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回憶錄《歲月艱難》談中共廬山九屆二中全會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日，我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廬）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來的人。程世清是東道主，我管飛機。我和程世清過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說起，前一天他陪毛澤東上廬山，汪東興對他講：“這次修改憲法，要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麽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不設國家副主席，林彪同誌往哪裏擺？”我聽到這句話感到很高興，我想汪東興傳的話，就是主席的意思吧。這一下，我感到心裏更有底了。

這裏我要特別聲明一下，過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說，這句話是葉群親自對我講的，這根本不是事實。實際上，這句話是我從程世清那裏聽到的，是汪東興傳來的話。葉群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這是一個多年的冤案，我要在這裏更正一下。這裏當然我有一定的責任，但曆史就是曆史。當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後對我審查時，專案組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證據，千方百計地誘導我，非要我把這句話安到葉群的身上。我開始拒絕了，後來迫於他們施加的種種巨大壓力，就順從他們，說了違心的話。但我在當時寫的材料上，對一些被逼出來的假話都做了記號，怕時間一長，自己也忘了。如果現在還能找到我當時寫的材料，就會看到，我當時特地在這句話下麵做了記號。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的禮堂裏隆重開幕，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個常委的位置擺在主席台上，我們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全都坐在台下。當毛澤東步入會場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

開幕式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當他宣布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時，全場又一次響起熱烈掌聲。接著，周恩來宣布會議的議程，一是討論“憲法修改草案”，二是討論國家計委的“國民經濟計劃報告”和中央軍委的“戰備工作報告”。……

周恩來宣布完會議議程，康生便開始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在這個報告裏，康生對我們起草的“憲法修改草案”，一條一條地作了解釋和說明。康生講完後，我以為這天的會議便結束了，沒想到主持會議的毛澤東突然宣布：“請林彪同誌講話。”

毛澤東這一宣布，我們都感到比較意外，因為葉群會前曾明確告訴我們林彪不講話的。……

林彪那天的講話時間比較長，大約有一個半小時左右。他講完之後，大家熱烈鼓掌，場麵非常熱烈。

林彪講完話，毛澤東就宣布散會。此時不光我們幾個人很興奮，陳毅、葉劍英、陳錫聯、許世友等許多人也高興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稱讚他講得好。尤其是許世友，對林彪的態度最為熱烈。許世友對張春橋從來都沒有什麽好感，曾多次對我說：“別看張春橋是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但是他什麽都不懂，一個兵也調不動。”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他們走了以後，我們還都留在禮堂內討論。大家興致都很高，隻有張春橋等幾個人的情緒不太正常。張春橋這個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們，平時很少主動同我們搭話。這時他的態度也變了，主動過來問我有沒有記錄林彪的講話；並說我記錄得比他好。這真是笑話！

下午，我們見到葉群，問起林彪講話的事。從葉群那裏知道，會議前常委們休息時，毛澤東說由他主持會議，要周恩來宣布會議的議程，康生作修改憲法的報告。接著，他又問林彪講不講話。林彪說：“想講幾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著說：“有一個問題，想請示一下主席，就是在憲法工作小組會議上，發生了爭論，最近聽到吳法憲同誌講，八月十三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反對提天才，不同意寫國家機關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公開反對自從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全黨通過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副詞，即'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個評價。還說連赫魯曉夫也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繼承了馬列主義，說三個副詞是一種諷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況大體講了一遍。這時周恩來也點了點頭，表示他知道這回事。毛主席表示：“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毛主席又問林彪準備怎麽講，林說：“想講兩點，一是關於憲法修改草案，感到這個不錯。第二是講一講天才問題。”毛主席還說：“這個張春橋的後台一定是江青，一定 是她搞的”。

葉群還告訴我們，林彪當時對毛澤東隻點了張春橋的名，沒點康生的名，這一是因為康生在場，另一個則是因為毛澤東很器重康生。這就是林彪在開幕式上突然發表講話的緣由。這個講話的大體內容，毛澤東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態同意了的。

二十三日下午，葉群又叫我、李作鵬和邱會作到她那裏去， 說要商量一下林彪講話以後的事情。葉群提出：第一、我們幾個都要準備支持林彪的講話。第二、批評時不要點名，尤其不要點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們涉及到康生，毛澤東不會同意的。另外，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也一律不點名。第三、堅持在憲法上設國家主席。第四，向陳伯達要一份關於天才的“語錄”，爭取從理論上說明問題。第五，我們幾個都在各小組會議上帶頭發言。

