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是“清階”重點
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階”重點。湖南大學自“學校革委會成立後，被亂捕亂關和遊鬥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十八人，長期挨鬥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錯判刑的十六人。”“據蘭州大學統計，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立案審查的達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52〕
清華大學六千名教職員工，五分之一被“審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為“敵我矛盾”。〔53〕十二人自殺，包括水利工程係教授陳祖東、李丕濟，以及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殺身亡的基礎課講師的殷貢璋、王慧琛夫婦。
北京大學在文革初和“清階”期間，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殺。〔54〕
蘇州大學有十幾人自殺，基本上是所謂“有曆史問題”的老教師。有跳樓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還有喝農藥的，自己用斧子朝腦門上砍死的。
華東師範大學的“清隊”運動為時半年，“八百多學生定為敵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殺”。“自殺猶如一場死亡比賽，有臥軌、跳樓、割脈、服毒各種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慘的單位。”〔55〕
北京農業大學學生郭世英因“反革命”案被關押。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夜裏被打死後，又從三樓窗口扔下，年僅二十六歲。周恩來聞知此事，欲安慰其父、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夫婦，卻急不擇言，說“‘為有犧牲多壯誌’，幹革命怎麽會不死人呢！”〔56〕
◇ 農村中小學教師遭殃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階”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三分之二。河北邢台縣有四百多名教師在“清階”中被“審查”，八人被逼自殺身亡。廣東和平縣，共有一千一百餘名中、小學教師，被抓起來“審查”的多達四百二十四名。山西省山陰縣，六百多名教師集中到縣裏“清階”，在殘酷的“清理”鬥爭中，“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家夥，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57〕
◇ 科研單位“開殺戒”
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屬二二一廠及開采鈾燃料的礦區，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產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趙登程與科委副主任趙啟明（原海軍副司令）指揮“清階”。他們下達指示：“不殺人打不開局麵。”趙登程在該廠宣布：“二二一廠的反革命特務一夥一夥的，象花生一樣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樣一窩一窩的。”在他們指揮下，該廠設了四十餘處監獄，先後關押四千餘人，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調去的一百多名專家、教授、工程師，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務”、“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專家和一名工程師在逼供時被活活打死。他們聲稱“九院要殺人，要開殺戒”，先後槍斃了五人，並指使警衛團挖了十六個待日後槍斃人時用以埋屍體的坑。全廠被打死、被逼自殺的達五十九人，打傷、打殘的則有三百多，被逼瘋的職工和因雙親被抓而嚇瘋的小孩近百名。〔58〕
英文裏，中國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稱的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陶瓷研究人員。五月下旬，“清查”的台風刮到該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 拷打是題內之事，“所長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譯含冤致死，不少人受傷致殘。”〔59〕六八年十二月，景德鎮陶瓷學院和陶瓷研究所被省革委會指示撤銷。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二百多人被“隔離審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殘廢，四人自殺，包括一九四九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殺獲救。〔60〕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一九五○年自美國歸來，一九五七年成為“內控右派”；如今則加了個“反革命特務”的頭銜。一九六八年十月，他在“牛棚”內服安眠藥自殺。於是“工宣隊”張貼“特大喜訊”，歡呼“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又把正在農場勞動改造的蕭的妻子、原美籍華人甄素輝（大連海運學院教師）拉去，要她“繼續交待”。甄以看望多日不見的女兒為由請假回家，與年僅十五歲的女兒一並服藥而死。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和大連海運學院的“工宣隊”聯合成立“專案組”，追查“以蕭光琰為中心的特務集團”，一下株連了幾十個人。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發現這是個“工人階級占領科研部門”的好樣板，將其“經驗”登上了《人民日報》。〔61〕
◇ 文藝界大恐怖
張海默，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劇作家，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被裝入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在攝影棚內，年四十五。
在江青說“上海人藝還是老家夥霸占舞台，最壞了”後，上海人藝一團團長高重實被連續三天拷打逼供，自殺身亡。
四川省級文藝機關團體被集中起來辦的學習班裏有“專政大軍”，幾個月間打死逼死七人，包括著名的電影演員馮哲。被打傷的達四十餘人。“在專縣，打死迫死，打殘打傷的不勝枚舉。川劇名演員張德成、瓊蓮芳都是這樣悲慘死去。”〔62〕
三月，上海當局宣布拘留名京劇演員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對兒媳說：“別哭了，一切都結束了。”遂絕食，三天後死去。
四月，一代名優黃梅戲名角嚴鳳英不堪淩辱，自殺身亡，年僅三十七歲。
