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鐵健
(2010年5月8日)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請來了陳鐵健老師為我們做演講。陳鐵健老師，字石之，祖籍浙江紹興。1934年生於黑龍江安達。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80年代初、中期，陳老師先後發表瞿秋白研究方麵論文數十篇之多，在深入研究基礎上於1986年出版了飽含他數十年心血的《瞿秋白傳》。這本書出版後“標誌著對瞿秋白進入了全方位的研究，並開創了為中共領袖人物立傳的先例”，陳老師本人也被大家稱為瞿秋白研究的大家功臣。
陳老師的著作有《瞿秋白傳》、《蔣介石與中國文化》（合著）、《綠竹水南集》、《〈多餘的話〉導讀》等。1978至1996年，與李新老師共同主編《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發表過《重評〈多餘的話〉》、《論西路軍》、《代人受過的陳獨秀》、《北伐漫議》、《西安事變簡論》、《AB團肅反之“法理”依據與文化根源》等。今天陳老師為演講的題目是“瞿秋白何以從領袖成為叛徒？”，下麵我們請陳老師為我們做演講（掌聲）。
陳鐵健：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感謝三味書屋的二位先生給我這樣的機會，和大家交流瞿秋白這個特殊的曆史人物，同時也要感謝在座的各位朋友放棄休息時間到這裏參與交流。我要談的問題是，瞿秋白為什麽由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變成了文革時期的大叛徒？他的罪名就是寫了《多餘的話》，《多餘的話》被毛澤東欽定為叛徒的自白書。今天，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簡單介紹瞿秋白其人；第二，如何看瞿秋白寫《多餘的話》；第三，瞿秋白的悲劇是和劉少奇的悲劇密切相關的，因此講到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的在路線上、政治上的分歧，由此引發的文化大革命。也要談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概是這三個方麵。
我現在講第一個問題。瞿秋白是個才子，出生於1899年，於1935年就義，時年36歲。他從1920年開始(當時他21歲)，到1935年，整整16年當中，有12年和共產國際密切相連。他是一個江南的書生，但學曆不是很高，因為家道中落家裏很窮交不起學費，中學沒有畢業。他的母親自殺以後，兄弟姐妹六個就各奔東西，父親自己帶了一個孩子到山東，以教美術繪畫為生。大妹妹帶了一個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武漢，然後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純白。16歲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貧困，到北京因為上不起好的學校，比如說本來是要進北大，北大的學費很高，但是堂兄沒有這筆錢供他，隻好到外交部下屬的一個俄文專修館，就在今天東總布胡同（這個房子已經不在了），免費到那裏學俄文。“五四”運動的時候，瞿秋白是作為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成為這個學校的領袖，這個時候是1919年，瞿秋白20歲。
“五四”運動以後，瞿秋白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他以前信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信佛學，希望佛教人間化普度眾生給中國人找一條出路。後來還信無政府主義，追求無政府、無階級的自由平等沒有約束的社會。受《新青年》的“科學、民主”口號的影響，還追求民主主義。“五四”運動時期發生了俄國革命，俄國政府發表了對華宣言，取消沙俄時代的一切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空話，但是在當時忽悠了很多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青年。大家認為俄國的國情和中國一樣，都是因小農經濟導致經濟上落後、政治上專製統治的國家，俄國發生新的社會製度的變革好像給當時的中國樹立了榜樣，所以國內一下子很多人就轉向了社會主義。當時社會主義的各種門類很多，空想的、互助的、民主的各方麵的社會主義，但是相當一部分青年傾向於俄國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所以，瞿秋白傾向於社會主義是受俄國的影響最大的。
