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著，有好幾百人。他們哭，我也哭。我來晚了呀
有時時間就像砂紙，會把記憶中最為光彩的部分也打磨得暗淡模糊。
北京三裏河白沙溝小區10號樓，《望東方周刊》記者與92歲的趙凡相對而坐，一點一點回憶30年前的線索。有時候實在想不起來了，又沒有材料可以參考，老人就仰身靠在沙發上，歎息道：“現在沒人研究這些了。”
1978年12月，時任農林部副部長、農墾總局局長的趙凡，受中央派遣到雲南調查國營農場的知青問題，當時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趙凡原名趙有成，1937年參加彭雪楓領導的八路軍“學兵隊”，1945年8月到當時的北平做地下工作。1949年6月起，他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副市長、市委常委、市委書記處書記。“文革”期間，趙凡被關押了整整10年，至1978年3月恢複工作。
1978年的雲南則是一片躁動，要求返城的知青們阻攔火車、到昆明請願。就在趙凡與雲南省負責人趕到昆明的第三天，一個知青請願團也到達了北京。
趙凡帶領的國務院調查組於1978年12月25日到達昆明，1979年1月28日回京。在此期間，他們以國務院知青辦的名義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處理一些地方知識青年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就解決知青問題提出了六條意見。
除提高農場工資等內容外，報告建議：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商調辦理回城；城鎮職工退休後，可以由其在農場當知青的子女回城頂替；城市招工時，允許到農場商調本市下鄉知青；上海郊區到農場的青年，可以允許回原籍社隊。
國務院很快就批準了這個報告，知青返城之門從此正式開啟。
2003年，趙凡受四川知青邀請到成都做客。知青們後來寄給他一本厚厚的畫冊，貼滿他們在成都相處的照片。空白處寫著敬語，第一條就是“建設兵團知青之父”。
我們的立場和你們是一樣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肇始於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寫道：“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從那時起到70年代末，全國國營農場先後接收了290萬知青。不過隨著政策的鬆動，到1978年底時已經走掉了130萬人。剩下的160萬人，心中的煩躁與渴望讓他們像一股方向不明的滾燙岩漿。
1978年10月中，雲南景洪農場教師、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給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寫了一封公開信，希望能在中央的幫助下返城。
知青們在這個時候提出這個要求並非偶然。10月31日第二次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即將開幕，知青們都希望會議能夠徹底解決返城問題。
這次會議卻遲遲沒有閉幕。到11月時，又發生了一個偶然事件：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一名上海女知青在農場衛生所難產，大出血死亡，結果引發數千人抬屍遊行，即所謂“橄欖壩事件”。不過知青們仍寄希望於北京正在召開的會議，很快又恢複了平靜。
12月10日，持續43天的會議終於閉幕了，會議決定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針政策，而且今後邊疆農場（兵團）知識青年一律按照國營企業職工對待。這就是著名的《知青工作四十條》。
上百萬翹首以待的農場知青失望了。12月16日，雲南農場的第一批上訪代表步行出發。12月18日，丁惠民帶領第二批上訪代表徒步北上。12月24日晚，第一批上訪代表在昆明火車站登車未果，開始臥軌。
剛剛參加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趙凡和雲南省委書記安平生接到國務院值班室通知，立刻去雲南處理此事。趙凡趕到機場時，安平生乘坐的專機已經發動。
李先念說知青這個事情是四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鄧小平也說要解決知青問題。政治局、國務院開了幾次會，但是不好解決。去雲南，是中央對我的信任，臨危受命。我是農墾局長，國營農場知青鬧事，我責無旁貸。
我到昆明以後，連夜到農墾局了解情況，然後和各層級的同誌開會。省裏有的同誌說知青造反，要公安解決，我說中央沒有這個精神。後來成立解決知青問題的領導小組，5個人：我，雲南省長，兩個省委副書記，國務院知青辦的副主任許法。第四天開始和知青代表開會。上午有四個知青發言，說省裏的調查結果是不對的。我說，要把事實調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內部矛盾。現在國務院發了三條指示，又派了調查組，不隻要解決你們在車站臥軌的問題，還要解決雲南的知青問題。我也是知青家長，一定會關心你們的問題。下午來了兩個知青代表。我說，你們要體諒大局，我們的立場和你們是一樣的。
調查組有農林部、農墾總局的同誌，還有四川、上海、北京的同誌，他們那裏的知青最多。晚上我們和省市同誌開會，報告說又有六個知青代表不見了，就是去北京了。調查組裏四川的同誌說，隻要和雲南商量好，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這是最早一個讓知青回去的省。
雲南的同誌說，主要是上海的問題，還說上海來了一萬多農民，不明白為什麽跑到雲南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說，如果真是農民就必須回去。談完了，知青代表情緒都很好。到雲南的前五天，就是做這些工作，要和知青代表談，穩定他們。
