情衝昏頭腦，毛根本沒有後來的權威，於是會場大嘩，周恩來作為“軍事三人組”的“最後下決心者”帶頭反對，表示既然已經合作，並同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遊擊戰。有利時可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麵前證明了我們努力抗戰。
這樣，毛張二人成了典型的“真理掌握在手中的少數人”，多年後毛還曆曆記得當初的孤立，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說：
“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誌。”
鑒於普遍強烈的反對，毛張二人再不敢直言不諱堅持賣國主張了，隻好改為討論戰略問題，但爭議仍然很大。張毛隻得宣布休會三天，毛讓周恩來去“休息”，自己則去作將領的工作，一再強調，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低估它，看輕它。同日本侵略軍作戰，不能局限於過去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那一套老辦法，硬打硬拚是不行的。我們的子彈和武器供應都很困難，打了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紅軍的戰略方針應當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的兵團和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但要著重於山地。遊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就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還是過去那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最重要的還是分兵發動群眾。
但將領們仍未被徹底說服，會議最後隻能通過供外界消費的冠冕堂皇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及《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宣布紅軍接受國民政府改編。盡管如此，毛還是頗有斬獲，在會上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首次名正言順地獲得了軍權。
但這一套騙不過周恩來，會議一結束他便拂袖而去，跑到去山西“幫助外交工作”，一去就是幾個月，毛千呼萬喚他都不回來。以後他又在國府西遷武漢後和王明緊密配合，忠實執行共產國際“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方針，全然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使得武漢八路軍留守處儼然成了“第二中央”。這就是周犯的第二次“錯誤”（第一次是在1932年寧都會議上罷了毛的紅軍總政委的官）。
八路軍編成出發後，毛千叮嚀萬囑咐，要將領們千萬不要和日本人打仗。林彪向中央請示，擬在平型關“相機襲擊敵人之左側後，殲敵一部，以擴大戰果。”毛連去兩電製止，林彪都堅持己見，毛隻好讓步，同意林彪將一個旅暫時集中打仗，但同時指出，如果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以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並強調指出：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隻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製勝敵人援助友軍的惟一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 ”
請愛黨同誌看清楚了，諸位的毛爺爺在此說得明明白白：“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這就是“打敗了日本狗強盜”的“挽狂瀾於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
盡管我黨把“平型關大捷”吹到了天上去，林彪部不過襲擊了日軍的輜重隊，連作戰隊伍都不是，在整個戰役中無足輕重，但這也讓林彪吃夠了苦頭，見識到日本皇軍的厲害，至此才意識到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在平型關戰鬥總結中承認：“我軍在目前兵力和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為主。斷敵退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辦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宜的。”