那天晚上，周恩來主持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外，各大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也參加了。按照慣例，毛澤東和林彪沒有到會。

會議首先進行了九屆二中全會的編組工作，決定一共分成六組，按地區劃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分別編入各組中，葉群、李作鵬被編入中南組，邱會作被編入西北組，我則被編入了西南組。

編組問題決定以後，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討論一下林副主席的講話。”我剛說完，陳錫聯馬上第一個起來響應，說：“好哇，要討論！”緊接著，汪東興、許世友、曾思玉、李作鵬、邱會作等很多人都紛紛表示同意。汪東興還特別提出要重新聽一下林彪講話的錄音，大家的情緒更高了。這時周恩來也顯得很高興說：“這個意見好，就按你們的意見辦，我負責向毛主席報告。”周恩來還提出：“是否放兩遍錄音，大家反映一遍聽不懂，為了便於討論，明天上午在禮堂再放兩遍錄音，後天再討論，這樣一共是兩天。”

這一下子，康生和張春橋很緊張了。尤其是張春橋竟然給旁邊的邱會作敬開煙了。這樣，政治局全體通過了周恩來的安排。這樣一來，就一下改變了全會原來的三項議程，改為了首先討論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

八月二十四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開始小組討論。我參加西南組的討論，這一組由張國華、梁興初和譚甫仁三人主持。參加這一組討論的，還有朱德、聶榮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們都坐在後麵。

開始時，發言的同誌隻是一般地談談，我是第四個發言的。我在發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林副主席關於天才方麵問題的論述非常全麵，既講了毛主席是領導中國革命戰爭和建設新中國方麵的偉大天才，又說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戰爭的艱苦實踐中鍛煉出來的。”

說到這裏，我念了一段陳伯達搞出來的馬克思關於天才的“語錄”，說明否認天才的存在是錯誤的。接下去我又說：“林副主席的講話批評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對天才論的言論，是因為在這次討論修改憲法過程中，有人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個說法是個諷刺。這樣的一種說法，就是想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對此，我們絕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

另外我還提到有人反對學“老三篇”。這個時候康生的老婆曹軼歐插了話，問：“是誰反對學'老三篇’？”這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她明明知道我說的是康生，卻還要明知故問。由於葉群事前打過招呼，不能點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點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詞地說：“確有其人哪。”她馬上表態：“反對'老三篇’是錯誤的。”我說：“這個風不可刮，我們中央全會對毛澤東思想應當是堅定不移的，要起示範作用。”我講完了，全組熱烈鼓掌。這時我心裏卻在想：是不是有點過頭了？

在小組會議中間休息時，有很多人向我打聽是誰在反對“天才”論和學“老三篇”。我不好說，隻悄悄告訴了張國華和梁興初，這個人是張春橋，並告訴他們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堅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後來李先念也來問我，我也告訴了他，他聽說是張春橋，就說：“噢，是這個家夥！我還蒙在鼓裏。”以後大家繼續發言，都是擁護林彪的講話，但是再沒有人提到別的情況。朱德和聶榮臻、李先念都沒有發言。下午小組會開得也是一般，比較平靜。

晚飯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後，林彪告訴我：“毛主席講了，什麽人也不要點名，尤其不要點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來，打擊麵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讚成。一定要記住，不點名。你也不要講有人反對學'老三篇’。”

我說：“我在會上已經說了。我說了以後，曹軼歐很緊張，表示反對學'老三篇’是錯誤的。”林彪說：“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點康生的名。”

從林彪那裏出來，又見到了葉群。她要我對李作鵬和邱會作說一說，要我們同空軍、海軍、總後的中央委員通個氣，不要點康生和張春橋的名，因為毛澤東打過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可以堅持。

