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１年上半年，我國有四個運動。上年開始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繼續進行。這三個運動，抗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威脅，消滅封建土地剝削製度，鎮壓嚴重危害社會的反革命分子，歸根結底是清除發展生產力的障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對新中國的鞏固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
５月間，突然殺出一個對電影《武訓傳》的大批判運動。跟上述三個運動的作用不同，這個運動對事物的性質估計不很準，上綱又高，且言詞粗暴，開以後對思想問題作政治批判的先河。人民日報按照毛澤東同誌的意圖，帶頭上綱定性，甚至發號施令，做了黨報不該作的一些事情。
武訓，山東堂邑人，生於１８３８年，死於１８９６年，出身貧苦，及長立誌興學，靠行乞並稍後的收租放債，辦了幾個“義學”，受到清末封建統治者的表彰。其後半個多世紀，譽之者多，毀之者少。著名電影編導孫瑜在新中國建立前夕開始編導電影《武訓傳》，歌頌這個有爭議的人物，１９５１年初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公映。最初一段時間，許多報刊肯定這部電影，讚賞主人公武訓，甚至把他譽為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麵旗幟”。不久批評稿件增多，雙方爭持不下。
對於一部電影有不同意見，完全可以心平氣和的討論，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在自由討論中克服錯誤的意見，發展正確的意見。可惜這個運動始終是文藝批評其名，政治批判其實，為以後連續不斷的類似運動創造了一個很不成功的模式。
黨報，由於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積累的極大威望，在我國領有遠遠超過一般新聞媒介的影響。但在批判《武訓傳》過程中，人們感到黨報不適當地運用了這種影響。１９５１年５月以前，《人民日報》基本沒有登過讚頌《武訓傳》的文字，在這場大批判中因而處於說話方便的地位。５月１６日，轉載了一位名家的文章《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意義嗎？》從題目看，已經不是通常的文藝批評。報社在文章前邊又加了一篇大號字體的“編者按”，文長四百多字，儼然是一篇不短的評論，直接提出《武訓傳》“歌頌清朝末年的封建統治者而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華民族”。“綱”上得夠高了。隔了４天，即５月２０日，著名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同讀者見麵了。此文是由名家起草，毛澤東同誌審閱並加寫和改寫了主要幾大段。作為他的著作，在十年內亂期間重新發表，後來收入“毛選”五卷。社論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所以“應當展開《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社論給武訓定性，接著給《武訓傳》定性：“承認或者容忍這種（對武訓的醜惡行為）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華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社論首次提出：這表示“資產隊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在我們社會裏，“反動宣傳”四字分量多重，大家是很清楚的。
這篇社論的版本，人民日報和“毛選”不同，前者多了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報紙和刊物上所登載的歌頌《武訓傳》、歌頌武訓、或者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麵，仍然歌頌其他方麵的論文的一個不完全目錄”，共四十三篇，列出文章題目、四十八名作者、報刊名稱和登載日期，幾乎占了社論的一半篇幅。新中國建立以來，一家報紙以社論形式“將”幾十家報刊的“軍”，我不記得還有第二次。