林彪關心的不過是我軍的作戰方式，偉大領袖卻是著眼於全局的戰略家。如他後來親口承認的“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誌。”“三國誌”才是他奮鬥的方向。
張戎的巨著已經披露了這“三國誌”是什麽名堂，那就是“波蘭模式的遠東版”，仿照蘇德瓜分波蘭，蘇日共同瓜分中國，我已經在《“肢解”論》中給出了參考文獻，請諸位愛黨同誌去查查，再來指責張戎造謠不遲：
“1939年9月底，在蘇日條約尚未簽訂時，他就在接見斯諾時對之加以肯定。當斯諾問道，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采取占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時，毛答曰：”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飾地表示他支持蘇日共同瓜分中國。這些談話都發表在當時的英美報刊上，乃是斧子也砍不掉的（China Weekly Review， Jan 20， 1940， pp227. Daily Herald， Oct 21， 1939.）。不僅如此，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還專門為此來電嚴厲批評毛澤東失言，這電文也早就公諸於世。“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采用的實際戰略與他在《論持久戰》中提出的著名的“防禦，相持，反攻”三部曲頗相似，乃是“發展，相持，反攻”，不過那作戰對象從頭到尾都是國軍。
“發展”主要是在蘇德戰爭爆發前進行的，那就是分兵深入敵後，瘋狂膨脹，招兵買馬擴大私人武裝，在這過程中無情消滅國軍，壯大自己。開頭還是小摩擦，後來則越打越大，動輒消滅國軍上萬人。
毛之所以敢這麽幹，乃是他有恃無恐，這在他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得清清楚楚：“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當時中國唯一能指望獲得援助的友邦是蘇聯，打狗要看主人麵，蔣介石對中共當然也就不敢輕易開罪。而且，為了舉國一致抵禦國仇，吃了中共的虧當然也隻能隱忍，不能在強敵壓境之際露出內亂的跡象來，那樣不但長敵人威風，而且令英美等友邦對中國喪失信心。這一點不但毛心中有數，就連朱德都看得明明白白，說：
“他們不做聲，我們也不做聲。他們打敗了不做聲，我們勝利了，何必那樣來宣傳呢！”
當然良心未泯的共幹還是有的，1940年8月間，鑒於日軍對國統區進攻的激烈，彭德懷發動了號稱“百團大戰”的破襲戰，破壞日軍交通線，使得日軍不得暫停華南的軍事行動，抽回了一個師團在後方“綏靖”。該戰役立即獲得國府的明令嘉獎。但毛澤東卻七竅生煙，多年後在廬山會議上指著彭德懷大罵：
“你彭德懷那不是愛國，百團大戰是在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那不是愛國！”
所以，幫國民黨打日本人不是愛國，幫日本人打國民黨才是愛國。這“愛國發展階段”的高潮，就是毛澤東在1940年11月7日發給莫斯科的請戰電，電報除按常規送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外，還特地抄送斯大林和國防部長鐵木辛哥，提出要用15萬精兵抄蔣的後方，打到重慶去（說明：張戎的書隻說毛的電文是“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並把這一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製人”。但我記得楊奎鬆教授考證出來的則是閃擊重慶，今據楊說）。
這又是“李代桃僵之計”。當時共軍決非國軍對手。以毛上台前的求實精神，絕對不會看不到這點。他之所以敢弄此大險，其盤算很簡單：大戰一打響，莫斯科絕對不會坐視。到他頂不住之時，老大哥絕對不會見死不救，日本友軍也可能發動攻擊以策應之。左右夾擊，國府便非垮不可，那時“三國誌”便變成了“蘇、日、我”了。
幸虧斯大林再次識破了這詭計，禁止毛主動攻擊，隻許他自衛還擊。半年多後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驟失強大的武力後盾，再也不敢恃強淩弱，立即下令：“對國民黨敵後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與此同時，他還抵製斯大林要他對日軍發動進攻以免除蘇聯兩麵受敵危險的要求，並拒絕了劉少奇等高幹提出若日蘇戰爭爆發後共軍應對日軍發動反攻的要求，一再命令部隊：“不要過分刺激敵人。”
至此，中共的“抗戰”從“發展階段”進入“相持階段”，既不想打日本人，也不敢打國軍。將領們閑著無事，毛便把他們統統弄去延安整風，直到全都整得服服貼貼為止。
這裏必須指出，毛雖然製定了英明戰略，但關鍵時刻還是靠斯大林撥正船頭，指明航向。
最關鍵的時刻是兩個，一是西安事變。當時正值國難當頭，國民心目中認定隻有蔣介石才能領導抗戰。蔣被捉使得全國人民惶惶不安，張楊成了國民公敵，若蔣被殺，則何應欽率領的討逆軍必然攻破西安，張匪學良隻有去與紅軍同流合汙。但即使兩家合流，仍然絕對抵擋不住中央軍，最後的結局便是共禍從此肅清，匪首逃往蘇聯。但斯大林早就懷疑張是日本間諜，後來甚至連毛都懷疑上了。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讓斯大林殺人，若張與毛真敢逃到蘇聯去，隻怕要立刻雙雙授首。而沒有共黨陰謀搗亂，盧溝橋事變也未必會發生。中國的曆史可能就要改寫了。
