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水在河套地區九曲衝抵後，過華山，下潼關，行至陝縣，去路遭太行山脈所阻，河水以巨力衝開三路———“人門”、“神門”和“鬼門”，此為三門峽。
中國水利史上第一座高壩大庫———三門峽水電站在此修建。
2003年秋，陝西渭河下遊5年一遇的小洪水，導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災。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雙院士張光鬥與水利部前部長、全國政協前副主席錢正英對此發言：禍起三門峽！三門峽水電站是個錯誤，理當廢棄。
當年三門峽水電站設計方案討論的重要參與者和主管部門的前部長，作此激烈斷語，掀起軒然大波，三門峽工程的功過存廢再起爭論。
關於這一大型公共工程的論證、拍板、上馬、失誤、增改建，以及不斷調整任務、運行方式的曆史與決策邏輯，也因此次爭論徐徐展現在世人麵前，足為鏡鑒。
前奏：三起三落的兩難
黃河洪水，對曆朝統治者都是一道難題。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花園口扒口的2500年曆史中，有關黃河下遊決口泛濫的記載多達543年，決堤1590次，經曆過5次大改道，洪災波及縱橫25萬平方公裏。
治黃成敗，往往成為史家評判諸朝政績的重要指標。
從曆史看來，治黃多局限於在下遊築堤修堰，但泥沙淤積，堤高水漲，年年如是，難解水患。
1949年10月之後的中國，全國一統，政令出一，這是一個治水的好年代。早在1949年8月，一份建議《治理黃河初步意見》呈交到了當時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手。該文件主張在三門峽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壩，“以發電、灌溉、防洪為開發目的”。意見的主要起草者王化雲，後來成為新黃河水利委員會（簡稱“黃委會”）的一把手。
但當時的水利部在複勘之後，認為從當時國家政治、經濟、技術條件來考慮，不適宜在黃河幹流上大動幹戈。
1952年，黃委會、燃料工業部水電建設總局和蘇聯專家在勘查三門峽水庫壩址後，認定此處地質條件良好，可築高壩實行“蓄水攔沙”，並產生大水電效益。
但這個方案幾經斟酌權衡之後，終究因為要淹沒八百裏秦川、“損失太大”而舍棄。方向轉為研究淹人淹地較少的邙山建庫方案。
到了1953年，邙山建庫方案因“投資大，效益少”而被棄。三門峽方案在這年年初由黃委會第三次提出。
此時水利部已開出上遊建庫的條件：花錢、移民都不能太多，花錢不能超過5億元，移民不能超過5萬人。三門峽水庫計劃因為“超標”再遭擱置。
幾番起落，體現的是當時中央的兩難——渴望解決黃河下遊的千年水患，但八百裏秦川終究不是新生政權能輕易付出的代價。
當時的政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對於理性慎重對待三門峽水庫方案起到了重要作用。鄧當時兼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對於中國的農民、農業特別是並不富餘的耕地有著豐富的認知和關懷。
鄧子恢1953年5月31日寫信給毛澤東：“關於當前防洪臨時措施，我意亦可大體定奪，第一個五年，先修芝川、邙山兩個水庫……度過五年十年，我們國家即將有辦法來解決更大工程與更多的移民問題。”
破局：“淹沒換取庫容”
在三門峽工程曆史上，1954年是無比重要的一年。
這一年，蘇聯對華156項重點援建項目出台，黃河流域規劃赫然列在其中。該年初，黃河規劃蘇聯專家組一行7人抵京，同中國的水利專家以及官員組成考察團，進行了曆時數月的勘查。作為結論，蘇聯專家組組長科洛略夫力薦三門峽方案。
更關鍵的是，科洛略夫提出了“用淹沒換取庫容”的理由：“想找一個既不遷移人口，而又能保證調節洪水的水庫，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沒有必要去研究。為了調節洪水，需要足夠的水庫庫容，但為了獲得足夠的庫容，就免不了淹沒和遷移。”
