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知識分子，就沒有科學，也就談不上人類社會和曆史的發展，陳獨秀是偉大的。
李 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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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25日，李銳同誌在北京大學知識分子研討會上作過一次講話：“談陳獨秀、馬寅初、王若水”。感謝李銳同誌允許將2002年11月5日的補正稿在五柳村上網.經分編為兩篇，此為第 一篇，標題是我加的。 --陶世龍,2003/01/01
來參加這個會,使我想起同北大有關係的三個人;一是陳獨秀;二是馬寅初;三是王若水,他今年一月五日在美國因癌症去世了.
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發刊詞“敬告青年”的宗旨一共有六條：一、自主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這六條從民主、科學、實事求是，直到我們現在提倡的改革開放、麵向世界、麵向未來，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本性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等，無不包含在內。從陳獨秀早年的活動來講，最重要的還是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學精神，反對自古以來的封建專製主義。這也是當年魯迅談的衝破“鐵屋子”，反對做奴隸、做奴才。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封建專製國家。春秋戰國時期，多頭分治，尚無統一集權的高壓力量。士人（知識分子）處此時機，能自由討論、儒道法墨，百家爭鳴。人生、社會、思想、政治等等，觀點、見解可以各不相同，互相獨立、地位平等。自秦統一天下，統一體製，也統一了思想：儒法合流（陽儒陰法）歸於一家，即霸道、王道合一的人治，由皇帝（聖旨）說了算，從各代帝王直到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脈相傳。全國執政以後，毛澤東也不例外，他尤其迷信戰爭經驗，迷信意識形態；晚年悲劇在書記掛帥，個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認：“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實為斯大林）。
缺乏自由民主，這是我國曆史傳統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沒有自然科學與科學思維的傳統。如實驗科學就必須有形式邏輯、定量分析、還原論等思維方式為前提，關於自然，古代隻有一部《爾雅》。我們的類書（從〈藝文類聚〉到〈古今圖書集成〉）與西方的〈百科全書〉截然不同。我們的類書以皇帝為綱，曆史、綱常、倫理等占絕大篇幅，最後才有一點器物、方術之類，且無植物動物礦物的概括，五穀與瑪瑙、玉器並列，蝗蟲與旱、賊同屬“災異”。西方則自然與人生分開，〈百科全書〉以天文、數理、植物動物、生理等為序，而後法律、政府、國家、倫理等。總之，中西文化整個結構體係不一樣，中國從人生到自然，西方反之。從爾也影響傳統思維方式，我們的眼光總是向上，而不向下，仰聖賢領袖，輕凡夫俗子。改革開放已二十多年，經濟與政治仍未能同步，還是喜歡政治掛帥，人治高於法治，權勢冒充權威，長官意誌代替科學論證，把注意當作宗教。中西意識的差異，還可以舉這這樣這樣一個例子：西方的個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個同義詞。
自古以來，學而優則仕。士人習慣依附權門，揣摩皇帝脾胃做文章，有的變成“奴才學”大師，代優傳人。北宋以後，稱夷為父，變為奴才的奴才，如秦檜（狀元）、賈似道、洪承疇等。當然也不乏人格獨立的學者，如葉水心、顧亭林、王船山等。我國自古無民主傳統，甚至不存在對自由的向往。無視自由妄談民主，實緣木求魚。個人自由乃民主社會的前提。西方經過文藝複興與啟蒙運動，二、三百年的努力實踐，人權、自由、民主這些問題早就不在議事日程了。
恩格斯講過，任何人都要受三種限製：一是時代，二是自己的知識與經驗，三是思維能力。我認為還應當加一項，既個人品德。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做獨立的人，即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這樣才能不墨守成規，有所創造。可以說，沒有知識分子，就沒有科學，也就談不上人類社會和曆史的發展。
回到陳獨秀，他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當年就著意要將屬於西方的好東西，已經經過曆史考驗的自由、民主和科學傳統，引進到中國來。上麵的六條，可以說是他的宣言。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他是第一屆到第五屆的總書記。大革命失敗的錯誤，過去完全歸咎於他；但不論右還是左，主要還是共產國際領導的錯誤，陳的責任是次要的。現在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出有專刊專書，過去的錯誤評價基本得到平反。陳獨秀一生是偉大的、光榮的，晚年還寫文章批評斯大林的專製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專製製度創造了斯大林。他還認為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就等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加普魯士民族性。
五四運動時，人們認為舊知識分子滿腦袋聖賢語錄，哪裏還有自己，就怕“壞了心術”培養十足奴性，成為封建專製統治的恭順奴才，朱自清曾說“舊知識分子---士大夫是靠皇帝（或軍閥）生存。所以新知識分子是比較自由的，他們是‘五四’之後才有的。”可是，曆史發展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延安是革命聖地，當年整風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我們過去是完全肯定的。運動高潮時還發生過“搶救運動”，認為“特務如麻”，許多機關、學校大部分知識分子被打成特務，人們被整得乃至有原罪感，於是竿做“馴服工具”了。這就為後來的毛主席萬歲，讓一個人思想，個人崇拜，“一句頂一萬句”，“四個偉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打下了基礎。
延安時期知識分子被稱為小資產階級；副。年以後，被稱為資產階級了，屬於“異己”的行列。知識是科學的基礎，延安“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對知識和知識分子有過極盡挖苦的詞語，後來就發展到：“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文革時就變成“臭老九”了，學生統統趕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馬克思將“人的自由自覺活動”視為人的最高本質。可是，我們將這個本質異化為馴服工具，人人甘當螺絲釘；同時，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逼所有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劃清界限，宣揚“成分論”，隻能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絕無中間道路。一切帶“人”的觀念--人權、人道、人性、人情等統統蔑視。蘇維埃時期錯誤的“肅反”政策，曾冤死十萬人，延安搶救接受教訓，“一個不殺”，卻未總結教訓。終於發展到十年文革，滿天下“反革命”，整人、死人不當回事，國家主席、三軍元帥都難幸免。“造反有理”，“砸爛一切”，將推動人類曆史社會發展的動力--知識、自由、民主、科學、法治（更不論市場經濟），統統踩在腳下。這到底事怎麽回事呢？
共產黨的創始人以及後來許多領導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可是為了所謂’不斷革命“，知識與知識分子卻異化為異己的對立物。這個問題不徹底弄清楚，我們走過的彎路不徹底弄明白，我們的社會主義是搞不好的；我們必須從理論到實踐澄清這些問題。我這裏隻簡單談一個問題。
知識分子在人類社會中究竟處於什麽地位？過去叫做”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就關係到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問題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他創造的剩餘價值論，都值得重新研究，現已出版和未出版的這方麵的專著不少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體力勞動未基礎的，體力勞動是簡單勞動，似容易說通；但應用到複雜勞動上，就比較困難了；尤其應用到腦力勞動特別是創造性的腦力勞動上，就更說不通了。人的智力、靈感這些屬於知識水平與思維能力的腦力勞動，因人而異，是不可能計量化的。《紅樓夢》隻有曹雪芹才能寫得出來，你怎樣計算其勞動價值？現在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時代，信息已成為寶貴的財富，如何計算其價值？比爾蓋茨的資產曾達一千億美元，怎樣計算他創造的價值？科學技術所創造的價值，同工人、農民體力勞動創造的價值，怎樣對比計算？曆史發展到今天，科學技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力，其載體是知識分子，是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是碩士、博士，還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所有這些人、這些知識分子同工人一樣，都是生產力。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寫到，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如果以人體作比喻，知識分子是人的頭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