在這時恰好有一個機會，北京《晨報》要派駐俄的記者，於是有人推薦了瞿秋白。瞿秋白很興奮，認為是個很好的機會。他這時的思想還是傾向於文化救國，他到俄國去最大的目的還是了解俄羅斯的文化、文學、藝術包括繪畫、音樂等方麵，他說：“我生來對文學、文藝感興趣，對政治沒有任何的興趣”。當時同去俄國的還有俞頌華、李宗武，瞿秋白對他們倆說，你們主要做政治方麵的采訪和報道，我專門做文化方麵的采訪、報道，同時我也研究俄羅斯的文化。但是到了俄國，人家就看中了瞿秋白，第一是俄文很好，第二是能夠接受新思想，俄國的一些東西瞿秋白認為很新鮮一下子就被吸引了。這時瞿秋白的朋友張太雷，也是常州人。常州出了三個革命家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這在中共早期的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張太雷先於瞿秋白到俄國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已經是共產國際的黨員，就是聯共的黨員。張太雷1921年的5月介紹瞿秋白加入共產黨，那是屬於聯共黨共產國際的黨，不是中共，中共那時還沒成立，正在醞釀。所以瞿秋白是早於中共一大之前的共產黨，1922年的1月才轉為中共的黨員，他應該是中共第一代黨員。
蘇聯的東方大學為中國、為東方培養人才，讓瞿秋白去做翻譯、助教，自然就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密切接觸，所以由這他就開始轉向研究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儼然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作為共產黨員他已經是信仰者，同時又研究它的學理、學說。1922年底，共產國際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陳獨秀率團到莫斯科參加會議，瞿秋白給陳獨秀做翻譯，陳獨秀說，你跟我回國吧，國內需要人，我們共產黨剛剛建立，需要你這樣的人才，尤其是在宣傳和理論工作上需要你這樣的人才。於是，瞿秋白就回國。他於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到北京之後，一些學術單位希望他去做外交或學術方麵的工作，但是他已經應了陳獨秀的提議，開始在上海在陳獨秀指導下主編《新青年》。這時的《新青年》已經完全轉為共產黨的刊物，不是以前的追求民主科學的刊物。《新青年》季刊是由瞿秋白主編的，同時他還參與編輯《前鋒》、《共產黨》這兩個雜誌。所以瞿秋白回國以後就完全投入中國革命、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當中。從這之後一直到1931年被米夫、王明一夥踢出中央政治局，踢出中共的領導位置，瞿秋白在這十年當中全部的精力都花在這上麵。
瞿秋白的遭遇應該說是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且是整個時代的悲劇。1925年中共“四大”，他進入中共中央局，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繼續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後，蔣介石清黨反共，導致大革命失敗。我們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敗？我隻說一句，中國是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戰略，在東方戰線上重要的陣地。這個革命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決策的失誤。莫斯科向中國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顧問，他們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來指揮中國的大革命，從頭到尾都是“左”的。我們幾十年來一直說是“右”，是因為陳獨秀“右”了，所以才導致大革命的失敗。其實不是陳獨秀“右”了，陳獨秀也“左”了，隻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國民黨，認為共產黨隻是個小夥計，隻能在大革命當中做苦力。他們在軍事和財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給國民黨蔣介石，蔣介石是由莫斯科培養而武裝起來的。蔣介石羽翼豐滿之後就對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不客氣。他認為，蘇聯人是在染指中國中東路的特權和外蒙古主權問題，扶持外蒙古的獨立實際是使其變成俄國的附庸。在中國建立國共合作，也是為成立親蘇的政權，來維護俄國在東方邊界的安全，牽製英國、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威脅，完全是從蘇聯本國的民族利益出發，也就是所謂大國沙文主義。讓中國人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維護蘇聯的安全，實現東方戰略的目的。今天我們看得清楚，從已經公布的共產國際的檔案我們完全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