公共工程的決策，同時也是決策者對於各方利益進行權衡取舍的過程。正是這句“免不了”，三門峽工程是否上馬的天平開始傾斜。
1954年4月，黃委會著手編製《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三門峽工程被確定為該規劃的首期重點工程。而蘇聯專家參與設計的三門峽樞紐大壩和水電站的《規劃報告》，也在同年年底出台。
紙麵上的規劃令人興奮：三門峽水庫將蓄水至350米高程，總庫容360億立方米，設計允許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黃河下遊洪水威脅將全部解除；由於巨大庫容可以大量攔蓄上遊來沙，從此經水壩泄出的黃河水將是清水，清水衝刷下遊河床，最終將黃河這條“地上河”變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黃難題將畢功於此役。此外，巨大的灌溉、發電、下遊航運等綜合效益前景，也令人驚喜。
1955年7月，全國人大全票通過了《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告》。周恩來對此描述說：“作了那麽一個世界性的報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而鄧子恢此時也在關於合作化問題的爭論中落馬，從此對三門峽工程的決策影響力減弱。
難題依然存在
《規劃報告》在描繪光明前景的同時，也明言存在兩個嚴重問題：一是60萬的移民怎麽解決？二是雖然規劃中預留147億立方米的庫容來對付上遊泥沙，但若無其他減沙措施，水庫在25到30年後將被淤平。
中方專家提出：可以上遊水土保持的迅速生效，來減少來沙，延長三門峽水庫使用年限。
當時蘇聯專家要數據，中方提供了數據：通過水土保持，兼上遊支流再建攔沙大壩，到1967年來沙可以減少50％，而三門峽的壽命則可維持50－70年；而到三門峽水利樞紐運用了50年之後的末期，來沙可減少100％。（1954年《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設計技術任務書》）
多年之後反觀曆史，眾多水利專家對於這個50％與100％的數據大不以為然———當時並沒有任何的模型和統計，近乎平空一數字。
因此，連蘇聯人都不大敢接受這些數據，建議“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計得低些，是比較審慎的”。數據因此被攔腰砍一半，修改為25％與50％。
這雖然審慎但同樣沒來由的25％與50％，卻成為了解決泥沙淤積的依據。三門峽工程因此緊鑼密鼓進入下一個環節。
1956年，蘇聯專家進一步完成了《三門峽工程初步設計要點》，建議水庫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規劃報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這意味著必須淹沒農田333萬畝，移民90萬。
1957年，國家建委會同意了360米方案，三門峽工程開始施工。
工程順利“通關”的背景
多年以後，三門峽規劃的失誤原因成為眾多水利專家反思探討的一個課題。蘇聯專家在當時的影響力，以及當時缺乏經驗與認知成為一個相當的共識。
不過也有人能看到更深層次的因素———如果不是自己有強烈的主觀願望，蘇聯專家的方案是不會如此迅速地被接受。事實確實如此，在幾次的研討爭論中，蘇聯專家的方案幾乎一字難易。
三門峽工程的迅速上馬，是在泥沙淤庫問題得到了“解決”方案以及下遊決口改道威脅“日益緊張”的壓力下實現的。前者顯然缺乏科學的依據，後者則被許多水利工程師在他們反思總結三門峽工程的文章中證明至少有些“過分強調”。
在缺乏經驗與認知的前提下，以這一係列動作倉促上馬，卻又是為什麽？
一個字，急！根治黃河的心情太急。1949年後的激情與浪漫情懷，無孔不入地滲入到每一個領域。水利專家的愛國熱情，正是被如此地付諸三門峽工程上。
