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最近我看到一些信，有關44年前的事情。一些1966年的紅衛兵中學生，向那時被他們“鬥爭”的老師道歉。在我這個研究曆史的人看來，這應該寫出來告訴大家。
故事的一方是程璧老師。她今年86歲，“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外國語學校的負責人。和許多教育工作者一樣，程璧老師先被撤銷了職務，後來被關押在校中。她遭到侮辱和毒打，頭發被剃去半邊，成了所謂“陰陽頭”。
我做過調查。1966年8月，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在學校禮堂裏，用木槍、皮帶和自來水管把幼兒園女工劉桂蘭活活打死。“牛鬼蛇神”（那時對被迫害的人的總稱呼）被強迫抬屍體。程璧老師和教導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劉桂蘭的一隻腳。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個夜晚有五撥紅衛兵來打過她。姚淑禧在女廁所裏，把繩子掛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殺”了。
故事的另一方，是1966年時北京外國語學校的8名紅衛兵學生。44年前他們十幾歲，現在都是六十歲左右的人了。他們向程璧老師道歉，也在通信中懺悔了當年參與暴力迫害的行為。
1966 年8月，從北京到全國，發生了大規模的紅衛兵暴力。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受難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蠻，史無前例。1979年前後，暴力迫害的受難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錢的“補償”。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當年那些紅衛兵現在在想什麽呢？他們認錯了嗎？他們是否願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們能懺悔嗎？很多人還一直心存疑問。
我沒做過普查，無從得知這8名道歉者，在紅衛兵總人口中有多大比例的代表性。然而我知道，這肯定是應該讚揚的好舉動。
第一封道歉信是申小珂寫的：
程老師：
您好！
我是1966年高二（二）班學阿拉伯語的學生，我叫申小珂。我現在住在湖北省十堰市。我已經退休。
在學校時我和您直接接觸隻有兩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們班的幾個男同學把您叫到我們宿舍，問您為什麽不執行毛主席關於“文革”的指示。還有一回是 “複課鬧革命”時期，我和您在我們教室（南邊是梨園）有一次談話。談話內容，現在我都忘了。可能還是我用“極左”思想教訓了您一頓。
現在回想起來，隻有羞愧。但是我沒有打過您，沒有折磨過您。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領導關在男生宿舍一樓時，管你們的“典獄長”，就是我。
前些日子，一個在寧夏的同學給我來電話，說起當年在打姚淑禧教導主任的時候，他在旁邊踹了她一腳。這個同學在電話裏嚎啕大哭，十分後悔。
想起這些往事，我就對“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憤怒，我們這些所謂紅衛兵小將是被利用被愚弄了。今天我給您寫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們學校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校友，請您寬恕我們。
1966年咱們學校正處在鼎盛時期，蓬勃向上、秩序井然的美好校園被“文革”打亂了。我們的好校長莫平、教導主任姚淑禧就慘死在那場浩劫之中。記得還有一個女工叫劉桂蘭的，因為出身不好，也被活活打死了。
在這場浩劫中，咱們學校的很多同學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裏受到巨大衝擊，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為熱愛毛主席，和家庭劃清界限，悔恨、羞愧終生揮之不去，受傷的心靈至今不能平複。
程書記，您今年86歲，我媽媽83歲。我像希望我媽媽長壽一樣希望您長壽。您對我有教導之恩，我媽媽對我有養育之恩。對您們在“文革”中受的苦難，我是耿耿於懷的，所以不揣冒昧，給您寫這信。如果有說得不對的地方，請您指出來。我永遠是您的學生。
真誠地祝願您健康、快樂！
申小珂
還有一封信來自胡濱：
程老師：
