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史最大冤案

——電影《清宮秘史》

周 承 人

 

電影《清宮秘史》是香港永華影業公司第二部創業作。老板李祖永懷著以中國傳統文化電影去打開國際電影市場大門,將中國電影文化推向世界的雄心。電影《清宮秘史》是他走的第二步棋。影片改編自姚克在1941年編寫的話劇《清宮怨》。該劇當年在上海曾連演三個月,十分賣座。"永華"既然要敲開國際市場大門,要拍攝的就是既有份量且能賣錢的大片。《清》劇是穿清裝的宮闈片,奢華瑰麗的宮廷生活場麵,既是國事又為家事的紛爭,比較熱鬧。這些,可能就是張善琨選擇此劇的生意眼。為此,李祖永投入巨資。

導演朱石麟(1899.7.27--1967.1.5),江蘇太倉人,他先後在羅明佑的真光電影院和華北電影公司任職,從觀摩、評介電影中學習電影,無師自通地成為中國電影大家。電影《清宮秘史》是他在港執導的第七部國語片。在拍攝《清宮秘史》過程中,堅持他一貫的嚴謹作風,和他稔熟的"中國社會的人理建構與‘家道'"(1),以家喻國,籍皇家的婆媳不和,母子衝突的矛盾,以小見大,表現雙方對國家政製與走向的歧見。時為清末極為重要的一個曆史階段,影片的戲劇衝突,建立在以帝黨(光緒為首)變法維新派等人,與後黨(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保守派之間,圍繞"甲午之戰"、"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之亂"這些重大曆史事件所展開的政治鬥爭。這場政治鬥爭關係到當時大清帝國向何處去?是改革前進,還是維持現狀繼續沉淪?較量的結果是,光緒及其依靠力量的軟弱,被慈禧為首的反對派強製地取消所有變法,鎮壓參與者。神州大地失去一次前進的曆史機遇,而繼續沉淪,繼續喪權辱國。曆史昭示革新、進步之必要。此片亦證明朱石麟導演對曆史的洞察力,他以電影藝術形式表現那段曆史合乎規律性的發展進程,達到藝術真實與曆史真實的統一。影片表達出期盼國家能夠圖強的愛國思想,在香港與內地上映時廣受觀眾歡迎。

1951年3月17日,電影《清宮秘史》於北京上映,21日,《人民日報》在第6版頭條位置,發表了署名亞群的影評:《對〈清宮秘史〉的看法》,基本是對影片持肯定意見,(2)3月24日影片下畫。但卻遭到時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副處長江青的指責。她"在中宣部部務會議上說這部電影‘很壞',應該公開批判。"(3)她的意見想必會和毛澤東談及的。

然而,當年卻無人響應。

時隔三年多,到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籍"《紅樓夢研究》問題",給中央政治局和其它有關同誌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這是新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發出要批判影片《清宮秘史》的指示。之後,亦未見文化領導部門有什麽動作。

蹊蹺的是,從1951年3月到1963年間的十三年,其中有過不少思想批判運動,如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但獨獨沒有將批判電影《清宮秘史》問題擺到日程。是不是在其背後有什麽政治角力?如1967年4月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文章所披露那樣?則有待於曆史檔案的解秘。如果聯係起50年代初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某些主張上分歧,毛澤東在這裏提出"賣國主義"問題,也未必是偶發之言。

毛澤東提出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的指示,1963年有了反應,那就是當年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程季華主編)。此書對這部電影進行了最早的公開政治宣判:

"永華"繼《國魂》之後於同年12月上映的《清宮秘史》,也是一部所謂曆史題材影片,取材自清末戊戌變法運動,前後並涉及了中日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由姚克編劇,朱石麟導演。《清宮秘史》同《國魂》一樣,也是用唯心主義的曆史觀來表現曆史的。......更為荒謬的是,他以光緒皇帝、改良派和帝國主義為矛盾衝突的一方,而以慈禧和義和團為矛盾衝突的另一方,這樣就一方麵美化了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本質,同時也誇大了資產階級改良派變法運動的進步意義;而另一方麵,則歪曲和醜化了義和團的反帝運動,把義和團和慈禧、保守派等同起來,把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行動寫成一種野蠻排外運動。這顯然是對義和團的汙蔑,對中國人民革命傳統的汙蔑,對中國曆史的汙蔑。(4)

