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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前曾讚同外蒙古獨立。早在1920年代, 中共秉承蘇聯的意旨，說：“最無恥地，到現在國民黨政府還不承認外蒙古是獨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國，而把外蒙古看成中華民國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爾塞維克》第十期）。 [28] 1931年11月7日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主張"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在1939年12月，毛澤東所著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的第一章即明確提出，“正北麵，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29]。【在1949年10月1日前，東北書店出版過自編的《毛澤東選集》，其中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沒有“正北麵，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內容。這應該是中共中央正式出版時，修改的。】後中共也支持國民政府和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9年1月，毛澤東曾非正式地試圖通過米高揚向蘇聯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古回歸中國，但遭到拒絕[30]。由於蘇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主要的援助者，而外蒙古也已經在事實上脫離中國的統治近三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後不久，1949年10月16日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時共產黨的政策是支持外蒙古獨立。[31]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表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條約。但中蘇後來發表公告稱：“1945年8月14日中蘇簽訂的條約約定均已失去效力，但雙方政府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已因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與其建立外交關係而獲得了充分保證。”[32]1950年中國政府毛澤東主席出訪蘇聯，為爭取蘇聯外交支持，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承認蒙古獨立，保證了蘇聯歸還旅順軍港、大連行政權和中國長春鐵路的管理權等蘇聯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獲得的在中國東北的一切利益。1950年7月3日，毛澤東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呈遞的國書，中蒙兩國正式成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在1950年代，中國向蒙古輸送了工人幫助其建設。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台後，蘇聯歸還了旅大軍港和東北鐵路的管理權，但拒絕討論外蒙古問題。蒙古人民共和國於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換地圖，劃定邊界。1960年代中蘇決裂初期，蒙古人民共和國試圖保持中立。後來倒向蘇聯一邊，把大約7000名中國的援建人員驅逐回國。
鄧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對戈爾巴喬夫說：“六十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加，相當於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了一百萬人。……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33]
1980年代中期，中蒙關係緩和。1990年，一個蒙古代表團28年來第一次正式訪問中國。1994年兩國簽訂《中蒙友好互助條約》，表示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人民日報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的郭沫若寫於8月12日的文章《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
郭沫若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麽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麵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裏有什麽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麵，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麵究竟得到了些什麽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以上文字摘自人民日報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的郭沫若寫於8月12日的文章《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