申小珂同學的道歉信也引起我對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些回憶，不知為什麽，這些話直到“文革”後1982年我們又一次聚首相見在北京西便門小區的住宅樓時也沒有再和您談起過。對於這28年的遲鈍和延誤，我深感內疚。我記得在您喪失自由，被關牛棚的日子裏，我們曾經有過一次談話。我雖然沒有對您動粗，但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裏，我對您說過的錯話，一定深深傷害了您。您還記得嗎？我曾當著您的麵指責過您執行了錯誤路線，成了此次運動的絆腳石和革命對象，並且勒令您寫出認罪書。如果小珂說他那時是您的典獄長，那麽我作為外語學校“文革”小組組長，負責領導學校運動，可以說是所有同學過火行為的直接罪魁禍首了。除了我們之間那次僅有的談話，我曾經和幾個高三同學在運動初期最早貼出了點名批判您和莫平校長的大字報；我也在革委會裏帶頭同意接受群眾要求，對您實行隔離審查，讓您失去了自由。
在今天這個大雨紛飛的北國六月裏，您當年那纖弱的身體和倍受屈辱的陰陽頭仍舊是那麽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記憶中，讓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難奈。在這裏我首先要誠懇響應並附和申小珂同學致您的道歉信，小柯的道歉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道出了我們大家共同的心聲：我們願做您永遠的學生，永遠不忘您在逆境時的告誡和教誨。另外，我也再次把這些當年和您做鄰居時都沒有向您啟齒的心裏話說給您聽，對“文革”初期同學們對所有老師以及包括您本人在內的所有校領導所說的任何斥責和錯話，做的任何武鬥、體罰和過火行為表示深深的內疚和歉意，鄭重地說一聲對不起。對於那些在浩劫中已經離我們而去的師長、同學，我們也會永遠記住他們，永遠給予我們的思念，為他們燒香祈福！
高三三班 胡 濱
其他人的通信，因為篇幅限製不一一引用。上引兩信都寫得清楚明白，無需注釋。但我還是想要指出這些信在道德上的意義。道歉還是不道歉，對這兩個寫信人來說完全是自由的選擇。外界沒有給他們壓力要他們道歉，而且由於很多紅衛兵至今不道歉，反而會給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壓力。他們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遠離當年受到迫害的老師，連人們常說的“人情債”都可以不必擔心。他們寫信，也全無獲得名利好處的可能性存在，因為他們已經退休。申小珂和胡濱兩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況下，自覺自願地寫了這些信的。隻有在自由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我們才能用純道德標準來衡量以及讚揚。他們在自由的情況下作了道歉和懺悔的選擇，正因如此，這是很道德的行為。
我還想指出的是，他們對道歉有很理性的認識。從他們和老師同學交流中可以看出，他們的道歉不是僅僅出於一時感情衝動，也不對別人煽情。申小珂另一封信中講到他為什麽寫了道歉信。他說：“隻有犯錯不大的人，才好寫這信——壓力輕些。”（指他當過“典獄長”，但沒有動手打過人）“這種信隻有我這樣人寫最合適。”（解釋了為什麽他首先出麵道歉）他說明為什麽他比動手打了人的紅衛兵容易懺悔，同時也不因為後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隻有這樣做了，我們才有真的自由了，我們才真的輕鬆了，我們才和程璧、莫平、雷力（也是該校負責人之一，1968年被迫害致死）、姚淑禧、劉桂蘭——有了真切的關係。”道歉還是不道歉，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怎麽設定道歉的內涵意義，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他對道歉有很深的理解。
程璧老師給他們回信說：
小珂、胡濱同學：
前幾天，蘇平平、曹雪寒、初玉玲、鬱小培、舒杭麗、黃禾同學來看我，帶來申小珂和胡濱的信。你們不會想到，看到你們的信，我是多麽的感激，多麽的感動。你們給我的印象都是好學生。
我曾在高二（二）班呆過一個多星期，不知是在什麽形勢下把我放在了這個班。我與杜寶瑩同學同桌。他對我很好。申小珂、宋威威是班幹部，很能幹。當時我還沒有 “解放”，還是小心翼翼，不敢和同學說話，但卻在這個班的同學中感到平安。你們提到那時你們問過我什麽話，我說過什麽，我早已記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一場災難。那時的各級領導幹部都被定為走資派。但是誰知道“文革”是怎麽回事，大家都蒙在鼓裏。