第二個關鍵時刻就是毛用重兵閃擊延安的事。若斯大林批準了他的冒險，日本友軍又不予以配合，那共軍長途奔襲，隻怕要成強弩之末被殲。若蘇軍出動，則立刻要引起日本軍方強烈反彈，大本營的北上派就此得勢，日蘇戰爭很可能就此爆發，此後納粹入侵並滅亡蘇聯就不是難事了。蘇聯一垮，中共革命的勝利保障也就徹底喪失，不但中國曆史，就連世界曆史都要改寫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戰略眼光雖然高明，但隻限於搞內鬥。此人徹底缺乏世界眼光，目光一出國界便與白癡無異。斯諾早就注意到這點了，曾在《西行漫記》中說，毛對外國領袖的觀察很可笑，例如他非常佩服墨索裏尼，卻認為希特勒不過是個傀儡。
毛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也無一不錯。例如他把蘇日瓜分中國看成定局，卻全然沒看到蘇聯雖有此意，但日本無法提供蘇聯尚未占有的東西，雙方根本無法做成交易。
又如張戎在其巨著中披露的，1940年10月25日，他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估計二戰戰局時竟會這麽說：
“最黑暗的情況是日本對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軍控製新加坡，德攻英倫不下，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退出中國，美國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最黑暗莫過如此。”
在德國入侵蘇聯後他又預計蘇聯會失敗，此後又料定日蘇戰爭必然爆發，其預言可謂百發百不中，連蘆某的預見能力都沒有，起碼我還預言了陳水扁當選和美國侵伊戰爭必敗不是？
最搞笑也最能暴露毛終生無望擺脫其智力限製的，還是他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居然向斯大林建議撤到烏拉爾山脈以東，這在蘇聯人看來完全是侮辱。幾十年後他又鄭重其事地對赫魯曉夫重申這一建議，作為人家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必勝戰略。
這再典型不過地反映了此人永遠不會超越自己，永遠不可能學會現代戰爭的起碼概念，以為不管什麽戰爭都能用他那“敵進我退，誘敵深入”的萬能戰略來進行。他至死都認定蘇軍潰退到斯大林格勒乃是主動“誘敵深入”，赫魯曉夫告訴他那是萬不得已的潰敗，他還不相信。在1970年和斯諾的談話中，他班門弄斧，跟人家上美國曆史課，說什麽華盛頓也是靠打遊擊起家的，“隻有幾根爛槍，幾個遊擊隊，幾個民團。華盛頓是個大地主。他生了氣了，打遊擊。這個英國人找不到美國人，而美國人在這個牆角裏，那個牆角裏，嗵！嗵！嗵！”。這笑話連我那20剛出頭的青年都沒能錯過。
但不管毛怎樣缺乏世界眼光和現代常識，他內鬥的功夫還是爐火純青的。在他的戰略指導下，紅軍從原來的幾萬人馬，發展到了近百萬大軍，從原來被合圍在地脊人貧的死地陝北一隅，席卷了大部華北、華中和華東，統治了上億人口。抗戰八年不僅使得我軍成長壯大為足以與蔣介石爭天下的勁旅，而且托起了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換任何一個人去，都未必會實現這奇跡。這還不光需要領袖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更需要不顧一切實施預訂戰略的潑皮膽氣。從上麵的介紹可以看出，中共領袖中唯有毛澤東具備這兩者。張聞天也看到了毛澤東看到的潛在機遇，但他一介書生，根本壓不住手下悍將，更徹底缺乏毛那種豁出去乾坤一擲的無賴精神與賭徒氣魄，敢於並善於利用對方投鼠忌器心理，把這當成死穴猛捏，甚至敢不顧大局徹底糜爛以重兵閃擊重慶。周恩來則兩者都缺乏。張國燾就算此前沒被毛閹了，諒他一介北大學生也沒有那種市井無賴精神。隻知道忠實執行莫京指示的王明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毛澤東之所以被那種爛汙革命篩選出來捧成偉大領袖，良有以也。
（三）戰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國共內戰其實從未停止過，從1927年一直打到了1949年。1927－1937可以視為內戰的熱身階段，1937年7月後進入發展階段，1942年6月後進入相持階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進入反攻階段。這其中最關鍵的兩個階段就是中共的“抗戰”。毛澤東抓住了曆史機遇，利用國府兩麵作戰的艱難處境，與日本友軍密切配合，極大地殺傷削弱了國軍，極大地壯大了自己，終於獲得了與國軍攤牌的實力。
到了1944年底，毛澤東自覺羽翼已豐，征服全國前景在望，在董必武關於大後方工作的報告上意氣風發地批示：“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全國拿下來”，直接表明了我黨“抗戰”的實質就是征服全國。