傍晚，我到空軍的幾個中央委員王輝球、曹裏懷、鄺任農、王秉璋和曾國華的住處，向他們轉告葉群的意見，要他們帶頭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堅持設國家主席，堅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晚上我們一起湊情況，才知道當天下午華北組“起哄了”。首先是陳伯達發言，他把我的話搬出來說：“吳法憲同誌說的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然後是汪東興發言。他的發言是下午所有發言人中調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訴大家，一定要堅持設國家主席，要擁護毛澤東出來當國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偉大天才是極其錯誤的。由於汪東興是毛主席身邊的人，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他的話是代表毛澤東的意思，以至後來人們紛紛起來響應。接著，陳毅元帥也發了言。性格直爽的陳毅說：“我完全同意林彪同誌的意見。天才確實有，我讚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堅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誰反對天才我就反對他。”陳老總的講話也得到了大家熱烈的鼓掌歡迎。

他們幾個人講完話，華北組就熱鬧起來了。大家紛紛發言，指責那些反對“天才論”的人，而且要追查這些人究竟是誰？

在其它的幾個組裏，西北組邱會作的發言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連康生都讚揚說：“邱會作同誌馬列主義學得好。”他還表示完全同意邱會作的講話。華東組也比較熱鬧。王洪文帶頭擁護林彪的講話，他顯然還不知道這是對著張春橋來的。王洪文還發言批判楊成武，說楊成武反對“天才論”。總之，在六個小組裏，大家都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麽人反對天才論，張春橋在會議上顯得很沉悶，心情很緊張。

會議的情緒在周恩來的身上也有體現。這天晚上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和我們有說有笑，但是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表情冷淡，對江青他還是表麵應付。

雖然對全會的絕大多數人來講，是不了解情況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識到，我們所指是什麽人。在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眼裏，特別是在那些老同誌的眼裏，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是沒有什麽地位和威信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兩個隻是“文人”，寫寫文章，沒有什麽戰功、政績。他們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這樣高的位置上，大家心裏是不服氣的。另外，對於“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講，但是對於中央文革的幾個人，支持、利用一幫造反派，迫害老同誌，打擊一大片，製造混亂，破壞生產，大家是有很大怨氣的，也是很頭痛的。

所以，當很多人，特別是一些老同誌，查覺到了我們的矛頭是指向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就都活躍了起來，紛紛參加對康生等人的聲討和譴責，借機出口怨氣。以後毛主席說我們“幾個人欺騙了二百多中央委員”，其實，別說我們根本沒有欺騙他們，就是想欺騙他們，在座的有相當一批老同誌，個個身經百戰，獨當一麵，哪一個是好欺騙的？隻不過當時大家心裏都有一種的情緒，對中央文革一幫人心裏都有氣。沒有這樣一個基礎，這個火是點不起來的。因此，許多人發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問題，不過是借題發揮，出出氣。就像韓先楚同誌說的：“這兩天真是痛快！”楊得誌後來在回憶錄裏也說，看到張春橋在小組會上的狼狽樣，他感覺到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從來沒有過的痛快！ ……

刊載各小組討論情況的簡報發下來後，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看過以後就不是一般的緊張了。二十五日上午汪東興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事前沒有經過聯係，突然闖到毛主席那裏去了。毛主席沒有見江青，對她說：“你走。”江青走後，毛主席單獨見了張、姚兩人。兩個人在那裏抱著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褲子都弄濕了，他們說：現在各組都在揪人，連華東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後台。主席對他們兩個說了些什麽，他不知道，但他已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葉群，葉群叫他給我打電話，要我沉住氣。

接到汪東興的電話以後，我心裏有一點疑慮，但轉過來一想，在這件事情上，毛澤東是不會支持張春橋的。這樣一想，心裏就坦然了。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組繼續討論。這天討論的情況比較平靜，沒有那樣像二十四日那樣熱鬧了。許多小組已經一致通過了設立國家主席的意見。我所在的西南組也沒有再討論，就一致通過了這個意見。這樣一來，這一天的全會又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麵。

午休後，我去參加西南組下午的會議，沒有見到小組長、四川省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張國華。我問副組長、雲南省委書記譚甫仁，他回答說是到毛澤東那裏開會去了。這一下我覺得有點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會議，怎麽這次直接召集各小組長會議呢？而且我們一點都沒有聽說這件事。這裏麵，肯定是有什麽問題了。

下午四點多鍾，張國華回來了。回來以後，他立即在小組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他說：“毛主席在下午兩點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組組長會議，決定停止討論和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同時也要停止批判。現在會議已經發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寫信要把反對'天才論’的人揪出來下放，說這樣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這個空氣太熱了，要冷下來。因此毛主席決定，休會兩天，換換空氣。關於設國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說他不當國家主席，林彪同誌也不當國家副主席。天才的問題也不準再提了。這兩天把會議的情況搞清楚，然後再開會。”