當初大革命失敗的時候，斯大林把責任完全推給中共中央、推給陳獨秀，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大雜燴，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確的寫到：我們以後要用顧問、總顧問把這個大雜燴能夠固定成一個政黨，就是我們要實行保姆製度，把中共從中央到基層全部控製，沒有保姆這個黨將一事無成。他們是這樣看待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他們認為，是中派、“左”派，有能力和帝國主義抗爭，所以要給武器和經費，用顧問來控製它。信中還寫到“我們要像擠檸檬汁那樣把它擠幹，然後再把它甩掉。”其實，斯大林對蔣介石也是同樣不信任。總之，蘇聯對中國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種利用，斯大林的政策就是這樣。所以他的馬克思主義說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改造又經過斯大林的曲解異化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實質就是斯大林主義。
1943年5月21日，在通過“解散共產國際決議”的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講了一句真話“無論是馬克思、列寧在世，還是我們今天，都不可能用一個國際中心來指導全世界的工人運動，我們當初成立共產國際的時候，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導致了當時革命的失敗。”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說世界革命是一種主觀的、速勝的，甚至說是盲動的戰略。共產國際曾經主張的“由共產國際指揮各國共產黨就把帝國主義消滅。帝國主義已經是垂死的、是敲響最後喪鍾的，隻要發動世界革命、各國工人階級都起來帝國主義就完了。”是完全主觀的、盲動的對世界革命的估量。最後蘇聯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不能怪中國共產黨、不能怪陳獨秀，中共、陳獨秀都有自己的問題，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指示一再的抗爭，四次提出要退出國民黨。斯大林說，絕對不能退出，你們都是要為國民黨服務。
共產國際做出要在大革命時期實行土地革命的決定是荒唐的。國共合作初期，在孫中山在世時，兩黨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在北伐戰爭的期間，對地主的土地要實行減租減息，是兩黨聯席會議達成的共識，中共方麵也有這樣的決議，都有檔案可查。毛澤東原來也不是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說的那樣激進，把地痞流氓當成革命先鋒，農民協會可以在農村裏隨便抓人、殺人，不是這樣的。在共產國際的七次擴大會議之前，國共雙方都嚴守這個共識——減租減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從地主手裏奪取土地，這是孫中山既定的方針，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搶，這是對的。後來台灣的土改也是按照孫中山的這個思路，是一種贖買。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來的。我經曆過舊社會，看到的地主一分錢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攢錢買土地。所以中國的土地情況不同，紹興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東北的模式、華北的模式都不一樣，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樣，有惡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勞動、自己的經營發家的，而且這不在少數。我們今天重新研究中國的地主階級、土地問題，和以前的結論有很大的出入。突破這個界限、突破了兩黨的共識在農村裏亂來，這是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的決議，要在中國全麵的實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這個指示傳過來，很多人一下子180度變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和蘇聯駐中國國民黨代表鮑羅廷以前同意主張減租減息，這時就說“兩湖的農民運動太沉靜，農民都不願意起來，我們應該利用地痞流氓來發動群眾。”這是有文字可查，當時湖北的報紙就是這樣報道的。鮑羅廷的一次演講說“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堅定、最果斷……”後來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也是這樣的提法，“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這些人，他們都是農民革命的先鋒，把他們發動起來再帶動農民起來向地主進行鬥爭。