但盡管中共勢力空前壯大，毛澤東深知要“拿下全國”，還得靠老大哥。他在黨的七大的結論中進一步闡明了早在20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澤東思想：
“我們中國沒有外國援助，能不能勝利？”“中國革命不能單獨勝利”，“中國革命必須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
毛澤東為什麽敢用腦袋擔保“國際援助”一定要來？這預言體現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國乃是強國代理戰爭的戰場，過去是蘇日爭奪中國，將來是蘇美爭奪中國。隻要蘇聯存在一天，就一定會將這代理戰爭進行到底，當然也就一定會援助中共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國共反映美蘇”。在他眼中，國共兩黨不過是美蘇兩家在中國的代理人罷了。
“國際援助”果然來了，1945年8月9日，蘇聯出兵東北。延安歡喜若狂，毛澤東當即與朱德聯名給斯大林發電報，直截了當地懇求主子把東北送給中共：“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隻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麽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並表示“準備廿、三十個旅，十五萬人到廿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滿洲去。”
與此同時，毛和朱德聯名向各根據地下達命令，要各地發動戰略大反攻，準備在蘇聯支持下，一舉推翻國府。此前中國早把國府視為仇敵，一直在抵製國民參政會。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前兩次都被中共斷然拒絕，斥為“完全是欺騙”。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當時蘇美蜜月雖已過去，畢竟冷戰尚未開場，斯大林覺得可以利用國共全麵內戰的前景充分訛詐國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東西。如果雙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這訛詐手段，更不用說那樣可能導致美國大規模卷入，而他雅不願和美國攤牌。作為真正的戰略大師，他的拿手好戲就是避實擊虛，恃強淩弱，避免和強國發生正麵衝突，專在弱國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領土。這一招在二戰初期運用得出神入化，在東西兩線他都智勝了對手。在遠東，日本人赤膊上陣，最後全軍盡墨。而他兵不血刃便再度把中國的三北變成帝國勢力範圍。在西線，納粹東征西討，蘇聯紅軍則不動聲色坐收了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以及東波蘭。
因此，斯大林便於8月20日來電，以相當嚴厲的口氣警告中共，說中國再也承受不了戰禍了，若再打內戰，必然要讓中國毀滅。所以，中共必須與國府合作，通過談判維護和平，走和平發展道路。
在此高壓下，毛澤東不得不在蔣介石第三次來電後複電表示同意，於8月28日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簽訂了“雙十協定”後於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離開延安期間，劉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係列重大決策。據光美同誌說：
“緊接著，日本投降，重慶談判，毛澤東大智大勇，攜周恩來麵蔣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時，黨中央授予毛劉代行政治局全權，少奇承擔起領導指揮全國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項具有重大曆史意義、對全局至關重要的戰略決策──搶占東北。
日本投降後，東北空虛。少奇主持製定了‘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在短短兩個月中，少奇陸續派出以彭真、陳雲為首的1／3中央委員，配備全套黨政軍群大批幹部和十多萬軍隊，日夜兼程，火速突入東北。同時，與朱德、弼時同誌共同指揮華北、華中、華東一係列以自衛防禦為目的的戰役，將重點向北移。華中部隊進山東、晉冀豫，山東、熱察、冀東部隊進東北。指揮調動百萬軍民戰略大轉移。
蘇軍撤出後，蔣軍在美國幫助下也全力爭搶東北。少奇又提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鞏固發展我在東北的力量。實踐證明，即在國民黨未反應過來的一兩個月內，中共這次百萬軍民大調動，形成了反攻製勝的戰略格局。“（黃錚：《王光美訪談錄》）
光美同誌雖是美帝戰略情報局特務和梅花黨黨魁，這段證詞倒確實經得住測謊器檢查。我校對過有關曆史文件，發現光美說的基本不錯。
光美在此談到幾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搶占東北的戰略決策。
