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於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筆者的中學時代是在古城開封度過的。從民國時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開封都是河南省省會，這裏代表著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學的師資、學風、學生在開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屆共200餘人，1959年高考時除了不願升學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學，而一些尖子生卻落了榜，這真讓人費解。
在當時的氛圍下，人們不敢詢問原因，心中的疑問隻好壓在心底。改革開放後，“左”的錯誤一次次得到糾正，當年的謎團才慢慢解開。原來，我們上高三時，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除了推薦留蘇生和保送生外，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政治審查的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或者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或有海外關係尤其是港澳台關係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當時高校招生時先看政審結論再看考試分數，我的同學中因此失去上大學機會的不在少數。這裏略舉數例。
江雪，1954年從入朝誌願軍退役經考試插班到育才中學初二，始終保持門門功課5分的優異成績。被保送入高中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小說，又是校學生會副主席、團支書，還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團幹部”，1959年高考時，江雪對自己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都是很自信的，報了北大、北師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這樣的信：“……由於招生名額有限，今年你未被錄取……”。後來，江雪才知道自己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而落榜，並獲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績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隻有兩人，江雪分數最高。當時有八所大學都想錄取這位“省文科狀元”，可是均在“不宜錄取”政策麵前望而卻步。
範天成，是老師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時對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盧瑟福的原子結構模型理論，化學中的電離理論，數學中的非歐幾何體係十分著迷。他興趣廣泛、視野開闊，已經在有意識地追尋前代成功學者的科研思路與方法，以期為升入大學後及早轉入創造性研究做好準備，這樣的學生也因家庭出身問題被“不宜錄取”。他找工作時碰到一個急需語文算術代課教師的小學，聽說他語文算術都能教，高高興興地把他領走。
呂延梅，初中時是“全5分”學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雖出身富農，但自恃學習成績優秀，報了北京大學數學係。他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信封右下角印著北京大學四個字，但被藍水鋼筆劃掉，改寫成“開封師範學院”，又被用鋼筆劃掉，最終改定為“開封師範專科學校”。開封師專屬兩年製大專。呂延梅雖被該校錄取，上的卻是一年製的數學短訓班，這種短訓班不算學曆。從北京大學一降再降，落到師專一年製短訓班，呂延梅可謂1959年高考“降格錄取”的典型。
“不宜錄取”遍及全國
當時這樣做的，自然不是開封育才中學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傷害的也不單是高中生，連初中生也因同樣的緣故剝奪了上高中的資格；而且這樣做並非一年。文革初期開封某中學檔案室被撬，學生們發現正要參加高考的66屆應屆畢業生的政審檔案，分類與前所說相同，此事曾引起轟動。這無疑證實了直到1966年“不宜錄取”、“降格錄取”仍在執行，隻是因為“文革”突起導致高考中斷，才悄然止息。經查檔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錄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裏全國遭“不宜錄取”“降格錄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隻有問老天才能知道。
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在《我的祖父孫中山》的後記中記述：“1955年，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我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卻連哭都不敢哭……就寫了一封信給祖母宋慶齡……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過，她在信的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次年我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孫穗芳的回憶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類似的政審條件。隻不過1958年以後政審涉及的內容更多了而已。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荊棘路》中收錄了劇作家吳祖光的幾篇文章，他談到自己因鳴放而被打成“右派”後的悲慘遭遇：“什麽反右、批判、檢查、勞動我們都經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妻子、子女……再說我們3個孩子，都不許升學。長子吳剛去近郊農村‘鍛煉’，次子吳歡初中讀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團’通訊員，每天走70華裏送信的苦役。小女兒吳霜初中畢業後，竟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班主任老師取消了她升學的權利，隻能留在家裏……”吳老在這裏記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兒。我的一位中學老師夫妻二人曾帶過一個業餘班，裏麵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學生，這些學生不能升學更不能進工廠。老師說他們都很刻苦，既愛學習，又能幹活，良好的學風、艱苦的環境讓他們夫妻至今難忘。