政治意義，在那個年代，尤其是1955年之後，開始成為淩駕一切的價值與利益，削弱了技術論證上的科學氛圍與嚴謹態度。雖然水利樞紐在規劃和設計的時候，“大躍進”尚未正式拉開幃幕，但公共工程的“高大全”方案、“大上快上”思維，本著不可辜負這個時代的豪情噴湧而出，已經征服了眾人。
就連水利世家出身的原西北水利部部長李賦都，都在1957年的討論會上表示：“解放初期我還不同意修三門峽水庫，等到農業合作化以後，有信心可以完成上遊水土保持工作減少泥沙……用我們優越的製度來根治黃河。”
少數派的抗爭：清醒的人，不是沒有
清華大學黃萬裏教授提出自己對在黃河幹流上建壩的認識：由於黃河的多泥沙性質，大壩建成後，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遊發展，屆時不但不能發電，而且還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遊的洪水他年必將在上遊出現”。
1956年5月，黃萬裏向黃委會提出意見，主張三門峽水庫應比360－370米為低，並建議“把六條施工導流供低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備他年泄水排沙減緩淤積的作用”。
而電力部水電總局的溫善章，也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先後向國務院和水利部呈述《對三門峽水電站的意見》，認為關中平原乃中華文明最精華的所在，它的淹沒不能單純地用經濟數據衡量。為了減少淹沒遷移，溫善章提出低壩（水位335米）水庫（90億立方米）、滯洪排沙的方案，遷移可降到15萬人以下。
事實上，當時的決策層中也不乏擔憂者，時任水利部部長的李葆華在給溫善章的回信就透露了這個信息，信中寫道：“你所考慮的問題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中央有幾個負責同誌也考慮三門峽水位不要太高，少移一點民，少發一點電。我們正在研究這一問題。”
得知不同的意見後，周恩來批示水利部對相關意見進行討論。1957年6月，70名專家聚集北京。親曆這次討論的溫善章表示，會上並無人反對修建三門峽工程，絕大多數主張高壩大庫蓄水攔沙。
支持溫善章排沙降低設計水位者，隻有葉永毅、黃萬裏、吳康寧三人，絕對的少數。針對自己因此挨整的傳言，溫善章澄清：“我從未挨過任何整，也未挨過任何批。”
黃萬裏與溫善章，一個憂心泥沙淤積之禍，一個焦慮淹土移民之失。恰恰是這兩點，後來正成為三門峽樞紐工程的傷口。
討論會的情況上報之後，國務院將《報告》批轉給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甘肅等省。陝西省在回文中提出要求降低水位、縮小規模的建議。數百萬畝即將被淹的良田，近百萬的移民，主要都在陝西省。這幾乎是一個無法接受的“自我犧牲”。
其他各省都沒有提出意見。而陝西省不屈不撓，在三門峽工程開工一年之後依然要求“翻案”。
作為回應，周恩來於1958年4月趕到熱火朝天的三門峽工地召開聽取各方意見的現場會議。
一方麵，他目的明確，有備而來，隨他一道前來的，是對西北局有著重大影響力的彭德懷和習仲勳。他們是周恩來請來對陝西省作說服工作的。
另一方麵，周恩來對於陝西省的困難深表理解，一再強調“要聽取反麵意見”；而且為了降低水位，周恩來也確實是在“半米半米地爭”。
作為一位深諳中國當時具體國情的總理，周恩來在兩難中努力調和，利用自己手中的決策權限，盡量為三門峽工程的沸騰情緒“降溫”，開始理性地對上遊的利益給予考量，明言“不能損害西安”。
於是，在“淹一家救萬家”的大義之下，陝西省表示“有困難，但中央決定了就服從”；而大壩的標準也改為：按360米設計，350米施工，1967年最高運用水位不超過340米；泄流孔底也做相應降低，以增加隨水排出泥沙的機會。
這樣一個決策，便使原本90萬要背井離鄉的人中有一大半得留故土。
從下麵的這段話裏，不難感覺得到周恩來進行“降溫”說服工作的艱難：“有些問題我們能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的後人會替我們解決的，總是一代勝過一代。我們不可能為後代把事情都做完了。”
堵孔後的問題