光美這話略有誇張，但基本屬實。如前所述，毛早在蘇軍出兵東北當天就看出這步棋來了，但蘇聯不同意，說是和國府訂的條約規定必須把東北移交給中國。毛還沒來得及作決定就到重慶去了。他走後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劉記中央即下達《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製廣大鄉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蘇聯把東北移交給國府後中共才進去，就再無希望得到蘇聯援助了。但若移交前進去，則“蘇聯將取放任態度，我有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並具體命令：“去東北之部隊與幹部，應即出發，可用東北義勇軍名義非正式進入，不聲張不登報，走小路，控製蘇軍未駐之城市、鄉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須派幹部去與紅軍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製定了“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實行華北部隊進東北，華東部隊進山東的戰略大轉移。
這也是真的，直接就寫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關於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致重慶代表團電》中：“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該電文還具體作了相應的調兵部署。兩日後更是下令大舉調兵，十萬大軍星夜出關或挺進熱察，共軍大規模出關從此開場。
第三，蘇軍撤軍後製定“放開大路，占領兩廂”戰略。
光美此話，說明她老人家有待進一步熟悉黨史。少奇確實提出過這戰略，但沒用這隻有老毛才會用的俗話，也不是在蘇軍撤軍後。蘇軍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帥印了。
事實是，劉在1945年9月28日以軍委名義下達的《關於爭取東北的戰略方針與具體部署的指示》中承認，“控製冀熱遼，堵塞蔣軍從陸路進入東北計劃，雖已開始行動，但離實現程度尚遠”，“因此我軍進入東北的部署，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托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再進而爭取與控製南滿沿線各大城市。”
這裏說得很清楚，共軍並無能力把國軍擋在關內，比較現實的戰略還是重點經營背靠蘇聯、外蒙、北韓的地區，最後再爭取控製南滿。
但毛回到延安後即否定了這一現實戰略，於10月19日指示東北局：“我黨方針是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沈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改變過去分散的方針。”
少奇服從了毛的決定，不過曆史證明他是對的。國軍不久就攻入山海關，沿鐵路線北上，迭複名城。據黃克誠同誌承認，國軍是抗戰中鍛煉出來的百戰雄師，令土共望風披靡，最後一直打到四平。林彪準備放棄哈爾濱，轉入農村打遊擊。如果不是馬歇爾此時來華攪S，蔣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軍死裏逃生，贏得寶貴的喘息機會，在獲得大量蘇聯裝備和訓練，建立了炮兵軍、坦克部隊甚至空軍後大舉卷土重來，鹿死誰手正未可知。
在毛的“獨占東北”戰略實施過程中，少奇同誌並沒有說什麽，倒是林彪和東北局領導人陳雲、高崗、張聞天等反對毛澤東的不現實打算。在他們的進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
但此後毛澤東再次估計錯誤。45年12月22日，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爭端，1946年1月5日，國共雙方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關內停戰。毛拋出“和平民主新階段”論，準備 “去聯合政府裏作官”（20年後這卻成了劉少奇的罪名），認為東北問題也能和平解決，於是令東北共軍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戰前大撈一把，以增加將來討價還價的籌碼。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東北民主聯軍集中兵力“給進攻之頑軍堅決徹底殲滅之打擊”，並指出“這是曆史新階段中的最後一戰，將會決定東北今後大局”，“要不怕最大犧牲求得這一作戰勝利”。
