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大到廬山會議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是我列在前麵，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也寫一部份。記得是寫完一部份，先送一部份。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記得，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誌報（此處疑有不清字）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個稿子，成為中央正式準備的稿子，即林彪在九大所念的稿子。當中央討論他們稿子的時候，雖然我準備的稿子因被認為是“唯生產力論”，已算流產，但我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反駁我的劈頭第一句話：“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我以前寫的一篇東西，說這件事時，漏掉張春橋這一句話，現補上)毛主席昕了我的話後，到衛生間去，出來後，說：“考慮在報告上添進陳伯達的意見。”周恩來同誌在九大前後和我交換過意見，雖然當時在會上隻得沉默，但他是拒絕張春橋的謬論的。我在這個討論會上所說的話，給我惹起很大的後果。不管康生、四人幫自已算不算伯恩斯坦，但伯恩斯坦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早已臭不可聞，他們必然要找機會對我提出這個比擬進行報複，而且報複我的，當然也不會隻一個“愛恩斯坦”的名義問題。
九大選舉常委的事，是周恩來同誌告訴我的。他對我說，“我沒有想到你還列入這個名單裏。江青放言，如果黃永勝當常委，她也要當。有一位同誌因此提出，常委名單可以照舊不動”。毛主席同意了這個建議。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開異想”。九大一結束，她即要把她個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給一個什麽文藝團體“命名”，要登報大書此事，周恩來同誌退回這個稿子。九大結束後，她還要用“中央文革”名義重新發表她在上海的那個“座談會紀要”，“要大家學習”。文件送到我處，我寫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組文件都必須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見文件，就把“江青同誌”四個字勾掉了。總之她在北京並不如意，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在一段時間裏回到上海去議論他們在九大後的各種計謀。他們為什麽不在北京呢?因為中央的會，中央的事，還是周恩來同誌主持，他們的陰謀詭計遇到了阻力。
江青毫無原則，卻自充(注：稱)她是“最、最、最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她自以為可以指揮一切，好像是，誰違背她，誰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這樣，陰謀套中央的領導大權的。在廬山上，那時全會還未開，一次，周恩來同誌路過我住處，曾經交談過江青對毛主席的關係。我說：江青對毛主席並不忠實，她曾有三次對我談過，她要離開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棗圍（園），她說，她要離開毛主席，可找兩個看護料理毛主席的生活。第二次，在西柏坡，有一回我去找毛主席，他剛不在，江青又說，她要離開毛主席到旁的地方去。第三回，解放後，在北京西山，我去看毛主席時，他也剛不在，江青又說，她要離開毛主席。周恩來同誌聽到我說北京西山的事，他即接著說，“西山這一回，我是知道的，是毛主席要我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我想，江青說的她要離開毛主席這三次，都是在革命的關頭上。在北京西山時，雖然北京已解放，但戰爭還在繼續，要事如麻，她卻用她一人的事幹擾毛主席，說這是“忠於毛主席”，不是太過荒唐嗎?周恩來同誌排除她的幹擾，把她送去莫斯科，是英明的。
江青說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一回事。她想的，就是不擇手段達到奪中央權力的目的。特別是在九大後，林彪和江青在奪權問題上競走。
第二次廬山會議之前，從跡象看，林彪、江青都各有自己奪權的積極活動，其具體事，我也說不清楚。一個時候，我先向毛主席請示，到華北各地看看，毛主席同意。我向恩來同誌報告，恩來問我走的路向，我跟他說了，恩來同誌同意我的走法。關於這一行，後來康生、四人幫當做我的一個大罪行。其實，在遵守紀律上，我並沒有錯誤。走了幾個地方後，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中央寫了一個簡略的報告，並沒有什麽陰謀。華北幾個地方，在“文革”期間，毛主席、周總理叫我過問其事，隨後我去青春（原文如此），同時，也檢查我自己，包括自己所作所為的錯誤之處，論紀律，也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康生、四人幫除了加大罪於我外，還無緣無故地因我而牽累到一些好同誌，使一些好同誌分別受了大苦。
九大後由康生主持修改憲法，叫我也參加。我記憶所及：康生主持的原來所擬的序言，不提人民大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好像隻是“文革”才開始中國的革命。雖然後來經會上討論，做了點綴，但沒有必要的份量。討論會在懷仁堂開。一天晚上，我正在衛生間，忽然聽見吳法憲聲音很大，似乎還拍了桌子。我出來時，事已沉寂，旋即散會。吳法憲沒有走，我問他是吵什麽事。據吳法憲說，張春橋否認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發火了。聽吳法憲說時，我認為吳法憲是對的，因為我也認為毛主席是一個天才人物，雖然我在過去似乎沒有這樣說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承認曆史上有天才人物，說毛主席是“天才”並不錯。但同吳法憲談話時，我並沒有大事渲染這件事，聽他說後我隻覺得張春橋可笑。時間很短，我即同吳法憲出懷仁堂。開會的人都早走了，可是，看見懷仁堂門外康生的秘書李鑫一人在汽車上未走，我想，他會是康生留下觀察的。
我確實不能料到，懷仁堂這件插話，在廬山會議上，竟變成一件特大的大災。所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想，這當然是康生、張春橋向毛主席談起吳法憲在懷仁堂的好大聲音和拍桌子的事，因為吳法憲原是“空軍司令”，所以設想他能夠“炸平廬山”，而我卻什麽都沒有，都不會，怎樣能炸平一個什麽呢?
