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趙豐年
外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一）
（作者：趙豐年）
世界上隻有在中國，才會在主流曆史學家編製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國建立地元代描寫成空前繁榮的黃金時代，把中國民族融合、疆土遼闊、都歸功於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國統治的貢獻。“經過元朝近百年的統治，不單中華各民族之間密不可分的兄弟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加深了各少數民族對中國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與女真族（它是後來滿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視為漢人，而最終與漢族相融合，回族作為一個新形成的民族出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所有這些兄弟民族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加強了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凝聚力，在後來的清王朝時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離開了這些曆史的親和因素和傳統情誼，就不可能有今天親如兄弟的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進了科技生產力發展、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論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還有文章宣揚遊牧民族生活保護生態、保護動物，是解決中國生態問題出路。[注2]
然而，大陸以外書籍描寫蒙古入侵其它國家時，講得都是蒙古人當初一貧如洗，野蠻殘暴，每到一處，都屠殺平民民、搶劫、強奸。在很多地方滅絕了當地人口，破壞了當地的文明成果，繁榮景象很久不能恢複。在中國大陸難以見到的書籍中，蒙古帝國軍隊殘暴、邪惡的行為包括把婦女強奸以後殺死，把孕婦的肚子刨開、屠殺尚未出生的嬰兒、把死人的頭擺成金字塔炫耀、取樂[注3]，無論男女老少一律處死，他們是一群十惡不赦的強盜。按照蒙古帝國時代阿拉學者伊本-阿-阿特爾（IbnAl-Athir）的話說，“造成了自以來最大的災難”，[注5]美國現代曆史學家桑德斯也說：“作為人類種族滅絕屠殺的典型代表，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來最惡劣的屠夫。他們把許多國家民族完全斬盡殺絕、或者全部驅趕出家園。在屠殺上令人發指程度，一直到現代的納粹都沒有超越。”[注6]在前俄國和前蘇聯，更是不乏對蒙古帝國屠殺罪行的強烈譴責。前蘇聯還有專門的紀念蒙古大屠殺博物館。而在中國的蒙元專家把這些描寫一律批判成為“回教地主階級的詛咒”“霸權主義者把弱小民族曆史上的傑出人物也一一貶低否定，企圖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為什麽國外對蒙古帝國的評論和把中建設成空前繁榮描寫別別如此之大？我帶著這個疑問，花了大量業餘時間，閱讀了很多（當然遠遠不是全部）中外有關論文，得出結論是:“解放後中國主流的蒙元專家巧妙地隱瞞、扭曲曆史，不斷誤導中國民眾”。而且這種對曆史的扭曲和欺騙不僅僅嚴重阻礙了今天的中國迅速步入世界先進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時得到糾正，遲早將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
本文將引用各種所查閱的資料，詳細論述中國控製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職業曆史學家如何隱瞞、扭曲曆史。他們的做法將產生了什麽危害.
第一、中國主流曆史學家在通俗史書上對民眾隱瞞了蒙元殘暴屠殺、種族滅絕的規模和性質、在中國屠殺的人數和占人口的比例。
無數古代的原始記載顯示，蒙古帝國並不是隻在中亞、阿拉伯、歐洲和印度屠殺和種族滅絕。在中國的屠殺和種族滅絕的規模並不遜色。蒙古人僅在中國北方金境內（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山西）屠殺漢、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約占90%[注7]，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計直接有一千八百萬人（估計這是直接屠殺），焚燒房屋農田造成凍死、惡死，用死屍汙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沒有人能直接統計。西方國家的估計是三千萬。這在中國專業書籍元朝史中也有相應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殺的千裏無人煙，在加上強奸婦女、綁架奴隸，把平民驅趕填平在防禦溝壕其凶狠、殘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種族滅絕行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國北方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蒙古帝國在四川進行大屠殺造成的災難更是令人怵目驚心……網上學者愚人先生文章經過自己在各種原始文獻的調查，在“南宋末四川軍民對蒙古的抵抗及其意義”也對四川人口被屠殺作了估計[注8]，整個四川在蒙古帝國屠殺前，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了1300萬人口，屠殺後竟然不滿80萬人口。現舉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陝西所屬的大安軍、興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肅所屬的天水軍、西和州、階州、成州、文州，其估計戶數從戰爭前1175年的258萬（估計數，包含上述陝甘兩省地區），減至戰後1290年的15.5萬（估計數，包含上述陝甘兩省地區），人口減少到1/15。
中國古代各種原始記載盡管經過滿清文字獄時代被有計劃的銷毀，即使在殘留的記載中國，也處處可見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殺光的各種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國屠殺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亞、歐洲的行為絲毫沒有分別[注9]。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是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受害者的人數，被作為世界記錄，放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然而在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的大眾通俗作品中上卻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國殘酷的種族滅絕行為。他們有意識地這種有史以來空前絕後暴行和普通的戰亂混為一談。模糊地說凡是戰爭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國的殺人行為沒有什麽特別的。在中國關於蒙元曆史的通俗曆史作品中，充滿了古人如果啟用儒家治國，恢複科舉，救濟難民。在蒙元史論文中，也充滿了元代如何促進科技進步[注10]。難道在半個中國人口被屠殺了90%對中國沒有什麽惡劣影響？
我不能說中國史家舉出的蒙元“貢獻”的例子不是事實。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國除了屠殺等各種罪行以為，還抓勞改修建了鐵路一樣，是大規模罪行下的個別例外。如果將來的曆史學家在描寫日本侵占中國關東，不講他們屠殺平民，強抓勞工，搶走糧食、強迫人吃混合麵、造成大批民眾餓死,抓慰安婦和化學、生物武器實驗，隻講他們興辦鐵路、開設學校、醫院、甚至某個日本人救活了中國人的性命，把招募漢 奸說成是團結廣大漢、蒙同胞，用這些個別事例來證明日本入侵中國促進了中國的進步，然後再說兩句凡是戰爭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沒有什麽特別，那麽未來不明真相的的人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中國的蒙元史專家就是用這種方式作學問的。
蒙古屠殺造成的是中國和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可是我們在中國有關的通俗曆史書籍上很難發現這樣的結論，包括部分和中國學者關係緊密的外國漢學著作也存在著欺騙和誤導。劍橋中國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結果，既宋代中國人口有至少一億兩千萬、甚至更多。而元代隻有5000萬。那一半人口到哪裏去了。劍橋中國史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麽？因為他們對蒙元曆史的結論，多出於中國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國、救濟難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殺的習慣。然後書籍作者提出這樣的疑問，這麽好的政權人口下降那麽多了，一定是天災。可是他們又沒有發現有大規模的天災疾病記載。所以對人口被消滅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國蒙元史家隱瞞了蒙古人的屠殺行為，這本來根本不成為問題。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書中對蒙軍殘暴行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談蒙軍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嚴重下降的事實[12]。也就是說中國讀者無法同時接觸到蒙古屠殺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無法了解其殘暴程度遠遠超過曆史上一般戰亂。而中國蒙元史專家借此機會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災難和一般性戰亂混為一談。也給某族民族主義者理直氣壯的說“哪個朝代沒有血腥、蒙古帝國不比其它政權殘暴”的謊言提供了依據。國外（部分）學者被中國蒙元史家誤導。不僅劍橋中國史作者被誤導，黃仁宇和一些台灣史家也有明顯被誤導的痕跡、和為蒙古帝國罪惡隱瞞的行徑。[13]中國有個以蒙元史權威韓儒林（中國百科全書蒙元部分的主編，已去世）為首的學派，堅決主張蒙元促進了中國發展，他們絕大部分的論文和在所有大眾能夠接觸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為所謂的蒙元貢獻找例子。對公眾，他們根本不提蒙元軍隊殺了多數人，搶劫了多數財產。更有甚者，還批判伊斯蘭史家記載蒙古人在中亞、西亞殘暴的屠殺和搶劫行為，說那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偏見[1]。
韓儒林在給同行定調子的發言中說：“元朝的統一，結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紛爭和血戰，使全國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從事生產，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無論如何都是曆史的進步。”[14]把造成5千萬以上中國人民死亡的政權說成是“結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紛爭和血戰”，是不折不扣的謊言。蒙元的統治也根本沒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環境從事生產。蒙元政權為了試刀是否鋒利，可以隨便在街上抓人殺掉，他們把成千上萬的漢族人民抓來作為奴隸，多次計劃把漢人殺幹淨，把農田變為牧場，這是給“全國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從事生產”嗎？不是，這是對中國人民進行欺騙和愚弄。
外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二）
第二、中國蒙元史家刻意隱瞞、貶低宋代發展成就，並把宋代的成就歸功於蒙元統治。把蒙元不斷搶劫造成的南宋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說成事南宋政權的腐朽和蒙元統治的理由。顛倒和野蠻和文明的性質。
近代部分中外曆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時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發達國家，而且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其它文明地區。中國發展停滯以至於最終落後於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國的大屠殺、野蠻破壞、和殘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員、尤其是掌握先進技術的漢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實行的是種族滅絕和徹底破壞的策略。中國北方被毀得千裏無人煙。這在後資治通鑒裏有明確記載的事實，在中國現代史家的通俗讀物裏是見不到的。
蒙元政權攻打南宋時，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區難以見到的頑強抵抗，事實上，蒙元軍事力量雖強大，但沒有取勝南宋的的把握，這迫使他們改變了野蠻的滅絕屠殺行為，改用相對文明的方式征戰。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殺幹淨，也不再焚燒一光。而是啟用當地投降的官員用原來的方式管理。這樣，中國南方（長江流域和廣東福建沿海）地區免遭破壞。馬可波羅在中國見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榮，這種繁榮是幾白年來宋代人們創造積累的。蒙元隻不過沒有破壞幹淨，但他們除了瘋狂搜刮財富，沒有對繁榮有任何貢獻。實際上，中國正在蒙元統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編造原則的中國曆史學家筆下，宋代是一個充滿腐朽落後的時代，而蒙元是一個欣欣向榮、生氣勃勃的新時代。馬可波羅見到的繁榮，被他們當所蒙元英明統治的證據。蒙元專家的研究論文，隻集中在為兩個觀點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敗、軟弱。二是蒙元時代的科學、文化、經濟成就。他們所有舉出蒙元時代的成就，都是漢族人們創造的。但他們都牽強附會歸功於蒙元政權。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國北方屠刀下千裏無人煙的慘劇，對他們的結論沒有什麽影響。最多輕描談寫，一筆帶過說蒙元有部分破壞生產力行為，還不忘了交代一下這是個別現象。為了民族團結，不要在追究這種事。