程本《中國電影發展史》給電影《清宮秘史》及編導人員所扣"對義和團的汙蔑,對中國人民革命傳統的汙蔑,對中國曆史的汙蔑。"的三頂政治帽子,雖然宣判了影片的"死刑",但還沒有釀成現實的悲劇。電影《清宮秘史》及朱石麟的悲劇厄運,則從1967年1月1日開始。

1967年1月1日,《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了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一文,該文向社會公開發布了17年前的"最高指示":"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姚對此所加注釋指明:"鼓吹《清宮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宮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5)不言自明,姚文元在這裏不點名地指的就是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電影《清宮秘史》由此越出學術範疇,被推進政治鬥爭的戰場。

接踵而來的是,1967年4月1日,《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了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下稱戚文)。

戚文聲色俱厲地指責影片:"大肆宣揚崇帝、親帝思想,極力散布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公開販賣賣國主義理論。"他所根據的是話劇本中珍妃的一段台詞:"我相信各國非但不會傷害皇上,還會幫助皇上恢複皇位,重振朝綱。"(6)盡管影片中不存在這段台詞,戚文仍據此"判罪"。

戚文批判的另一個重點,是關於義和團問題。他扯上"怎樣對待群眾運動?"的大旗。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極具挑撥性的。戚文在送審過程中,毛澤東就在這個問題上加了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究竟是中國人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汙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7)義和團問題就成為重中之重了。

戚的文章發表當天,電影《清宮秘史》也在全國各地相當大的範圍內放映,"供批判用"。1954年毛澤東說"被人稱為愛國主義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的話,此時,正如《"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所敘述的那樣:

被崇拜狂衝昏了頭的相當一部分群眾,把如今批判《清宮秘史》看作是毛澤東多年難以實現的夙願,其批判的狂熱就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頂巔。在觀看這部影片之時,觀眾隻要一走出電影院,對於影片的各種感受似乎就隻能是向戚本禹文章的觀點靠近,出口之言,成文之章,無一不是《清宮秘史》即賣國主義。戚本禹在文章結束之前,以‘八個為什麽'定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八大罪狀',並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這個結論。也就成了造反派大做文章,大加發揮的事實根據了。(8)

電影《清宮秘史》問題,亦因此演化為一場現實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這部影片就成為毛澤東打倒其政治對手的工具之一!

1967年1月4日,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一文。朱石麟於5日在家中讀罷這篇文章後,驟然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和強烈的精神刺激而突發腦溢血,猝然去世!

關於朱石麟逝世當天情況,他的女兒朱楓這樣談到:"我當時是長、鳳、新的青年演出隊隊長,到處演歌舞,還有三句半。我臨走時,他已看了報紙。他叫我不要喝烈酒。問我:姚文元是什麽人?我說:他是《文匯報》一個編輯。我回公司後,有人拿報紙給我看,問他看後反映如何?不久,家母打電話來,說父親病重。母親說:他坐著,要起來去廁所。母親要扶他,他拒絕。自己起來,就跌倒了!當晚在醫院去世";"自《清宮秘史》被批,沒人來家。1967年1月5日,他死後,因廖承誌打電話給《文匯報》社長孟秋江,要為他開追悼會。這才突然來了許多人,治喪委員會主任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清水灣一車車人來。他死在法國醫院。他是死在1967年1月5日《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說《清》片是‘徹底賣國主義'之後。"(9)忠誠於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的電影藝術家朱石麟,遂成為欽定"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大冤案的第一個冤魂。

因為戚文中用"反動文人"指稱劇作者姚克,有人認為批判電影《清宮秘史》旨在批判姚克。這是對戚文的誤解或誤讀。

經姚文元、戚本禹的1967年初兩篇文章對17年前"最高指示"的詮釋、暗示,劉少奇沒有說過的話,也就成為劉少奇稱讚電影《清宮秘史》的"話"了!遂被羅織為國家主席劉少奇"罪狀"之一。亦成為批鬥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動員令。事實上,劉少奇即由此開始在中南海被抄家、被羞辱、被殘酷批鬥,直至含冤逝世。

言之鑿鑿的所謂《清宮秘史》"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是否確有其事?!