我們今天如何看待《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矯枉必須過正。當時一定要在農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這樣做農民發動不起來，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頭是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使黨的路線發生了很大的轉折。後來在十年的內戰時期，在所謂的蘇區裏“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從這裏來的。這是很廉價的口號，人家的東西可以隨便的予取予奪、輕易的拿來，這最能夠發動、煽動群眾。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敗的，過激的群眾運動授人以柄。
蔣介石在北伐進軍當中對兩湖的工農運動非常稱讚，兩湖的農民運動對支援北伐戰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講話中講到這點。他後來變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農運動把北伐軍的後方搞亂了，農會規定不許穀米出境，北伐軍的糧餉後勤供給怎麽辦？“左”派扣押軍餉，宋子文那時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萬軍餉不給蔣介石。城市的工人運動過激，工人要雙薪、一年要放兩個月假、每天四小時工作。隨便抓老板、封店，農民可以進城抓資本家遊街、遊鬥甚至殺人、無法無天。所以根子是從這來的，延續到後來的無法無天，其源頭在那時已經開始了。
今天看當時的瞿秋白是緊跟共產國際、緊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陳獨秀很厲害。其實他自己也是糊塗，也是搖擺不定的。當時在那種複雜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搖來搖去的，大家都有錯誤、都有問題。後來瞿秋白說到，當年大革命的錯誤不要推給陳獨秀一個人，我們都有責任。陳獨秀作為總書記應該多負一點責任，但是我們都要負。這是實話，所以後來他對陳獨秀也很禮遇，陳獨秀下台以後瞿照樣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認為是陳獨秀的小學生。
大革命之後陳獨秀走了，共產國際看中了瞿秋白，因為瞿秋白的理論素養，和共產國際顧問的關係都很好，參加建立中共“一大”的馬林說：“中共共產黨內最有才華、最有馬克思主義水平的就是瞿秋白。”並把瞿秋白推薦給鮑羅廷。鮑羅廷到廣州做國民黨的總顧問時，指名要調瞿秋白做他的助手，他沒和陳獨秀打招呼就把瞿秋白調到廣州，引起陳獨秀、蔡和森很大的不滿，說太不尊重我們，怎麽可以隨便就把我們的重要幹部調走。瞿秋白和共產國際以及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關係都很好，加上他本人精通俄語、有很好的中文底子，又懂英文、法文，多才多藝。現存的五百萬字著作是他在十年中一邊做黨的領導一邊寫的，涉及麵很廣，除了政論、學說、思想之外，還對新聞出版、文字改革、書法、繪畫、音樂、戲曲、金石篆刻樣樣都精通。在上海大學時，他教王劍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還作畫在綢或棉布上，讓丁玲和王劍虹刺繡。他對《國際歌》中翻譯的“英特納雄耐爾”到現在都沒變。法文“國際”翻譯為中文就是兩個字，八拍用“國際”兩個字撐起來無論如何辦不到，他就音譯成“英特納雄耐爾”。從瞿秋白1923年翻譯《國際歌》之後，後來的歌詞有很大的變動，但是“英特納雄耐爾”到現在始終沒變。瞿秋白是多才多藝的人。