在廬山全會正式開會之前，林彪個人單獨在一個房間同毛主席談話，周恩來同誌和我與其他人，都往另一房間等待，時間並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單獨談話以後，大會開了。原定是康生報告“憲法草案”，可是林彪搶先說話，據所記憶，是關於憲草裏麵寫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以及關於天才的問題。林彪講後，康生便向我挑戰，要我也先講。我沒有講。於是康生夾七夾八地講了，並引用當時林彪的幾句話。會散以後，我覺得要問林彪，他的講話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
離開林彪的住處，以下就是“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的住處，我順便過了一下，他們問我可否要找一些馬恩列斯關於天才的話。我答應給找。我答應這事，實在很魯莽，因為上山時候，我並沒有想就這個問題發表什麽意見，好像是僅帶了《列寧選集》，不記得還帶有幾本什麽書，所以臨時托同去的人在山上找了一些，當夜就用電話將找到的一條一條告訴吳法憲，隨後又另抄一份，第二天在會上給汪東興。
我是屬於華北小組的。在會上，我發言除了會上記錄外，我也預先簡單寫幾句，內容已不完全記得，但天才問題是說了的。
華北小組簡報惹了大禍，我想是其中有類似“把人揪出來的句子。我的記憶，這樣的句子，不是我說的，也不是李雪峰同誌和華北其他同誌”的。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這句話是汪東興說的。
有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些人開會(我想，這是毛主席要他召集的)，參加的除了當時的“軍委辦事組”的人以外，還有汪東興和我。林彪和汪東興在會上對我提了一些二十年前古怪的事．後來，全會上也有人當成大問題，再次提出這些事。
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毛主席叫我跟他到莫斯科。在那裏，談判的進程較慢，我因為第一個大孩子(已去世，當時他正在蘇聯學習)久不見，接他在大使館暫住，我也去陪他住兩天。這事成為我的疑案。那時我國的駐蘇大使是王稼祥同誌；大使館是我們自己的大使館，又沒有大使館外的什麽外國人來往；我不能了解，為什麽這件事能構成一個什麽嫌疑。
在全會上或各小組會議上(不論哪一種會議，我都已不能參加)，有人特別提到我去看“罌粟花”的事，我隻好把這件事說一說。有一晚，蘇聯聯絡人費德林(能夠說中國話)，請我去看芭蕾舞劇。雖然我過去往蘇聯讀過書，可是沒有看過這樣劇種，既然主人好意，我向毛主席說，就去了。事情已過幾十年，我人又老朽，不複甚記憶，不過依稀記得：劇本是關於中國革命的事，劇情卻不像中國革命中所發生過的。因此，在劇場中，我一直納悶，沒有鼓掌。費德林幾次勸我鼓，我還是沒有鼓。直到劇已終了，在觀眾的熱烈鼓掌聲中，特別是觀眾表示對中國來客的熱情，為中蘇的友誼，為感謝觀眾的盛意，我也對著觀眾鼓了。
劇場指揮老在劇終後找談話，詢問意見，我坦率地說，根據我是一個參加中國革命的人，我覺得劇情不像。這次看戲，就這樣不歡而散。回到住所後，見毛主席，說了經過和自己的意見。看“紅罌粟花”的全部過程就是這樣。當我知道廬山會議談這件事，認為我看這戲有罪，這真令我無話可說了。
實際上，這回要我去看這個劇，不過先試一試中國人的態度，作為請毛主席去看先做的一種準備。隨後蘇聯人還是要請主席看，但毛主席已從我這裏知道劇情，就沒有去。
這件小事，在廬山會議上，成了我有罪的大事。
事情的經過和我的了解，我認為毛主席並沒有怪我，並不以為我有什麽“秘密”。當中蘇談判告一段落，毛主席即對我說．你現在要參觀一些什麽，你就去看。現在想起的，我除了看列寧集體農莊外，還到列寧晚年養病和逝世的地方，並且按照引路者的請求，寫下自己的感想。這些參觀，都預先請示毛主席，後來又對他報告過。
因為和廬山會議討論的事有關，所以說了上麵這些。
江青、張春橋見了《華北組簡報》，開始似乎有點恐慌，因為他們慣於“揪人”，現在卻有人也想把他們“揪出來”。在揪人正盛時，我曾對康生說，我過去不知道有“揪”字和“砸”字，《康熙字典》沒有這兩字。康生於是把《康熙字典》中這兩個字翻出來，證明我的無知。現在“揪”字卻要安在江青、康生等人的頭上了，真是中國人的所謂“一報還一報”。
我估計，誰提議“揪出來”，他們是會知道的。郭玉峰參加華北組，他經常往康生、曹軼歐那裏走，康、曹同江、張又經常在一起，或許他們就是從郭玉峰口裏知道的吧。
在毛主席那裏開會時，我的記憶，江、張都未到，因為他們先向毛主席告狀，殆已獲得勝利，他們可不必出席，而李xue峰和我雖出席，卻是處在被告的地位。那位提出“揪出來”的，也沒有事，當時他出席或不出席，我記不清了。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再參加過毛主席那裏的會。
