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文革的青年史學家沈元
餘 傑
北大才子、青年史學權威沈元，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時因不堪淩辱化裝成黑人欲逃入外國使館尋求庇護，事敗而遭槍決。文革扼殺了多少這樣優秀的人！
在北大學長、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曆史學家王友琴女士所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中，關於沈元隻有這樣一段簡單的介紹：
「男，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人員，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他在身上塗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進入一非洲國家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結果被中國政府逮捕。在「打擊反革命運動」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當時三十多歲。」
宋詒瑞女士出紀念沈元文集
沈元，對於今天的北大學子來說，已經是一個無比陌生的名字。北大也是世故的，它隻記得那些有名的、成功的校友的名字。未名湖畔的那些意氣風發、步履匆匆的學子們，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在同樣的地方也行走過一名同樣意氣風發、步履匆匆的學子。沈元，一位遠去的北大學長，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在文革結束三十年的時刻，我們拿什麽來紀念你呢？作為沈元昔日的「諍友」，香港兒童文學作家宋詒瑞女士編著了一本紀念關於沈元的紀念文集《難以紀念的紀念－－ 一個北大高材生之死》。這本書能夠成為對死不瞑目的沈元的某種遲到的紀念嗎？
魯迅曾為「三一八」慘案中罹難的學生們寫作了一篇題為《為了忘卻的紀念》的文章，如今宋詒瑞女士將這本紀念文集命名為《難以紀念的紀念》。一篇文章和一本書，不約而同地彰顯出了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現實：在中國這個一貫注重曆史並將曆史提升到信仰層麵的文明古國，紀念和記憶竟然是如此的困難。在北大校史和中國當代思想史上，沈元被迫處於缺席的狀態，他不過是無數政治運動的死難者中的一位而已－－雖然他是一位優秀的曆史學者，最終卻仍然無法擺脫被曆史所隔離的命運。這就是先知的宿命。遺忘成了在這個國度裏幸福生活的前提條件，你首先要蔑視生命的價值才可能以一種麻木的方式「活著」。
對此，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的前言中指出：「文革殺戮在毀滅生命的同時，也顯然扭曲了人們關於同類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們被迫接受這些文革死難者的死亡，然後，他們既然把死難者的生命喪失都不再當作嚴重的罪行，對於在曆史中記載死難者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視為當然。」那麽，今天我們對於沈元的發掘，不僅是對一個已經逝去的生命個體的發掘，不僅是對其學術成就和價值立場的發掘，更是向「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回歸與致敬。
全國文科高考第一名進入北大
這本文集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沈元的家人、老師、同學和好友撰寫的紀念文章，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讓讀者窺見了沈元短暫的一生；第二部分是沈元生前給老師和友人的信件，其中展現了沈元從反右到文革期間的生活及思想片斷，彌足珍貴；第三部分是目前收集的幾篇沈元的曆史學論文，雖然受到時代的束縛，但沈元作為年輕學者的史學功底足以讓人驚歎不已；第四部分是沈元研讀《漢書》的讀書筆記，從中可見其治學之嚴謹。這些文字和數據本身便已構成中國當代曆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當代知識分子心靈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一九五七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大曆史係。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在給老師的信中寫道：「目前學習生活相當緊張，每日六時二十分起床，十時半就寢，中間有十一個課時的上課或自修 ...... 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現在隻能這樣：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盡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時間就白白浪費過去了。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環顧今日北大的校園裏，有多少學子像這位學長這樣勤奮地學習呢？北大獨立精神的喪失與學分的敗壞幾乎是同步的。
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打成右派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沈元因私下翻譯及議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後，沈元回到北京，因其數十萬字的曆史學論文而被曆史學家黎澍看中，破格調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沈元被列入要打倒的「曆史學界十大權威之一」。其實當時他年僅二十八歲，同一名單中的曆史學家們都是他的老師輩，他是其中最為年輕的「權威」。此後一年多時間裏，沈元被剝奪了學術研究的權利，承受著連續的批鬥和陪鬥，喪失了全部的人格尊嚴。一九六八年九月，沈元被捕，後來才披露出其被捕的原因為「化裝成黑人，投靠外國駐華使館」。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殺。