而宋代在這些中國專家筆下，則是充滿統治階級腐朽落後，階級矛盾減弱的朝代。在中國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的文章列舉一係列宋代腐敗現象隻後，他得出如下結論：“這樣腐敗的政權，任何民族都有權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當中國的主人是推倒曆史前進的”。他的話讓我範描寫想起兩次鴉片戰爭時清政府的腐敗，同理，是不是因為清政府腐敗，那英國、俄國、日本等民族就有權力當中國的主人？否則阻礙曆史發展？按照同意邏輯，是不是漢民族的管理者被別人找到腐敗現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權力象蒙元政權那樣屠殺、奴役漢民族。這些曆史學家所作所為，等於是在為另一次大規模屠殺漢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實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區（不僅中國），不僅造成了文明發展的大倒退，伊斯蘭和歐洲學者（尤其是俄國學者）詳盡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區造成至今是有史曆來最大的人道災難。幾千萬甚至上億貧民被屠殺。這種屠殺，不但沒有促進當地文明發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奪過的地區發展的全麵停滯。我所讀過的一本蘇聯曆史書上清楚地論證道，俄國在蒙古人屠殺和占領後，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蠻時代。萬幸俄國受沒有被破壞西方文明影響，逐漸恢複了國力，趕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這唯一的文明源頭。那我們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紀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國落後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遊牧民族兩千年以來不斷的屠殺、破壞、征服奴役。這其中，蒙元政權是最惡劣例子。
客觀地說，中國明代以後的主流曆史學家對宋的貶斥情有可原。盡管宋代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國家，但是由於宋的軍事軟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殺、搶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榮並沒有留給後人。所以明代以後中國史家傾向於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榮。更談不上思考宋的繁榮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幸運的是，不受中國史學界控製的西方史家則沒有這個偏見，西方國家後來的發展很多受益與宋代的發明創造。對宋的成就多有讚揚。（實際上西方學者受語言文化限製，隻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現代中國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寫的一團漆黑，已經很難說是偏見引起。說元代因為蒙古人統治而比繁榮，是彌天大謊。根本不具備任何職業道德。
中國在宋代已經有成熟的文化，高度發達的社會係統和福利製度。許多寶貴的經驗到今天還被中國遺忘，卻在西方國家卻後來居上，從新發明和改善了這些文化傳統。然而中國的主流曆史學家卻刻意隱瞞真相，使得很多這些關鍵的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輝煌成就，需要經過西方學者、或者向愚人先生這樣有曆史造詣的極少數非職業史家用業餘時間通過互聯網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國史家隱瞞了蒙元和其它遊牧民族野蠻、落後的本質和對文明地區的寄生關係。
很多不同來源的曆史原始資料都表明遊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沒有接觸到文明地區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沒有溫飽，經常發生為了爭奪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殘殺[14]。老老幼病殘遭到遺棄[15]。由於不畜牧，而是遊牧，草場快被破壞。遊牧民為了生存，爭奪草場，經常大規模自相殘殺[16]。遊牧民族有種族滅絕的習慣，每戰勝一個部落，就把對方男子全部殺光，把女子和幼兒掠奪為自己的奴隸。由於這種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遊牧民族經常到人口稠密地區掠奪人口，補充自己的來源。所以盡管蒙古和土耳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歐洲、西亞、中亞地區掠奪白種人口，成為白種人，而蒙古地區遊牧民族掠奪中國和朝鮮等文明地區的人口，成為黃種人。阿爾泰民族群體原來的人種，已是難以解開的謎。
遠離農業地區的遊牧民族從來沒有什麽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區的遊牧民族可以搶劫財富。搶劫到的財富比自己靠原始遊牧手段得到的財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區的遊牧民族把它當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們或者直接搶劫，或者利用搶劫做威脅，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馬）強迫文明地區向他們輸送衣物、鐵器、食物、金銀等來維持生活。而文明地區地區打內戰時或者企圖抵抗其它遊牧民族搶劫時，經常找遊牧民族部落做雇傭軍。事實上這種雇傭和貿易造成了畸形強大的遊牧民族。中國除了華夏文化還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對中國發展有貢獻，比如藏文明、高麗文明和維吾爾族的文明。但遊牧民族偶然保護文明地區不受其它遊牧民族搶劫，對文明發展沒有任何貢獻。恰恰相反，在沒有長城保護的維吾爾地區由於長期被遊牧民族破壞，使其落後於華夏文明，使中國發展失去了一個借鑒來源。實在是憾事。
遊牧民族是古代社會的寄生蟲。為了對付遊牧民族野蠻搶劫屠殺，文明地區必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成為沉重負擔。成為文明地區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續不斷的蒙古人搶劫拖垮了）。文明地區一旦衰落，遊牧民族就趁虛而入，大肆燒殺掠搶。曆史上也的確有很多遊牧民族，受華夏文明熏陶，接受了華夏文明。隻有在他們成為為華夏文明一員後，（成為漢族以後），才對中國發展做出貢獻。這些民族融合的動力，是華夏文明創造財富的功勞，不是野蠻民族搶劫的功勞。中國史書卻本末倒置。
盡管遊牧民族的野蠻生活方式在國外史書中常見，但在現代中國史書中卻是基本絕跡的.
第四，中國史家把蒙元沒有破壞幹淨的宋代華夏文明成就歸功於蒙元
中國蒙元史家不厭惡其煩地描寫蒙元政權如何興修水利，救濟難民，恢複農業，複興科舉，證明蒙元的英明統治。這真的是遊牧民族帶來的嗎？蒙元在入住中國為食物或女人連父子、兄弟都可以殘殺，連成吉思汗父親死後，其孤兒寡母寡婦立刻被拋棄，任其自生子滅。這樣殘酷的習俗，怎麽會一下成為英明的統治階層？
事實上，蒙元政權啟用了漢族官員始於宋代遺留下來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現。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區沒有這樣做，是因為華夏文明創造的大量財富誘使他們放棄野蠻屠殺破壞。啟用投降的漢族官員治理。這樣他們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財富。華夏文明沒有被破壞的功勞，不用歸功於蒙元。而應歸功於創造財富的漢族人民。蒙元興修水利、救濟難民等行為是華夏文明的殘餘，而沒有野蠻民族的任何貢獻。中國宋代官府救濟難民的次數規模遠遠高於蒙元，這在中國史家的材料中是無法見到的。沒有蒙元，中國隻有更繁榮，被蒙元破壞摧殘後，中國文明倒退到一個低下的起點，而且從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是，是因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國史家在大肆吹捧鐵木真、忽必烈的同時，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稱號，這無疑會迫使中國人民蔑視抵抗異族入侵時的民族英雄，強迫中國人民在異族殘酷屠殺和種族滅絕時逆來順受，甚至加入異族屠殺自己的同胞，其後果必然危害無窮。
文明發展必須要通過積累才能完善。華夏文明通過無數次經驗教訓，已經懂得興修水利和免除過分徭役都是必要的。隻有文明發展到已經深度才能考慮全麵。對於蒙元這種從野蠻落後背景出來的政權，就沒有這樣的智慧。他們在搜刮財富時沒有節製。造成創造財富的民族生存困難。即使興修水利，也根本不考慮民工的生命價值，結果引發了紅巾起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紅巾軍沒有什麽先進武器，組織也似一群烏合之眾，卻能夠在蒙古軍隊統治的確橫掃千裏如入無人之境，蒙古軍隊卻無力鎮壓。他們所在文明地區的屠殺奴役，使得沒有人能夠再為他們製造先進武器了。這是給那蒙元統治促進武器發展的說法一記耳光。蒙古人在接觸文明地區前連煉鐵都不會。借助文明地區武器才強大，一旦毀壞了文明地區，自己也就沒有武器了。蒙元統治哪裏象中國蒙元學派說的那麽高明？
外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三）
第五，中國蒙元史家炮製了蒙元統治促進東西方交流、促進了民族融合的神話
中國蒙元史家經常說沒有蒙元的統一，東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發展。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國早在蒙元前就與世界文明地區大量交流。從農業品種到胡琴、椅子都是從世界文明地區傳來。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運，把大量中國物品運送到西亞、歐洲。東西方交流根本不是從蒙元開始。唐宋代早已繁榮了。蒙元學家絞盡腦汁找例子，證實元代某些阿拉伯技術傳入中國，難道沒有蒙元，這些技術就不能傳到中國了？
蒙元真的促進東西方交流了嗎？恰恰相反。蒙古等遊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區以前，就在絲綢之路上搶劫，結果割斷了陸地絲綢之路。割裂東西方的聯係。蒙元入主中國後，由於不斷的屠殺搶劫，使得陸地絲綢之路各文明地區千裏無人煙，連生產也沒有，更談不上什麽交流。有人說蒙元把中國火藥技術傳到西方，這有一定的道理。但這樣做的結果是造成了象突厥這樣的野蠻部落強大。對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壞，從此落後在西方文明的後麵。而火器發明鼻祖中國，也從此喪失了大部分發明創造的活力。
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為了把東西方交流的功勞歸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隱瞞和忽略了這樣一些事實：中外海市貿易早兩漢初步建立起來，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規模很大的發展。最遲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廣州首次設立了市舶司，還建立了專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時每年有幾十萬外商來廣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後，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稱為“天子南庫”的海市貿易為維持南宋的經濟繁榮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時期，泉州、廣州都是最著名的對外通商口岸，與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著貿易往來。這些事實說明，沒有蒙元政權，中國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觸和交往，難道非要象那些蒙元專家所說的，需要靠蒙古帝國瘋狂的屠殺和掠奪之後，才能促進嗎？
蒙元學家還另外製造了一個謊言：蒙古帝國征服中國後，瘋狂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由於財富不是自己生產的，他們毫不珍惜，用極為低廉的價格換取中東、歐洲的奢侈品。這樣自然吸引了大量中東商人前來幫助蒙古帝國敲詐勒索中國人民。貿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學家說這是促進了東西方交流，這類似於說小偷把偷竊、搶劫東西送到到市場銷贓的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生長發展一樣。蒙元帝國的掠奪行為惡劣程度遠遠超過普通的強盜。在他們大量掠奪中國漢族人民財富出賣給外部國家，嚴重破壞了的生產基礎，也破壞了生產者賴以生存的基礎。中國的潮州以前就是曆史上著名瓷器生產中心，在蒙元政權瘋狂掠奪下從此衰落。
蒙元促進民族融合更是謊言。即使不提眾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從西域征掉來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來管理中國，是為了搜刮財富，絕不是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殺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統治結束後，中原漢人已牙還牙，有不少屠殺各地胡人報複。這絕不是華夏文明的傳統。而是蒙元殘暴逼迫的。
蒙元政權的行為和英國人調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樣，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沒有屠殺多少中國人的英國帝國主要可要偉大得多了。在現代中國曆史，每一件英國帝國主義的罪惡都詳細描述，有時甚至誇大其詞。可英國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損失連一次遊牧民族不成功的搶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讓五千萬中國民眾死於非命的蒙元政權了。
民族融合本來隻是不同的民族成員從相互不認同變成相互認同，從相互破壞鬥爭變成相互合作團結。蒙元政權不但沒有使得中國各民族相互團結，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個強盜一次搶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認為以後隻有殺人搶劫才能過好日子一樣，從此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從羨慕華夏文明變成蔑視華夏文明，他們從此再沒有把中國人民當成自己的同胞，而是當成自己的獵物，也從來沒有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家園，而是當作自己的獵場、搶劫的對象，隨時準備和任何外來勢力合作，掠奪剝削和奴役漢族人民，甚至對漢族人民進行種族滅絕。外蒙獨立的時候，對幾十萬非蒙族的漢滿居民進行種族清洗，內蒙的王公勾結日寇進貢中國軍隊，就是以所謂成吉思汗蒙古帝國的事跡鼓勵自己的。把曆史上種族滅絕行為編造成為民族融合，不僅僅是彌天大謊，而且為鼓勵中國的敗類日後外來勢力屠殺欺壓中國人民埋下禍根。
所謂的蒙元政權民族融合造成了兩個惡果，其一是中國人民雖然仍是一個國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價值和尊嚴。社會也不再和睦。蒙元引發的伊斯蘭教的傳入使得回族和漢族充滿矛盾，西北地區常因此有種族屠殺行為。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體的開始。今天的蒙元學家用謊言來加速這種解體。
蒙元學派經常舉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將軍後來成為蒙元政權貴族，來說明蒙元沒有民族欺壓，相反促進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衛等無數漢 奸在日本占領時期手段有待遠遠比蒙元的漢 奸高，難道這就可以說明日本在中國沒有殺人，而是為了促進民族交流和融合來了。這真的是蒙元學家邏輯思維方式，還是他們故意誤導中國民眾？
