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30年的歲月中，毛澤東與彭德懷懷直是帥與將的關係,兩人之間的合作是主流，毛對彭的倚重程度也是眾所周知的。然而由於革命鬥爭的曲折複雜，個人的主見以及性格上的差異，毛澤東在一係列曆史事件中，對彭德懷產生過一些嫌隙和誤會。事隔四十多年，冷靜地回顧當年這段是非恩怨，客觀地說，毛澤東在有些方麵，確實誤解以至冤枉了彭德懷
(一) 誤殺袁文才、王佐
由一代綠林好漢成長為紅軍將領的袁文才、王佐，於1930年2月23日被湘贛邊界特委以策劃"軍事陰謀"的罪名錯殺.導致這一悲劇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中共"六大"決議案“左”傾盲動思想的作祟，也與邊界特委和袁王在黨內權力之爭、個人恩怨等問題上的衝突有關。當時，袁王部隊有近800人槍，戰鬥力與紅五軍不相上下。鑒於此，邊界特委深知不借助其他軍事力量是無法應對袁王隊伍的。因此，特委書記朱昌偕與常委王懷，連夜騎馬趕到紅五軍駐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懷叫醒，焦急地講到：袁文才勾結反動民團，背叛革命，邊界黨有一網打盡的危險，必須搶先動手誅除袁王，請求紅五軍出手協助。
彭德懷聽後甚為吃驚,陳述了袁王不致於叛變革命的理由。朱、王以種種“事實”加以佐證，言辭懇切，後竟泣聲陳詞。這時，彭德懷不能不考慮了，因為按黨內的隸屬關係，紅五軍應受邊界特委節製，於是未加深思，同意派第四、五縱隊隨朱、王出發。與此同時,邊界特委偽造了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給袁文才的信,將袁王及其部屬騙來,誘捕殺害。
遠在贛南的毛澤東聽說袁王被殺，感到十分震驚，井岡山是他們曆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袁文才、王佐對這塊紅色區域的營建，有著不可抹殺的功勞。毛澤東自然聯係到了彭德懷，認為如果沒有紅五軍的介入，邊界特委是想殺而殺不了袁王的。彭德懷不但沒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製止這場錯誤行動，反而派兵參與，太不應該。因此，毛澤東把袁王被殺的主要責任記在彭德懷身上，覺得彭壞了革命的大事。
客觀地講，彭德懷對袁王的被殺，應當負有重要的參與責任。但整個事件有著錯綜複雜的原因，邊界特委這些人與袁王已經矛盾日深，到了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程度，即使紅五軍不出兵參與，他們也要另想辦法的。問題是向來行事果斷的彭德懷，出於“挽救危局”的本意，一時考慮不深，卷入其中，引起嚴得後果，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二) 攻打贛州
1932年春，紅三軍團、紅一軍團等部隊，在贛南地方武裝的配合下，自2月上旬起向贛州城發起圍攻。經過40天的苦戰，4次爆破強攻，均不能得手。最終援敵羅卓英師開入城中，守敵深夜從兩處坑道出擊，襲占了紅軍部分陣地。紅軍不得不退出戰鬥，撤到贛縣的江口休整。
攻打贛州，實際上是貫徹王明“左”傾路線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至數省首先勝利的軍事冒險主義的結果，也是已經搬到贛南蘇區的臨時中央著手於陣地戰、堡壘戰、街巷戰的一次演習。
以毛澤東曆來的戰略觀點和用兵韜略，對攻打贛州當然是持反對意見的。但在有關會議上，多數與會者表示堅決執行臨時中央的指示，主張打贛州。
臨時中央否定毛澤東的意見，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即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正確領導。而在事實上，從贛州會議起，毛澤東就開始大權旁落了。
既然毛澤東反對打贛州，而結果打了亦是以紅軍的失利告終，他就有責怪的理由了。毛澤東明白贛州的久攻不克，主要責任在於臨時中央，但對執行命令擔任攻贛前敵總指揮的彭德懷，依然有“王明進攻路線急先鋒”之嫌。
作為中革軍委任命的攻打贛州的總指揮，彭德懷必須執行命令，竭盡全力地指揮作戰。在攻城戰鬥的戰術指揮上，彭德懷固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錯誤，但這與思想上甘願充當“左”傾冒險主義的“急先鋒”，是有本質差別的，而並非後來對他所定論的“自動跳出來指揮打贛州”。
(三) 會理會議前 林彪的那封信“彭德懷取代毛澤東”
遵義會議開過後，紅軍依然麵臨十分嚴峻的軍事局勢。為要擺脫強已八倍之敵軍的圍追堵截，已經接替“三人團”行使軍事指揮權的毛澤東，竭盡平生智慧，調度紅軍四渡赤水，終於跳出十幾萬敵軍的重重包圍。
