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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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頂峰”提法遭林彪嫉恨
山雨欲來風滿樓。“文化大革命”前夕，國內政治氣氛異常緊張。1965年12月，80歲高齡的朱德，在上海參加了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上海十二月會議”。對這次會議的內容，會前的朱德毫不知情。
會上，當時任黨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部長的林彪，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與野心，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搞突然襲擊，暗中指使其同謀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等，在會上對羅瑞卿進行圍攻，指責羅瑞卿在1964年組織的全軍大比武是不突出政治、隻突出技術的單純軍事觀點；抓住羅瑞卿說過的“不應該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句話，誣蔑是反毛澤東思想言論；還無中生有地說羅瑞卿要“篡軍反黨”等等。在會上，朱德對林彪等人這種做法非常氣憤，表示異議。還針對自1959年9月彭德懷被免職，林彪接任國防部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多次鼓吹什麽“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這種違反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錯誤觀點提出反對意見。在林彪等批判羅瑞卿反對“頂峰”的提法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時，朱德實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我們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這不符合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嘛，任何事物都在發展變化，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就意味著不能發展了，怎能這麽說呢？”林彪等聽了朱德的發言心裏感到非常不舒服，便懷恨在心，醞釀著對朱德的報複。
“上海十二月會議”後，林彪等人加緊了篡黨篡軍奪權的陰謀活動。1966年5月4日至26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就此，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風暴開始了。
在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作了長篇發言，蠱惑人心地編造謊言說黨內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歪曲事實的批判。朱德在小組會的發言中，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32本書，非讀不可。準備花一二年時間讀完，連下來就讀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打斷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會議上關於“頂峰”的發言，誣陷朱德反對毛澤東思想，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主席。他攻擊朱德說：“別看你沒有本事，整天笑嘻嘻的，其實你有野心，總想當領袖。”同時，康生也在會上誹謗朱德是“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入黨，還是黨外人士”；並誣蔑朱德“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和林彪在軍內的親信還到處煽風點火，惡毒攻擊和誣陷“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當領袖”、“朱德是老機會主義者”等等。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反黨集團骨幹分子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赤膊上陣，指名道姓地誹謗朱德。盡管林彪反黨集團骨幹到處利用機會攻擊朱德，但朱德以他的革命經曆與品格及對黨、對革命、對人民所表現的忠誠和卓越才能，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在這次會議上，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1個常委之一。林彪對此更是懷恨在心，對朱德施明槍、放暗箭，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陰謀策劃，企圖在全國掀起“打倒朱德”、“炮轟朱德”的惡浪。
麵對炮轟泰然處之