中國蒙元學派用促進民族團結的借口，公開地把種族滅絕奴役和壓迫這些當作民族融和功勞，不僅僅不能促進中國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們在鼓勵少數民族象蒙元政權那樣為了自己的利益掠奪其他中國民族，鼓勵少數民族的野心家勾結外來勢力欺壓中國人民，不斷地向中國的少數民族暗示：中國人民的生命價值是不值錢的，是可以任意屠殺的，隻有象蒙古帝國和滿清那樣屠殺中國人民，才能就會成為中國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國蒙元史家竭力貶低了南宋軍民抵抗蒙古入侵的偉大意義
中國蒙元史家的筆下，南宋軍民的數十年抗戰幾乎不值一提，他們用類似”南宋還苟延殘喘於東南地區”，把辛勤勞動、發明創造的漢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擊望風而降的小醜形象[注18]。而仔細閱讀曆史，南宋恰恰是當時世界上抵抗蒙古蠻族入侵最悲壯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後一息的文明社會蒙古軍隊掃蕩歐洲國家不過需要2-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亞阿拉伯地區不不過需要十年時間，可是征服華夏文明社會西夏和金朝卻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費了25年時間，綜合了中國和亞歐的各種武器，利用了漢 奸的配合才勉強得手。這正說明中國是當時最先進的文明社會。
因為南宋軍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軍隊不能繼續破壞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區。南宋軍民在四川的頑強抵抗，殺死了蒙古帝國的罪魁禍首蒙哥，更是直接導致在阿拉伯地區的蒙古軍隊停止了野蠻的屠殺和掠奪。保護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狀態。
蒙元時代不是中國的黃金時期，恰恰相反，是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世界上除了中國和蒙古，所以國家無不對蒙古的野蠻屠殺、搶劫和破壞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懼被美國統治後果時，就用蒙古人在巴格達的大屠殺來比喻。而中國把這種野蠻人尊成英雄一樣對待，是為什麽文明被野蠻殘破的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國當代蒙元史專家們的傑作吧？.
中國蒙元史專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脅、恐嚇，阻止不同的學術觀點
那麽，中國的蒙元史家如何麵對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對觀點？根據我們現在查到的資料得知，他們采用的不是學術辯論，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式，對不同學術觀點的人進行政治威脅和迫害，以強迫不同意見住口。他們把中國持不同意見的人扣上“大漢族主義”的帽子，並且把大漢族主義和各種危險的政治身份聯係起來把他們說成是。比如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先鋒，帝國主義走狗，蘇修侵略中國野心的幫凶，四人幫同黨等等。這意味著在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式下，和他們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僅僅沒有學術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學術界提職稱，甚至可能被關入監獄。
韓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見者批判成為別樣用心的“大漢族主義者”，他說“有些大漢族主義曆史家心中橫著少數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時代必為黑暗時代的偏見，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誇張和普及，就把那個時代渲染成了人間地獄。”[見注1]，而且把伊斯蘭國家關於蒙古種族滅絕罪行的記錄說成是“回教地主知識分子”、“回教曆史家詛咒”，這樣不同學術觀點就會被描述成為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代理人，在當時是麵臨批判坐牢的危險的。
中國近代蒙元學家還對持不同學術觀點的人采用了誣陷和誹謗的手法。學者對蒙元政權持否定態度的本來清楚，就會因為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罪行，對其他民族財產的瘋狂掠奪，對婦女搶劫和對兒童的殺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來最為惡劣的。可是這些蒙元專家避口不談這些充分的根據，而是把對手描寫成血統論的種族主義者，說他們““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當中原的皇帝寶座上坐一個少數民族皇帝時，有些人就不加調查研究，一口咬定說這是黑暗的時代”[注22]。這是在誤導公眾認為否定蒙古帝國的觀點都是因為種族血統主義而不是屠殺掠奪罪行。事實上，這些蒙元學家因為蒙古帝國不是漢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頌他們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漢族血統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殺漢族人民的權力，他們才是地地道道的因為血統持有偏見的種族主義者。
韓儒林還說過：“有些大漢族主義曆史家心中橫著少數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時代必為黑暗時代的偏見，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誇張和普及，就把那個時代渲染成了人間地獄。”[原文見注1]。那麽他證實蒙元時代不是人間地獄的根據是什麽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區和漢人地區都存在極大貧富差距。他說：“例如有人受用“負極江南，富稱塞北”兩句話來描寫元代的社會，難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萬石租子的、占著二三千戶佃戶”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窮”列“極”點7霞兒賣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稱”麽?”。在他眼裏，漢人都是應該在生死線上掙紮的，某個漢人地主沒有這樣，就算是蒙古帝國統治者開恩了。連蒙古奴隸過著悲慘的生活，都被這位蒙元學權威說成民族平等，作為禁止批判蒙古帝國罪行的根據。實際上，蒙古帝國統治者和這位蒙元史專家一樣，都是種族主義者，他們部下的奴隸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區掠奪來的平民。蒙古統治者對於和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奴隸殘酷壓迫，還用法律規定強奸他們的妻子受到保護。這種曆史上罕見的壓迫，竟然在這位蒙元學權威眼裏成了漢人蒙古人同等對待的證據。
在中國“四人邦”倒台後，這些曆史學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幫”是“大漢族主義者”[注19]。他們找到“四人幫”關於曆史問題的言論（比如匈奴對漢族人民破壞這樣已經達成共識的結論），牽強附會地說“四人幫”“醜化誣蔑我國的少數民族，妄圖破壞民族團結．搞亂少數民族地區。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他們給四人幫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們所持的不同學術意見。這樣任何揭露他們謊言的人，都有被當成“四人幫”的死黨的風險，在當時意味著麵臨勞動改造的後果。這些蒙元專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幫罪行，也不是關心少數民族不受迫害。他們要做的不過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壓製不同意見。
在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的蒙元史專家還把對蒙古屠殺持否定態度的人和蘇修帝國主義聯係在一起。用所謂“蘇修版圖集團的禦用史學家，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國領土和發話製造輿論，大肆貶低和醜化元朝曆史，拚命宣揚戰爭的殘暴和恐怖”作為理由[注20]，把揭露蒙古種族滅絕罪行的人推到蘇修集團的立場中去。使得反對者麵臨更大的政治風險。這些蒙元專家用政治手段威脅不同意見的做法，他們用暴力消滅了學術討論的空間。使得他們編造的謊言成為唯一可以讓公眾接觸的信息。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脅的不同學術觀點的人，是中國“元史綱要編寫組”的主要成員，也是中國蒙元史的權威。他們用政治手段壓製了不同意見，不僅使得中國民眾完全失去了從教課書上了解代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國的曆史學家不能在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中研究曆史真相和發表不同意見，因為這麵臨這手段嚴重的政治迫害風險。中國曆史學家即使有勇氣關於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發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實的同時毫無根據地說幾句“元代統一促進曆史進步”的謊話，以免早點學術壓製。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婦女悲慘境界的文章，隻能發表在影響力極為有限的“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上[注20]
外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四）
中國蒙元史家扭曲曆史對中華民族的危害
這些主流中國史家扭曲曆史的作為將對中華民族產生深遠的危害。他們把屠殺和種族滅絕的行為與國家統一、民族融合混為一談，混淆中國人民道德、是非觀念，使民眾喪失華夏文明中德惻隱、仁愛之心，對自己的死難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對無辜被殺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們誘使民眾不尊敬辛勤勞動、發明創造、對中國文明發展做出貢獻的群體，不知道這是支持中華文明發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懶做、不勞而獲，以為靠相互暴力掠奪同胞的勞動成果就可以成為英雄。
這樣做的結果最終導致中國人民不知道國家統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關心、愛護，誤以為戰爭和壓迫才是國家統一的法寶，這樣的結果必將導致整個中華民族就凝聚力迅速喪失。把中國帶到一個非常危險的心理狀態。當這些蒙元專家，把蒙元政權的種族滅絕行為吹捧為所謂的促進民族融化時，隱瞞了這種所謂的融合破壞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樣一個事實。讓人造成的錯覺是屠殺有功，培養了很多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的蔑視感、和對自己祖先殺人、搶劫的優越感。當下一次中國再有外來民族侵入時，這種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將惡性擴散，一定會有人（尤其是非漢族）在勾結外來民族屠殺、欺壓中國民眾時，不但沒有羞恥感，反而為這是在促進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這是在為侵害中國人民利益甚至屠殺中國人民的漢 奸做心理培訓。
這些蒙元史家扭曲曆史的做法現在還被某些民族別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戰爭期間，內蒙王公德王勾結日寇進攻中國軍隊、成立偽政府的時候，就是用所謂成吉思汗種族滅絕的“光輝業績”來鼓勵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國，脫離並再次欺壓中國。外蒙貴族在清末民初勾結俄國分裂中國領土時，也用所謂成吉思汗業績來迷惑其民眾，造成了十多萬非漢族在外蒙被種族清洗。所謂成吉思汗的光輝業績，是把民族間的利益完全分開，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惡行為。蒙元史專家吹捧這些行為，實際上是鼓勵這些民族繼續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內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現在就發出所謂的“蒙古是主、漢人是客”，為內蒙驅逐漢、回、滿等各族人民的種族清洗做準備。這些分裂分子（大多數都是黃金家族的成員）表明維護國家統一，給政府施加壓力，一方麵要求所有中國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麵暗中培養本民族蔑視其它民族生存權力。他們就充分利用中國蒙元專家扭曲的曆史作為武器，把自己恢複黃金家族統治的意識形態，巧妙地混入蒙元專家扭曲的曆史中。甚至用國家的資金來為黃金家族寫家譜，為以後趁火打劫做準備。他們以蒙元史專家的結論做大棒，氣勢洶洶地把一切不符合他們黃金家族利益的史觀，說成是大漢族主義，動輒加以嚴厲地打擊。可以預料，蒙元專家扭曲曆史的做法給中國再次發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使得廣大民眾誤以為蒙元滅宋是曆史的進步，是中國曆史上普通的改朝換代，而不知道野蠻戰勝了文明，遊牧民族的瘋狂屠殺掠奪摧毀了華夏文明的精華，他們利用民眾對曆史知識普遍缺乏，掩蓋了蒙元政權成至少五千萬中國人喪生的事實把屠殺和種族滅絕被粉飾成了民族融合和進步，使民眾認識不到蒙元統治者凶殘的本質，以為這是一個普通的改朝換代。使得人民無從了解為什麽從蒙元以後中國文明發展陷於停頓，完全失去了以史為鑒的機會，丟棄了中國古人在文明發展中無數此探索的經驗教訓，讓今天的中國在一個很低的起點上，象沒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國家一樣從新摸索，再次去體驗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訓，讓我們的後代嚐受沒有先人經驗的痛苦。
蒙元學家這樣扭曲曆史，讓廣大中國人民迷失了文明發展的前進方向。使廣大民眾誤以為屠殺和種族滅絕是促進曆史發展的，讓他們蔑視辛勤勞動和發明創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學技術發展必須建立在長期和平環境中多學科小的發明創造、積累成綜合的大發明創造。這種積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夠被後人繼承，使得後人在更高的水平上發展。這需要一個秩序的社會和保障社會能夠分工合作、減少內鬥、內耗的人文環境。中國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幫助建造了這樣一個人文環境。而中國蒙元史專家扭曲曆史，把蒙古空前絕後的種族滅絕和一般曆史上的戰亂混為一談，隱瞞了蒙元統治後中國的人文環境的被嚴重破壞，成為中國發展緩慢停滯的根本原因。這樣中國人民完全失去了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機會，不知道文明飛速發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癮側、同情，作為社會和睦的必要條件。讓民眾誤以為欺軟怕硬、弱肉強食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把蒙元摧殘中國文化的危害發揚光大，造成社會內鬥、內耗不止，造成現代中國文化中的團隊精神成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國人民習慣於蔑視同胞的利益，難以進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誤導中國青年以為隻要有所謂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壯誌”“自信”“果斷”，敢於殺人，就可以當世界的主宰。這在世界科學技術和經濟水平決定國家實力的今天，在以科技為基礎的武器發展越來越決定戰爭勝負的今天，這種思潮將對中國前途產生極大的危害。