在事情發展的過程中，我去見過周恩來同誌。記得他說：“江青、張春橋是先到我這裏要談話的，還沒有見麵，他們卻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裏去了。”
在那次嚴重的會議之後，我請求見毛主席。等了一會，毛主席那裏來電話要我去。我很高興去。這是最後得見毛主席。見麵握手以後，他說：“這兩年你都不來見我了。”
毛主席這句話，對我來說，含有一段很難過的曆史。的確，這兩年除了開會外，我很少單獨去見毛主席，這是違反以前多年的習慣的。解放初，最早我住黨校，隨後毛主席要叫我練習做點事，要我住中南海，因為打電話到黨校找我來一趟，至少要半個鍾頭，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後，見麵倒是很方便，而且我總是隨找隨到。但是，“文革”後，江青幹涉我見毛主席的事，說我每次說話太久。過了一段時間，恰巧劉淑晏(陳伯達之妻——編者)沒有經過我同意，我又住在釣魚台，她就自己經過公安部在住處做錯一件事(查一個腳印，本來是無聊事，如果我先知道，我想是不會讓做的)，事後謝富治向江青匯報，江青於是就對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們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
本來我因為書堆得很多，又想有時找一些同誌一起做點事較方便，所以請北京市委負責同誌幫找一個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趕出中南海，於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後，要見毛主席，總要先打電話向秘書(主要是徐業夫)打聽，主席起床沒有，有沒客人……等等，有幾次打聽得很不愉快，有時秘書就幹脆說，“我要回家了”。於是，我感覺要見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漸漸地不單獨求見毛主席了。這樣的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說清楚的。當然，對黨來說，遠不過是極微小的事，但毛主席這時見麵劈頭一句話就提“兩年不見”的問題，可見江青的挑撥離間手段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談話簡短，他說，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塊工作過的幾個人談談。最後一句是：“團結起來”。
於是，我去找江青。到廬山後，江青兩次打電話要我到她那裏去，我沒去；後來又來電話說要來我這裏，她也未來。所以一直未見麵。這次去她那裏，她就說：“稀客!稀客!”什麽話也沒有說，就要我跟她到康生那裏。
到康生那裏，先看到曹軼歐，她不招呼。進到康生住的大房子，張春橋、姚文元已先在，可見他們經常在一起論事。談話開始了，記得江青第一句話：“你們藉口擁護林副主席，實際上反對林副主席……”。以後各人相繼轟，原話現在記不起了。
隨後，組織上通知我，由周恩來同誌、康生幫助我寫反省。
記得周恩來同誌沉默寡言，發言的是康生。我在廬山的檢討發言內容，基本上是康生授意的。
在我做檢討的會上，我非常感謝恩來同誌，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寫就的稿子。會畢，就在會場上，我高興地去感謝周恩來同誌。康生也在那裏，恩來同誌說，你感謝康生好了。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醜”。
檢討會的第二天，我覺得事情完了，回家務農好了。一想，心為之一寬。可能是恩來同誌不放心，叫了大夫、護士來看。我要出去往廬山上一遊，請他們和做招待工作的同誌一塊走。遇到風景好處，同大家照了幾張相片。照相後，又繼續遊山玩水。這一天是從到廬山後最高興的。
但是，風聲所播，就興盡悲來了。流傳的話就是：“陳伯達並沒有沉痛，還去遊山玩水哩。”於是，會又開了。這時我已不能參加任何大會小會，但似乎簡報還看得見。有些關於我的事，是從簡報上看到的。
後來聽說，在一個會上，有人曾經批我在大的問題上沒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來同誌解釋說，是：“在一些大的問題上沒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配合”，並指出例子。在那樣條件下，周恩來同誌竟這樣維護我，更使我感到他對事對人的公正。
回北京後，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寬恕。晚上，打電話到毛主席處，想求見他。過了一會兒，毛主席的秘書回電話：毛主席剛開完會，很疲乏。當然，我不好再求。
