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倒劉鄧後，收回“民意”牌
共 產 黨的憲法倒寫明了，人民有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做樣子的，中共執政十七年，從來沒實行過。
早在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就有人貼過這樣一張大字報：“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台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然而凡結社、集會不經黨批準，並接受其指定領導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當然，寫這張大字報的人被送進了勞改農場。
到了一九六六年，為了扳倒其黨內的敵人劉少奇、鄧小平，借助紅衛兵和學生運動，才有限度地給了人民一點寫在憲法上的自由，給了人民一點集會、結社的自由。他允許人民成立組織，許可民間出版刊物。那並不是為了實施憲法，還政於民，而是為奪權而實施的權宜之計。
盡管對人民的控製隻放鬆了那麽一點點而已，全國性的報刊、廣播、電台還是共 產 黨壟斷著，毛澤東也看到了允許人民結社成立組織的後果。對人民的控製隻能放鬆一時，言論出版自由絕不能長期實行。隻要打政敵的目的一達到，他就要把給人民的那一點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對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已經有了十分把握，“民意”這張牌，他就要收回了。他開始轉移鬥爭矛頭。
一月二日，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1〕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2〕
這是文革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沒提“當權派”，而隻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而且他所謂的“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點明了不是指共 產 黨幹部、當權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積極分子。
從那之後，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運動的矛頭就要對準他們了。
一月奪權，各地造反派把權奪到手裏，以為可以掌權了。殊不知毛澤東另有安排，請軍隊出來把權接過去。他設想的是：支持群眾組織奪權，但不讓群眾組織掌權。全國實行軍事管製。各級軍隊領導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將造反派苦鬥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實行軍事管製後，全國大肆“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運動中自己跳出來”的積極分子。
六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製。“軍管會”執掌權力後即開展所謂“對敵鬥爭”。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十個“反革命分子”。所以總結出了“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說：“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此外，鬥爭的另一個主要對象就是所謂“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3〕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
◇ “清階”是文革一個主要部分
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麽叫搞到底？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4〕“現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這件事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5〕
因此，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發布公報，說：“必須繼續在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一切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等各個方麵，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峻在廣大群眾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6〕此後，“清階”即成全國文革的主要內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鬥爭目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不是“清階”的主要對象。
共 產 黨所有的派係聯合起來，對人民實行專政。毛澤東依靠的還是原來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黨和政府機構的係統。他本身就是那個係統的一員，沒有那個係統的正常運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澤東依靠黨組織和軍隊控製社會。一切都是舊的。唯一的新東西是“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階級宣傳隊”。
紅衛兵運動偃旗息鼓了。又輪到姚文元替毛澤東闡述其思想了。他的文章名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其實是黨領導一切。黨又勝利了。工人是點綴品。工人在“工人階級宣傳隊”裏是跑龍套的。進駐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軍宣隊”和“工宣隊”的主要頭目遲群、謝靜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軍管會”、“軍宣隊”，以及由軍人控製的各地“革委會”，才是這場“清階”運動的直接領導者。
◇ 遍布全國的“紅色恐怖”