既然上遊的水土保持可以迅速生效，至少能夠“25％、50％地發生作用”，那蘇聯人便沒有理由不封死大壩。1961年，黃萬裏教授力爭要求保留的導流底孔，被全部用混凝土一一堵死。
而就在這一堵孔工程緊張施工之際，水庫內的淤積已經開始迅速發展，15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中，潼關河床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暴長4.5米，黃河上遊及支流水麵也連漲連高，以西安為中心的工業基地受威脅。
大壩泄出的清水一路衝刷沙質河床，又卷起千堆沙，行至鄭州，河水又渾濁不堪了。
而對這些問題，領導人勇於承認失誤。周恩來後來總結當初“急了點”，“頭腦發熱”、“打了無準備的仗”。
令溫善章工程師耽耽於懷至今的，是1957年討論會議之後水利部形成的報告中，為了造成虛假的一致意見，將其“保留意見”寫成“他自己也放棄了這一方案（低壩方案）”。
“決策者要想使決策盡量科學民主，自己就不能發揮能量去創造一個多數派；就算有多數派，少數派還需要獲得國民待遇，這種國民待遇不能僅僅隻是一個發言的機會，而應該能夠獲得與多數派同等規模與力度的支持，以充分展開各自的論證和試驗，最終為決策提供盡量客觀的科學依據。”這是溫善章的結論。
亡羊補牢：兩次改建
如果沒有後來的兩次改建，三門峽水利工程將以一個徹底的水害工程被廢棄而告終。
潼關河床升高，上遊泥沙不斷淤積，西安麵臨危險。對此難題，提出解決方案已經迫在眉睫。
陝西省代表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要求國務院盡快拿出方案———拯救陝西。
好脾氣的周恩來也終於按捺不住，在第三次視察三門峽之後，周恩來於1964年12月再以總理的身份召開會議，直言“三門峽改建不能再等”。
這次會議同1957年那次大相徑庭，各方意見分歧甚遠，一邊倒的現象沒有出現。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認為：“黃河本無事，庸人自憂之。”主張將三門峽大壩一炸了事。而擔任過三門峽水電樞紐第一任總工程師的汪胡楨卻在另一個極端堅守———淤積是必然的，下遊的利益是全局利益，三門峽樞紐不必改建。
對於反對改建的意見，周恩來批評道：“為什麽隻看到下遊河道發生衝刷的好現象，而不看中遊發生的壞現象呢？”
麵對互不相讓的爭論，周恩來隻好讓王化雲和林一山搞試驗，一個在上遊甘肅築壩攔沙，一個在下遊山東開渠放淤。
至於三門峽改建的燃眉之急，則采用折中措施———在大壩左岸增建兩條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來發電的引水鋼管，以促庫內淤沙泄出。
1968年，這一改建工程完成，但效果一如周恩來所言，隻是“臨時性的”，“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水庫淤沙雖有減輕，但潼關以上淤積卻仍然在繼續，顯然水庫的排沙能力還不夠。
於是第二次改建接踵而來。至此爭論已經毫無意義，隻能將當年黃萬裏主張保留卻在施工時被堵死的施工導流底孔打開，從1號孔到8號孔，每一個耗資一千萬元。
與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義的，是陝西、山西、河南和山東這四個與三門峽水庫運行方式發生直接利益關係的省份在1969年達成的一項“協議”：三門峽水庫汛期控製水位為305米，必要時降到300米，非汛期為310米。
此時的三門峽水利樞紐，距離當初激情規劃的巨大綜合效益，已經大打折扣：由於水位的一再調低，發電效益已由最初設計的90萬千瓦機組年發電46億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後的25萬千瓦機組年發電不足10億度；灌溉能力也隨之減弱；為下遊攔蓄泥沙實現黃河清與地下河的設想，也隨著大壩上的孔洞接連開通而作廢；發展下遊航運，更是因為黃河遭遇長年枯水而無法實現。
但即便如此，二期改建一直是被當作一次比較成功的工程來看待和評價的。
渭河水災引爆新爭