為什麽中國的主流蒙元史專家采取這種危害中國的做法。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是有意為之，而更可能是迫於壓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這些曆史學家顯然對自己的專業道德和危害絲毫沒有責任感。韓儒林曾經在一篇自述中說，他在解放後被迫改變了原來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曆史觀”看問題。本人目前沒有發現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這種篡改曆史的方法。也沒有發現他們對扭曲、篡改曆史如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任何解釋。他們的確引用馬克思主義所謂生產力發展是曆史發展動力的理論，可是蒙古帝國促進生產力的說法完全是謊言。製造這種謊言並非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所謂“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無非是一個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一律打擊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這在中國政治上不寬鬆的年代，是可以把對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麽是什麽原因和過程、或者說那些人迫使這些曆史專家放棄自己的職業道德去扭曲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無法調查清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壓力直接、或間接來源於那些成吉思汗種族滅絕受益者的後代。對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於他們對本民族普通民眾的控製，增加分裂傾向，而分裂傾向也有他們利於欺騙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國家分裂。當內蒙地區有分裂的危險時，他們可以扮演一個維護中國統一的角色而占據重要領導位置。同時更有權力和機會利用國家資源向其民族灌輸蔑視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識形態。這些黃金家族精英雖然表麵上說讚揚成吉思汗是為了國家統一，但實際上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國其它民族分開。他們在說維護國家統一的同時，甚至和台獨、外蒙相勾結，準備進一步篡改曆史，把匈奴說成是蒙古祖先，把內蒙說成是自古以來蒙古族的固有領土，為驅趕其它非蒙民族的種族清洗做輿論準備。這在最近某個蒙古精英的一係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現。具體內容超出了本文議論範圍。本文所論述的，是蒙元專家如何扭曲曆史，和它潛在的和已經發生的巨大危害。考慮如何阻止和減輕這種危害，是每一個熱愛中國人民的同胞義不容辭的責任.
注釋和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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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數字引自尚铖主編《中國曆史綱要》公元1955年1月版第273頁。
[8]愚人《南宋末四川軍民對蒙古的抵抗及其意義》公元2003年，文章尚未在印刷媒體發表，但是按照學術論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證的原始資料。
[9]根據韓音湖等編纂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 滿清在文字獄時代曾經對有關蒙古的各種記錄做過係統的銷毀和篡改，以掩飾蒙古屠殺和掠奪的罪行。今天在中國古籍中有關蒙古屠殺的資料大多數都殘留散落在非官方編纂的史書中。下麵是筆者收集的部分關於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的記錄。
《靜修文集》卷一七《孫善墓誌》：“河朔大亂幾二十餘年，數千裏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
李心傳（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九乙集：“貞佑元年即，崇慶三年至寧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所過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裏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北墟矣。”
宋陽枋《字溪集·上宣諭餘譙隱（餘□）書》（四庫全書珍本）：“蜀自辛卯以來，士夫軍民死於兵者不知幾百千萬。遠者未暇論，姑自近者言之。辛醜西州之禍，殆不忍言。漢嘉之屯，陣亡者眾。江陽失險，瀘、敘以往，窮幽極遠，搜殺不遺。僵屍滿野，良為寒心。”
《續資治通鑒·宋紀·一百六十三》載：“紹定四年（公元1231年）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人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府，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
《元史·李忽南吉傳》：“三年（公元1266年），宋軍陷大梁平山寨（今重慶梁平），平章賽典赤令忽蘭吉領兵千餘騎，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覘之，聞寨中擁老攜幼西去，追擊之，斬首三百級。”這段文字記載有蒙軍不分老幼的屠殺。
吳昌裔《名臣奏議·卷一百·論救蜀四事疏》：“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禍甚慘。毀潼、遂。殘梁、合。來道懷安，歸擊廣安，而東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踐邛、蜀、彭、漢、簡、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喪七、八矣。毒重慶，下涪陵，掃蕩忠、萬、雲安、梁山、開、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又虜所不到之地，悉遭訌潰之擾，民假為潰，潰假為韃，而真韃之兵往往借我軍之衣裝旗號，愚民耳目而卒屠之，蓋雖荒郊絕島之間，無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眉州史氏程夫人墓誌銘》（《四部叢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會國朝（元朝）以金始亡，將並力於宋。連兵於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迨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逃生。”
明楊慎《全蜀藝文誌》輯明趙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傳》：“嗚呼！餘嚐得《三卯錄》讀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莫（暮），疑不死，複刺之。（示旁，以下同）異孫屍積於下，暮刺者偶不及，屍血淋漓入異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為樞密使。嚐坦視人，未嚐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
[10]江曉原《元代華夏與伊斯蘭天文學接觸之若幹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11]牟複禮（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劍橋中國史 --遼西夏金元史（異族王朝和邊疆國家）》第9章 費正清主編，由於本書幾乎沒有關於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的描寫（這種記錄在國外有關的曆史書籍中廣泛地存在），而且故意對中國人口下降50%事實迷惑不解，筆者懷疑，《劍橋中國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無意地參與了對待中國公眾的欺騙行為。本文中關於扭曲蒙元曆史的描述在書中同樣存在，不過荒謬程度低於中國蒙元史專家，也沒有用政治威脅的手段對待不同學術觀點。
[12]周良宵 ：《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3]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中國大曆史》兩書中有關蒙元部分對曆史進行了徹底的歪曲，顛倒了黑白，完全不顧基本的曆史事實。鑒於黃本人並非蒙元史專家，筆者懷疑他是受到費正清學派和中國蒙元史專家的誤導。
[14]事見《蒙古秘史》第2章載，鐵木真為了搶1條魚，殺死了他的弟弟。類似事例在其他有關遊牧民族記載中也經常見到。
[15]據《蒙古秘史》第2章載，鐵木真的父親死後，其母親因為部落不分給他家弱小肉吃而與部落首領發生爭吵，結果部落將其孤兒寡母丟棄而去。
[16]《元史·本紀第一》鐵木真祖先莫拿倫夫人看到幼兒挖草根充饑，就驅趕馬車將小孩軋死，造成兩個部落相互仇殺，死者眾多。
[17]據《蒙古秘史》第4章，當蒙古部落和塔塔爾部落民仇殺之後，鐵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車輪高度做對比，高於車輪的一律殺掉，女子分給部下強奸並作為性奴隸，死後還作為陪葬。這種類似類似於種族滅絕的習俗在其他民族關於蒙古軍隊的記載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把強奸後的婦女也給殺死。遊牧民族種族滅絕和奴役其他民族作為奴隸的行為並非隻限於蒙古帝國，這個習俗甚至延續到滿清政權。滿清政權曾大批掠奪漢族、朝鮮族百姓稱為奴隸，並在多個地區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滅絕，其中比較典型的是揚州大屠殺和在準葛爾的種族滅絕。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亞歐各地也經常有大規模的種族滅絕記錄。希臘曆史資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對希臘民族種族滅絕的記載。最近1次土耳其的種族滅絕行為發生在公元1914年在其領土上屠殺了140萬亞美尼亞人。
[18]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公元1994年
[19]樹森、榮勝《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0]元史綱要編寫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1]徐適瑞《元代平民婦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9卷第2期
[22]韓儒林《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公元1982年11月第1版
外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一）
（作者：趙豐年）
世界上隻有在中國，才會在主流曆史學家編製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國建立地元代描寫成空前繁榮的黃金時代，把中國民族融合、疆土遼闊、都歸功於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國統治的貢獻。“經過元朝近百年的統治，不單中華各民族之間密不可分的兄弟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加深了各少數民族對中國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與女真族（它是後來滿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視為漢人，而最終與漢族相融合，回族作為一個新形成的民族出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所有這些兄弟民族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加強了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凝聚力，在後來的清王朝時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離開了這些曆史的親和因素和傳統情誼，就不可能有今天親如兄弟的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進了科技生產力發展、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論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還有文章宣揚遊牧民族生活保護生態、保護動物，是解決中國生態問題出路。[注2]
然而，大陸以外書籍描寫蒙古入侵其它國家時，講得都是蒙古人當初一貧如洗，野蠻殘暴，每到一處，都屠殺平民民、搶劫、強奸。在很多地方滅絕了當地人口，破壞了當地的文明成果，繁榮景象很久不能恢複。在中國大陸難以見到的書籍中，蒙古帝國軍隊殘暴、邪惡的行為包括把婦女強奸以後殺死，把孕婦的肚子刨開、屠殺尚未出生的嬰兒、把死人的頭擺成金字塔炫耀、取樂[注3]，無論男女老少一律處死，他們是一群十惡不赦的強盜。按照蒙古帝國時代阿拉學者伊本-阿-阿特爾（IbnAl-Athir）的話說，“造成了自以來最大的災難”，[注5]美國現代曆史學家桑德斯也說：“作為人類種族滅絕屠殺的典型代表，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來最惡劣的屠夫。他們把許多國家民族完全斬盡殺絕、或者全部驅趕出家園。在屠殺上令人發指程度，一直到現代的納粹都沒有超越。”[注6]在前俄國和前蘇聯，更是不乏對蒙古帝國屠殺罪行的強烈譴責。前蘇聯還有專門的紀念蒙古大屠殺博物館。而在中國的蒙元專家把這些描寫一律批判成為“回教地主階級的詛咒”“霸權主義者把弱小民族曆史上的傑出人物也一一貶低否定，企圖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為什麽國外對蒙古帝國的評論和把中建設成空前繁榮描寫別別如此之大？我帶著這個疑問，花了大量業餘時間，閱讀了很多（當然遠遠不是全部）中外有關論文，得出結論是:“解放後中國主流的蒙元專家巧妙地隱瞞、扭曲曆史，不斷誤導中國民眾”。而且這種對曆史的扭曲和欺騙不僅僅嚴重阻礙了今天的中國迅速步入世界先進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時得到糾正，遲早將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
本文將引用各種所查閱的資料，詳細論述中國控製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職業曆史學家如何隱瞞、扭曲曆史。他們的做法將產生了什麽危害.