你們的信，有些同學看後，有的說：“你們帶了個好頭。”有些同學為“文革”時的懵懂行為自責。還是小四班、小五班、初中的同學，那時他們年齡那麽小，懂得什麽呢？有些同學在“文革”中說了錯話，做了錯事，那是當時形勢所致，我很理解。我認為，你們也是受害者。那時不懂事的孩子跟著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壓力，怕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小珂、胡濱的信，已代表了同學們的心聲。同學們對我的讚譽，我真有些擔當不起。
看到同學們上學時的照片，一張張可愛的笑臉，我真喜歡。有很多同學向我問好，向我祝福，串串美好的話語，我非常感動、欣慰和幸福。謝謝你們，謝謝同學們。
程璧
2010年6月14日
程璧老師已經高齡，依然耳聰目明，神思靈敏。我們見麵的時候，她給我看她寫的追念莫平校長的文章。莫平在1966年也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的第二迫害高峰中，莫平“自殺”了。這個學校三個校級負責人，“文革”中有兩個被迫害致死。程璧老師的文章寫得清晰動人。我還注意到她的鋼筆字跡也端正秀麗，和文字風格顯示出一致的認真態度。
程璧老師還介紹我訪問了她的同事和朋友林瑾。林瑾老師在“文革”開始時是北京第十一中學的負責人。我到達林老師家的時候，她已經寫好了一份名單，字跡端正，排列整齊，寫著1966年這所中學8名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以及他們是怎麽死的。我告訴林老師，我讀韋君宜的《思痛錄》，最感動我的一章，是作為出版社社長，她把出版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8個人都一一寫了出來。而您也正是這樣做的。44年了，您沒有忘記他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
程璧老師和林瑾老師，我都是剛剛認識。她們對我親切和藹，我們的采訪談話進行順利。為什麽呢？首先，一定是對受難者的同情和記憶，給我們建立了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礎。其次，我能感受到的她們在持守道德原則方麵的自我要求。這兩點，也是外國語學校8名紅衛兵學生道歉的思想來源。正如程璧老師信中所說，他們“帶了個好頭”。我寫文介紹這些素不相識的道歉者，也祝願這些道德綠洲常青。
故事的一方是程璧老師。她今年86歲，“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外國語學校的負責人。和許多教育工作者一樣，程璧老師先被撤銷了職務，後來被關押在校中。她遭到侮辱和毒打，頭發被剃去半邊，成了所謂“陰陽頭”。
我做過調查。1966年8月，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在學校禮堂裏，用木槍、皮帶和自來水管把幼兒園女工劉桂蘭活活打死。“牛鬼蛇神”（那時對被迫害的人的總稱呼）被強迫抬屍體。程璧老師和教導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劉桂蘭的一隻腳。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個夜晚有五撥紅衛兵來打過她。姚淑禧在女廁所裏，把繩子掛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殺”了。
故事的另一方，是1966年時北京外國語學校的8名紅衛兵學生。44年前他們十幾歲，現在都是六十歲左右的人了。他們向程璧老師道歉，也在通信中懺悔了當年參與暴力迫害的行為。
1966 年8月，從北京到全國，發生了大規模的紅衛兵暴力。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受難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蠻，史無前例。1979年前後，暴力迫害的受難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錢的“補償”。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當年那些紅衛兵現在在想什麽呢？他們認錯了嗎？他們是否願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們能懺悔嗎？很多人還一直心存疑問。
我沒做過普查，無從得知這8名道歉者，在紅衛兵總人口中有多大比例的代表性。然而我知道，這肯定是應該讚揚的好舉動。
第一封道歉信是申小珂寫的：
程老師：
您好！
我是1966年高二（二）班學阿拉伯語的學生，我叫申小珂。我現在住在湖北省十堰市。我已經退休。