瞿秋白17歲得了肺病，1918年開始吐血。有時候高燒，幾天不能睡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留下了五百萬字的著作。我們現在編的《瞿秋白文集》有十四卷本，其中涉及理論有八本、涉及文學有六本。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文字到現在還沒公開的，沒有編到《瞿秋白文集》裏，所以不限於五百萬字，他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被趕出政治局以後，有三年的時間和魯迅在上海領導左聯，和魯迅共同推導左翼文學、戲劇、電影包括唱片等文化事業。比他大十八歲的魯迅認為瞿秋白是知己，並寫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聯語送給瞿秋白。魯迅是瞿秋白的長輩，他說，像瞿秋白這樣的人我們必須把他抓住，他的論文尤其好，皇皇大論在國內沒有第二人。這是1931年兩人還沒見麵，魯迅就和馮雪峰說，一定要抓住他，以瞿秋白的中文和俄文來翻譯俄國的文學、文學批評方麵的文章，太合適不過，國內找不出第二位。瞿秋白犧牲之後，魯迅還有一句話，說“由瞿秋白來翻譯《死魂靈》是最合適的，僅僅是這一條，殺他的人就是罪大惡極。”魯迅這麽惋惜瞿秋白實在少見，能被高傲的魯迅看得上的人不多。茅盾後來說到“左翼文壇兩領導，魯迅瞿霜各千秋。”瞿霜是瞿秋白的小名、別名，茅盾認為魯瞿他們兩個是雙峰並列的。瞿秋白可以成為一位傑出的文學批評家，他卻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不由自主的在“八七會議”上被共產國際推上了中共最高領袖的地位，他是中共的第二代或者說是第二朝領導人。我們今天說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想還是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在我之前我們有五朝領袖，第一個陳獨秀，第二個瞿秋白，第三個向忠發、李立三，第四個是王明、博古，第五個是張聞天，第六個才是我”，在毛澤東之後是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鄧小平、江澤民，然後才傳給了胡錦濤，這樣順下來我認為是合乎事實的，我們現在說的第幾代不是按照真實的情況來排列的。
瞿秋白是不由自主的被推上最高領袖，他說，我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有很多的文人習氣，很多紳士意識，比如仁慈、禮讓，害怕鬥爭，不願意惹事，明哲保身，這些都不適合做政治家，但是推我又不能不做，做了以後又動輒得咎。他是受共產國際代表控製的，做對了說你是錯的，做錯了當然就更錯了。錯是從共產國際那來的，但是要由你來承擔。大革命的失敗第一個替罪羊是陳獨秀，“八七議會”引發的盲動錯誤第二個替罪羊是瞿秋白。盲動的錯誤執行了6個月，從1927年11月—1928年4月大體上結束。大革命失敗，被蔣介石大砍大殺之後，整個共產黨都有激進的複仇心理，於是發動“南昌起義、秋收暴動、廣州起義”三大暴動，在全國範圍鋪開，準備奪取上海、武漢、長沙大的舉動是在瞿秋白領導下進行的。當時黨的狀況很危急，以武裝鬥爭、武裝的反抗，以進為退挽救中國革命的危機，“八七會議”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當時黨的狀況很困難。我舉一個廣東的例子，1928年至1932年期間，廣東的情況都很糟糕，當時共產黨沒有經費，大批的人退黨、脫黨、甚至有人叛變，沒有多少人願意留黨。隻好去找遊民、流氓、地痞，這是在廣東省委的文件裏明文寫的要招這些人來入夥。這些人要生存、生活，要向黨要錢，不給錢不辦事。黨組織隻好采取以下五種辦法：一是捐，向地主湊捐；二是搶，就是搶富人的；三是勒，勒索；四是綁，綁票；五是騙。廣東省委歸納了這五條。在瓊崖的地委、潮陽縣委、五華縣委、東江的特委文件裏都能找到這樣的一些內容。如何勒索呢？就是把富人的墳掘開把頭蓋骨取出來要墳主家用錢來贖，這是作為一種經驗傳播寫在文件上。還有就是綁票，綁富家的婦女和兒童，用錢贖、不贖就撕票，在省委的文件綁票還有一個別名叫“捉豬”，把人當豬抓來，然後逼贖。另外就是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農民對本村的地主豪紳是敬而遠之，絕對不傷害同鄉人，於是就利用宗族矛盾、村籍矛盾挑撥和煽動農民的階級仇恨。省委文件裏就明目張膽的用“挑撥和煽動農民的階級仇恨”，實行村籍之間不同宗族間的械鬥，拿起冷兵器武鬥，打到另外村子不分男女老少都置於死地。對如何去搶，文件中寫到不要限製村民去搶另外村子的財物，要有計劃、有組織的從事這樣的活動。”可見，那時某些地方的共產黨已經墮落到了這種地步。“八七會議”確實是挽救了黨，就是把已經渙散的、走投無路的黨組織恢複生機，這是瞿秋白的一大貢獻。我們今天看這個手段，從人性、人權、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來看真是慘不忍睹。但是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下，是不得已而選擇的出路。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瞿秋白作為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到此為止。這時候瞿秋白隻是作為政治局委員，留在共產國際做中共代表團的團長，雖然很重要但是沒有實際權力。新的總書記是向忠發，是工人出身。因為當時要改造中共的領導層要把工人階級的血液注入中共高層，於是向忠發被選為總書記，實際是由莫斯科指定，輔助向忠發的是李立三，實權是在李立三手上。向忠發也不是沒有頭腦，很聰明也很狡猾，能說會道有一點組織能力，是流氓無產者。他把共產國際領導人“拍”的很好，斯大林看中了他，所以獲得了共產國際的青睞，把他扶為總書記。1931年夏天顧順章叛變之後把他供出來，顧順章4月份叛變，6月份向忠發就被抓了，他馬上下跪叩頭表示願意歸順，但是蔣介石還是下令把他槍斃了。
