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最早對毛澤東予以關注是在１９２７年。這年３月，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開始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上刊登。５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上轉載了這篇文章。６月，英文版的《共產國際》也轉載了該文，並在扉頁上說明：“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作報告說明中國農民運動時，引用了毛澤東文章的說法，他認為毛澤東的“報告寫得極為出色”。
大革命失敗以後，毛澤東開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與共產國際所強調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完全不同。共產國際雖然不讚成毛澤東所走的道路，但對毛澤東及其紅軍的情況還是十分關注的。１９２８年１月，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米特凱維奇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說：“在湖南，毛澤東的軍隊正在擴充。”１９２９年１月，當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得知湘贛兩省國民黨軍“會剿”井岡山時，於當月２９日召開會議，討論了援助朱（德）毛（澤東）紅軍的問題，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派一名有威望的專員同誌到朱毛地區去；請革命軍事委員會弄清向朱毛提供實際援助的可能性。隨著朱毛紅軍的壯大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莫斯科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軍遊擊戰爭也越來越重視。這年７月２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稱讚朱毛領導的紅色遊擊隊運動以其史詩般的英雄行動十分引人注目，並讚揚毛澤東是中國遊擊運動中極為出色的領導人。１９３１年３月，共產國際開始重視蘇區和紅軍的發展。５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必須推廣毛澤東在紅軍遊擊戰爭方麵的良好經驗。
然而到了１９３１年初，在米夫的扶助下，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毛澤東受到打擊和排擠。共產國際雖然對毛澤東在蘇區實行的某些政策也非常不滿。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失去了紅軍中的領導權，隻以中華蘇維埃主席的閑職在蘇區無所事事，直至長征。
長征中的遵義會議是毛澤東命運的轉折點，而這個轉折點的出現，也跟共產國際有關。李德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表述：“1934-1935年，黨的領導完全同外界隔絕，此事造成的後果尤其嚴重。他們從國際共產主義工人運動那裏，具體地說就是從共產國際方麵，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幫助。所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農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義的情緒，就能夠不顧馬列主義幹部的反對而暢行無阻，甚至這些幹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暫時地為這種情緒所左右。”從李德回憶透露的細節可以肯定,當年中央決定長征和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並不知情。這是怎麽回事呢？
原來，遵義會議的召開以及會議上做出的一切決定，共產國際並不知情。中央紅軍在離開中央蘇區之前的兩個月，就已經中斷了與共產國際的所有聯係。自從中共臨時中央1933年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後，共產國際與臨時中央的一切聯係，都是通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電台進行的。從1933年初開始，盧福坦、康生、李竹聲、盛忠亮先後擔任過中央上海局書記。嚴酷的白區鬥爭，使上海局屢遭破壞。四任書記中，除康生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外（團長是王明），其餘三位先後被捕、叛變。上海局最後一任書記盛忠亮1934年8月被捕後，由於上海局未能及時通知中共秘密電台台長武子明，致使武子明落入敵手。從此，以上海局電台為中介的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無線電聯係徹底中斷。
這一偶然事件，對於受共產國際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意義深遠。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曾經提到：“中央委員會上海局連同電台都被國民黨秘密警察查獲了。這樣，我們同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聯係完全中斷了。由此而來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絕，對以後事態的發展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李德講的影響是針對自己這些“左”傾機會主義者而言，但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又是幸運的。試想，如果共產國際仍在用無線電台對中國共產黨進行“遙控”，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是處於“同外界的完全隔絕”的狀態中，會有遵義會議嗎？抑或有，將是個什麽結果？一切都難預料。因為在莫斯科對共產國際施加影響的主要是王明和康生。但曆史是不允許如果的，曆史選擇了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斷聯係為毛澤東的崛起創造了客觀條件。
當然，遵義會議結果後來能夠取得共產國際的認可，與毛澤東靈活的鬥爭策略不無關係。因為他能夠巧妙地繞過對王明所推行的政治路線的批判，在決議中肯定了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堅持中共最高領導人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洛甫擔任，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常委，這就減少了共產國際承認遵義會議的阻力。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這年８月，陳雲和潘漢年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了有關遵義會議的情況，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精神。在同月結束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況下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共產國際、蘇聯由於對蔣介石國民黨寄予過高的希望，要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而毛澤東卻始終堅持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為此，共產國際特派王明回國說服中共中央改變政策。為了爭取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糾正王明在統一戰線政策上的右傾錯誤，中共中央於１９３８年３月派出任弼時赴莫斯科匯報工作。共產國際領導人通過聽取任弼時的匯報，了解到中國抗日戰爭和國共關係的實際情況後，於６月１１日召開專門會議，作出《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７月，季米特洛夫接見了即將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和繼任者任弼時，代表共產國際作出重要指示。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誌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有關檔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示。出席會議的王明見大勢已去，隻得表示承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這次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而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毛澤東後來曾這樣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共產國際七大之後，莫斯科的輿論對於毛澤東的評價進一步跟著提升。共產國際機關刊物，以及蘇共中央《真理報》等，均開始以專門的篇幅撰文介紹這位“中國人民傳奇式的領袖”。《真理報》的一篇長文對毛澤東頌揚備至，不僅稱讚毛“是最早認識到陳獨秀投降主義政策必敗並公開揭露其錯誤立場的人之一”，說他親手“創建了屢戰屢勝、威名大振的中國紅軍”，“創建了江西省的第一個蘇維埃地區”，作為紅軍第一位黨代表，參加了紅軍各次重大戰役，培育了各級指揮骨幹，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而且讚揚他作為“蘇維埃國家的首腦”，來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製定了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新國家的許多基本法令，“充分顯示了他作為國務活動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貫徹了黨和共產國際的各項決議”。文章在結論部分的評價充分顯示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器重和期望。其結語稱：“鋼鐵般的意誌，布爾什維克的頑強，令人吃驚的大無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天才——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誌具有的高貴品質。
文章來源：鳳凰博報http://blog.ifeng.com/article/43226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