文化革命的重點本來是揪“走資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務”，走資派卻不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目標。按毛澤東的說法，“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7〕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達《關於城市（鎮）街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指明任務是：“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們在各省、市（鎮）的代理人”，“揭露打擊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8〕這表明打擊的重點實際還是傳統的“階級敵人”。
譬如雲南思茅縣，從1968年開始的“清階”曆時兩年，全縣幹部一半被劃為各類“分子”：叛徒72人、特務24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116人、地主86人、富農3人、壞分子72人、右派31人、曆史反革命82人、現行反革命145人。〔9〕
“清階”時各地被“清理”的對象不盡相同，但“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是不可少的。他們是所謂“老運動員”，鬥爭這些人已不新鮮，新鮮的是各地因地製宜歸納的“××類人”。被歸於“××類人”的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反動資本家”、“政治騙子”、“國民黨嫌疑”、“階級異己分子”、“反動會道徒”……
◇ “政治、經濟大掃除”
台風最大十二級，可是江蘇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二十四級紅色台風”。五月間，先將縣一級的現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湖南鳳凰縣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點，然後逐戶翻箱倒櫃搜查，稱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縣的口號是“橫掃政治垃圾”，六八年九月在縣城召開大會批鬥、掛牌遊街；全縣抄家五千多戶，拘捕了九千餘人。〔10〕
◇ “紅色台風”：第二次抄家
地主富農的財產在“土地改革”時已被沒收，他們隻剩下一兩間陋屋遮遮風雨，已過了十七年的赤貧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臨，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卻提出：“對地主富農進行第二次革命”。於是全省沒收地富的所謂“多餘財產”。“地、富、反、壞、右”再次任人宰割。〔11〕
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舊”不夠徹底，宣布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全縣清掃出白銀二千五百八十五兩，銀一萬五千兩……”〔12〕
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台風”，僅三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六十人被關押，一百八十三戶被封門抄家。一九六六年全國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乾淨，甚至連家具也在查抄之列。〔13〕
甘肅慶陽縣“深挖底財”、“金銀大掃除”。5，062人被“揪鬥和實行群眾專政”。〔14〕
1968年九月，湖南邵東縣用兩個晚上“全縣統一行動，綁走所謂壞人9，243人，查抄財物折人民幣71萬元。”〔15〕醴陵縣在“刮紅色台風”中，“大清查，大批鬥，抄家7，824戶。”〔16〕
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裏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一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287，885元。沒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17〕
這場全國性的“二次抄家”延續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年，廣西陽朔縣還組織了兩萬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隊伍，查“二十六種人”，共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現金、黃金、光洋、銀毫、銀器、寶石玉器、手表、自行車、收音機。〔18〕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才算大致搜羅殆盡。
工廠、城市的“紅色台風”也不弱。山東小城市棗莊在“清階”中被抄家的就有五千○十四戶。江西洪都機械廠是一間大型飛機製造廠。四百多人被抄家，抄家過程中造成十人死亡。〔19〕
◇ 掌權的軍人是指揮者
執掌各省、市黨、政、軍大權的軍人是這場運動的指揮者。幾乎每個省、市都是他們在主持這種大規模迫害運動。他們控製了“新生的”革委會，接過紅衛兵的“紅色恐怖”口號，改成“刮紅色台風”：“十二級台風”、“二十四級台風”。他們經過權力鬥爭的洗禮，以鞏固權力為第一要務。他們需要靠“紅色台風”產生威懾力量，壓製曾經對自己的權力有過威脅的反對派，恫嚇可能更反對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鞏固政權。
湖南卜占亞的口號是“搗老巢、斬黑線、挖隱患。”江西程世清的在全省“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程世清說：“殺死一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一顆子彈。”〔20〕
一九六八年八月，吉林省革委會主任王淮湘搞了個“省市文化係統學習班”，將省直和長春市的文藝工作者全部拘留，限製人身自由長達一年。
大慶油田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實行軍管，革委會成立時由陸軍第十六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六八年初開始“清階”，“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發生，並逐漸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殺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殺三十六人，打死七人。”〔21〕
