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西南三線建設體製問題的決定》。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領導。３月２９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複》，同意以李井泉為主任，程子華、閻秀峰為副主任。
３月２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會上對文化戰線上開展的錯誤批判提出批評。鄧小平指出：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新華社每天隻收到兩篇稿子，戲台上隻演兵，隻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麽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著別人的肩膀上台。並指出要趕快刹車。但是他的意見未能生效。
４月７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複》，免去齊燕銘、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這是文藝界開展錯誤的批判和整風的結果。
４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指示說，鑒於美帝國主義正在越南采取擴大侵略的步驟，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嚴重威脅我國的安全，在目前形勢下，應加強備戰。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麵，要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
４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同意新技術進口小組《關於引進新技術工作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報告》認為，１９６５年應當充分利用當前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適應國內經濟形勢和建設的需要，更積極地展開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新技術的工作。重點是冶金、礦山、汽車、機床、儀器儀表和電子工業的設備和技術，以及為建設三線所需的工程機械。在引進新技術的三種方式中（進口成套設備、進口單項設備、購買技術資料），應以更大的力量進行和探索後兩種方式。
５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在全國工業交通係統建立政治工作機關的決定》。《決定》規定：所有工業交通部門，都要學習解放軍，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級黨委必須把工業交通係統的政治機關建立起來，並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製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黨委都設置工業交通工作部；工業交通企業、事業單位，根據規模大小和任務繁簡，分別設置政治部、政治處或者政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決定》並指出：“這個決定的基本原則，也適用於農業、商業和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
５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全國專業化和協作工作會議紀要》，指出：“按照專業化和協作的原則，根據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組我國現有的加工工業特別是機械工業，是解放生產力，提高技術，促進生產發展的有力措施，是經濟管理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要爭取從１９６５年開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這一重大的改組工作。”?
７月２７日和３１日 毛澤東、劉少奇先後接見從海外歸來的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澤東在接見時說：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願意回來的，“我們都歡迎”，“都以禮相待”。李宗仁是６月１３日從他旅居的美國出發、經瑞士秘密回國，於７月２０日到達北京的。
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主要討論１９６６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長遠規劃問題。中央批準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的１９６６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強調指出：“省、地、縣、社四級黨委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區、各部門必須在繼續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同時，掀起一個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方針，會議同意了“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思想。會議還討論了財貿問題和黨的建設問題，指出：要“藏糧於民”，穩定征購，三年一定。並決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拿出兩百億元來調整物價，降低農業生產資料和部分生活資料的價格，使廣大城鄉人民首先是農民獲得好處。為了加強黨在基層的領導，會議決定在經過“四清”的地方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員，爭取農村人民公社每一個生產隊都有黨的小組或黨員。
１０月１０日 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對政治形勢看得更加嚴重了。他說：要備戰。各省要把小三線建設好。不要怕敵人不來，不要怕兵變，不要怕造反。他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過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國際，迷信中央。現在你們要注意，不管誰講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確的，你們可以不執行。
１１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東興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免去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
１１月１０日 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在１９５９年４月毛澤東提倡學習海瑞之後開始寫作，於１９６０年底完成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的這篇點名批判文章，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係起來，硬說“‘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毛澤東批準發表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發表，以及隨之而來的群眾性的批判運動，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１２月 《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對翦伯讚的曆史觀點進行了錯誤的批判。１９６１年以來，翦伯讚先後發表《對處理若幹曆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等文章，針對當時史學研究中的一些片麵性觀點，提出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曆史主義的正確意見。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擊翦伯讚的正確觀點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１９６６年３月，《紅旗》雜誌又發表戚本禹等三人的文章《翦伯讚同誌的曆史觀點應當批判》，進一步給翦伯讚扣上“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的帽子，說他的上述兩篇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此後在其他一些報刊上也對翦伯讚進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間，翦伯讚被迫害致死。
１２月８日－１５日 由毛澤東主持在上海舉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人任意羅織罪名，誣陷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對羅瑞卿進行突然襲擊，以進一步竊取軍隊的領導大權。會後，羅瑞卿被調離了軍事方麵的領導崗位。 ?
本年度國民經濟狀況：工農業總產值2235億元，比上年增長20.4％。其中，工業總產值1402億元，比上年增長26.4％；農業總產值833億元，比上年增長8.3％，工農業產品產量：鋼，1223萬噸，比上年增長26.9％；煤，23200萬噸，比上年增長7.9％；發電量，676億度，比上年增長20.7％；糧食，19453萬噸，比上年增長3.7％；棉花，209.8萬噸，比上年增長26.2％；油料，362.5萬噸，比上年增長7.6％。基建投資總額179.61億元，比上年增長24.6％。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70.3億元，比上年增長5％。進出口總額118.4億元，比上年增長21.4％。國家財政總收入473.3億元，總支出466.3億元，結餘7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