在莫斯科的兩年時間，瞿秋白最初狀況是好的，他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委員、政治書記處的成員、近東部部長（分管波斯、巴勒斯坦、敘利亞、土耳其和法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不久蘇聯反托派清洗運動開始。瞿秋白在這個時候遭到米夫和王明一夥的所排擠。米夫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部長，又是中山大學的校長，王明、博古、張聞天，包括楊尚昆都是米夫的得意門生。斯大林和米夫認為中國共產黨要改造，要有新的血液進入中共的高層，所以就扶植王明這批後起的國際派，他們完全是聽從莫斯科的，他們起來就要把老的打掉，瞿秋白就是被打掉的目標之一。在莫斯科清黨、處理中山大學風潮時，瞿秋白被撤銷了代表團的團長職務，並讓他回國。這時正趕上李立三在國內采取冒險行動，要奪取武漢，飲馬長江。共產國際於是想到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處理這件事。瞿秋白和周恩來參加了共產國際7月的會議，會上決定要解決李立三的冒險錯誤。共產國際認為李立三在策略上出現了錯誤是“冒險”，但在根本路線上和共產國際還是一致，僅僅是策略上的錯誤。於是周恩來和瞿秋白8月份回到國內，9月份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很利索的解決這個問題。會上李立三承認了錯誤、冒險行動停止，撤銷中央及各省的行動委員會，恢複中央和地方黨的正常的秩序。但是10月份，共產國際又來了指示，明確李立三的路線是從根本路線上、策略上全麵對抗共產國際。這個問題嚴重了，因為此前根據共產國際7月份的決定，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僅僅說李立三是策略上的錯誤。此時瞿秋白被認定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共產國際認為，瞿秋白在莫斯科已經犯了錯誤，是半托洛斯基主義、對共產國際耍兩麵派。回國又包庇李立三，叫做假批判真包庇。這兩個錯誤是對共產國際的陽奉陰違的兩麵派做法。於是承認了錯誤的李立三被調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李立三反戈一擊，說他的錯誤是受瞿秋白的影響，執行的是秋白主義。張國燾、黃平、蔡和森在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會議上一致反擊，把兩麵派的帽子全扣給瞿秋白。米夫隨即到上海和王明他們串通一氣，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把瞿秋白徹底從中共最高領導地位打下來。他們認為，周恩來可用，讓他戴罪立功。於是瞿秋白離開中央的領導，每個月給17元生活費。當時上海最好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40-50元，最低的10元上下，瞿秋白17元接近工人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偏下。瞿秋白吃藥都不夠，魯迅用他的版稅資助瞿秋白。魯迅《二心集》出版拿到版稅馬上就給瞿秋白210元。遇到緊急情況瞿秋白夫婦就到魯迅家裏避難。那段生活很清苦、緊張，心靈受到壓抑。在共產黨內，扣上一頂大帽子都已不得了，況且他身上有那麽多的帽子。但是瞿秋白和魯迅在從事文學事業時卻是非常高興，他說，我終於回到文學的家園裏，可以在文學的園地裏耕耘了。
1933年的秋天，又一場在全黨、全軍肅清瞿秋白影響的運動來了，中共中央做出《關於狄康同誌的錯誤的決定》，把瞿秋白說成是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在全黨、全軍“開展最無情的鬥爭”。這就叫“狄康事件”。狄康是瞿秋白的化名之一，當時中央的黨的機關刊物《鬥爭》約瞿秋白寫文章，瞿秋白對這類的文章早已經不想寫，但是礙於麵子，有時就當時的形勢、政策策略作一些分析，用狄康筆名在《鬥爭》上寫一些小文章，完全是順應中央的調子來寫。但是就是這些文章，有人就從裏麵挑出了瞿秋白和中央有分歧、違反中央的路線。比如，他實事求是的估量了國民黨的圍剿大軍和中央紅軍的實力對比，他認為我們應該避實就虛，避開強敵采取有策略的作戰。這個觀點就被認為“過高的估計敵人的力量”。類似的問題找了一些，於是就認定瞿秋白是“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逼迫瞿秋白檢討。