打電話給康生，康生不接。要曹軼歐接，她也不接。
但是，當打電話給周恩來同誌時，周恩來同誌的秘書要我稍等。不一會兒，周恩來同誌來接了。說話的語氣是親切的，這是我終生難忘的。
周恩來同誌不因為一個人犯過錯誤，遇到困難，就加以鄙棄，卻是給以希望。我想，這是祟高的共產主義的道德。
回北京後，有幾個晚上，到郊外散步，為著排遣自己的苦悶。隨後，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國慶節將到，怕遇見外國人。
從此，即禁閉在自己家裏。兩位幫我管文件的工作同誌調走了，說是要他們上學習班。有跡象，是要逮捕送監。我感到絕望，托那位附帶管藥的同誌：在要實行逮捕時，請他設法把一批安眠藥給我。我這樣一說，他不願意出事，把藥都退給醫務所了。
我的確不想坐自己的監，當逮捕送到監獄時，在獄門口，不願進去，我大聲說過：我在阜平是做過一件好事的。
記憶初進獄時，睡在地上草墊子上，看守的同誌在門外很難察覺我在做什麽，我在鋪蓋的掩護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殺了事。
過了幾天，或許我在監獄門口說的那句話已經往上報告，於是把我轉移到一個三樓上(整個三樓隻關閉我一個人)，睡著了。生活特別優待，每天都有大夫來看，吃的很好，甚至比在家裏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非常感謝秦城管理的同誌。當然，他們是執行黨的意見的，我非常感謝黨，感謝毛主席和周恩來同誌。
我想：隻要還活著，問題是可以說清楚的。因此，心漫慢地平下來，斷了自殺的念頭。
我是很感念，永遠感念毛主席的。就個人關懷來說，在三十年中，他給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夠稍微知道中國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幫助給了我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條件。雖然我極淺薄，常犯錯誤，即使弄過一點材料，寫過一點東西，也毛病百出，經不起嚴格審查，這隻能說明我的無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難。學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到先生的。
我承認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國曆史上的貢獻是前無古人的。當然，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無產階級的偉大人物，也不可能不會有某些缺點或錯誤。略讀一下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這類問題的一二。
還有，也不能認為某人原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就斷言他的娘胎已定，無論如何後來就再不能當馬克思主義者了，無論什麽情況，都隻能永遠是反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當然不是這樣看人。試舉梅林為例。梅林本來不算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後來卻變成馬克思主義者。
恩格斯同他通的信，對他表現了很大熱情。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部著作中，曾經對梅林這樣稱許過：“梅林不但是一個願意當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而且是一個善於當馬克思主義者的人”。
康生、四人幫認為自己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永遠正確，同時，認為別人如果同他們不一致，就有滔天大罪，禍延三代，他們究竟有沒有一點點的“馬克思主義”呢? 前麵我所說的在廬山會議前後的一些事，除了林彪的罪惡行為製造的以外，我認為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也是極重要的製造者。毛主席當時年事已高，接觸別人又常常被阻礙。
我屬無知無能之輩，即使能經常見到毛主席，也不會有什麽用處。主要的是毛主席同廣大同誌的接觸已遇到江青等的破壞，處事就很難免有缺點甚至有錯誤之處。偉大英明如毛主席，在晚年遇到這樣的挫折，使人對四人幫感到痛恨之極。凡是在“文革”中發生的罪過同我的工作有關，我承擔責任的事，我自己完全承擔起來，不能移罪給別人，更不能對毛主席推卸責任，否則我就罪上加罪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