同日，《人民日報》“黨的生活”欄發表《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一文，先重複這篇社論的觀點：“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接著以不是報紙常有的口吻說：“凡是放映過《武訓傳》的各城市，那裏的黨組織都要有組織地領導對《武訓傳》的討論。”“對武訓、《武訓傳》以及有關武訓各種讚揚文字的反動的錯誤的思想進行有係統的批判。”也是同日《人民日報》“人民文藝”版登載兩篇檢討文章，基本是表態性質。當然也隻能表示一個承認錯誤的態度，因為文章跟社論同日登載，作者擬稿時還未讀社論，當然難以同社論的精神銜接，所以兩文前的“編者按”不客氣地說：“這種自我批評是需要的，雖然他們的檢討還極不深刻。”接著再一次提醒：“對《武訓傳》電影及其他有關武訓的各種著作中的錯誤觀點，必須進行一個全麵的、有係統的、深入的批判。”
壓力雖然很大，還是有不同的聲音。５０年代初期的政治氣氛畢竟不同於５０年代後期，更不同於十年內亂時期。雖然有社論的明確定性、“編者按”的多次加碼，使人不能不考慮這個批判運動的“來頭”，有人還敢冒“大不韙”，公開表示不同的立場，報紙還能發一些這樣的信。５月２９日，《人民日報》登載一篇相當長的“讀者來信”，對某些關於《武訓傳》的批判文章、檢討文章提出意見：“我認為，討論和檢討，不應把《人民日報》的社論或發表的幾篇批判《武訓傳》的文章重複一遍。”“我們應該把問題本身仔細地研究清楚。”“我們過去的缺點就在這裏：對待一個具體問題，一個具體事件，一個具體人物，常常沒有認真地思考、研究、分析，這是值得我們在討論《武訓傳》的過程中及今後注意的。”６月１日，“讀者來信”欄又登載六篇來信，並加“編者按”說：“今天所發表的，是一部分對本報社論表示異議或懷疑的來信。我們認為，武訓和《武訓傳》問題的討論，目的既然在於解決思想問題，就應當采取發展討論追求真理的方法，就應當使各種不同的意見都有被討論的機會。”順便說一句，上述來信和按語能夠出現，孫瑜在當時雖然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但未被定為什麽“分子”，也未停止工作，這都說明當時的氣氛還是比較寬舒的，可惜沒有持續很久。
大批判運動發展很快，有些地區開始采取某種組織措施。據人民日報載：有個城市的領導機關要求這個思想運動“必須普及到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有個城市的文化局黨總支“要求全體黨員重視這一重大問題的討論”。第一周“閱讀研究有關文件材料，聽取負責同誌的啟發報告，聯係自己的思想，進行認真的、虛心的，老老實實的檢查，然後在小組會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第二周“在全總支範圍內進行一次深刻的思想檢查”；第三周“各支部負責審閱研究同誌們的書麵檢查報告和小組紀錄，並將結果在支部大會公布”。這似乎就是以後廣泛運用的“人人過關”的方式。
聲勢浩大的思想發動，相當周密的組織保證，內容不厭重複的批判文章，被點名的報刊的自我批評，有關責任者自覺或被動檢討，領導機關指令的號召和規定，文化教育界的表態和行動……一時形成巨大的思想聲勢。《人民日報》沒有“負擔”，相當主動，始終處於領先地位。據不完全統計，從５月下旬到８月底，先後登載關於武訓、《武訓傳》、《武訓畫刊》（李士釗編，孫之催繪）的稿件１８０多篇，包括評論、論文、檢討、來信、調查報告……各種體載的文字應有盡有，其中不少萬言巨論。
報社為幫助編輯人員認識這部電影的問題，公費購票要大家觀看。我也躬逢其盛。上下兩集，幾個小時，看得昏頭脹腦。多數人感覺不是好影片，拉雜，鬆散，武訓時不時下跪、磕頭的奴才相惹人生厭，但是一時看不清社論闡發的那些嚴重問題。組織過幾次討論，大家知道“精神”來自何處，都表示看了電影獲得感性知識，決心再次學習社論，提高思想認識。由於多數人沒有參加這方麵的宣傳，說說也就過去了。
不久，批判升級，名人上陣了。過去曾經作文、講演讚揚過武訓的，半是檢討半作批判；沒有這種“包袱”的更加理直氣壯，敢於上綱。武訓的帽子越來越多，“大流氓”，“大騙子”，“大地主”，“大債主”，“幫凶”，“反革命”，“封建僵屍”，“封建社會中最醜惡、最虛偽、最反動的奴才”，“從頭頂到腳底，從皮膚到血管，浸透封建主義的毒素”，是“實行西太後的反革命路線的最忠實最馴服的走狗”，等等。電影《武訓傳》則被有的論者說成是“對新中國的挑戰”。如果不是讀爛了書的，恐怕記不得這麽豐富的名詞。人們選帽子都注意尺碼，大了小了都不好。武訓那麽多帽子，有些也許是合適的，有一些，例如幾個“最”，恐怕把他看得太高了。說一部電影是對國家“挑戰”，它似乎並沒有這麽大的能量。