1967年1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竄到中南海黨中央機關，召集黨中央機關造反派頭頭開會，策劃布置“炮轟朱德”。當天晚上，指使幾十個戴著紅色造反派袖標不明真相的年輕人，突然闖進朱德在中南海的住處，亂吼亂叫，聲言揪出朱德，造朱德的反。他們在朱德住處的門前、牆上貼滿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軍閥”的標語和大字報，庭院裏的地上用石灰刷寫了“炮轟朱德”、“朱德滾出中南海”等侮辱性的大標語，還揚言要把朱德一家從中南海轟出去。當時朱德正在玉泉山參加一外事活動，他聽到這些消息，連忙趕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車剛開進中南海西門，遠遠就看見各種紙張的大字報貼的到處都是。他很奇怪，自己哪來這麽多“罪名”。於是他湊近去看，看過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嚇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話：“反對毛主席”。這可真是天大的誣蔑：誰人不知當年紅軍是“朱毛”，朱德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那幾天，朱德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寬大的辦公室裏，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歎氣，反複說：“是我的，我承認；不是我的，誰寫的誰負責。”康克清過來問他哪裏不舒服，他答非所問：“隻要主席在，總理在，就沒有關係。他們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個個都是走資派，就都不是走資派……”
1967年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和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黨政大權，毛澤東對這一行動表示了支持。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展開全國全麵的奪權鬥爭，勝利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曆史任務。”繼而掀起從中央各部門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乃至各行各業的全麵奪權風暴。“打倒一切”的全麵內亂狂潮驟起，全國陷於空前混亂之中。林彪等人陰謀策劃“炮轟朱德”的活動也隨之逐漸加溫、升級。
朱德對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倒行逆施進行了頑強的抗爭。1月11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針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的問題，在會上發言說：“現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把什麽都搞亂了，搞到造成破壞生產的程度，忘記了‘抓革命，促生產’。這怎麽能行，要注意下大力量及時妥善解決。”他又針對新出現的群眾組織之間武鬥升級問題，強調說：“我們製止武鬥這麽久了，可是有些人還是一意孤行，武鬥不但沒有製止，甚至還在逐漸升級，發展到動槍動炮，砸機器、燒房屋，胡亂抓人，害人，這一定是有人在幕後策劃搞鬼，破壞革命隊伍內的團結，廣大群眾和幹部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注意識別這些人的陰謀詭計。”這些話使林彪、江青等人坐臥不安，他們更加嫉恨朱德。
不久，林彪、江青暗中指使戚本禹，煽動不明真相的中國人民大學部分學生在街頭貼出“炮轟朱德”、“打倒朱德”的大標語和大字報。地處鬧市，離全國婦聯機關不遠的北京市東單燈市東口街道的牆壁上辟了“朱德罪行”專欄。北京的一些群眾組織還成立了“揪朱聯絡站”。戚本禹等人暗中加緊策劃，準備2月1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批鬥朱德，並讓康克清陪鬥。後來，由於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及時幹預，才使戚本禹等人的陰謀未能得逞。但是，北京造反派並未罷休，竟又在戚本禹指使下，派出“揪朱兵團”竄到朱德的家鄉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大吵大鬧要召開“聲討”朱德大會，張貼“炮轟朱德”、“打倒朱德”等大字報和標語，無禮闖進朱德舊居陳列室，搗毀和抄走文物，煽動當地群眾反對朱德。由於朱德在全國人民和家鄉人民中都享有崇高威望，當地群眾並不到會，“聲討”朱德大會也隻是由北京竄來的幾個造反派用高音喇叭，胡亂大叫大喊一陣子了事。他們在一棟空閑舊房裏住了一天，當地群眾不給他們飯吃，也不供應水喝，第二天當地群眾就把他們轟走了。
更有甚者，林彪還指派他在江西的親信，竄到井岡山，強令井岡山革命紀念館篡改陳列品說明詞，將當年朱德在井岡山挑糧扁擔改寫成是林彪挑糧用的扁擔，將扁擔上的“朱德記”三個字換寫成“林彪記”；把描繪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會師的油畫撤下來，換成毛澤東與林彪在井岡山會師的油畫。