第一、中國主流曆史學家在通俗史書上對民眾隱瞞了蒙元殘暴屠殺、種族滅絕的規模和性質、在中國屠殺的人數和占人口的比例。
無數古代的原始記載顯示，蒙古帝國並不是隻在中亞、阿拉伯、歐洲和印度屠殺和種族滅絕。在中國的屠殺和種族滅絕的規模並不遜色。蒙古人僅在中國北方金境內（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山西）屠殺漢、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約占90%[注7]，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計直接有一千八百萬人（估計這是直接屠殺），焚燒房屋農田造成凍死、惡死，用死屍汙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沒有人能直接統計。西方國家的估計是三千萬。這在中國專業書籍元朝史中也有相應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殺的千裏無人煙，在加上強奸婦女、綁架奴隸，把平民驅趕填平在防禦溝壕其凶狠、殘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種族滅絕行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國北方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蒙古帝國在四川進行大屠殺造成的災難更是令人怵目驚心……網上學者愚人先生文章經過自己在各種原始文獻的調查，在“南宋末四川軍民對蒙古的抵抗及其意義”也對四川人口被屠殺作了估計[注8]，整個四川在蒙古帝國屠殺前，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了1300萬人口，屠殺後竟然不滿80萬人口。現舉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陝西所屬的大安軍、興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肅所屬的天水軍、西和州、階州、成州、文州，其估計戶數從戰爭前1175年的258萬（估計數，包含上述陝甘兩省地區），減至戰後1290年的15.5萬（估計數，包含上述陝甘兩省地區），人口減少到1/15。
中國古代各種原始記載盡管經過滿清文字獄時代被有計劃的銷毀，即使在殘留的記載中國，也處處可見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殺光的各種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國屠殺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亞、歐洲的行為絲毫沒有分別[注9]。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是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受害者的人數，被作為世界記錄，放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然而在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的大眾通俗作品中上卻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國殘酷的種族滅絕行為。他們有意識地這種有史以來空前絕後暴行和普通的戰亂混為一談。模糊地說凡是戰爭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國的殺人行為沒有什麽特別的。在中國關於蒙元曆史的通俗曆史作品中，充滿了古人如果啟用儒家治國，恢複科舉，救濟難民。在蒙元史論文中，也充滿了元代如何促進科技進步[注10]。難道在半個中國人口被屠殺了90%對中國沒有什麽惡劣影響？
我不能說中國史家舉出的蒙元“貢獻”的例子不是事實。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國除了屠殺等各種罪行以為，還抓勞改修建了鐵路一樣，是大規模罪行下的個別例外。如果將來的曆史學家在描寫日本侵占中國關東，不講他們屠殺平民，強抓勞工，搶走糧食、強迫人吃混合麵、造成大批民眾餓死,抓慰安婦和化學、生物武器實驗，隻講他們興辦鐵路、開設學校、醫院、甚至某個日本人救活了中國人的性命，把招募漢 奸說成是團結廣大漢、蒙同胞，用這些個別事例來證明日本入侵中國促進了中國的進步，然後再說兩句凡是戰爭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沒有什麽特別，那麽未來不明真相的的人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中國的蒙元史專家就是用這種方式作學問的。
蒙古屠殺造成的是中國和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可是我們在中國有關的通俗曆史書籍上很難發現這樣的結論，包括部分和中國學者關係緊密的外國漢學著作也存在著欺騙和誤導。劍橋中國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結果，既宋代中國人口有至少一億兩千萬、甚至更多。而元代隻有5000萬。那一半人口到哪裏去了。劍橋中國史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麽？因為他們對蒙元曆史的結論，多出於中國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國、救濟難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殺的習慣。然後書籍作者提出這樣的疑問，這麽好的政權人口下降那麽多了，一定是天災。可是他們又沒有發現有大規模的天災疾病記載。所以對人口被消滅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國蒙元史家隱瞞了蒙古人的屠殺行為，這本來根本不成為問題。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書中對蒙軍殘暴行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談蒙軍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嚴重下降的事實[12]。也就是說中國讀者無法同時接觸到蒙古屠殺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無法了解其殘暴程度遠遠超過曆史上一般戰亂。而中國蒙元史專家借此機會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災難和一般性戰亂混為一談。也給某族民族主義者理直氣壯的說“哪個朝代沒有血腥、蒙古帝國不比其它政權殘暴”的謊言提供了依據。國外（部分）學者被中國蒙元史家誤導。不僅劍橋中國史作者被誤導，黃仁宇和一些台灣史家也有明顯被誤導的痕跡、和為蒙古帝國罪惡隱瞞的行徑。[13]中國有個以蒙元史權威韓儒林（中國百科全書蒙元部分的主編，已去世）為首的學派，堅決主張蒙元促進了中國發展，他們絕大部分的論文和在所有大眾能夠接觸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為所謂的蒙元貢獻找例子。對公眾，他們根本不提蒙元軍隊殺了多數人，搶劫了多數財產。更有甚者，還批判伊斯蘭史家記載蒙古人在中亞、西亞殘暴的屠殺和搶劫行為，說那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偏見[1]。
韓儒林在給同行定調子的發言中說：“元朝的統一，結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紛爭和血戰，使全國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從事生產，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無論如何都是曆史的進步。”[14]把造成5千萬以上中國人民死亡的政權說成是“結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紛爭和血戰”，是不折不扣的謊言。蒙元的統治也根本沒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環境從事生產。蒙元政權為了試刀是否鋒利，可以隨便在街上抓人殺掉，他們把成千上萬的漢族人民抓來作為奴隸，多次計劃把漢人殺幹淨，把農田變為牧場，這是給“全國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從事生產”嗎？不是，這是對中國人民進行欺騙和愚弄。
外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二）
第二、中國蒙元史家刻意隱瞞、貶低宋代發展成就，並把宋代的成就歸功於蒙元統治。把蒙元不斷搶劫造成的南宋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說成事南宋政權的腐朽和蒙元統治的理由。顛倒和野蠻和文明的性質。
近代部分中外曆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時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發達國家，而且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其它文明地區。中國發展停滯以至於最終落後於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國的大屠殺、野蠻破壞、和殘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員、尤其是掌握先進技術的漢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實行的是種族滅絕和徹底破壞的策略。中國北方被毀得千裏無人煙。這在後資治通鑒裏有明確記載的事實，在中國現代史家的通俗讀物裏是見不到的。
蒙元政權攻打南宋時，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區難以見到的頑強抵抗，事實上，蒙元軍事力量雖強大，但沒有取勝南宋的的把握，這迫使他們改變了野蠻的滅絕屠殺行為，改用相對文明的方式征戰。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殺幹淨，也不再焚燒一光。而是啟用當地投降的官員用原來的方式管理。這樣，中國南方（長江流域和廣東福建沿海）地區免遭破壞。馬可波羅在中國見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榮，這種繁榮是幾白年來宋代人們創造積累的。蒙元隻不過沒有破壞幹淨，但他們除了瘋狂搜刮財富，沒有對繁榮有任何貢獻。實際上，中國正在蒙元統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編造原則的中國曆史學家筆下，宋代是一個充滿腐朽落後的時代，而蒙元是一個欣欣向榮、生氣勃勃的新時代。馬可波羅見到的繁榮，被他們當所蒙元英明統治的證據。蒙元專家的研究論文，隻集中在為兩個觀點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敗、軟弱。二是蒙元時代的科學、文化、經濟成就。他們所有舉出蒙元時代的成就，都是漢族人們創造的。但他們都牽強附會歸功於蒙元政權。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國北方屠刀下千裏無人煙的慘劇，對他們的結論沒有什麽影響。最多輕描談寫，一筆帶過說蒙元有部分破壞生產力行為，還不忘了交代一下這是個別現象。為了民族團結，不要在追究這種事。
而宋代在這些中國專家筆下，則是充滿統治階級腐朽落後，階級矛盾減弱的朝代。在中國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的文章列舉一係列宋代腐敗現象隻後，他得出如下結論：“這樣腐敗的政權，任何民族都有權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當中國的主人是推倒曆史前進的”。他的話讓我範描寫想起兩次鴉片戰爭時清政府的腐敗，同理，是不是因為清政府腐敗，那英國、俄國、日本等民族就有權力當中國的主人？否則阻礙曆史發展？按照同意邏輯，是不是漢民族的管理者被別人找到腐敗現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權力象蒙元政權那樣屠殺、奴役漢民族。這些曆史學家所作所為，等於是在為另一次大規模屠殺漢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實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區（不僅中國），不僅造成了文明發展的大倒退，伊斯蘭和歐洲學者（尤其是俄國學者）詳盡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區造成至今是有史曆來最大的人道災難。幾千萬甚至上億貧民被屠殺。這種屠殺，不但沒有促進當地文明發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奪過的地區發展的全麵停滯。我所讀過的一本蘇聯曆史書上清楚地論證道，俄國在蒙古人屠殺和占領後，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蠻時代。萬幸俄國受沒有被破壞西方文明影響，逐漸恢複了國力，趕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這唯一的文明源頭。那我們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紀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國落後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遊牧民族兩千年以來不斷的屠殺、破壞、征服奴役。這其中，蒙元政權是最惡劣例子。