1998年12月10日,北京《中國電影報》刊登專為中央首長放電影的李樹森文章:《我為少奇主席放映〈清宮秘史〉》。文章說:"當影片放映快一半時天已漸亮,因春藕齋的所有窗子沒有遮光設備,越放越不清楚了,於是停機,我清楚地看到劉少奇主席退出了春藕齋,沒有看完這部影片就走了。"

在這一篇文章中,李樹森還引用了王光美的話:"我是同劉少奇一起看這部影片的,當時不知誰動員他看的,說是香港片,在北京已上映完畢,就要拿走了。當晚恰在毛主席處開會,開完會已是後半夜,有幾位負責同誌(可能也有胡喬木)一起看的,看到後半夜,天已大亮,看不清楚。在看電影時和以後多年,劉少奇從沒有誇獎過這部影片,更沒有說過這是愛國主義的。"(10)不僅證實李樹森所說是事實,也否定了憑空加給劉少奇說過的"話"。

2000年10月31日北京《北京青年報》,刊載劉少奇的子女劉平平、劉源、劉婷婷所寫《勝利的鮮花送給您》文章,回憶1967年"4月1日,各報登載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爸爸氣憤已極,他把報紙狠狠一摔,對我們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不符合事實,是栽贓!"(11)

1967年4月10日,在清華大學,"王光美在下午和晚上又遭到兩次小型的審問批鬥。在回答為什麽劉少奇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時,王光美說:‘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誌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誌肯定沒有講過。'"(12)

據說,劉少奇"在1967年3月28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呈述自己對有關《清宮秘史》問題的看法經過。"但這份"申訴如泥牛入海"。(13)

上述史料表明,劉少奇沒有說過:"影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話,是可信的。那麽,此案實在是子虛烏有的冤案!它不僅引致國家主席劉少奇含冤逝世; 亦屈死了忠誠的愛國進步電影藝術家、電影《清宮秘史》導演朱石麟!以至編劇姚克不敢歸國為母奔喪。

 

有人說:"當年他(指朱石麟)就曾說過:‘我們為什麽要拍《清宮秘史》?國民黨快完蛋了,我就是要拍當時清朝內部勾心鬥角。我寫它內部的崩潰,就是要影射國民黨的倒台。'"(14)這話是有關人士在文革後回憶所說,而且說得很直白。我們認為,以朱的性格和當年思想認識是不可能說這樣的話的。但作為追求進步,對新世界的充滿向往的朱石麟,有自己的表達方式。例如,1948年底或1949年初,朱石麟找到當年在香港從事統戰工作的洪遒,提出要求參加"讀書會"。據洪遒回憶:"我與他在咖啡店見麵。他承認以前拍的那部片子(指《萬世流芳》)不對,表示要跟共產黨。我們接受了他參加讀書會。他後來一貫表現很好,鳳凰公司能堅持下來,他起了很大作用,很不錯。因為‘鳳凰'沒多少錢,他團結了大家,堅持到去世。"(15)正是從那時起,朱石麟一直是香港進步電影界的領軍人物之一。為此,他無私地奉獻了一生。

朱石麟在《清宮秘史》拍攝過程中,便對原劇本,作了敏銳而重要的改動,例如,他對話劇本中珍妃說:"我相信各國非但不會傷害皇上,還會幫助皇上恢複皇位,重振朝綱。"這句台詞,就作了認真而寓意深刻的改動。他特意找了男女主角和兩位副導演(即白沉、岑範)一起商量,"要把原來舞台劇的台詞改成:‘光緒和珍妃商量,如果不跟老佛爺走,那麽洋人來了怎麽辦?珍妃說:‘洋人來了,大不了一個死罷了。'"(16)將有依重洋人思想的弱女子珍妃,改成有愛國感情又凜然無畏氣概的珍妃。這一改動與他在孤島上海時寫《徽欽二帝》、《文天祥》與《明末遺恨》的愛國思想一脈相承。使得戚本禹所加的"賣國"、" 崇帝"、" 親帝"的"罪名",完全成為不切電影實際,亦不符合朱石麟一貫思想的無的放矢!

 

電影《清宮秘史》是忠實於曆史的基本史實,對義和團的藝術表現,影片中有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是慈禧太後召開禦前會議。在曆史上是有這樣一回事,即1900年6月16日,慈禧太後一連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的禦前會議,決定和、戰大計,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先後提出:不能聽信邪術、不可圍攻使館、不能主動對外宣戰......。影片中的"禦前會議",是以義和團為題召開。會上,袁昶、許景澄先後提出不能相信妖言;不能亂殺洋人!那要闖下大禍的......!慈禧大怒,命令將袁、許二人趕了出去。而後,怒不可遏地揚言:"打定主意,和洋人拚了!"最後導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倉惶出逃。