這真是風雲突變！我當時在心裏想：這個張春橋真有辦法，到毛主席那裏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過來了。現在情況完全變了，但是什麽情況還不清楚。帶著這樣一種心情，吃過晚飯，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處，想了解一些情況。葉群對我說：“林彪同誌到毛主席那裏開會去了，會議可能要休息兩天，不要緊張，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情況，你們沒有來過廬山，可以到外麵去玩一玩，散散心嘛。”葉群說的這些話，是在安慰我還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總之她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時間不長，林彪回來了。他一坐下就對我說：“毛主席的態度變了，不高興了。他批評了陳伯達，說陳伯達在華北組跳出來，起哄要揪人了。還說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這個情況，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緊張。”

這個事情，林彪對我說得很簡單，看來他也很沉得住氣，但我的心裏還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各組的匯報。在這個會上，康生他們又神氣十足起來，氣勢跟前幾天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毛澤東變過來了，站到他們一邊去了。在這個會議上，周恩來又一次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休會兩天，換換空氣。”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會休息兩天。這兩天裏，說是“換換空氣”，其實是充滿了一片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組長開會，反而把我們政治局委員們排除在外。這種情況是很不正常的。

在這兩天裏，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幫人也活躍了起來，他們拚命地做工作拉人，這兩天都是他們在活動。而我們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無所事事，不了解情況，也不好去打聽，隻有去找葉群問問。而葉群卻一再跟我們說：“沒有什麽事情。你們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陳伯達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要我和李作鵬、邱會作一起到他那裏去一下。我們到了他的住處，見到他的心情很壞。他告訴我們：“這次找你們是經過毛主席批準的。你們幾個今後不要再同我來往了，不要互相打電話，也不要寫信了。”他的話音裏充滿了淒涼。我們很驚訝地問：“情況有這麽嚴重嗎？”陳伯達說：“毛主席批評我們有一個'軍事俱樂部’，並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裏去承認錯誤，結果康生、江青他們把我罵了一個狗血噴頭，罵了一個晚上還嫌不夠。他們說我是叛徒，是叛變中央文革，出賣江青、康生、張春橋；說我投靠軍委辦事組，把林副主席綁在我陳伯達的戰車上，勾結軍隊想殺害他們；說我可恥等等，什麽話都罵盡了。”

聽到這些話，我們心裏都很氣憤，什麽“叛變”、“殺害”，話說得太過分了嘛！但同時，我們的心裏也感到很沉重，因為我們當時都感到，這樣的事情可能很快就會輪到我們的頭上。

陳伯達還說：“毛主席批評了我，說我自以為懂得理論，鼓吹'天才論’，在華北組起哄。毛主席說我欺騙了你們，你們把我的語錄都燒掉吧。另外，毛主席還點了汪東興、陳毅、鄺任農的名，你們也要注意。”

陳伯達的這番話，使我們更加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陳伯達這個人膽子小，毛澤東一批評，再加上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跟著整了他一個晚上，這就弄得他非常緊張，也很害怕。我們就對他說：“不要怕，我們有難同當！”同時我們心裏也憤憤不平。

從陳伯達那裏出來，我們又到了林彪的住處，把陳伯達說的話告訴了他。林彪說：“毛主席是批評了陳伯達。”除此以外，他什麽都沒有說。……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剛剛起床就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叫我馬上到他那裏去一趟。周恩來找我，是要我寫一個檢討。他說：“你是辦事組副組長，組長沒有來，你們組裏出了事情，你應該主動承擔一點責任。還是寫個檢討，把問題說清楚就算了。” 他還告訴我：“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

周恩來的講話把林彪稱作“副帥”這個我明白，一是不好點名，二是要我為林彪開脫一下，周講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於是我當即表示：“我一定寫這個檢討，但是怎麽寫，我覺得有點難。我想是不是檢討這樣一條，說林副主席的講話是我提出來要討論的，這樣做幹擾了大會的方向。”