客觀地說，中國明代以後的主流曆史學家對宋的貶斥情有可原。盡管宋代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國家，但是由於宋的軍事軟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殺、搶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榮並沒有留給後人。所以明代以後中國史家傾向於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榮。更談不上思考宋的繁榮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幸運的是，不受中國史學界控製的西方史家則沒有這個偏見，西方國家後來的發展很多受益與宋代的發明創造。對宋的成就多有讚揚。（實際上西方學者受語言文化限製，隻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現代中國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寫的一團漆黑，已經很難說是偏見引起。說元代因為蒙古人統治而比繁榮，是彌天大謊。根本不具備任何職業道德。
中國在宋代已經有成熟的文化，高度發達的社會係統和福利製度。許多寶貴的經驗到今天還被中國遺忘，卻在西方國家卻後來居上，從新發明和改善了這些文化傳統。然而中國的主流曆史學家卻刻意隱瞞真相，使得很多這些關鍵的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輝煌成就，需要經過西方學者、或者向愚人先生這樣有曆史造詣的極少數非職業史家用業餘時間通過互聯網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國史家隱瞞了蒙元和其它遊牧民族野蠻、落後的本質和對文明地區的寄生關係。
很多不同來源的曆史原始資料都表明遊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沒有接觸到文明地區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沒有溫飽，經常發生為了爭奪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殘殺[14]。老老幼病殘遭到遺棄[15]。由於不畜牧，而是遊牧，草場快被破壞。遊牧民為了生存，爭奪草場，經常大規模自相殘殺[16]。遊牧民族有種族滅絕的習慣，每戰勝一個部落，就把對方男子全部殺光，把女子和幼兒掠奪為自己的奴隸。由於這種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遊牧民族經常到人口稠密地區掠奪人口，補充自己的來源。所以盡管蒙古和土耳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歐洲、西亞、中亞地區掠奪白種人口，成為白種人，而蒙古地區遊牧民族掠奪中國和朝鮮等文明地區的人口，成為黃種人。阿爾泰民族群體原來的人種，已是難以解開的謎。
遠離農業地區的遊牧民族從來沒有什麽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區的遊牧民族可以搶劫財富。搶劫到的財富比自己靠原始遊牧手段得到的財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區的遊牧民族把它當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們或者直接搶劫，或者利用搶劫做威脅，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馬）強迫文明地區向他們輸送衣物、鐵器、食物、金銀等來維持生活。而文明地區地區打內戰時或者企圖抵抗其它遊牧民族搶劫時，經常找遊牧民族部落做雇傭軍。事實上這種雇傭和貿易造成了畸形強大的遊牧民族。中國除了華夏文化還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對中國發展有貢獻，比如藏文明、高麗文明和維吾爾族的文明。但遊牧民族偶然保護文明地區不受其它遊牧民族搶劫，對文明發展沒有任何貢獻。恰恰相反，在沒有長城保護的維吾爾地區由於長期被遊牧民族破壞，使其落後於華夏文明，使中國發展失去了一個借鑒來源。實在是憾事。
遊牧民族是古代社會的寄生蟲。為了對付遊牧民族野蠻搶劫屠殺，文明地區必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成為沉重負擔。成為文明地區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續不斷的蒙古人搶劫拖垮了）。文明地區一旦衰落，遊牧民族就趁虛而入，大肆燒殺掠搶。曆史上也的確有很多遊牧民族，受華夏文明熏陶，接受了華夏文明。隻有在他們成為為華夏文明一員後，（成為漢族以後），才對中國發展做出貢獻。這些民族融合的動力，是華夏文明創造財富的功勞，不是野蠻民族搶劫的功勞。中國史書卻本末倒置。
盡管遊牧民族的野蠻生活方式在國外史書中常見，但在現代中國史書中卻是基本絕跡的.
第四，中國史家把蒙元沒有破壞幹淨的宋代華夏文明成就歸功於蒙元
中國蒙元史家不厭惡其煩地描寫蒙元政權如何興修水利，救濟難民，恢複農業，複興科舉，證明蒙元的英明統治。這真的是遊牧民族帶來的嗎？蒙元在入住中國為食物或女人連父子、兄弟都可以殘殺，連成吉思汗父親死後，其孤兒寡母寡婦立刻被拋棄，任其自生子滅。這樣殘酷的習俗，怎麽會一下成為英明的統治階層？
事實上，蒙元政權啟用了漢族官員始於宋代遺留下來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現。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區沒有這樣做，是因為華夏文明創造的大量財富誘使他們放棄野蠻屠殺破壞。啟用投降的漢族官員治理。這樣他們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財富。華夏文明沒有被破壞的功勞，不用歸功於蒙元。而應歸功於創造財富的漢族人民。蒙元興修水利、救濟難民等行為是華夏文明的殘餘，而沒有野蠻民族的任何貢獻。中國宋代官府救濟難民的次數規模遠遠高於蒙元，這在中國史家的材料中是無法見到的。沒有蒙元，中國隻有更繁榮，被蒙元破壞摧殘後，中國文明倒退到一個低下的起點，而且從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是，是因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國史家在大肆吹捧鐵木真、忽必烈的同時，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稱號，這無疑會迫使中國人民蔑視抵抗異族入侵時的民族英雄，強迫中國人民在異族殘酷屠殺和種族滅絕時逆來順受，甚至加入異族屠殺自己的同胞，其後果必然危害無窮。
文明發展必須要通過積累才能完善。華夏文明通過無數次經驗教訓，已經懂得興修水利和免除過分徭役都是必要的。隻有文明發展到已經深度才能考慮全麵。對於蒙元這種從野蠻落後背景出來的政權，就沒有這樣的智慧。他們在搜刮財富時沒有節製。造成創造財富的民族生存困難。即使興修水利，也根本不考慮民工的生命價值，結果引發了紅巾起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紅巾軍沒有什麽先進武器，組織也似一群烏合之眾，卻能夠在蒙古軍隊統治的確橫掃千裏如入無人之境，蒙古軍隊卻無力鎮壓。他們所在文明地區的屠殺奴役，使得沒有人能夠再為他們製造先進武器了。這是給那蒙元統治促進武器發展的說法一記耳光。蒙古人在接觸文明地區前連煉鐵都不會。借助文明地區武器才強大，一旦毀壞了文明地區，自己也就沒有武器了。蒙元統治哪裏象中國蒙元學派說的那麽高明？
外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三）
第五，中國蒙元史家炮製了蒙元統治促進東西方交流、促進了民族融合的神話
中國蒙元史家經常說沒有蒙元的統一，東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發展。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國早在蒙元前就與世界文明地區大量交流。從農業品種到胡琴、椅子都是從世界文明地區傳來。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運，把大量中國物品運送到西亞、歐洲。東西方交流根本不是從蒙元開始。唐宋代早已繁榮了。蒙元學家絞盡腦汁找例子，證實元代某些阿拉伯技術傳入中國，難道沒有蒙元，這些技術就不能傳到中國了？
蒙元真的促進東西方交流了嗎？恰恰相反。蒙古等遊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區以前，就在絲綢之路上搶劫，結果割斷了陸地絲綢之路。割裂東西方的聯係。蒙元入主中國後，由於不斷的屠殺搶劫，使得陸地絲綢之路各文明地區千裏無人煙，連生產也沒有，更談不上什麽交流。有人說蒙元把中國火藥技術傳到西方，這有一定的道理。但這樣做的結果是造成了象突厥這樣的野蠻部落強大。對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壞，從此落後在西方文明的後麵。而火器發明鼻祖中國，也從此喪失了大部分發明創造的活力。
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為了把東西方交流的功勞歸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隱瞞和忽略了這樣一些事實：中外海市貿易早兩漢初步建立起來，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規模很大的發展。最遲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廣州首次設立了市舶司，還建立了專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時每年有幾十萬外商來廣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後，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稱為“天子南庫”的海市貿易為維持南宋的經濟繁榮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時期，泉州、廣州都是最著名的對外通商口岸，與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著貿易往來。這些事實說明，沒有蒙元政權，中國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觸和交往，難道非要象那些蒙元專家所說的，需要靠蒙古帝國瘋狂的屠殺和掠奪之後，才能促進嗎？
蒙元學家還另外製造了一個謊言：蒙古帝國征服中國後，瘋狂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由於財富不是自己生產的，他們毫不珍惜，用極為低廉的價格換取中東、歐洲的奢侈品。這樣自然吸引了大量中東商人前來幫助蒙古帝國敲詐勒索中國人民。貿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學家說這是促進了東西方交流，這類似於說小偷把偷竊、搶劫東西送到到市場銷贓的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生長發展一樣。蒙元帝國的掠奪行為惡劣程度遠遠超過普通的強盜。在他們大量掠奪中國漢族人民財富出賣給外部國家，嚴重破壞了的生產基礎，也破壞了生產者賴以生存的基礎。中國的潮州以前就是曆史上著名瓷器生產中心，在蒙元政權瘋狂掠奪下從此衰落。
蒙元促進民族融合更是謊言。即使不提眾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從西域征掉來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來管理中國，是為了搜刮財富，絕不是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殺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統治結束後，中原漢人已牙還牙，有不少屠殺各地胡人報複。這絕不是華夏文明的傳統。而是蒙元殘暴逼迫的。
蒙元政權的行為和英國人調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樣，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沒有屠殺多少中國人的英國帝國主要可要偉大得多了。在現代中國曆史，每一件英國帝國主義的罪惡都詳細描述，有時甚至誇大其詞。可英國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損失連一次遊牧民族不成功的搶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讓五千萬中國民眾死於非命的蒙元政權了。
民族融合本來隻是不同的民族成員從相互不認同變成相互認同，從相互破壞鬥爭變成相互合作團結。蒙元政權不但沒有使得中國各民族相互團結，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個強盜一次搶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認為以後隻有殺人搶劫才能過好日子一樣，從此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從羨慕華夏文明變成蔑視華夏文明，他們從此再沒有把中國人民當成自己的同胞，而是當成自己的獵物，也從來沒有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家園，而是當作自己的獵場、搶劫的對象，隨時準備和任何外來勢力合作，掠奪剝削和奴役漢族人民，甚至對漢族人民進行種族滅絕。外蒙獨立的時候，對幾十萬非蒙族的漢滿居民進行種族清洗，內蒙的王公勾結日寇進貢中國軍隊，就是以所謂成吉思汗蒙古帝國的事跡鼓勵自己的。把曆史上種族滅絕行為編造成為民族融合，不僅僅是彌天大謊，而且為鼓勵中國的敗類日後外來勢力屠殺欺壓中國人民埋下禍根。
所謂的蒙元政權民族融合造成了兩個惡果，其一是中國人民雖然仍是一個國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價值和尊嚴。社會也不再和睦。蒙元引發的伊斯蘭教的傳入使得回族和漢族充滿矛盾，西北地區常因此有種族屠殺行為。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體的開始。今天的蒙元學家用謊言來加速這種解體。
蒙元學派經常舉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將軍後來成為蒙元政權貴族，來說明蒙元沒有民族欺壓，相反促進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衛等無數漢 奸在日本占領時期手段有待遠遠比蒙元的漢 奸高，難道這就可以說明日本在中國沒有殺人，而是為了促進民族交流和融合來了。這真的是蒙元學家邏輯思維方式，還是他們故意誤導中國民眾？