集作家、畫家、藝術家於一身的馮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錄取”者。在接受台灣作家施叔青的采訪時，馮說：“我1961年高中畢業，考中央美術學院，我出身不好，複試完了，教師告訴我：‘你願不願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畫係？’我說：‘願意。’最後我沒有被錄取，原因是我出身資本家的家庭，那時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時候。美術學院進不去了，就到‘天津國畫研究會’去畫畫、仿古，沉浸在藝術裏，……”（《文壇反思與前瞻》，新加坡，明創出版社，1989年）
遇羅克也有“不宜錄取”的經曆。遇羅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幾個工人的小廠老板，遇羅克因此成為資本家出身。1957年遇羅克的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參加高考時落榜。之後，他主動報名到北京郊區人民公社當農業工人。1962年遇羅克又參加了高考，北師大準備錄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隊卻堅決不給檔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問題”。結果，他再次名落孫山。
獲得首屆徐遲報告文學獎的作品《胡楊淚》記述的主人公錢宗仁也是一位不宜錄取者。錢1963年在湖南參加高考時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華要錄取他，因家庭出身問題，他所在的公社不給檔案。1964年他第二次參加高考，被哈爾濱工業大學錄取，3個月後，因公社書記多次到學校逼迫，迫使學校將其退學。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參加高考，公社出麵不準他報考。錢宗仁被迫到新疆謀生，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學數學。1984年《胡楊淚》一文發表後，錢宗仁引起各方麵的重視，改行到《人民日報》當記者，正當他準備大幹一場時，卻被診斷出已是肝癌晚期，於1985年10月1日淩晨去世，年僅41歲。
“不宜錄取”最終傷害的是國家利益
“不宜錄取”執行的年代並不是考生過多，而是考生不足、國家急需高等專門人才的年代，從當時河南省教育廳下達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額不足，部分高校於1960年又進行春季招生，還鼓勵在職人員報考或保送大學。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廳頒發了“關於從今年高中二年級學生中動員部分學生報考高等學校的通知”。該通知指出，1960年各類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應屆畢業生僅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條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學的按10％估算，將為1476人，把這部分學生扣除後，還缺少4010人。經省委同意，從今年高中二年級中動員4000多名學生報考高等學校。這個不能升學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條件不合格的預估人數。這些學生大多數是學習成績上等、胸懷報效祖國誌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國看，“不宜錄取”政策的執行也有較寬鬆的。八十年代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聶榮臻語）的蔣築英之所以能成為萬眾矚目的“當代英雄”，和他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開的。他有父親被勞改的家庭問題，竟考入北京大學，實在應感謝他的母校對他網開一麵。開封育才中學前校長，在天津某中學讀高中時也是老師喜歡的高材生，他報誌願時，因有家庭問題，老師曾暗示他不要報機密專業、不要報一流大學，他報了第二批錄取的洛陽農機學院，被順利錄取，他至今感激老師對他的愛護。類似這樣的例子相信在全國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範天成、呂延梅均在日後的工作中做出了優秀成績，其中兩人入了黨。
1998年10月31日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獲獎的美籍華人崔琦1939年生於河南寶豐。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學同窗感慨不已。因為崔琦是我們的同齡人又生於河南，更因為崔琦有三個姐姐在香港的嚴重家庭問題。如果當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學，而是留在河南寶豐，他也很難逃脫“不宜錄取”的命運，豈能與諾獎有緣！相反，那些“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運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軌道，獲得諾獎也不一定是癡人說夢。此類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反差，顯然不是僅憑個人的聰明才智、技術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個崇尚文明、民主、寬鬆、和諧的教育生態環境，國家的繁榮昌盛才有保證。
十分有趣的是，開封作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會，我國的四大發明，有三項出自宋朝，這是因為北宋的高等教育當時在世界居領先地位。我國太學始建於西漢，經過隋唐進一步發展為教育體係完善、學科設置齊全的國子學，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專長的知識分子隊伍，才推動了宋朝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繁榮。使汴梁成為十一世紀時舉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舉世稀有的擁有百萬人口的繁華大都市。撫今追古，這一段“不宜錄取”曆史對我國在二十世紀中期培養科技人才隊伍方麵造成的損失可想而知。
“不宜錄取”政策，明顯烙有那個年代“左”的印記，由於它摧殘人才於未成之際，受害者受的是“內傷”，具有隱蔽性，故而時至今日，“右派”公開“改正”了，國門打開了，曆史上種種冤假錯案平反了，而關於當年“不宜錄取”、“降格錄取”對一大批潛在人才的摧殘，卻塵封於曆史的死角，極少被公開提起。然而這段曆史的教訓卻是不應被忽略的。(袁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