周恩來聽了說：“好哇！你也應當替我擔一點責任。不然的話，是我主持會議，好像是我提出來要討論林副主席的講話的。這事是你提出來的，然後大家同意的。”我說：“我回去考慮一下，盡快寫出一個檢討，先請總理審閱。”周恩來還問我：“你們搞'語錄’了嗎？”我回答說：“是我向陳伯達要的。他給我找了幾條'語錄’，我打印了幾份，給了李作鵬、邱會作各一份。”

周恩來接著就要我把陳伯達搞的“語錄”拿一份給他。我回去後，.馬上叫秘書找了一份“語錄”送給了周恩來。後來周恩來又把這份“語錄”送到了毛澤東那裏。下午，周恩來又給我打一個電話，再次強調作檢討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副帥”，把事情平息下來。我表示：“請總理放心，一定按總理的意思辦。”

我想了一下，覺得這樣的事情還是應該請示林彪。晚飯後，我到了林彪那裏，林彪就對我說：“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約周總理到我這裏來了，說匯報你們幾個的情況。康生說，這次廬山會議的主犯有三個，一是陳伯達，二是吳法憲，三是汪東興，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還有陳毅跳出來。我對他說，我不同意這個意見，這個問題根據不充分嘛！說吳法憲造謠，八月十四日的爭論你也在場，怎麽是造謠呢？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聽他造過謠。再說陳毅和吳法憲、汪東興他們也沒有聯係。說到這裏，周總理解釋說，陳毅是跟著陳伯達來的，發言表示同意陳伯達的意見。我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後來周總理看到氣氛不好，就對康生說，我們走吧，副主席要睡覺了。這樣他們才走了。”

林彪說完，我才向他報告說：“周總理要我寫個檢討，主要的意思是為'副帥’承擔一點責任。”林彪聽完馬上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我解釋說：“總理的意思是要保護你。”林彪說：“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看得出，林彪對我寫檢討是不高興的。

林彪還對我說：“我們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點，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過他們。這次不該講話。”我理解，.林彪這話的意思是，我們這些人打了幾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沒有心計，人家一講就當真了，結果上當了，在政治上我們搞不過張春橋他們那些文人。以後有人說：林彪這個話是想搞武裝政變，意思是搞文的不行就搞武的。這完全是顛倒了原話，斷章取義。當時會議絲毫沒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統帥，接班人的地位也還沒有任何動搖，有什麽必要搞武裝政變呢？林彪當時講話不是這個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專門又告訴我：“毛主席又和我談了話，說對張春橋這個人還要看兩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時候我交班給你。”……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來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裏去，又談起我檢討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寫的《我的一點意見》拿給我看。……

看了《我的一點意見》，我心裏就在想：陳伯達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陳伯達這個人，我認識多年了。他為人膽小，處理問題不果斷，甚至有些懦弱，不過處事謹慎，書生氣十足，是個標準的文人。“文革”開始後，他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但在中央文革小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說了算。陳伯達在組裏沒有什麽威信。

據我所知，陳伯達從一九三九年起就開始給毛澤東當秘書， 三十年多來一直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幫毛澤東寫文章，為此他在延安就當了中央委員。解放後，在毛澤東“四大秘書”的班子裏，陳伯達是頭一個。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兩次出訪蘇聯都是陳伯達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劉少奇的鬥爭中，毛主席也是幾次借助於陳伯達，“四清”中的《二十三條》、“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陳伯達搞的。毛主席還親自點名陳伯達任中央文革組長，而正是這個中央文革後來在黨內代替了中央常委辦公會。是毛主席把權力交給了陳伯達，陳伯達也是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現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見，一有了“錯誤”就說人家“三十年沒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這樣，那為什麽要把陳伯達一直留在身邊，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呢？這是怎麽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見，就算總賬，算老賬，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讓人心寒哪！

另外，說到這次廬山會議，毛澤東說的那些“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炸平廬山”等等，實際上都是不同意見的爭論，而這些意見都是公開的。我們與張春橋的爭論是八月十三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爭論的繼續，這些情況周恩來都是知道的。再說，林彪的確事先請示過毛主席，毛主席也是點過頭的嘛！毛主席說不要點名，我們就沒有點名。這怎麽是“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呢？”

還有這次明明是林彪搞的“天才論”，陳伯達明明隻是擁護林彪的發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論”，卻又說：“我和林彪同誌一致認為。”怎麽是一致呢？這個“一致”是毛主席強加給林彪的。我心裏想，毛主席的點子真多，這個話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陳伯達，看來這次陳伯達是個犧牲品，可能還不至於搞我們。這樣，我覺得心裏有了點底。