中國蒙元學派用促進民族團結的借口，公開地把種族滅絕奴役和壓迫這些當作民族融和功勞，不僅僅不能促進中國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們在鼓勵少數民族象蒙元政權那樣為了自己的利益掠奪其他中國民族，鼓勵少數民族的野心家勾結外來勢力欺壓中國人民，不斷地向中國的少數民族暗示：中國人民的生命價值是不值錢的，是可以任意屠殺的，隻有象蒙古帝國和滿清那樣屠殺中國人民，才能就會成為中國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國蒙元史家竭力貶低了南宋軍民抵抗蒙古入侵的偉大意義
中國蒙元史家的筆下，南宋軍民的數十年抗戰幾乎不值一提，他們用類似”南宋還苟延殘喘於東南地區”，把辛勤勞動、發明創造的漢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擊望風而降的小醜形象[注18]。而仔細閱讀曆史，南宋恰恰是當時世界上抵抗蒙古蠻族入侵最悲壯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後一息的文明社會蒙古軍隊掃蕩歐洲國家不過需要2-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亞阿拉伯地區不不過需要十年時間，可是征服華夏文明社會西夏和金朝卻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費了25年時間，綜合了中國和亞歐的各種武器，利用了漢 奸的配合才勉強得手。這正說明中國是當時最先進的文明社會。
因為南宋軍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軍隊不能繼續破壞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區。南宋軍民在四川的頑強抵抗，殺死了蒙古帝國的罪魁禍首蒙哥，更是直接導致在阿拉伯地區的蒙古軍隊停止了野蠻的屠殺和掠奪。保護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狀態。
蒙元時代不是中國的黃金時期，恰恰相反，是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世界上除了中國和蒙古，所以國家無不對蒙古的野蠻屠殺、搶劫和破壞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懼被美國統治後果時，就用蒙古人在巴格達的大屠殺來比喻。而中國把這種野蠻人尊成英雄一樣對待，是為什麽文明被野蠻殘破的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國當代蒙元史專家們的傑作吧？.
中國蒙元史專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脅、恐嚇，阻止不同的學術觀點
那麽，中國的蒙元史家如何麵對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對觀點？根據我們現在查到的資料得知，他們采用的不是學術辯論，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式，對不同學術觀點的人進行政治威脅和迫害，以強迫不同意見住口。他們把中國持不同意見的人扣上“大漢族主義”的帽子，並且把大漢族主義和各種危險的政治身份聯係起來把他們說成是。比如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先鋒，帝國主義走狗，蘇修侵略中國野心的幫凶，四人幫同黨等等。這意味著在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式下，和他們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僅僅沒有學術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學術界提職稱，甚至可能被關入監獄。
韓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見者批判成為別樣用心的“大漢族主義者”，他說“有些大漢族主義曆史家心中橫著少數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時代必為黑暗時代的偏見，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誇張和普及，就把那個時代渲染成了人間地獄。”[見注1]，而且把伊斯蘭國家關於蒙古種族滅絕罪行的記錄說成是“回教地主知識分子”、“回教曆史家詛咒”，這樣不同學術觀點就會被描述成為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代理人，在當時是麵臨批判坐牢的危險的。
中國近代蒙元學家還對持不同學術觀點的人采用了誣陷和誹謗的手法。學者對蒙元政權持否定態度的本來清楚，就會因為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罪行，對其他民族財產的瘋狂掠奪，對婦女搶劫和對兒童的殺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來最為惡劣的。可是這些蒙元專家避口不談這些充分的根據，而是把對手描寫成血統論的種族主義者，說他們““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當中原的皇帝寶座上坐一個少數民族皇帝時，有些人就不加調查研究，一口咬定說這是黑暗的時代”[注22]。這是在誤導公眾認為否定蒙古帝國的觀點都是因為種族血統主義而不是屠殺掠奪罪行。事實上，這些蒙元學家因為蒙古帝國不是漢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頌他們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漢族血統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殺漢族人民的權力，他們才是地地道道的因為血統持有偏見的種族主義者。
韓儒林還說過：“有些大漢族主義曆史家心中橫著少數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時代必為黑暗時代的偏見，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誇張和普及，就把那個時代渲染成了人間地獄。”[原文見注1]。那麽他證實蒙元時代不是人間地獄的根據是什麽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區和漢人地區都存在極大貧富差距。他說：“例如有人受用“負極江南，富稱塞北”兩句話來描寫元代的社會，難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萬石租子的、占著二三千戶佃戶”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窮”列“極”點7霞兒賣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稱”麽?”。在他眼裏，漢人都是應該在生死線上掙紮的，某個漢人地主沒有這樣，就算是蒙古帝國統治者開恩了。連蒙古奴隸過著悲慘的生活，都被這位蒙元學權威說成民族平等，作為禁止批判蒙古帝國罪行的根據。實際上，蒙古帝國統治者和這位蒙元史專家一樣，都是種族主義者，他們部下的奴隸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區掠奪來的平民。蒙古統治者對於和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奴隸殘酷壓迫，還用法律規定強奸他們的妻子受到保護。這種曆史上罕見的壓迫，竟然在這位蒙元學權威眼裏成了漢人蒙古人同等對待的證據。
在中國“四人邦”倒台後，這些曆史學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幫”是“大漢族主義者”[注19]。他們找到“四人幫”關於曆史問題的言論（比如匈奴對漢族人民破壞這樣已經達成共識的結論），牽強附會地說“四人幫”“醜化誣蔑我國的少數民族，妄圖破壞民族團結．搞亂少數民族地區。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他們給四人幫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們所持的不同學術意見。這樣任何揭露他們謊言的人，都有被當成“四人幫”的死黨的風險，在當時意味著麵臨勞動改造的後果。這些蒙元專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幫罪行，也不是關心少數民族不受迫害。他們要做的不過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壓製不同意見。
在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的蒙元史專家還把對蒙古屠殺持否定態度的人和蘇修帝國主義聯係在一起。用所謂“蘇修版圖集團的禦用史學家，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國領土和發話製造輿論，大肆貶低和醜化元朝曆史，拚命宣揚戰爭的殘暴和恐怖”作為理由[注20]，把揭露蒙古種族滅絕罪行的人推到蘇修集團的立場中去。使得反對者麵臨更大的政治風險。這些蒙元專家用政治手段威脅不同意見的做法，他們用暴力消滅了學術討論的空間。使得他們編造的謊言成為唯一可以讓公眾接觸的信息。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脅的不同學術觀點的人，是中國“元史綱要編寫組”的主要成員，也是中國蒙元史的權威。他們用政治手段壓製了不同意見，不僅使得中國民眾完全失去了從教課書上了解代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國的曆史學家不能在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中研究曆史真相和發表不同意見，因為這麵臨這手段嚴重的政治迫害風險。中國曆史學家即使有勇氣關於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發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實的同時毫無根據地說幾句“元代統一促進曆史進步”的謊話，以免早點學術壓製。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婦女悲慘境界的文章，隻能發表在影響力極為有限的“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上[注20]
外篇 對蒙元史的歪曲及其嚴重危害（四）
中國蒙元史家扭曲曆史對中華民族的危害
這些主流中國史家扭曲曆史的作為將對中華民族產生深遠的危害。他們把屠殺和種族滅絕的行為與國家統一、民族融合混為一談，混淆中國人民道德、是非觀念，使民眾喪失華夏文明中德惻隱、仁愛之心，對自己的死難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對無辜被殺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們誘使民眾不尊敬辛勤勞動、發明創造、對中國文明發展做出貢獻的群體，不知道這是支持中華文明發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懶做、不勞而獲，以為靠相互暴力掠奪同胞的勞動成果就可以成為英雄。
這樣做的結果最終導致中國人民不知道國家統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關心、愛護，誤以為戰爭和壓迫才是國家統一的法寶，這樣的結果必將導致整個中華民族就凝聚力迅速喪失。把中國帶到一個非常危險的心理狀態。當這些蒙元專家，把蒙元政權的種族滅絕行為吹捧為所謂的促進民族融化時，隱瞞了這種所謂的融合破壞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樣一個事實。讓人造成的錯覺是屠殺有功，培養了很多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的蔑視感、和對自己祖先殺人、搶劫的優越感。當下一次中國再有外來民族侵入時，這種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將惡性擴散，一定會有人（尤其是非漢族）在勾結外來民族屠殺、欺壓中國民眾時，不但沒有羞恥感，反而為這是在促進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這是在為侵害中國人民利益甚至屠殺中國人民的漢 奸做心理培訓。
這些蒙元史家扭曲曆史的做法現在還被某些民族別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戰爭期間，內蒙王公德王勾結日寇進攻中國軍隊、成立偽政府的時候，就是用所謂成吉思汗種族滅絕的“光輝業績”來鼓勵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國，脫離並再次欺壓中國。外蒙貴族在清末民初勾結俄國分裂中國領土時，也用所謂成吉思汗業績來迷惑其民眾，造成了十多萬非漢族在外蒙被種族清洗。所謂成吉思汗的光輝業績，是把民族間的利益完全分開，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惡行為。蒙元史專家吹捧這些行為，實際上是鼓勵這些民族繼續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內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現在就發出所謂的“蒙古是主、漢人是客”，為內蒙驅逐漢、回、滿等各族人民的種族清洗做準備。這些分裂分子（大多數都是黃金家族的成員）表明維護國家統一，給政府施加壓力，一方麵要求所有中國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麵暗中培養本民族蔑視其它民族生存權力。他們就充分利用中國蒙元專家扭曲的曆史作為武器，把自己恢複黃金家族統治的意識形態，巧妙地混入蒙元專家扭曲的曆史中。甚至用國家的資金來為黃金家族寫家譜，為以後趁火打劫做準備。他們以蒙元史專家的結論做大棒，氣勢洶洶地把一切不符合他們黃金家族利益的史觀，說成是大漢族主義，動輒加以嚴厲地打擊。可以預料，蒙元專家扭曲曆史的做法給中國再次發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使得廣大民眾誤以為蒙元滅宋是曆史的進步，是中國曆史上普通的改朝換代，而不知道野蠻戰勝了文明，遊牧民族的瘋狂屠殺掠奪摧毀了華夏文明的精華，他們利用民眾對曆史知識普遍缺乏，掩蓋了蒙元政權成至少五千萬中國人喪生的事實把屠殺和種族滅絕被粉飾成了民族融合和進步，使民眾認識不到蒙元統治者凶殘的本質，以為這是一個普通的改朝換代。使得人民無從了解為什麽從蒙元以後中國文明發展陷於停頓，完全失去了以史為鑒的機會，丟棄了中國古人在文明發展中無數此探索的經驗教訓，讓今天的中國在一個很低的起點上，象沒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國家一樣從新摸索，再次去體驗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訓，讓我們的後代嚐受沒有先人經驗的痛苦。