中央講的是大道理 中央發給雲南省革委會並轉各國營農場的三條指示也是在12月25日發出的，第一條要求堅持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形成的文件；第二派出調查組前往雲南，就地聽取國營農場青年職工的意見；第三是知青必須停止阻攔火車、妨礙鐵路運輸的行為。
在和知青代表交涉後，調查組分成兩路到事態嚴重的西雙版納、德宏進行詳細調查。
西雙版納農墾分局最多時有3萬人罷工。西雙版納的書記匯報說，鬧事的分成四種人：自覺自願參加罷工的骨幹，有64人；隨大流的，這樣的人多一些；上工受圍參加罷工的；不參加罷工但是請病假、事假在家不出來的。去猛臘的公路也被挖斷了，好幾十輛軍車被堵在那兒。那時候邊境緊張，鐵路斷了，公路斷了，事態很嚴重。
我們又分了八個工作組去八個農場。我向這些農場的書記、場長說，知青停工期間工資也要發，中央講的是大道理。也有痛快的辦法，動用軍隊，但那是“四人幫”的做法。
我做工作以來，從來沒遇到這樣的事，狗咬刺蝟，沒法下手。但是要學諸葛亮不能學張飛，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我跟他們說，有冤假錯案由落實政策小組解決，這個小組可以有知青參加。
我去農場，知青住的房子都要倒了。每天吃三兩白水蘿卜，一年六兩肉，不到三兩油。東風農場說一個女知青偷東西，押著遊街。知青到了農場，管理不好，又有人違法亂紀，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矛盾很深，這不是壞人可以煽動起來的。結果1月8日，告訴我們猛定農場絕食了，知青一天就發了200多封電報，讓我們去。我們從晚上8點出發，跑了一夜一天，終於到了猛定。
1月10日上午，我們和知青代表談話，他們說，您見見大夥吧，我說那就見見吧，把中央的政策說清楚。
那是下午4點，好像在農場招待所前邊。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著，有好幾百人。他們哭，我也哭。我來晚了呀！我打了幾十年仗，解放都這麽長時間了，怎麽還有這樣的情況！
我跟知青們說，我也有孩子插隊，我也是知青家長，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們的情況。我說這個話是從內心裏說的。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兩次被國民黨抓住。我就是為了讓孩子們過上好日子！我跟孩子們說，你們先回去，這裏晚上冷凍出病來，把身體搞壞了，將來回城也沒法工作了。你們要給我們解決問題的時間。
現在要大治了
就在國務院調查組到雲南的時候，知青代表也於12月27日到達北京。國家農墾總局給他們安排了醫療、食宿，每人還發了嶄新的軍大衣。知青代表提出希望見到鄧小平或者其他國家領導人，1979年1月10日，他們見到了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和民政部長鄧子華。
王震說，搞了這麽10年，你們本來應當好好上學的，也給耽誤了。你們也是受害者。現在要大治了，我們再也不能允許那種動蕩不定的無政府狀況出現了。
1979年1月23日，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原則同意國務院知青辦1月18日報送的《關於處理一些地方知青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提出的六條意見。
從猛定農場回到西雙版納，我們和所有調查組負責人、農場負責人開會。我講，對於知青問題，過去我是希望保持穩定的，但這次來調查，我的看法改變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一次要好來好去，不要再搞個亂七八糟。
調查組開會，就是上海、北京、四川這些個知青多的地方的同誌在一起商量，怎麽解決問題。知青的要求很簡單，讓他們返城就能解決問題。但是，上海的同誌覺得有困難。那時剛撥亂反正，上海剛喘了一口氣，這麽多人一下子回去，他們有壓力。
回到昆明，我和安平生同誌談話。他說雲南省委有辦法解決知青問題，就是需要下個決心。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雲南省委也同意。我們就給中央打了這個電報：在自願的情況下，願意留在農場的歡迎。我們當然希望多留知青，好好搞建設。不願意留下來的都走。這個就是我們調查組的意見。爭取分四批兩年走完。我們和上海、北京的同誌談，開始他們有擔心，但是事情就在這裏，必須讓知青回去。談了幾次，後來他們也同意這個意見。
雲南省委後來又開了兩次常委會，開始談怎麽安排知青離開農場。需要有時間安排，需要有手續，分批走。
在昆明給國營農場黨委書記開會。我說這個會本來是應該集中學習三中全會文件，實現工作中心轉移，迎接新的經濟大發展。但是出現了更迫切的問題。知青鬧事是人民內部矛盾，隻要采取正確辦法，是可以解決的。我們要把三中全會的精神吃透，振奮起來。我這次來，還帶了規劃組、機械化組，我們還是要辦好國營農場。
大家都知道該讓知青回來
1979年2月到5月，雲南農場知青返城率達到90%以上。到了1980年，雲南農場的知青隻剩下3000多人。返城潮隨後遍及全國。
1980年，中央書記處決定，從這一年暑假起，應屆畢業生不再上山下鄉，上山下鄉運動就此終結。
後來在國家農墾總局的碰頭會上，我總結說，知青不僅是雲南的問題，新疆、黑龍江、上海、北京都存在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工作中心轉移都有困難。
不讓知青上山下鄉，難在哪呢？它是毛主席定的。但是把那麽多知青派去了雲南，吃不飽。後來動蕩了，政策就更亂了。政治形勢好了以後，人們都希望改變這個做法，當然也有人反對。所以知青工作會議吵得很厲害，最後還是沒讓知青回來。但是1978年撥亂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該讓知青回來。所以我去雲南解決知青問題，不是我個人的功勞。我是執行黨中央的決策，這個功勞是黨中央的。■
作為老知青的一員，感謝您的轉貼，正是知青大返潮，才有很多人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