在我看了這個材料之後，周恩來又對我說：“原來，毛主席還要把你搞的'語錄’和陳伯達的一起批，是我親自對主席說，這個材料是吳法憲寫的，這樣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還是要檢討，要保護'副帥’。”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林彪在他的住處召集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和汪東興開會。他對我們說：“下午到了毛主席那裏，毛主席指示，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要我和你們先打個招呼，和陳伯達劃清界限。毛主席說，要我先找你們開一個會議批判、揭發陳伯達。”

大約過了半小時，陳伯達來了。林彪主持會議，要我們批判陳伯達。我們和陳伯達的關係不錯，在這件事情上批他，一時轉不過彎子來。大家都不發言，會議冷了場。

最後還是陳伯達自己講開了，說：“我犯了錯誤，連累了你們，不該給你們搞'語錄’，搞'語錄’是欺騙了你們。”我說：“'語錄’是我向你要的。我們看馬列的書少，所以要你來幫忙。”陳伯達說：“你們今後不要再同我來往了。”我們幾個都說：“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經常的嘛。”結果，大家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句話，批不起來。本來也沒有什麽可批的，因為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同陳伯達的意見都一致。會議的氣氛很沉悶，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我心裏想，主席說“陳伯達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來”，這是什麽理由嘛！其實陳伯達的威信一點都不高。在中央文革裏，他就像個受氣的“小媳婦”，康生、江青都是隨便罵他、諷刺他。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後來才逐漸向林彪和我們靠攏。為了這個，毛澤東在“九大”前就指責他是“本性不會改變，本質不會改變”。看來，毛澤東主要是不高興陳伯達同我們搞在一起。現在，林彪隻有按毛澤東的指示辦，把陳伯達甩出去救我們。實際上，這樣也根本救不了我們，反而讓毛澤東分而治之了。這樣的教訓簡直是太多了！

當天晚上，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破例由林彪來主持，周恩來、康生和在廬山上的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各大組組長和各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都參加了。

大家到會後，林彪宣布開會，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陳伯達的錯誤。康生首先發言。他揭發陳伯達是假馬克思主義，自稱是理論家，實際上是政治騙子。他搞分裂活動，這次廬山會議是他第一個跳出來，分裂黨中央，搞宗派活動，參加“軍事俱樂部”欺騙工農幹部。把我們幾個人也拉上了。總之有很多嚇人的帽子，隻差“現行反革命”了。

康生發完言，就是我作檢討。我念完檢討後，表示要與陳伯達劃清界限。但關於“語錄”的問題，我說明這是我向陳伯達要的，錯誤在我，不能由陳伯達負責。

我說完後，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發言。這時候他們可神氣了，講話都是手舞足蹈，把陳伯達罵得一塌糊塗，說陳伯達背叛中央文革，挑撥離間、造謠哪……，一個比一個厲害，上綱上線。各省市的人很少有發言的，隻有王洪文等少數幾個人跟著張春橋一起表態。

會議進行中，我看見周恩來給林彪遞過一個條子，條子上寫了什麽我不知道。後來林彪告訴我，周恩來的這個條子是要他表揚一下張春橋。周恩來是一片好心，因為張春橋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隻批判了陳伯達，沒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但是林彪沒有采納周恩來的意見，一句話都沒有講。林彪對張春橋是很有數的。會議一直開了四個小時，到午夜才告結束，把陳伯達鬥了一頓。……

（九屆二中）全會閉幕的當天晚上，林彪帶著葉群去了江青那裏。這次我們打了大敗仗，對林彪來說，這是包括戰爭時期以來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裏是要緩和一下氣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體，林彪也告訴江青：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養養身體……。這些都是表麵應付，實際上林彪和江青關係早已經破裂了。回來以後林彪又要葉群帶著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到江青那裏去。這次來廬山後，我們這是第一次進江青的門。江青住的是廬山上最好的房子，原來是蔣介石住過的。這座別墅前麵的階梯較高，上去比較吃力，何況當時我們幾個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進門後，江青板起一副麵孔來同我們握手，一見麵就說：“你們不聽我的話，所以犯了錯誤。”