十一月，上海電影製片廠來了兩位“外調人員”，指明要提審押在“牛棚”裏的女演員上官雲珠。來人說上官雲珠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戰略特務，毛單獨接見過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報。他們勒令她逐日“寫清楚那段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雲珠回到“牛棚”，女演員王丹鳳、黃宗英均發現她表現異常，但沒能探問出緣由。當晚，她從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殺身亡。〔63〕
革命樣板戲之一的京劇《沙家浜》是根據滬劇《蘆蕩火種》改編而來的。（文牧原作，汪曾祺改編）上海鋼管廠的青年工人談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專利樣板，原來的滬劇不得再登台。他與幾位滬劇愛好者組織起來，在裏弄裏演出了《蘆蕩火種》。一九六九年九月，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徐景賢，徐在市革委會的會議上說“這不是一般的演戲，這是破壞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行為”，四位滬劇愛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賢說，應該判處談死刑，談元泉就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64〕
中央戲劇學院圖書管理員符冰的母親、女作家謝冰瑩抗戰勝利後赴台灣師範大學執教，再也沒有回來；父親符號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成右派，已被遣送回湖北老家。有此父母，符冰是戲劇學院當然的“清階”對象。在一次圍鬥後，她跳樓自殺身亡。學校給其父符號發電：“反革命、右派符號的女兒符冰反對革命群眾的鬥爭，自絕於人民，跳樓自殺。”〔65〕
六八年三月十三日，上海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揭露賀綠汀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電視鬥爭大會》，一周後“上海市政法指揮部”逮捕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四月四日，上海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將賀的女兒、該院學生賀曉秋關押審訊。六日，賀曉秋留下遺書後，自殺死去。〔66〕
◇ 海外歸國者幾乎讀是“清理”對象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薑永寧都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梁自盡。一九五九年為中國掙得第一個世界冠軍稱號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一九五七年他歸國時才十九歲，可是也是“特務”嫌犯。六月二十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他像教練傅其芳一樣，用一根繩子將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樹上，年僅三十歲。〔67〕
◇ 老工人也被“清理”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有“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變也成了鬥爭對象。
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衛戍區八三四一部隊於一九六八年九月進駐該廠實行軍管。由軍宣隊主事，新華社派員幫助總結經驗，弄出一份《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印發全國、作為“清階”運動的學習文件，讓全國照此辦理。軍宣隊宣稱該廠“反動勢力相當龐雜，線多、麵廣、根子深”，大搞毛澤東的“群眾辦案”，將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進廠的老工人“審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處理的工人、 幹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類帽子在廠內“群眾專政”，四個“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殺身亡。說了一句“江青也不見得一貫正確”的、無意將謎底為“爛肉好酒”謎語寫在周恩來、江青講話小冊子上的，或生
產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帽子。有一個老工人因無端被冤，與軍代表吵罵時動了手，被以“行凶鬧事，進行階級報複”的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68〕
由於該廠是毛澤東親自搞的“樣板”，全國各工廠都將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當作主要清理對象。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一九四九年共 產 黨接管油礦時年滿十八歲的都要“過篩子”。油礦革委會大刮“十二級台風”，揪出了兩千多人後還說：“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刮出兩千多，不算多。”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整死了九名幹部和八名工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由於以前國民黨執政時期，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全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全國各地石油部門都有曾在玉門工作過的職工。“玉門潛伏特務”案還便波及到了全國石油部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派出去的特務。”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69〕
柴達木盆地，戈壁灘深處的32109石油鑽井隊，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幾個“反革命分子”，包括當年與王連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於連傑。
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二十一軍軍長或政委）宣布“陝西敵情嚴重”，全省大揪“國民黨特務”。在漢中的飛機製造廠一七二廠，從在國民黨時期就在工廠做過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將六十多人抓進“學習班”，用刑訊逼供，然後擴大“特務集團”的範圍，有五百多人為定為“特務分子”，株連一千多人。在審訊中，捆綁抽打、鐵絲勒嘴、假槍斃是土方，烤大燈泡、關幹燥箱、全身通電用的則是現代化設備。運動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個聽說丈夫被定為“特務”、用煤油澆身自焚的家屬。全廠另有十五人自殺未亡，七十四人被打傷打殘。〔70〕