第二個段落是,以移動鏡頭展示香煙繚繞的義和團壇場,義和團首領口呼咒語,關聖帝下凡附體;耍弄關刀顯聖;清大臣敬拜上香,以示朝庭的支持。

第三個段落是,以鏡頭的切換營造義和團群眾起事的氛圍,用大遠景靜態地表現義和團圍困東交民巷。應該說導演極其簡練地展示了義和團的造反。

在曆史上,1900年6月18日,義和團在北京的行為,卻是"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17)與曆史事實相比,導演對影片中有關場麵的處理,在藝術上是極其簡約了。

縱觀影片內容涉及的曆史事件(戊戌變法、義和團之亂),是中國曆史學界長期爭議的問題,焦點之一在義和團之亂,它究竟是反抗外國侵略的義舉,是革命行動,還是一場濫殺無辜平民,仇視、毀壞一切外來文明的暴民專製?這一爭論甚至延續到近年。"文革"中毛澤東在戚本禹那篇文章所加的"最高指示",即為一例。而電影《清宮秘史》對義和團的態度幾近中立,僅僅是客觀展示。

影片沒有將義和團表現為革命的愛國運動,便同史學界一些人視義和團為"反抗外國侵略的義舉,是革命行動"的意見相左,更與當時已成為壓倒性的主流意識不一致,也就難脫被批判的宿命。

其深層原因,如同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所說:最嚴重的是奪得政權後,中國共產黨沒有及時覺察到思想文化轉變的必要性和迫切;沒有認識到革命黨與執政黨的重大區別;沒有認識革命精神應該繼承,盲目鼓動造反和排外已經不合時宜。在曆史問題上,登峰造極的是把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作為新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加上辛亥革命,稱之為"三大革命為綱"。可是,我們的一些官員既不了解真實的曆史,又誤以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不惜動用政權力量去扶植錯誤,壓製真實,沒有將曆史問題還給學術,悲劇就發生了(18)

 電影《清宮秘史》及其導演朱石麟之死是政治性悲劇,而造成這場悲劇的文化原因,則是將藝術與曆史混淆,以電影藝術表達等同於曆史本身。劇作者姚克早在1941年就聲明:"把史實改編為戲劇,並不是把曆史搬上舞台,因為寫劇本和編曆史教科書是截然不同的。曆史家所講究的是往事的實錄,而戲劇家所感興趣的是故事的戲劇性和人情味。"(19)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將學術與政治混淆。作為學術範疇的影評,任何一個觀眾都可以對一部影片發表意見,哪怕意見是錯的。劉少奇作為電影《清宮秘史》的觀眾,就算他說了影片是愛國主義的又如何呢?不能因為他是國家主席,就不能發表觀影感言,說了就一言九鼎,就是政治話語。如果他是因此而發指示、下命令,那是另一回事。新中國曆史上有過不少將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使得許多學人噤若寒蟬,甚而招致殺身之禍,大有人在的。這樣的曆史教訓,我們不應忘記!政治與學術的邊界應該清楚!方有利於科學、特別是人文科學的發展。

                                   寫於2008年1月5日---朱石麟逝世41周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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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林年同:《朱石麟》,載1979年第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特刊《戰後香港電影回顧》。

2亞群:《對〈清宮秘史〉的看法》,載1951年3月21日,《人民日報》第6版。

3孟犁野:《〈清宮秘史〉懸疑新解》,載2002年第7期《大眾電影》。

4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史》第2冊、頁317,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版。

5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頁9,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6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載1967年4月1日,《紅旗》雜誌第一期。

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9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轉引自袁偉時:《中國曆史教科書風波》,載香港2006年3月號《明報月刊》

8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頁158,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朱楓在1995年4月27日於香港家中,接受李以莊采訪談話。

10引自孟犁野:《〈清宮秘史〉懸疑新解》,載2002年第7期《大眾電影》。

11載2000年10月31日北京《北京青年報》。

12王光美:《我與少奇》,頁20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13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頁15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金幸迪:《悵望〈清宮秘史〉》,載2002年第7期北京《大眾電影》。

151987年7月6日,洪遒接受李以莊采訪時談話。

16金幸迪:《悵望〈清宮秘史〉》,載2002年第7期北京《大眾電影》。

17、李希聖:《庚子變國記》,載中國史學會:《義和團》(一),第14頁。轉引自袁偉時:《現代化與中國的曆史教科書》,原載《東方文化》2002年第6期;2006年1月11日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重刊(有刪節)。

18袁偉時:《現代化與中國的曆史教科書》,原載《東方文化》2002年第6期;2006年1月11日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重刊(有刪節)。

19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現代話劇圖誌》,頁295,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刊於香港電影資料館2008年出版的《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134頁至142頁。(中英文雙語出版各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