20世紀的最後20年，三門峽大壩上又開通了剩餘的幾個底孔，也增添了兩台發電機組，泄流量得到保證，西安之危已經遙遠。但矛盾並未真正解決，如病齒到一定時間即發作，今年秋陝西渭河洪災便再次暴露了這一矛盾。“四省協議”的數據，由於三門峽水庫在1974年調整運行方式而被突破，非汛期的蓄水平均水位此後達至316.26米，最高水位達326米。這是張光鬥抨擊的“較高水位”。支持張光鬥的，還有水利部前部長、政協前副主席錢正英。
而對於陝西省而言，一直以來沒有放棄努力上書力陳三門峽水庫對陝西省之害。2002年在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上，陝西省委員再就這一問題提交報告，即將卸任的錢正英則致電水利部，希望事情能夠有一個解決的辦法。
在水利部部長汪恕誠的一份批示上，可以看出水利部對此的態度有兩點：一、反對簡單地廢棄三門峽水庫；二、願將降低三門峽水庫水位作為手段之一來幫助降低潼關高程。
據三門峽水利樞紐局防洪抗旱辦主任樂金苟透露，水利部製定的水庫水位降低目標暫為兩米。
而秋季災情發生後，陝西省委省政府在向水利部的匯報文件中建議的，是“三門峽水庫實現全年空庫敞泄運行”。
三門峽水利樞紐局對此無法接受，樞紐局的前總工程師陳士麟與樂金苟主任都認為，水庫蓄水即便達318米之時，距離潼關高程尚有30公裏之距，不可能影響到潼關高程乃至渭河河口。水庫在非汛期蓄水是為了灌溉和防淩，隻要不對潼關高程產生影響，“為什麽不可以順便發點電呢”？
陝西省西安理工大學水電學院的曹如軒教授則不這麽看，雖然水庫水位看似沒有接近潼關河床的高度，但316米多的常年水位產生的潼關以下的淤沙降緩了這段河床的坡度，從而增加了潼關河段河水衝沙入庫的難度。
“通過增加河床坡度促使來水衝低潼關淤沙，需要一段很長時間。”曹教授表示，在小浪底水利樞紐投入運行之後，三門峽水庫的主要功能已經可以被轉移出去，除非在非常情況下“幫小浪底水庫一把”，其他時間三門峽水庫基本上應該空庫敞泄。
技術分析上的分歧，又將決策逼到了兩難的境地。而關於三門峽水庫的爭論每到僵持不下時，主管部門的官員就該召集專家開大會了。
這次也不例外。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副部長、部科技委主任索麗生帶隊進行了3天的專題調研活動之後，在鄭州召開專家會議。
與會專家中多數認為，目前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三門峽現行蓄水水位和運行方式同潼關高程變化有直接關係，但同時也多數認同通過一定程度降低水庫水位來幫助降低潼關高程。
而同意陝西省主張全年敞泄的意見，隻占少數。曹如軒教授說：“主張敞泄的都是幾個已經退休的老人，這個現象本身就不正常。”
曹教授認為，其他大部分專家由於同三門峽水利樞紐局的主管部門黃委會之間存在項目合作關係，因而“不便在這個問題上多說話”。
作為主持者與主管部門官員，擔任過河海大學副校長的索麗生卻以個人觀點支持陝西省，對三門峽工程持否定態度。當然，在發言中，索麗生提到“十分理解山西省、河南省和三門峽樞紐局提出的困難和問題”，認為“絕大多數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無疑，從三門峽水庫規劃起就一直存在的上下遊利益的對立，在今天這最新的一番決策中依然存在。如果按照陝西省的要求，三門峽水庫全年敞泄，水位大跌後，庫區形成已久的供水、灌溉鏈條就會中斷，因此受損的主要是山西與河南兩省。
利益的新一輪博弈，使得決策層在短期內難以作出隻顧一方的決定。黃委會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的劉繼祥副總工程師告訴記者，務實可行的方案，最可能是以綜合手法治理渭河，而在三門峽水庫的蓄水水位上，則作究竟是降幾米的討論與試驗，而非廢棄敞泄。
鄭州會議之後一周，水利部會同中國工程院在北京再次開會討論如何降低潼關高程。緊鑼密鼓的反複討論，反映了決策層希望審慎妥善解決這一問題的態度。曆史為他們提供了教訓與經驗，有理由相信這一次會決策得更好。
□南方周末記者 李文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