當時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過我沒有說話。我們在來之前統一了思想，這次來隻聽不說。葉群還特意囑咐我們不要說話，所以，我們隻是聽江青一個人訓話。後來，江青又追問我們：“你們向主席告過我什麽狀？”這話我一聽就明白了，肯定是說上次她在的釣魚台找我們談話以後，我們到毛澤東那裏告她的那件事。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別人是不會傳這個話的。一方麵毛主席要我們一定不要告訴江青，另一麵自己又向江青通風報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為什麽要這樣做！這一下我們隻有裝聾作啞，一言不發。

江青又說：“你們不聽老娘的話，吃虧了吧！要是早聽了我的話，就不會犯錯誤了。”在江青說這話的時候，我看見黃永勝和李作鵬兩個人雖然沒說一句話；可眼睛都鼓起來丁。為了緩和一下空氣，我說：“我這次犯了錯誤，對不起江青同誌。”

我作了檢討，大家作啞吧，就是江青一個人說話：“你們今後要接受教訓。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你們也許還要檢討。今後要多同我聯係，怎麽樣？”我還想說幾句，但黃永勝拉著我，不讓我說。這樣，我們沒有人表態，待了半個小時，就出來了。

回去的路上，黃永勝對我說：“這個時候你還說什麽，反正以後夠我們受的了，還不知道要檢討多少回呢！”李作鵬也說：“從此以後沒有完，一直到打倒為止。”這話讓李作鵬說中了。……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十九年後，我才有機會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後給我們定性的文件，說是我們進行地下活動，製造謠言，欺騙同誌，向黨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妄圖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黨中央奪權，其性質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這個結論未免太“高抬”我們了。我想這些應該是康生、江青、張春橋給我們下的“結論”。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以後，對我們的說法又改變了，說這次廬山會議是林彪、我們和康生、江青一夥相互勾結的“狗咬狗”的鬥爭。這樣，到目前為止，對廬山會議下結論都是為了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都未能客觀地反映真實情況。

實實在在地說，我們的動機既不是反黨，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對“九大”路線，我們當時的矛頭是對著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的。林彪一再說過，對康生不能點名，所以我們隻是想轟一轟張春橋、姚文元而已。所謂“天才論，”“設國家主席”之爭也是對著張春橋、姚文元來的，而決不是對著毛主席的。

我個人的感覺，林彪當時對毛主席是沒有“二心”的。不過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說張春橋、姚文元了。還不僅僅是林彪，我們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個人之間也有許多恩怨。在對待“文化革命”的問題上，當時中央政治局裏我們之間產生了一係列的嚴重分歧。從“九大”前後開始，在對待穩定全國和軍隊秩序的問題上；在繼續“抓革命”還是“促生產”的問題上；在對待文化藝術中是“樣板戲”一統天下還是“百花齊放”問題上；對待老幹部和造反派的問題上等等，分歧日益公開和加劇。

而這一切，當時周恩來和汪東興他們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問題我們都是及時向周恩來匯報，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讚成和支持我們的。因為周恩來掌握全盤工作，許多問題上無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他經常借重和依賴於我們去開展工作。因此，我們當時和周恩來之間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係列的問題上公開支持了我們而批評了江青。還有汪東興不斷地給我們打氣吹風，我們都以為這是毛主席的聲音，一些表麵上的假象造成了我們的一種錯覺。這正是我們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現。當然這裏也有個人恩怨，因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從“九大”以後就逐漸地把矛頭指向了林彪，但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堅決站在林彪一邊的，這也是在廬山會議上爆發激烈鬥爭的一個焦點。

我們當時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竟然會在最關鍵的時刻站在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邊。

現在想起來，毛澤東在廬山上搞我們，這裏麵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於“文革”的衝擊，所有的地方政權基本上癱瘓了。毛澤東決定軍隊以“三支兩軍”的形式，接管了各級地方政權。毛澤東靠軍隊穩定了全國秩序，從而使軍隊在國家事務中起了一種特殊重要的作用。這種情況是當時客觀條件造成的，當時如果沒有軍隊的介入，很難設想國家將是一種怎樣的情況。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了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一番講話，整個全會一哄而起，連毛澤東都說這是“有黨以來從來沒有過。”毛主席數次說：“陳伯達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來。”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據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進言說：軍隊現在的勢力太大了，這樣下去是一個威脅……。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鏟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地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決不會放過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