為什麽像沈元這樣的一介書生，竟然會破釜沉舟地選擇裝扮成黑人、逃入外國使館的這條不歸路呢？這種做法在那樣的年代裏實在太戲劇化、太讓人匪夷所思了。如果說這是一種「行為藝術」的話，它足以讓今天中國所有的行為藝術家們都瞠目結舌、並甘拜下風。我相信，沈元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其靈魂深處一定經曆了痛苦的掙紮。沈元對中國的同胞、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文明和中國的曆史充滿深沉的愛，他在一封給老師的信中曾這樣寫道：「我們祖國的藝術的偉大特點，不僅在於其通體之雄偉壯麗，而且就是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常人視為無關緊要的地方，都是花費了無數的心血和精力，巧奪天工地刻畫著精致生動的花紋與圖案。無論從大的或小的地方來看，我國的藝術思想是偉大無比的。我就這樣體念：我們今天所要繼承的，正是這一種精神，在我們的學習上，就是要既能係統地全麵地掌握一門知識的全貌，又要能夠用具體的、細小的無數實際的知識來充實這個整體中的每一部分、每一細節。」那麽，究竟是一種什麽力量，要逼得沈元這位單純的愛國者「背叛祖國」呢？
當祖國成為自由的墳墓時，沈元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逃離祖國 －－他果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不願繼續苟活下去，他心愛的學術事業已經戛然而止，他親眼目睹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被割裂、被破壞、被扭曲，他親身體驗了人格侮辱和肉體折磨，在他所研究的兩千多年的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荒謬的事件。
殺沈元者是專製下的集體共謀
殺害沈元的不是某一名官僚和警察，乃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殺人者中有你、有我、有他。正如耶穌不是死於彼拉多和羅馬兵丁之手，而是死於「眾人」之手一樣，那種致沈元於死地的「臭氣熏天的氣味」，是我們「大家」共同製造的。學者劉再複在《麵對高潔的亡靈》中寫道：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沈元的名字，記得這一個年青傑出學者被活埋、被毀滅的悲劇故事。 ...... 在想起他的悲劇時，我首先想到他在過去那些荒誕歲月裏，自己也曾發過瘋，也振振有詞地批判過「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唯恐落後地和「沈元之流」劃清界線甚至加入聲討他們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參與創造一個錯誤的時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謀殺沈元的共謀。」
沈元母親悲痛的呼聲
在人人都宣稱自己是「無辜者」的「後文革時代」，劉再複以罕見的真誠打破了「無物之陣」般的、厚厚的沉默，他從當年自己的一言一行開始反省、開始追問｜｜「誰讓沈元走投無路？誰讓沈元安生不得、逃生無處？誰把沈元推向絕望的懸崖？除了文化大革命的製造者之外，我們盲目的吶喊、盲目的謳歌、盲目的義憤、盲目的聲討、盲目的批判，難道沒有責任嗎？說「受蒙蔽無罪」，在法律上也許部分可以成立（不是全部都能夠成立），但在良知上怎能說得過去呢？受「蒙蔽」下，我們內在的惡是何等醜陋啊！」那些文革的幸存者們，那些以知識、文化和思想招搖過市的知識分子們，有沒有勇氣承認自己也是凶手、承認自己內在的惡是如此醜陋呢？
據沈元的家屬了解到的一點有限的資料，昔日的獄友們透露說，「在獄中他人緣可好了，自己病成那樣，還把有限的口糧分給別人吃」、「他很安詳，有修養有學問，很受尊敬」。文革結束以後，在黎澍的幫助下，沈元的母親和姐姐終於拿到了一張帶有尾巴的平反通知書。此時此刻，沈元堅強的母親在兒子死後第一次放聲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麽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親再也要不來兒子了－－ 兒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親」殺死了。
沈元的學術生涯和思想生涯剛剛開始便結束了，他是一位至今仍然被埋葬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朱學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動情地說：
「一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 ....... 與曆史學其它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隻能是文字記載的曆史。它曆來勢利，隻認文字，而且是變成鉛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聾又瞎，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裏的呼喚。所謂思想史的長河，隻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盡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蹤，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裏，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歎息。它連一個漣漪都不會泛起，不動聲色地、熟視無睹地繼續向前滑淌。」
一個又一個的思想者，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都失蹤了，所以後人隻能從頭開始思考，從零開始思考。這就是中國當代的思想和學術幾乎沒有任何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作為曆史學家的沈元，曾經試圖改變曆史的書寫方法，他縱身一躍跳進了曆史的長河之中，他很快便招致了慘痛的滅頂之災。我們今天所能做的不僅是紀念，更是思考如何才能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是的，朱學勤的追問其實也是我們所有人的追問：「思想史上大規模、小規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生過，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 ....... 你追尋這串腳印，不由得迎風撒淚，青衫長濕，還要追問：難道思想史隻能這樣流淌？」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原載《開放》雜誌2006年4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