陝西銅川市焦坪煤礦將一名曾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來，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沒喝到一口水、還在爐邊乾烤的情況下，他被迫亂說一通，說在一九六二年參加過“反共救國軍”，還是個“副司令”。礦革委會往上報告邀功。上級也正需要出戰果，於是層層上報，一直報到了省裏。胡煒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進一步掀起對敵鬥爭新高潮”。連不識字的、以賣豆腐為生的也成了國民黨的“少將師長”；瞎了一隻眼、斷了一隻手，以割荊條編織器皿為業的也成了“胡宗南部少將旅長”。五百多人無端受株連，八人含冤自殺。〔71〕
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是該局一場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誣為特務組織的成員，關進“牛棚”：凡被揪進“牛棚”的，一律編成號碼，所受刑罰，名目繁多：老虎凳、灌涼水、打落牙齒逼迫吞進肚、將窩窩頭扔在地上強迫雙手被綁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將“特務”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務”們用小便互相衝腦袋；逼迫他們互相拷打，然後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後官方的記載說：“許多下流無恥的非刑，有汙紙筆……連日本法西斯的‘憲兵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的‘渣滓洞’、‘白公館’也望塵莫及！”“僅這一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殘一百二十八人。”〔72〕
◇ 若幹大案
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在這一事件中……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人被關押，一萬○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症者兩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殘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臨沂地區弄出一個“馬陵山遊擊隊土匪集團”，“在這一事件中，全地區有四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傷致殘，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73〕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一九三八年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74〕
一九六七年九月，黃永勝給江青寫信，建議審查中共“廣東地下黨”問題。結果七千多人被批鬥、關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長林鏘雲夫婦等。〔75〕
北京公安局的十名正、副局長及七十二名處長、分局和縣局局長被定為“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近一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後，送往勞改農場。〔76〕
由於江青說天津市公安局“專了我們的政”。於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餘幹警被審查。所謂“審查”，實則“濫施酷刑，刑罰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令人發指。”該局幹警被逼死、整死的多達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長江楓。北京公安局近一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送往勞改農場。〔77〕
河北深澤縣是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的家鄉。江青指深澤縣“有一個很大的叛徒集團”後，天津市有三百○七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石家莊地區革委會專門撥給深澤縣經費去抓叛徒。深澤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一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先後在集市上亮過“貨”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連的達三萬多，占全縣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僅一個村子中白莊，就在“深挖叛徒”時打死了三個人。〔78〕
◇ 江西大屠殺
江西在“三查”中有個口號，叫“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結果便胡亂屠殺。
武寧縣黃沙大隊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個人。大隊負責人到縣裏去聽了“燃起三查萬把火”的報告後，回去傳達“上頭說了，打死個把反革命分子，還節約幾顆子彈。”武寧縣的“三查”，有個特殊的刑罰，割耳朵。“耳朵割下來往地上一丟，狗就銜著跑了。”回到大隊，他馬上召開大會，將早已鬥爭、拷打過幾十次的“反共救國軍”小隊會計鄭家樹（祖父是地主，父親曾在國民黨時期做過鄉長）揪去鬥爭，由他的弟弟動手，割了他的右耳。鄭昏倒後，被人抬回家。大隊派人對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隊交待問題，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為尋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隱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79〕
江西在“三查”中瘋狂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興國縣殺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縣殺死了三百多人，於都縣殺了五百多。〔80〕
怎麽殺的呢？瑞金縣有個小理發店，有三個剃頭師傅。其中兩個說自己是革命群眾，而另一個是“現行反革命”。這兩個人就成立了一個“革命群眾法庭”，拿起《毛主席語錄》，對另一個說：“根據《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條，現在判處你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就把他給殺死了。殺死以後，還在理發店門口張貼了一張布告。
有一個人民公社，把揪出來的各種“分子”集中起來，要他們到山上去挖樹洞，分散開，見不到彼此。誰報告說“挖好了”，還不等他說完，看押的貧、下中農就一頓鐵鋤，把他打死，埋在那個“樹洞”裏。
各種“分子”的子女也殺。有一個公社，把十幾名五類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裏，一個個捆在樹上。正在這時，縣委來通知，因為殺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這個公社的負責人說：“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名五類分子的孩子就這樣被殺害了。
◇ 湖南“道縣大屠殺”
湖南零陵專區，以道縣為主的大屠殺。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城裏失勢的一派，到道縣鄉裏動員支持共 產 黨的貧、下中農消滅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被殺與被迫自殺者共七千七百人，其中近一半是“地富子女”。〔81〕