遼寧省新金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帶了兩名助手到下麵公社去尋找階級鬥爭的新情況。當他一聽說有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同一個姑娘許連榮有染時，馬上斷定“這就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是敵人向共 產 黨幹部施行了美人計。許連榮被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當天晚上，許氏一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七口人一起並上吊死。事後，人們看到他家牆上寫了兩個大字：“屈死”。許連榮腰間別著一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22〕
天津市塘沽堿麵廠有八個工程師，被軍管會定為特務。軍代表指揮打手，將他們抓起來不久就用種種酷刑全部害死了。其中一位劉姓老工程師的妻子已五十六歲，也被關押。她被逼交出電台，交不出就打，就不給飯吃。折磨了兩年後回到家裏，軍代表扔給她一個骨灰盒了事。〔23〕
安徽大學在“支左”的軍代表指揮下，“搞法西斯專政，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安大原有教職工八百○九人，受審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專政的有一百二十人……並有五人被迫自殺。”〔24〕
◇ 各類“敵特”遍布全國
由於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凡與外國有點瓜葛的人都成了“審查”、揪鬥對象。
蘇聯、外蒙古、朝鮮都“修了”，所以還要抓這三個國家的特務。從一九三八年起，中共東北抗日聯軍中有十幾個人被蘇聯紅軍挑選到邊防部隊當偵察員，潛回中國，偵察日軍邊防設施、工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歸國。安徽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李東光是其中之一。清階時，他被指為“蘇修特務”投入監獄。他的戰友們“關的關，坐牢的坐牢，死的死……”〔25〕
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地處與蘇聯接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複生說：“黑河地區特務如毛。”所以重點是抓“日本特務、蘇聯特務、國民黨特務”。嘉蔭縣“私設監所六十五處，關押539人，共用刑罰33種290樣；致死76人，致殘192人。”望奎縣重點在“深挖”蘇聯、蒙古、朝鮮“特務”。“許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看管、批鬥，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錯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26〕
◇ “國民黨特務”冤獄遍地
由於毛澤東說過文化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各地“清階”中大抓“國民黨特務”，一時間“國特”冤獄遍布全國。
一九六八年六月，王洪文代表上海市革委會在《深入開展對敵鬥爭大會》上做報告說：“有那麽一個辦事處，這地方隻有四百多人。他們通過學習毛主席一係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國民黨的特務、叛徒和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二百多名。”〔27〕
遼寧淩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殘五十一人。”〔28〕
北京密雲縣高嶺公社，造出一個“反共救國軍庫北地下野戰軍”，構陷一百餘人，“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殘。”〔29〕
從菲律賓歸國的幹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蔣特務集團”，關押批鬥，致死十多人。〔30〕
一九三八年，周恩來到武漢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廳”為招牌，將共 產 黨領導的文藝工作者組織成幾支抗敵演劇隊，到各戰區演出，宣傳抗日。各隊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領導，直到抗戰結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別動隊”。“據不完全統計，僅抗敵演劇隊成員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蘇、浙江、湖南、廣東、雲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31〕抗戰時期的首都重慶，電影製片廠實行軍隊編製。女演員舒繡文也得了個校級的軍銜。現在就成了“反動軍官”。一九六八年在監獄中自殺身亡。
陳伯達親抵邯鄲市對清查“國民黨案”作了指示後，隸屬邯鄲的邱縣運動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長劉雷也成了“國民黨員”。他被關押後，很快在刑訊拷打時死去。他的手指被斬下，泡在防腐液裏。想要揪誰，就寫一份說誰是國民黨員的“揭發材料”，把劉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紅指印，算是人證。就這樣，五十多個人先後成為“國民黨員”。〔32〕
◇ 前所未有的農村“階級鬥爭”
山東廣饒縣大王橋村出了兩位國民黨將領。李延年是與日寇血戰台兒莊的將軍，駐防徐州時，老百姓捐資修建“延年橋”，調防時各店鋪門口都放水一盆鏡子一麵，為其送行。李玉堂為國民黨海南島守軍司令，一九四九年與中共葉劍英部聯絡，決定率部起義，因事泄未成。李在台灣被槍決。一九六八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認為烈士，凡與李家有一點聯係的就統統揪出來。誰為李家牽過馬、挑過夫？誰的爺爺給李延年的奶媽祝過壽？誰的父親到李府喝過酒？五百戶的莊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掃街隊在村子的胡同裏都擺不開。
早已離開農村的前地主富農被揪回去鬥爭。漫畫家、主持《漫畫》雜誌十年的米穀四歲喪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後送靜海縣團泊窪農場。一九六八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親被故鄉浙江海寧來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鬥。月底，老母自縊身亡。