林彪並不相信“最後一戰”的鬼話，認定那停戰協定乃是美蔣陰謀，雖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但還是傾向於“分散建立根據地，準備應付敵人之明攻”。在國軍反攻四平前，他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奪取長春的可能性和東北和平迅速實現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軍方針似應以消滅敵人為主，而不以保衛城市為主。”
但毛根本聽不進去，在國軍進攻四平前，毛澤東電命林彪，要：“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以“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在四平保衛戰爆發後，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爭”，“化四平街為馬德裏”，致使共軍傷亡高達兩萬餘人，林彪最後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這才避免了被殲厄運。
綜上所述，毛澤東確實在我黨奪權鬥爭中起到了偉大舵手的作用，在最關鍵的三步他都走對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無人可以取代的。“井崗山道路”雖是他首創，但即使沒有他開辟這道路，其他同誌在痛苦的試錯法（trial and error）後，遲早要發現中國的馬列主義者隻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就更不用說了，如少奇同誌的貢獻表明的，沒有偉大舵手，小舵把們也能看出那最明顯不過的事來，而且還能製定比他更英明正確的戰略。
不僅如此，指導毛走對這三步都是前麵已經介紹過的毛澤東思想，亦即靠蘇聯人出錢出槍爭天下。但這偉大思想的產生實在沒什麽了不起，當時中國有點出息的軍閥除了不識時務的吳佩孚外，誰看不出“毛子是個綱，綱舉目張”來？不必說孫文，也不必說馮玉祥，就連盛世才那種小混混，也知道隻有靠蘇聯飛機大炮才能當上新疆王。
毛的偉大，不在於產生了那偉大思想，而在於他一旦認準了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之後，便“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決不會像其他人一樣，因為日寇鐵蹄縱橫中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之際，就如同其他人一樣為愛國激情衝昏頭腦，喪失了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混淆階級陣線，把日軍當成敵軍，把國軍當成友軍，也決不會像其他共黨領袖一樣，無條件忠於主子的長遠利益而動搖其不惜一切代價“拿下全國”的決心。所以，隻有在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曆史上似乎還從未有過這種把內戰偽裝為外戰而大獲全勝的先例。因此，敬愛的林副統帥說：“隻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似乎也不為過。
當然，這戰略最終能取得輝煌勝利，也不完全是因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吊詭地說，正是毛的盲區決定了該戰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認定“國共反映美蘇”，國共兩黨乃是為美蘇兩國在中國打代理戰爭，可惜這話隻說對了一半，我黨當然是蘇聯的代理人，但國民黨不願也不能代理美國。這結果就是蘇聯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時，美國卻在馬歇爾攪S失敗後，竟然孤立主義老毛病發作，撒手不管中國的事，在內戰緊急關頭停止對華援助。
更致命的是，蔣公的教育決定了他絕無可能是毛澤東那種偉大的國際主義者（賣國賊的美稱）。據抗日名將孫連仲將軍的參謀長金典戎將軍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蔣介石的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看出，因為蘇聯在幕後作梗，國府靠外交絕對無法順利接收東北，於是他向蔣建議由美軍代為接收後再轉交給中國政府。但“蔣先生當時認為這樣的作法，雖然可以從蘇軍手中把東北順利的接收過來，但深恐因此有失國家的體麵，經予婉言謝絕。”
毛澤東對蘇聯人跪求再三還一波三折、幾乎沒有求到的事，美國人主動送給老蔣，而蔣公卻出於民族自尊心斷然拒絕，這還有可能打贏麽？豈不聞“兩軍相逢勇者勝？”我黨的生存哲學阿隨早就闡明過了，生存競爭就是比賽誰更沒良心。良心在生存競爭中乃是致命弱點，這在中國乃是萬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後贏得黨內外權力鬥爭，靠的就是這一天然優勢。在這點上，無論是黨外的階級敵人還是黨內的戰友，誰都比不上他，隻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來之所以對毛終生扁扁地服膺，說穿了就是為此。
「未完待續」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