有個何姓農民，隻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的三個最小的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也是小學教師的妻子周群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的孫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們死刑！”隨即將他們一一推進石灰岩溶洞。〔82〕
湖南的大屠殺不隻道縣一處。一九六七年九月，郴州專區的嘉禾縣坦坪、廣發、蓮荷等公社，部分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及其子弟被殺。“二十日，駐省支左部隊緊急命令製止此風蔓延。”〔83〕
◇ 少數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涼山彝族區的“羅羅王國”，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後，黑彝阿侯（奴隸主）交出一切財產，僅留一點土地和牲口維持生計。十二年了，阿侯還是被視為奴隸主。副縣長批準區革委會主任帶領紅衛兵將鄉裏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屬全部槍殺。隻有一個阿侯家的臥在血泊中的兒媳婦身下吮吸奶頭的嬰兒，被一位當年的女奴隸救起，躲往另一個部落，扶養成人。而那個區革委會主任殺人有功，升任副縣長。〔84〕
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評審四類分子”，刑訊逼供，“在批鬥會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達六人，被迫自殺十人。”〔85〕
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在“清階”中重劃階級成份，“共挖出‘階級敵人’六六六六人。”死亡三十七人，致殘三十人。〔86〕
◇ 廣西壯族自治區大屠殺
一九六八年三月，廣西寧明縣由軍隊“支左”人員主持成立革委會後，即將一個群眾組織“上石農總”定為“反革命組織”，出動軍隊、民兵圍剿，“槍殺、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87〕
如果說寧明縣的屠殺還是零星、個別的行動，到“清隊”時就變成了全廣西的大規模殺戮。
一九六七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韋國清為廣西革委會籌備委員會主任韋國清後，支持伍晉南的“四？二二”派繼續與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鬥爭。韋國清為控製全自治區，從一九六八年六月開始對“四？二二”實行屠殺。這場由廣西軍區組織，各縣人武部具體執行的大屠殺，使全國文革期間任何一場殺戮都相形見絀。因官方承認“四？二二”派也是“革命群眾組織”，他不說殺“四？二二”派，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籌備小組與廣西軍區發布《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稱該團“狂叫殺貧（農）留中（農）保地（主）富（農）”，動員各縣市聲討“反共救國團”，號召全區人民緝捕“反共救國團”成員。繼而以毛澤東“群眾專政”為根據，由“聯指”派成員執行屠殺任務。即捕即殺，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鳴縣各公社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二十年前的貧農被發動起來殺二十年前的地主富農。一個公社在趕集時將六十多人押到墟場，一字排開，用鐵錘逐一砸開腦門。相鄰一個公社，將四十多名“反”字號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賓陽縣“聯指”憑恃縣武裝部的支持，在鄉鎮墟市上見到“四？二二”的人就亂棍打死，街上擺滿了死人。殺完了對立麵，再殺五類分子，當地最有名的醫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殺害。武鳴縣華僑農場有兩三萬人，部分是農民部分是華僑。華僑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員，一百多人被活活打死。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四？二二”，派了一個連去縣武裝部，繳了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
武鳴縣各公社在聲討“反共救國團”會上當場打死的及會後被迫自殺的多達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數是“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親屬。武鳴縣“自開聲討會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88〕
廣西賓陽縣革委會發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後，全縣開始瘋狂打人。縣醫院院長以及內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89〕
八月十六日，上林縣三裏區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將“二十三種人”〖各種“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會關係複雜的”，“犯過錯誤的”，還有他們的親屬子女，全部拉到會場批鬥，當場活活打死一百六十七人！據新編《上林縣誌》說，這僅僅是該縣“成批殺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90〕
為圖省事，往往將“四？二二”押到江邊，打死後推入江中。一天，武宣縣畜牧場場長在柳江釣魚，見到從柳州方向飄來屍體，十分鍾內數了九具。作家秦牧說，當時廣西“大量屍體被綁在木排上，從梧州一直飄流到廣東的肇慶等地。”〔91〕
各縣解決後，廣西軍區便對南寧、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據點實行總攻。槍炮、坦克、水火一齊上。因據守南寧展覽館的“四？二二”躲進地道，當局采用水攻，下遊水庫關閘，上遊水庫放水，一直淹到該城最高點火車站。地道裏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無人知曉。
消滅“四？二二”、殘殺“四？二二”俘虜的同時，“聯指”內的愚昧民眾將“四？二二”方麵的人及其家屬捕而食之。為了表示其吃人是正義的革命行動，他們順便將每次運動都要挨一次鬥的“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家屬收羅出來，吃掉，徹底解決問題。
到七月底自治區革委會籌委會下令禁止亂殺時，僅桂平礦務局被殺的就已達數百名。全區的“四？二二”已不剩多少，不需要再殺了。
韋國清殺了多少人？官方的數字是：全區“在此前後被迫害和濫殺的達八萬多人。”〔92〕實際很可能接近十萬。
◇ 內蒙古自治區：“內人黨”案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以實現內蒙自治為目標。一九四六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動。〗在整個內蒙古地區和內蒙古軍區，三十四萬六千餘人被審查、揪鬥、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