《人民日報》從７月２３日開始，分六天連續刊登《武訓曆史調查記》，全文分五部分，約四萬五千字。這是人民日報和文化部聯合組織的“武訓曆史調查團”的作品。三人執筆，李進即江青排名第三，實際由她主事。調查結論為“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毛澤東很重視這個“調查記”，在各個部分都改寫，還加了一些段落。參加過調查的一些人事後說：調查目的很明確，就是證實５月２０日社論作的結論，所以事先就通過當地組織提醒被調查者，“（對武訓）就揀壞的說。”以致一些被調查者十分不解地問：“怎麽土（地）改（革）剛剛鬥罷地主，現在又鬥武訓？”這個調查記實際為這次大批判作了結論。一位文壇泰鬥、政治名人在《讀〈武訓曆史調查記〉》一文中寫道：“讀了這篇《武訓曆史調查記》，曾經歌頌武訓、崇拜武訓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動，不是在人民民主政權之下還蓄意進行反革命的詭計，誰會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檢討呢？”不要說再提不同意見，即使不“深自檢討”，都是“存心反動”，“蓄意進行反革命的詭計”！誰不怕這頂帽子？此後一個多月，雖然還出現一些關於此事的文章，都是總結性、教育性的作品了。
這就是批判《武訓傳》樹立的模式：以階級鬥爭囊括一切社會現象，事先定調子，選靶子，通過組織發動，用政治批判代替學術爭論，以預定結論定於一尊。以後對於紅樓夢研究思想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等等，從運動的領導來說，大體上都是沿襲這個模式。這些運動聲勢大，火力猛，很難出現不同意見。它可以逼人緘口，不大容易令人心服。批判《武訓傳》初期，還有些人敢提出一些問題，報上也能登出，當然不可能得到解決。像讀者提出的武訓“行乞興學”的動機與效果這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不僅未得解決，在某種意義上還造成了新的混亂。
多年來，解決動機與效果問題，一般是根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論述：“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有些參與《武訓傳》討論的人堅持認為，武訓行乞辦“義塾”，客觀效果即使像多數論者所分析的那樣不好，他興學的動機無論如何不能說壞。在批判運動將要結束時，有位名家寫總結性文章，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動機本來是主觀存在的東西，隻有當一個人的主觀動機變為行動而發生客觀效果的時候，我們才能有根據和可能檢驗他的動機。”不少人認為，社會現象十分複雜，這個公式未能說清楚武訓行乞興學這個相當簡單的問題，更不要說比這複雜得多的問題了。我對此有同感。有些事物，例如“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同誌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從經濟上說，它把我們國家拖到了崩潰的邊沿；從政治上說，它極端嚴重地損害了黨的肌體和形象。如果簡單地照上述公式辦事，以客觀效果檢驗主觀動機，那怎麽得了！幾十年來，這個公式不知誤了多少人、事。看來還是馬克思主義對：要對具體事物進行具體分析。
批《武訓傳》這樣的運動，晚解放區的文化、學術諸界人士沒有見過，在老解放區經曆過整風、三查（查階級、查立場、查作風）等運動的幹部也沒有見過。它的消極影響，在人們心中長期未能消失。但我覺得不能說它沒有任何積極作用。例如，５月２０日社論提出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曆史人物的原則，並以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武訓，提出了若幹深刻見解。這對從來沒有接觸這種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人，不能不說是有益的提醒。
１９８５年９月６日，《人民日報》一版刊登一篇花邊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一次會議上說：“這個批判（指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麵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麵，極端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胡喬木同誌當時分工領導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他的話傳達了黨中央對１９５１年批判《武訓傳》運動的權威看法，是對那次批判的撥亂反正。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9772/49777/35464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