上海中央局的書記李竹生也是米夫的學生，王明一夥的，在開會時揮舞拳頭對瞿秋白說：“像你這樣的人應該一個拳頭把你從黨打出去。”很粗暴。瞿秋白不說話全盤接受，沒有任何分辨和不同意見。李竹生不久被捕叛變。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他也是這樣一再進行檢討，用沉默做一種無聲的抗爭。鬥爭結局就是讓瞿秋白到即將淪陷的中央蘇區，這是一種懲罰。瞿秋白說：“我能不能帶楊之華一道走？”瞿秋白從小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而且瞿秋白是身患大病的人，整個的日常生活都是楊之華打理。有一次，瞿秋白的學生莊東曉在楊之華家，楊之華說：“有的人洗手就是會洗一麵。”這說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希望帶楊之華一起到蘇區，但是上邊答複說：“楊之華在上海還有工作不能跟你一塊去。”在1933年的年底，瞿秋白和楊之華在上海道別，也是他們最後的訣別。走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拿出10本筆記本，兩人每人5本，約定分開以後，把要說的話記在本子上，等見麵的時候互相交換看，這5個筆記本如果不夠還可以買同樣的。當晚楊之華睡了，瞿秋白就圍著床踱步，表現出深沉的依戀和難於分離的情感。
瞿秋白到了蘇區擔任教育部長是個閑職，這時候毛澤東任蘇區中央主席也沒有實權，權力在張聞天手上，他們倆都是靠邊。這時候毛澤東和瞿秋白的關係非常好、惺惺相惜，兩人在瑞金的草坪，背靠背，席地而坐，兩個詩人，吟詩弄詞、一唱一和很有味道。瞿秋白總是沉默、思索、不高興，有時候毛澤東開玩笑逗瞿秋白“是不是想楊之華了？”
在蘇區，瞿秋白在主編《紅色中華報》、黨校的建設等方麵做了很多的工作。還有，蘇區掃盲工作、文藝宣傳(戲劇)做的很好，這和瞿秋白的貢獻有很大的關係。瞿秋白到達蘇區是1934年的年初，第五次反“圍剿”已經開始，這時的蘇區形勢是很緊張的。最後導致後來的長征。長征實際是大撤退、大逃亡，因為內困外擾不僅是軍事上的。我們過去說為什麽要長征，是因為李德、博古的軍事路線有問題。其實當時不僅僅是軍事路線，軍事路線隻是一個方麵，經濟政策很糟糕，不斷地開展查田運動，不斷的在農村重新評定成分，本來這個村有十個地主，經過反複的查田之後可能定成一百名地主、富農，而地主、富農的地位連豬、狗都不如，讓他們做長期的、無償的苦役，挖戰壕等最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隨時予以處決。
從1930年開始的AB團的肅反，本來已經消停了一陣，這時候由於戰事的緊張、形勢的惡化，肅反工作就更加緊了，敵人擴大麵越來越多。AB團殺了七萬人，是由紅一方麵軍的總前委決策和批準的，總前委書記是毛澤東。120種刑法，不是靠證據是靠逼供信，文件寫的叫“嚴行拷問”，實即嚴刑、酷刑逼供。不嚴刑拷問是不會交代的，在嚴刑拷問之下株連一片，今天還是台上的領導，明天可能就是階下囚。不問青紅皂白，隻要供出了就信，逼、供、信，信了就殺，因為在戰時的條件不可能關押太多人，黨政軍各方麵的一些精英就這麽被殺掉，張國燾、夏曦、沈澤民所在各個蘇區都是采取這個辦法。蘇區肅反開端的是紅一方麵軍的總前委。AB團殺了七萬多、社會民主黨殺了六千多，改組派、托派殺了兩萬多，全部加在一起十萬人。當時黨和紅軍共約三十萬多人，十萬精英被殺掉，元氣大傷。整個蘇區的階級關係非常嚴峻，交公糧、買公債、不斷地搜刮餘糧，生產不興，殊求無度，竭澤而漁，內囊淘盡把老百姓能吃的東西全部掏盡了。同時擴大紅軍百萬，本來大部青壯勞力已經都上前線了，家裏都是老幼婦孺，還要再擴大十萬人，這樣就沒人種田，在經濟物質上要供養十萬大軍和黨政幹部，實在沒有辦法。蘇區和友鄰很僵，形成“赤白對立”，就是共產黨統治的紅區和國民黨統治的白區對立，紅區的人到白區不管男女老幼統統殺光，把他們的東西全部搶光，造成了邊界地區的形勢非常危機，白區的人過來照樣殺蘇區的人，在蘇區已經沒有生存的餘地隻有離開。當時整個中央蘇區是八萬六千大軍，要吃沒吃的、要打不能打，隻能跑了。高級幹部誰去誰留？由博古、李德（德國顧問）、周恩來“三人團”決定，周恩來是負責軍事，周恩來後來說“我是負責軍隊方麵的誰去誰留，地方上不管。”博古管地方的。瞿秋白病體支離，希望跟著走，留下來就是打遊擊，他這樣的身體不能打遊擊。第二瞿秋白是國民黨熟知的公眾人物，在大革命時期，瞿秋白在黃埔軍校作報告、演講，國民黨的將領沒有不認識他的。他曾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當年是輔佐孫中山的，是超越中央委員會之上的機構，委員都是當時的大人物。共產黨最初派譚平山參加，譚平山退下就是瞿秋白。另外，他還是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委員，又是鮑羅廷助手。“三人團”把瞿秋白這樣的公眾人物留在即將淪陷的中央蘇區，就是讓命運擺布他、讓國民黨的圍剿大軍擺布他，說不好聽就是借刀殺人。王明這一夥就是借國民黨的刀，殺他們認為不可靠的、對自己形成威脅、可能東山再起的人。在蘇區即將淪陷的時候，瞿秋白被留下，比他歲數大的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以及毛澤東、周恩來有病都是坐擔架走。陳毅說我把最好的馬給瞿秋白讓他走，瞿秋白說我已經留下了，他把最好的馬給了徐特立，徐特立是教育部副部長，所以瞿秋白很快就被俘了。