在學校時我和您直接接觸隻有兩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們班的幾個男同學把您叫到我們宿舍，問您為什麽不執行毛主席關於“文革”的指示。還有一回是 “複課鬧革命”時期，我和您在我們教室（南邊是梨園）有一次談話。談話內容，現在我都忘了。可能還是我用“極左”思想教訓了您一頓。
現在回想起來，隻有羞愧。但是我沒有打過您，沒有折磨過您。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領導關在男生宿舍一樓時，管你們的“典獄長”，就是我。
前些日子，一個在寧夏的同學給我來電話，說起當年在打姚淑禧教導主任的時候，他在旁邊踹了她一腳。這個同學在電話裏嚎啕大哭，十分後悔。
想起這些往事，我就對“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憤怒，我們這些所謂紅衛兵小將是被利用被愚弄了。今天我給您寫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們學校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校友，請您寬恕我們。
1966年咱們學校正處在鼎盛時期，蓬勃向上、秩序井然的美好校園被“文革”打亂了。我們的好校長莫平、教導主任姚淑禧就慘死在那場浩劫之中。記得還有一個女工叫劉桂蘭的，因為出身不好，也被活活打死了。
在這場浩劫中，咱們學校的很多同學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裏受到巨大衝擊，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為熱愛毛主席，和家庭劃清界限，悔恨、羞愧終生揮之不去，受傷的心靈至今不能平複。
程書記，您今年86歲，我媽媽83歲。我像希望我媽媽長壽一樣希望您長壽。您對我有教導之恩，我媽媽對我有養育之恩。對您們在“文革”中受的苦難，我是耿耿於懷的，所以不揣冒昧，給您寫這信。如果有說得不對的地方，請您指出來。我永遠是您的學生。
真誠地祝願您健康、快樂！
申小珂
還有一封信來自胡濱：
程老師：
申小珂同學的道歉信也引起我對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些回憶，不知為什麽，這些話直到“文革”後1982年我們又一次聚首相見在北京西便門小區的住宅樓時也沒有再和您談起過。對於這28年的遲鈍和延誤，我深感內疚。我記得在您喪失自由，被關牛棚的日子裏，我們曾經有過一次談話。我雖然沒有對您動粗，但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裏，我對您說過的錯話，一定深深傷害了您。您還記得嗎？我曾當著您的麵指責過您執行了錯誤路線，成了此次運動的絆腳石和革命對象，並且勒令您寫出認罪書。如果小珂說他那時是您的典獄長，那麽我作為外語學校“文革”小組組長，負責領導學校運動，可以說是所有同學過火行為的直接罪魁禍首了。除了我們之間那次僅有的談話，我曾經和幾個高三同學在運動初期最早貼出了點名批判您和莫平校長的大字報；我也在革委會裏帶頭同意接受群眾要求，對您實行隔離審查，讓您失去了自由。
在今天這個大雨紛飛的北國六月裏，您當年那纖弱的身體和倍受屈辱的陰陽頭仍舊是那麽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記憶中，讓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難奈。在這裏我首先要誠懇響應並附和申小珂同學致您的道歉信，小柯的道歉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道出了我們大家共同的心聲：我們願做您永遠的學生，永遠不忘您在逆境時的告誡和教誨。另外，我也再次把這些當年和您做鄰居時都沒有向您啟齒的心裏話說給您聽，對“文革”初期同學們對所有老師以及包括您本人在內的所有校領導所說的任何斥責和錯話，做的任何武鬥、體罰和過火行為表示深深的內疚和歉意，鄭重地說一聲對不起。對於那些在浩劫中已經離我們而去的師長、同學，我們也會永遠記住他們，永遠給予我們的思念，為他們燒香祈福！
高三三班 胡 濱
其他人的通信，因為篇幅限製不一一引用。上引兩信都寫得清楚明白，無需注釋。但我還是想要指出這些信在道德上的意義。道歉還是不道歉，對這兩個寫信人來說完全是自由的選擇。外界沒有給他們壓力要他們道歉，而且由於很多紅衛兵至今不道歉，反而會給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壓力。他們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遠離當年受到迫害的老師，連人們常說的“人情債”都可以不必擔心。他們寫信，也全無獲得名利好處的可能性存在，因為他們已經退休。申小珂和胡濱兩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況下，自覺自願地寫了這些信的。隻有在自由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我們才能用純道德標準來衡量以及讚揚。他們在自由的情況下作了道歉和懺悔的選擇，正因如此，這是很道德的行為。