1967年1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碰頭會上，批評了在“一月風暴”期間出現的把鬥爭矛頭指向朱德的錯誤舉動。他對出席會議的中央軍委委員說：“朱德同誌還是要保，他在國際國內的威望很高，要按照延安的規定，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由於毛澤東的保護，林彪等人在“一月風暴”掀起“炮轟朱德”的惡浪暫時平息。朱德才按往常情況，出席了當年國防部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而舉行的招待會和首都各界人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8周年大會，並檢閱了群眾遊行隊伍，但林彪、江青等並未因此而停止對朱德的誣陷、誹謗和攻擊。
中共中央曾計劃在1968年國慶節後，於10月10日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但由於時機尚未成熟，隻好改變計劃，先舉行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為召開“九大”作準備。十二中全會於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朱德出席了會議。
在會上，林彪、江青等人暗中指使其同夥張春橋、吳法憲、謝富治等人肆意對朱德進行攻擊、誹謗，誣蔑朱德是“軍閥”、“黑司令”、“三反分子”，“一貫反對毛主席”、“有野心，想黃袍加身。”並篡改曆史，胡說什麽是毛主席和林彪率領工農紅軍在井岡山會師……。吳法憲眯縫著小眼逼問朱德：在井岡山期間是怎樣反對毛主席的？朱德並沒有動怒，隻輕蔑地看了吳法憲一眼，然後提起手中的拐仗，先朝天上指了指，再往地上點了點，意思是說“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與會的多數中央委員對吳法憲等人的這種拙劣表演非常氣憤，私下裏痛斥他們是“小醜”、“野心家”、“陰謀家”。
林彪、江青等人為了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野心，企圖在即將召開的九大會議上，迫使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退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崗位。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又授意當時擔任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指使公安部的“造反派”，采取逼、供、信等手段，誘逼中科院的一位同誌捏造了一份所謂朱德等組織“偽黨”的材料。這個在1968年12月製造的聳人聽聞的“偽黨”政治案件，誣陷以朱德為首組織了一個所謂的“中國共產黨（馬列）”，聲稱這是“埋在黨中央的一顆定時炸彈”。
編造的這個“偽黨”主要成員還有董必武、李富春、徐向前、賀龍、葉劍英、陳毅、蕭華、伍修權等幾十位中央領導和地方省、市領導幹部，說這個“偽黨”是想從中央到地方搞政變、全麵奪權。更為離奇的是，他們還編造出這個“偽黨”曾在1967年7月，秘密召開代表大會，一些修正主義政黨的頭目發來賀電。朱德在這次“偽黨”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陳毅被選為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被任命為總理……。還說這個“偽黨”設有若幹常委，並成立了一個名為“中共（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領導進行全國奪權的最高組織機構，甚至編造說朱德、陳毅曾簽署一份發予台灣當局蔣介石的電報，希望蔣介石配合“製止危險局勢的發展”等等。
這一政治陷害案，由謝富治直接操縱、策劃，責令公安部門係統組織造反派追查、審問，曾傷害了眾多革命領導幹部和群眾。他們將其認作是須急辦的重大要案，要求定期按時逐級向指定的專人匯報案情，謝富治更是定期秘密向林彪、江青匯報。林指示其死黨必須在九大召開前破案，以期達到將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擠出中央最高領導機構，掃清他們篡黨奪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實現他們反革命政治野心的罪惡目的。
中共九大會議前，林彪等炮製的陷害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偽黨”政治假案，喧囂一陣，由於追查不出結果，而且露了馬腳，這起假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83歲的朱德抱病參加。那幾天，他正患氣管炎，喘得厲害。林彪、江青一夥仍然不肯放過他，在會上多次對他進行圍攻，逼他作檢討。那天，朱德開會回來，問康克清：“你認識不認識吳法憲、邱會作?”
康克清說不認識。
朱德又問：“你總該認識李作鵬吧?”
康克清想了想說：“就是過去在你警衛班裏當戰士的那個李作鵬吧?”
朱德嗯了一聲。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這幾個人必有原因，就問他是什麽意思。朱德歎了一口氣，說：“這幾個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嘍!”
九大閉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個“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聶榮臻、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黨罪行。朱德說：“不要理它!”