然而，不是所有的紅軍指揮員都能理解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的良苦用意以及戰略意義的，有的紅軍指揮員抱怨這幾乎令人眼花繚亂的跳躍式戰略，給部隊的精力造成了極大的損耗。第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就懷有強烈的埋怨情緒，他接通了紅三軍團的電話，對彭德懷說道：“這樣的指揮真叫人擔憂，再這樣下去是要垮台的呀。還是你出來指揮，我們服從你。”彭德懷沒有把林彪的話當真，隻當成是怨怒情緒言下的戲言，便在電話裏回道：“你別亂扯消淡。”林彪放下電話後，兀自生了很久的悶氣。他找來紙墨，提筆給中央軍委寫了封信，信的大意是要求把戰場指揮權交給彭德懷，部隊迅速北進與四方麵軍會合。
毛澤東意識到事情到了非同小可的地步，決計召開會議公開討論此事。
1935年5月12日，在會理城郊一個叫鐵廠的小村莊，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
毛澤東開門見山地提出問題，端出了林彪的信，然後就自已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作了酣暢淋漓的戰略闡述，最後把批評之矢射在林彪的身上。
廬山會議上，當毛重提這封信時，彭才感到不申辯不行了。他盯著林彪發問：“林彪同誌，請你把話說清，你寫的這封信，與我有沒有關係？”林也是條漢子：“這封信與你無關，當時你不知道。”到這時，毛才明白是怎麽回事。但似乎為時已晚，因為所謂彭德懷原名“彭得(德)華”的“得華”之讖大概也就是從這封信開始，牢牢地印入了毛的腦袋中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
其實，毛澤東的斥責之言還有另外一層意思；這封信不是你林彪能想到要寫的，你隻不過“是個娃娃”，還不是彭德懷在背後搗鼓你。
坐在會場上的彭德懷，哪能想到毛澤東有這樣的想法呢？
風波雖然過去，然而毛澤東對這件事一直記掛在心,其後曾經四次提及。而一直自恃“心中無鬼”的彭德懷卻一點也沒有介意。直到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當毛澤東重提此事時，彭德懷才提出了申辯，讓林彪證明了自已的清白。（鼠標置於此看補充介紹）
(四) 百團大戰
彭德懷發動和指揮“百團大戰”，是在我抗日根據地日見縮小，八路軍給養十分困難的情形下組織進行的。當時日軍已停止正麵進攻，將兵力重點移到華北，對我敵後根據地進行“三 光”掃 蕩，使華北根據地的形勢極為嚴峻。可是，日軍深入我根據地後，兵力分散，交通線空虛，部分城鎮的守備力量薄弱，又形成了對我有利的戰機。這些都是促使彭組織這次戰役的原因。
“百團大戰”持繼了3個半月，進行了大小戰鬥1800多次，共斃傷日軍20600餘人，繳獲各種槍支6000餘，拔除日傷據點2900多個。
日寇華北派遣軍總部不得不發表公報承認"損失巨大”。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隨著時間的推移,由“百團大戰”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漸漸顯露出來。戰役暴露了我八路軍的實力，使日軍從華東、華中增調幾個師團，加強了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進攻，並實行瘋狂的報複。再則我方軍民在戰役中的損失也不可小覷。
毛澤東的考慮顯然更高一籌,他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幾個不利方麵，還特別注意到一點，就是百團大戰的計劃雖呈報中央軍委，但未等中央軍委批準，就提早十多天發起行動。這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就有一個組織原則的嚴峻問題。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對日作戰戰略，依然是以“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為主,也不排除“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與他注重保存我軍實力，立於不敗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以幾近傾其家底的兵力，投入這麽大規模的運動戰，這是毛澤東很不希望的。
毛澤東後來深深地意識到：如果彭德懷不那麽性急，再熬上半年左右的時間,或等到日軍兵力更為分散時，舉行這個百團大戰，其戰果、意義將大得多，我方的損失則要小得多。毛澤東不由對彭德懷發動這一戰役的動機，發生了某種懷疑，認為彭意在樹立、抬高自已的威望。（參看相關鏈接：2010年8月16日【鳳凰大視野】百團大戰）
(五) 高崗事件
粉碎高崗、饒漱石集團的反黨分 裂活動，是建國後黨內第一次嚴肅的政治鬥爭。
1952年調到中央任國家計委主席的高崗和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饒漱石,權欲熏心,對中央給予如此之高的安排仍不滿足。出於資產階級個人野心的急劇膨脹，他們四處煽風點火，造 謠生事，大肆攻擊劉少奇、周恩來。他還反對黨內設立總書記，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並有目的地進行拉攏活動，為能當上黨中央副主席鋪平道路。
