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尚未成功之時，蘇共確實如自己所宣傳的那樣，除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外，沒有一點兒自身的私利。十月革命勝利後，內有敵對勢力的反撲，外有帝國主義的封鎖，形勢非常緊張，物資極度匱乏。當時擔任糧食人民委員（相當於糧食部長）的瞿魯巴在一次人民委員會議上因饑餓而暈倒。在饑荒時期，他擁有調撥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卻從沒有截留過一粒糧食。他的崇高品質為大家所動容，列寧親自倡議為病弱的國家機關人員設立“療養食堂”。這樣做，是在饑荒年代保障黨和國家領導人員承受超負荷工作重壓的必要措施，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的理解。
但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後，“療養食堂”並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為蘇共幹部的特殊食品配給和其他方麵的一些待遇。再後來，特殊待遇慢慢蛻變為特權，一種根據級別不同而待遇不同的特權，並向社會的其他階層保密。由此，不但導致黨內“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識，而且逐漸把黨和人民隔離開來。
斯大林時期，蘇共又專門為中央機關幹部設立了一套特權製度，其中包括：給負責幹部發放相當於工資一二倍的“錢袋”（類似於“紅包”）；在克裏姆林宮設立“醫療餐廳”，中央幹部可以在裏麵購買物美價廉的商品，供全家享用；為中央幹部設立特殊的醫療條件；建立療養院，供中央幹部免費休養。上行下效，逐漸地，蘇共幹部開始演化為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
赫魯曉夫當政時，他已經看到斯大林時期一些弊端，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但他把這些弊端歸罪於斯大林一人，也僅僅是取消了“紅包”。盡管如此，他仍受到利益被削弱的蘇共高官的反對，加之他的其他失誤，蘇共內部對他進行了“倒閣運動”。隻反個人，不反製度，最終自己也成為製度的犧牲品，這是赫魯曉夫悲劇的原因，也是未能防止蘇共幹部繼續滑向利益特殊化泥潭的原因。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內部已經形成一個明顯的官僚特權階層。勃列日涅夫與中央部門和地方幹部之間，在保持穩定的口號下和維護各自權力利益的基礎上形成某種“社會契約”關係：勃列日涅夫允許這些幹部擁有更大的權力和利益以取得他們對自己的支持；後者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幹部”的領袖在台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利益。於是，在勃列日涅夫幹部政策穩定改革的保護下，這些幹部成為各部門、各地方的“領主”，他們下麵又有若幹級的“小領主”，他們和他們周圍的人形成一個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觀念、特殊生活方式的、同群眾越來越疏遠的社會集團——權貴階層。
權貴階層的形成是蘇共幹部特權利益膨脹的必然結果，它直接導致了蘇共形象在人民心中一落千丈。權貴階層的形成也使黨內普通黨員邊緣化，蘇共失去了凝聚力和戰鬥力。在1991年的“8·19事件”中，當蘇共的幾名中央委員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想力挽狂瀾時，蘇共上下基本無人響應。
美國學者弗蘭克·奇福德說：“蘇共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權貴階層意識到，如果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成功實現了民主化，就會減少自己的特權與利益；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傳遞給子孫後代。因此，隻有蘇共垮台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不但可以控製財富，而且可以完全占有財富。蘇聯解體後，一些原蘇共政企高官迅速占據了權力和財富，成為俄羅斯政界和經濟領域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蘇共幹部特權利益遞增現象的最終結果，就是蘇共在內部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個中教訓，令人深思。（孟凡亮 摘自《隨筆》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