◇ 全國被揪鬥者近三千萬
這是一場在中共中央統一指揮下的對人民大規模政治迫害。各地運動的成績是按“挖出”各種“敵人”的數目衡量的，數量之大，空前絕後。
為了對敵人形成威懾，一般都要將各類分子遊街。雲南瑞麗縣搞的不是遊街，而是讓老百姓“觀看”各類分子。觀看前，先給分子們套上書寫了各人罪名的麻袋，拳打腳踢。而後讓他們跪下低頭，供人“觀看”。由於“分子”的人數太多，“縣糧食局的商品麻袋幾乎用光。”〔33〕
更普遍的是遊街示眾：各“分子”一一掛上注明其“身份”的牌子，被解押遊行。一般一個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上下。譬如貴州印江縣，“在清隊中遭到捆綁吊打、批鬥關押的無辜群眾及幹部職工達9，150餘人。”〔34〕
河南新安縣，六月召開“深挖叛徒、特務，清理階級隊伍誓師大會”，將各類分子遊街示眾。被關進“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的有一萬多人。江蘇昆山縣總共四十六萬人，“學習班”辦了一萬一千多個。各類“分子”天天掛牌子，押上街遊行。“至年底，全縣共揪鬥一萬八千餘人。”〔35〕
江蘇省，武進縣“刮紅色台風”期間揪鬥了一萬四千六百多人。如皋縣，“全縣共有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人被揪鬥。”高郵縣軍管會從七月開始搞“清階”，“至一九六九年底，全縣有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先後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36〕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一萬五千餘人，其中八千四百餘人被定為“敵我矛盾”。〔37〕
各省均不相上下。除極個別的縣份 〔38〕外，一般揪鬥人數都超過萬人。如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一萬一千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39〕
廣東和平縣，“全縣被揪鬥（者有）一萬二千餘人。”〔40〕
陝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了一萬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一萬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為“敵我矛盾”。〔41〕
四川新津縣，“被揪鬥的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了一萬多人之後，宣布清理出兩千六百多個各類“分子”。〔42〕
隻有人口較少的小縣，揪鬥人數才不到一萬。廣西大新縣，人口共二十萬 ，“揪出”了三千多人。十二萬人的安徽祁門縣，揪鬥了2，648人。人口3.25萬的陝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八人自殺。〔43〕
以人民公社為單位看，一個公社達數百人。如嶽陽縣烏江公社“集訓審查”了六百多人。〔44〕
全國兩千餘縣、數萬人民公社，被揪鬥者超過兩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萬人在“清階”中被批鬥迫害。
◇ 農村“新挖出階級敵人”近千萬
當時盛行一個詞，叫“漏網”的什麽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網右派”、“漏網反革命”。在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揪出的“漏網者”都算是“新挖出的階級敵人”。譬如劉少奇的老家湖南寧鄉縣，“清階”中“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45〕
內蒙古伊金霍洛旗，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全旗“挖出”新的“階級敵人”6，666人。批鬥拷打之中，“當時死亡十七人，嚴重傷殘久治無效後期死亡二十人。致殘三十人。” 〔46〕江西景德鎮“新挖出敵對階級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156人，富農145人，資本家464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壞分子207人。” 此外，還有三百八十個“懷疑對象”…… 〔47〕
◇ “群眾專政指揮部”
毛澤東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也就是“革命群眾”有權對所謂“反革命”實行專政。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各地都層層建立了“群眾專政指揮部”。如江西萬年縣總共二十一萬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七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采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48〕
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鄉寧縣“群眾專政指揮部”“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傷打殘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學生，刑訊逼供，又打死三人，打傷打殘十多人。〔49〕
有的地方不叫“群眾專政指揮部”，名稱變種，幹的事與“群眾專政指揮部”無異。譬如五月一日浙江武義縣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即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該指揮部並未指揮武鬥，卻先後關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傷的181人，被打死、謀害和自殺的59人。〔50〕
◇ 造反派被“清理”
其實，文革中無論哪一派，包括紅衛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沒有造共 產 黨反的企圖。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構不成威脅。造反派已被繳械，可是執掌大權的各省、市革命委員會的首腦們對參加了失敗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運動初期鬥爭過黨的幹部的人，無例外地利用“清階”予以清算、鎮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