我還想指出的是，他們對道歉有很理性的認識。從他們和老師同學交流中可以看出，他們的道歉不是僅僅出於一時感情衝動，也不對別人煽情。申小珂另一封信中講到他為什麽寫了道歉信。他說：“隻有犯錯不大的人，才好寫這信——壓力輕些。”（指他當過“典獄長”，但沒有動手打過人）“這種信隻有我這樣人寫最合適。”（解釋了為什麽他首先出麵道歉）他說明為什麽他比動手打了人的紅衛兵容易懺悔，同時也不因為後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隻有這樣做了，我們才有真的自由了，我們才真的輕鬆了，我們才和程璧、莫平、雷力（也是該校負責人之一，1968年被迫害致死）、姚淑禧、劉桂蘭——有了真切的關係。”道歉還是不道歉，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怎麽設定道歉的內涵意義，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他對道歉有很深的理解。
程璧老師給他們回信說：
小珂、胡濱同學：
前幾天，蘇平平、曹雪寒、初玉玲、鬱小培、舒杭麗、黃禾同學來看我，帶來申小珂和胡濱的信。你們不會想到，看到你們的信，我是多麽的感激，多麽的感動。你們給我的印象都是好學生。
我曾在高二（二）班呆過一個多星期，不知是在什麽形勢下把我放在了這個班。我與杜寶瑩同學同桌。他對我很好。申小珂、宋威威是班幹部，很能幹。當時我還沒有 “解放”，還是小心翼翼，不敢和同學說話，但卻在這個班的同學中感到平安。你們提到那時你們問過我什麽話，我說過什麽，我早已記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一場災難。那時的各級領導幹部都被定為走資派。但是誰知道“文革”是怎麽回事，大家都蒙在鼓裏。
你們的信，有些同學看後，有的說：“你們帶了個好頭。”有些同學為“文革”時的懵懂行為自責。還是小四班、小五班、初中的同學，那時他們年齡那麽小，懂得什麽呢？有些同學在“文革”中說了錯話，做了錯事，那是當時形勢所致，我很理解。我認為，你們也是受害者。那時不懂事的孩子跟著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壓力，怕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小珂、胡濱的信，已代表了同學們的心聲。同學們對我的讚譽，我真有些擔當不起。
看到同學們上學時的照片，一張張可愛的笑臉，我真喜歡。有很多同學向我問好，向我祝福，串串美好的話語，我非常感動、欣慰和幸福。謝謝你們，謝謝同學們。
程璧
2010年6月14日
程璧老師已經高齡，依然耳聰目明，神思靈敏。我們見麵的時候，她給我看她寫的追念莫平校長的文章。莫平在1966年也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的第二迫害高峰中，莫平“自殺”了。這個學校三個校級負責人，“文革”中有兩個被迫害致死。程璧老師的文章寫得清晰動人。我還注意到她的鋼筆字跡也端正秀麗，和文字風格顯示出一致的認真態度。
程璧老師還介紹我訪問了她的同事和朋友林瑾。林瑾老師在“文革”開始時是北京第十一中學的負責人。我到達林老師家的時候，她已經寫好了一份名單，字跡端正，排列整齊，寫著1966年這所中學8名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以及他們是怎麽死的。我告訴林老師，我讀韋君宜的《思痛錄》，最感動我的一章，是作為出版社社長，她把出版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8個人都一一寫了出來。而您也正是這樣做的。44年了，您沒有忘記他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
程璧老師和林瑾老師，我都是剛剛認識。她們對我親切和藹，我們的采訪談話進行順利。為什麽呢？首先，一定是對受難者的同情和記憶，給我們建立了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礎。其次，我能感受到的她們在持守道德原則方麵的自我要求。這兩點，也是外國語學校8名紅衛兵學生道歉的思想來源。正如程璧老師信中所說，他們“帶了個好頭”。我寫文介紹這些素不相識的道歉者，也祝願這些道德綠洲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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