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毛澤東
李 銳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辦的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發言稿*
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他生前當然是無比崇高。一曲《東方紅》唱遍全國城鄉。林彪更給他上了“四個偉大”的尊號。“文革”十年中對他的崇拜已如宗教聖主。可是，他辭世剛四年，即經全黨四千高層幹部討論後，通過了黨的第二個《曆史問題決議》。盡管《決議》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但總是以黨的決議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嚴重錯誤這一問題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過“我生平做了兩件大事”的遺言，就是擔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說過，這個《決議》是研究毛晚年錯誤的開始。近二十年來，國內外有關毛澤東研究已獲得豐碩成果。比較地說，因未受到監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數量少而質量高。如美國的施拉姆、史華茲、麥克法誇爾、索爾茲伯裏諸位學者的著作；以及中國的高華、單少傑、王若水（還有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中有關毛的論述）等人近作。境外有將希特勒、斯大林與毛澤東相提並論，稱為 二十世紀三大獨裁者，還有幹脆名為“混世魔王”的。我認為曆史學者應當做的並不是道德的譴責，而是弄清曆史事實的真像，進而從中總結經驗教訓。
關於毛一生功罪，我說過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這當然是很籠統的說法。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毛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據老中宣部長陸定一的說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做後一件事，三分成績，七分錯誤。我可以補充一句中國古人忌諱之言：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即以暴力奪得革命的勝利，仍以暴力（階級鬥爭）執掌政權是決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問題。毛是決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無所謂。內戰時期的肅反，從打ＡＢ團起，自己殺自己人死了十萬。不總結教訓，延安繼續搞搶救運動，總算提出“一個不殺”的方針。不怕打核大戰，說中國死了幾億，還有幾億。“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曆次政治運動傷害了幾千萬人，被迫致死幾百萬人。葉劍英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麽，我們弄清楚了嗎？
毛青年時代就信奉鬥爭哲學，留下名言：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認為所行隻對自己負責。從事革命後，他接受了中國農民革命傳統中的痞子精神（這種精神貫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發動紅衛兵運動）。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師合一”，又當秦始皇又做孔聖人。他的《沁園春》詞道出其中深意：“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1945年到重慶和談時，這首詞風靡大後方，征服了許多人。他的文章、風度、談吐，他的博古通今，無所畏懼，確實獨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風。在戰爭年代，在“三座大山”壓迫之下，他審時度勢，基本做到了實事求是，《新民主主義論》是他的理論高峰。延安整風運動使他成為黨的絕對權威。執掌全國政權之後，“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澤東思想”來征服天下。1950年頒布的“五一節口號”，最後一個“毛主席萬歲”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於是天下歸心，君師合一，惟我獨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問題出來之後，更是無所顧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與天地鬥的“大躍進”，明知出現了錯誤，但皇帝決不能下“罪已詔”，還在會議上正式提出：“要一點個人崇拜。”林彪逢迎投好：大講“四個第一”，隻讀“老三篇”，身上掛像章，手搖小紅書，“一句頂一萬句”，高呼萬歲、萬萬歲。
毛澤東非常相信統一意誌在兩軍廝殺中的作用，沒有服從就沒有軍隊。他不熟悉西方文明發展的曆史。對民主的理解也隻認為是一種手段，“要讓人家說話”，不過是恩賜而已。他需要人人都聽命於己，都做馴服工具；可說並不懂得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扼殺不同意見必導致思想停滯和僵化。他晚年愛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是對左右和掌權者說的，殊不知正好諷刺了自己：過去受“三座大山”壓迫時最聰明，一朝君臨天下便愚蠢了。他覺得知識分子有點知識，有思考的習慣，難免遇事多嘴多舌，影響號令施行。於是延安整風運動得以發展，從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一直折騰到“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說道：“書讀得愈多愈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青年學生統統趕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風行。終於使得人不成其為人，曆史倒退下去，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還記得毛當年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卻明白宣稱僅僅限於理工大學。其意即在堅船利炮的器物層麵得抓緊，研究“兩彈一星”的技術人員還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養人文知識的文科大學了。
由此可見，不實行民主法治，權力不受製約，文采武功不亞於曆代雄主明君的毛澤東，讓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種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這相同意義的詞語：個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說過，毛澤東的陰影還籠罩著我們。這就是說，我們過去的彎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體製的原因。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問題之後，毛說過，如果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違憲，政治家都必須遵從選民的意誌，也沒有不受製約的權力，當然不可能發生斯大林式的獨裁暴政。毛對此是有所認識的。可是他擺脫不了“馬克思加秦始皇”這雙重權威，尤認為“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也就是擺脫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見。他最後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達到他的理想（實為幻想），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個專權執政者都做不到的，隻有自詡為“馬”加“秦”的，即接受並發展了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且繼承了中國自古專製傳統的毛澤東才能做到。因此，毛澤東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一生，關係曆史太大，值得我們弄清全部事實，仔細加以研究。
鄧小平曾是毛澤東的愛將。他比毛高明，堅決走市場經濟的道路；當他作純理性的思考時，也能認識到沒有政治體製的同步改革，經濟的改革開放也是難以成功的。可是在實際運作之中，仍離不開獨掌權力的慣性，他沒能實踐自己的這一認識，反而發生1989年的風波。這裏我們看到毛澤東的陰影還是何等的頑強。人類曆史發展的遺憾太多了。曆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將曆史及其有關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一一清理出來，公之於世。從而使後代人徹底清醒過來，接受教訓，以史為鑒，更理性地前進。我們要學習司馬遷的春秋史筆，決不要再遮遮掩掩過日子。
*這個學術討論會於2003年12月中旬在美國波士頓舉行,主題是重新評價毛澤東在人類發展史中的作用。李銳先生受到邀請但沒有前去參加，寫了這個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