高饒的反*黨活動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高饒的反*黨陰謀活動。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道:“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職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這一講話指出了高崗反黨陰謀活動的嚴重性，向高崗提出了嚴重警告。但是，高崗、饒漱石執迷不悟，高崗還以自殺(未遂)與黨對抗。
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按說彭德懷是不沾邊的。然而在黨內一些領導同誌的眼裏，特別是在毛澤東看來，彭德懷應該算“另一個司令部”的人。這是因為，彭德懷與高崗在一段時間的確關係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緣故。當時彭是中國人民誌願軍總司令，高在東北主持工作，前線的後勤供應及許多事情牽涉到東北。高崗對朝鮮前線的各方麵支援非常盡力，親自去過兩次朝鮮，這讓彭德懷對他懷有好感。彭德懷在與高崗的接觸中，確在一些公開場合議論過一些中央領導同誌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懷，還沒有意識到被高崗利用了。
高饒的反黨活動有所暴露後，彭德懷仍無察覺，直到七屆四中全會的前夕，他才感覺到情況嚴重。彭德懷本打算向中央報告與高崗接觸的情況，沒想到被繁忙的事務一拖，就捱到了七屆四中全會閉幕。到這時候，不但成了馬後炮，還被毛澤東看成另外一種性質的舉動。
(六) 廬山會議
毛澤東對彭德懷曆史上的多次誤會，最大的事件莫過於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對彭德懷“意見書”的突然光火。
所謂的“意見書”，是彭德懷於1959年7月13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彭德懷在給這封後來被稱作“萬言書”的信件中，既總結了大躍進的成績，又客觀而尖銳地指出了存在的問題及產生問題的根源，以及如何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等。
令彭德懷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下午，在會議上，他看到自已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澤東在信的首頁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並加批語：“印發各同誌參考。”彭德懷的情緒立即墜入空穀：“我寫給主席個人的信，怎麽成了‘意見書’？怎麽還要專門討論呢？”一種不祥之兆攫住了他。隨後在西北小組的會議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私人信件。
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這封洋洋萬言的“意見書”，就象被點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燒得彭德懷焦頭爛額的“烈火”。
在7月27日的會議上，情緒激動的毛澤東，以一種高亢洪亮的語音。配以有力的手勢，講道：“……我曉得你彭德懷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麽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家夥，簡直要把漢陽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見為什麽不在鄭州會議上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廬山會議快結束了，怕是沒有了機會，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戰書。你罵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麽樣了？”
失去了控製的彭德懷不由“謔”地站起來，不顧一切地拉大嗓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還不行？”（鼠標置於此看相關注釋）
“哦，你要操娘？”毛澤東的聲音反而小了，保持著一種固有的鎮靜。他把手裏的大半截香煙用力戳滅在煙灰缸裏，將嘴唇抿得很緊，在場眾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其後的情形是，會議延長，鬥爭升級。林彪、康生、陳伯達、柯慶施等人紛紛跳將出來，翻出許多曆史舊帳。彭德懷悲慘的晚年政治命運，從此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