被俘以後，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還有筆供、口供和呈文。1979年複查瞿秋白被捕案時，在中央檔案館找到《多餘的話》，是當年羈押他的國民黨36師上報的抄本，是足本是最全的，八十年代我們把它收入《瞿秋白文集》。目前貴州、江西出版《多餘的話》就是依據這個版本，比以前在國民黨時代的《逸經》雜誌、《社會新聞》(由國民黨“中統”主辦)上發表的《多餘的話》多了幾段文字。另外，瞿秋白對軍統、還有36師宋希濂和中統的勸降一概打回去。我們在複查這個案子時，調來了公安部十三局從1954年至1964年十年時間的偵訊卷宗，二十卷。從36師的師長宋希濂、參謀長向賢矩、軍法處長吳鬆濤、高參陳定、特務連長曾起一直到抓瞿秋白營長李玉等人，還有中統派去勸降的陳建中、王傲夫、朱培璜、錢永健四人，還有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周月林（蘇區司法部的部長梁柏台的夫人，做過紅軍瑞金總醫院的院長），另外一個是項英的夫人張亮。這個卷宗說明了一切問題，是在正常情況下審訊、偵查的記錄，筆供和口供全有，不是逼、供、信交代的、虛假的東西。事後我們找過36師師長宋希濂，後來是政協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他說：“我對瞿秋白在監獄裏關押時的供詞完全負責。”這個卷宗是真實的。
瞿秋白打破了軍統的7次勸降，針鋒相對，別看他是個書生，但骨子是硬的。軍統這些人對瞿秋白說，你做一個識時務者，要像顧順章歸順國民黨、歸順黨國。你可以做翻譯、可以不公開的做一些文化事業，發揮你的專長，可以不做反共的事情。黨國希望你，你的親屬都希望你。瞿秋白很幹脆回答：希望我生存你們是有條件的，是讓我屈辱的生活，這我做不到。鳥都要愛自己的羽毛，何況人呢？這些人又勸降說，你可以學顧順章，我們很重用他，顧順章是共產黨的大特務頭子，是你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特科最高的負責人，他歸順以後我們是如何的重用他。瞿秋白說，我不是顧順章，我不會學他做識時務者。七次談話，有時是劍拔弩張、有時是笑臉麵對，瞿秋白軟硬都不吃，中統誇下了海口說，軍統不行、宋希濂不行，我們中統保證把瞿秋白說服，讓他為黨國工作。結果後來宋希濂對王傲夫說，我看你們也不行。
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在中統勸降之前寫的，國民黨在公布《多餘的話》時說的很清楚：不要在《多餘的話》裏找到瞿秋白求生免死的期望，他是可以進退自如的。瞿秋白經曆這麽多的滄桑事變，不會在生死的問題上參不透，不要抱什麽幻想，國民黨媒體的報人看的很清楚。
瞿秋白《多餘的話》的“問題”是從1962年開始的。而在這之前我講過，中央包括毛澤東對瞿秋白的評價很高。有過幾次評價：一次是1945年，《中國共產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裏就講“瞿秋白是我們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最後英勇犧牲”。另一次是195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的遺骨從福建找到之後，在八寶山的安葬儀式上，當時中宣部長陸定一的講話，也是對瞿秋白作為黨的理論家、宣傳家、政治活動家，對他的英勇就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在這之前195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籌措出版編輯出版《瞿秋白文集》，楊之華寫信給毛澤東請他題詞，毛澤東很快寫就，這個題詞寫得非常好，是用毛筆寫道：“瞿秋白生前許多人不理解、許多人反對他，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堅持了英雄的立場，他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絕不屈服，他為人民工作的精神，他臨難不屈的精神，他有思想，他留下的文字是我們寶貴的遺產。”落款時間是1950年12月31日。這個評價是很全麵的，這信寫好了裝到信封寫楊之華收，但是沒有寄出去。我們在1980年編《瞿秋白文集》時，從中央檔案館找到了這封信，當時的毛澤東不應該也不可能懷疑瞿秋白有政治問題。有一種估計毛澤東可能忌諱出版瞿秋白的著作會奪自己的光彩。瞿秋白是最早對中國革命對象、中國國情、中國社會階級分析、中國的革命道路、包括政策策略進行全麵的論述，遠早於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寫的《新民主主義論》。為什麽信寫好了不寄？這是一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