蒙元學家這樣扭曲曆史，讓廣大中國人民迷失了文明發展的前進方向。使廣大民眾誤以為屠殺和種族滅絕是促進曆史發展的，讓他們蔑視辛勤勞動和發明創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學技術發展必須建立在長期和平環境中多學科小的發明創造、積累成綜合的大發明創造。這種積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夠被後人繼承，使得後人在更高的水平上發展。這需要一個秩序的社會和保障社會能夠分工合作、減少內鬥、內耗的人文環境。中國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幫助建造了這樣一個人文環境。而中國蒙元史專家扭曲曆史，把蒙古空前絕後的種族滅絕和一般曆史上的戰亂混為一談，隱瞞了蒙元統治後中國的人文環境的被嚴重破壞，成為中國發展緩慢停滯的根本原因。這樣中國人民完全失去了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機會，不知道文明飛速發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癮側、同情，作為社會和睦的必要條件。讓民眾誤以為欺軟怕硬、弱肉強食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把蒙元摧殘中國文化的危害發揚光大，造成社會內鬥、內耗不止，造成現代中國文化中的團隊精神成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國人民習慣於蔑視同胞的利益，難以進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誤導中國青年以為隻要有所謂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壯誌”“自信”“果斷”，敢於殺人，就可以當世界的主宰。這在世界科學技術和經濟水平決定國家實力的今天，在以科技為基礎的武器發展越來越決定戰爭勝負的今天，這種思潮將對中國前途產生極大的危害。
為什麽中國的主流蒙元史專家采取這種危害中國的做法。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是有意為之，而更可能是迫於壓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這些曆史學家顯然對自己的專業道德和危害絲毫沒有責任感。韓儒林曾經在一篇自述中說，他在解放後被迫改變了原來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曆史觀”看問題。本人目前沒有發現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這種篡改曆史的方法。也沒有發現他們對扭曲、篡改曆史如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任何解釋。他們的確引用馬克思主義所謂生產力發展是曆史發展動力的理論，可是蒙古帝國促進生產力的說法完全是謊言。製造這種謊言並非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所謂“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無非是一個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一律打擊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這在中國政治上不寬鬆的年代，是可以把對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麽是什麽原因和過程、或者說那些人迫使這些曆史專家放棄自己的職業道德去扭曲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無法調查清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壓力直接、或間接來源於那些成吉思汗種族滅絕受益者的後代。對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於他們對本民族普通民眾的控製，增加分裂傾向，而分裂傾向也有他們利於欺騙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國家分裂。當內蒙地區有分裂的危險時，他們可以扮演一個維護中國統一的角色而占據重要領導位置。同時更有權力和機會利用國家資源向其民族灌輸蔑視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識形態。這些黃金家族精英雖然表麵上說讚揚成吉思汗是為了國家統一，但實際上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國其它民族分開。他們在說維護國家統一的同時，甚至和台獨、外蒙相勾結，準備進一步篡改曆史，把匈奴說成是蒙古祖先，把內蒙說成是自古以來蒙古族的固有領土，為驅趕其它非蒙民族的種族清洗做輿論準備。這在最近某個蒙古精英的一係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現。具體內容超出了本文議論範圍。本文所論述的，是蒙元專家如何扭曲曆史，和它潛在的和已經發生的巨大危害。考慮如何阻止和減輕這種危害，是每一個熱愛中國人民的同胞義不容辭的責任.
注釋和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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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auders
[7]數字引自尚铖主編《中國曆史綱要》公元1955年1月版第273頁。
[8]愚人《南宋末四川軍民對蒙古的抵抗及其意義》公元2003年，文章尚未在印刷媒體發表，但是按照學術論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證的原始資料。
[9]根據韓音湖等編纂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 滿清在文字獄時代曾經對有關蒙古的各種記錄做過係統的銷毀和篡改，以掩飾蒙古屠殺和掠奪的罪行。今天在中國古籍中有關蒙古屠殺的資料大多數都殘留散落在非官方編纂的史書中。下麵是筆者收集的部分關於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的記錄。
《靜修文集》卷一七《孫善墓誌》：“河朔大亂幾二十餘年，數千裏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
李心傳（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九乙集：“貞佑元年即，崇慶三年至寧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所過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裏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北墟矣。”
宋陽枋《字溪集·上宣諭餘譙隱（餘□）書》（四庫全書珍本）：“蜀自辛卯以來，士夫軍民死於兵者不知幾百千萬。遠者未暇論，姑自近者言之。辛醜西州之禍，殆不忍言。漢嘉之屯，陣亡者眾。江陽失險，瀘、敘以往，窮幽極遠，搜殺不遺。僵屍滿野，良為寒心。”
《續資治通鑒·宋紀·一百六十三》載：“紹定四年（公元1231年）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人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府，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
《元史·李忽南吉傳》：“三年（公元1266年），宋軍陷大梁平山寨（今重慶梁平），平章賽典赤令忽蘭吉領兵千餘騎，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覘之，聞寨中擁老攜幼西去，追擊之，斬首三百級。”這段文字記載有蒙軍不分老幼的屠殺。
吳昌裔《名臣奏議·卷一百·論救蜀四事疏》：“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禍甚慘。毀潼、遂。殘梁、合。來道懷安，歸擊廣安，而東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踐邛、蜀、彭、漢、簡、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喪七、八矣。毒重慶，下涪陵，掃蕩忠、萬、雲安、梁山、開、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又虜所不到之地，悉遭訌潰之擾，民假為潰，潰假為韃，而真韃之兵往往借我軍之衣裝旗號，愚民耳目而卒屠之，蓋雖荒郊絕島之間，無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眉州史氏程夫人墓誌銘》（《四部叢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會國朝（元朝）以金始亡，將並力於宋。連兵於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迨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逃生。”
明楊慎《全蜀藝文誌》輯明趙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傳》：“嗚呼！餘嚐得《三卯錄》讀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莫（暮），疑不死，複刺之。（示旁，以下同）異孫屍積於下，暮刺者偶不及，屍血淋漓入異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為樞密使。嚐坦視人，未嚐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
[10]江曉原《元代華夏與伊斯蘭天文學接觸之若幹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11]牟複禮（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劍橋中國史 --遼西夏金元史（異族王朝和邊疆國家）》第9章 費正清主編，由於本書幾乎沒有關於蒙古帝國種族滅絕的描寫（這種記錄在國外有關的曆史書籍中廣泛地存在），而且故意對中國人口下降50%事實迷惑不解，筆者懷疑，《劍橋中國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無意地參與了對待中國公眾的欺騙行為。本文中關於扭曲蒙元曆史的描述在書中同樣存在，不過荒謬程度低於中國蒙元史專家，也沒有用政治威脅的手段對待不同學術觀點。
[12]周良宵 ：《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3]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中國大曆史》兩書中有關蒙元部分對曆史進行了徹底的歪曲，顛倒了黑白，完全不顧基本的曆史事實。鑒於黃本人並非蒙元史專家，筆者懷疑他是受到費正清學派和中國蒙元史專家的誤導。
[14]事見《蒙古秘史》第2章載，鐵木真為了搶1條魚，殺死了他的弟弟。類似事例在其他有關遊牧民族記載中也經常見到。
[15]據《蒙古秘史》第2章載，鐵木真的父親死後，其母親因為部落不分給他家弱小肉吃而與部落首領發生爭吵，結果部落將其孤兒寡母丟棄而去。
[16]《元史·本紀第一》鐵木真祖先莫拿倫夫人看到幼兒挖草根充饑，就驅趕馬車將小孩軋死，造成兩個部落相互仇殺，死者眾多。
[17]據《蒙古秘史》第4章，當蒙古部落和塔塔爾部落民仇殺之後，鐵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車輪高度做對比，高於車輪的一律殺掉，女子分給部下強奸並作為性奴隸，死後還作為陪葬。這種類似類似於種族滅絕的習俗在其他民族關於蒙古軍隊的記載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把強奸後的婦女也給殺死。遊牧民族種族滅絕和奴役其他民族作為奴隸的行為並非隻限於蒙古帝國，這個習俗甚至延續到滿清政權。滿清政權曾大批掠奪漢族、朝鮮族百姓稱為奴隸，並在多個地區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滅絕，其中比較典型的是揚州大屠殺和在準葛爾的種族滅絕。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亞歐各地也經常有大規模的種族滅絕記錄。希臘曆史資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對希臘民族種族滅絕的記載。最近1次土耳其的種族滅絕行為發生在公元1914年在其領土上屠殺了140萬亞美尼亞人。
[18]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公元1994年
[19]樹森、榮勝《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0]元史綱要編寫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1]徐適瑞《元代平民婦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9卷第2期
[22]韓儒林《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公元1982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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