1969年10月，林彪發布一號命令，宣布軍隊進入緊急狀態。朱德覺察到這裏有“鬼”。他對康克清說：“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強戰備、疏散人口”的名義下，許多被視為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都被疏散離開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廣東從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發動武裝政變的陰謀敗露，倉皇乘機叛逃，最終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林彪集團失敗後，朱德的心境舒暢多了。
1973年8月下旬，在中共十大和十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他的住所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朱德也應邀前往。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玉鳳回憶說：“當我送朱老總到會議室的時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見了這位許久未見麵的老戰友，要站起來迎接。還沒等他起身，朱老總已來到他的麵前。毛主席微欠著身子，拍著身邊的沙發請朱老總挨著自己坐下。此時，毛主席很動情，他對朱老總說：‘紅司令，紅司令你可好嗎？’朱老總操著四川口音高興地告訴毛主席說：‘我很好。’在座的其他同誌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總這裏。毛主席習慣性地從小茶幾上拿起一支雪茄煙，若有所思地劃著火柴點燃香煙吸了一口，又環顧四周，繼續對朱老總說：‘有人說你是黑司令，我不高興，我說是紅司令，紅司令’，他重複著。又說：‘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對老戰友周恩來的最後一個軍禮
朱德同周恩來有著非同尋常的革命友誼。他是1922年在德國由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入黨的。此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朱德和周恩來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並肩戰鬥與工作，生死與共，成為親密的革命戰友。
1969年10月，林彪發布一號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廣東從化。這個決定宣布後，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於隨時照料自己。再說，他也不放心她一個人留在北京。可是，當時康克清的一切行動都得聽從全國婦聯軍代表的指揮，沒有他們的允許，她是不能隨意行動的。康克清向朱德講了自己的難處。朱德無奈地說：“那隻好打電話給恩來，讓恩來去跟他們說了。”朱德的這個要求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在周恩來的幹預交涉下，康克清總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廣東從化。
1971年4月，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公開表示：“朱德同誌年紀大，85歲了，身體不好，休息時間較多，沒有參加這次運動。我們的紅衛兵翻他的曆史，說他犯過錯誤，反對過毛澤東同誌，就在中南海裏貼大字報，說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來說話了，你們年輕人不懂得曆史，這是不對的，朱德同誌還是‘紅司令’。雖然他犯過錯誤，但我們總還是在一起戰鬥到現在，所以黨的九大仍選他參加政治局。”周恩來公開對外宣布朱德是“紅司令”，對朱德無疑是個保護。
周恩來總理為了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日夜操勞，積勞成疾，早在1972年就發現患了癌症，直至1974年6月，才在醫護人員的強烈要求下，住進北京醫院治療。
周總理住院後，朱德非常關心他的病情，經常打問治療情況，盼望總理早日康複。他多次要親往醫院探望，但又怕影響總理的正常治療，心裏總是惦念著，隻要從秘書那裏得悉總理病情稍有好轉，就要秘書聯係約定探望時間。而周總理也十分想念他的這位親密戰友，但考慮朱老總已年近九旬，仍在為國事操勞，已經夠辛苦了，而且身體也有病，怕勞累過度影響老總健康；同時又考慮自己病情總不見好轉，已顯得相當消瘦，不願老戰友為自己過多地擔憂。再者，由於江青等人陰謀幹擾，兩位親密戰友盼望能有更多機會見麵相互問候的願望，長時間未能實現。直到1975年7月11日，周總理病情稍有好轉，又想到朱德過幾天就要去北戴河療養，於是，便約請朱德到北京醫院敘談。這是朱德同周恩來最後一次相見。那天，周恩來身體稍好一些，起床後在病房內做運動。他的衛士高振普回憶道：
他邊運動邊對我說：“你去打電話，問一下朱老總的身體怎麽樣?他現在有沒有時間?前些日子他想來看我，因為我當時身體不太好，沒能請他來，今天可以了，看朱老總能不能來。”我答應馬上去打電話。總理接著說：“現在是4點多鍾，如果老總可以來，5點鍾可以到這裏，大約談上半個小時，5點半可以離開，6點鍾他可以回到家吃飯。按時吃飯是朱老總多年的習慣。他有糖尿病，年歲又大，不要影響他吃飯。如果今天不能來，過幾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來一趟。”周總理住院後，朱老總幾次想來看望，隻是怕影響總理的正常治療。周總理也不願讓年近九旬的朱老總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樣子，所以一直沒有讓來。今天，總理約朱老總來，是想到朱老總過幾天要去北戴河，需兩個多月才能回來，總理擔心到那時自己的身體條件不會比現在好，所以，請朱老總在去北戴河之前先來見見。
我把朱老總可以來的消息報告了總理，同時轉達了康大姐的問候。總理在病房裏來回走了幾趟，對我說：“換上衣服，到客廳裏去見老總，不要讓他看到我穿著病號衣服。”5時50分，朱老總到了。他邁著穩健的步子走向客廳。周總理起身迎向老總，兩人同時伸出雙手。朱老總用顫抖的聲音問總理：“你好嗎?”總理回答說：“還好，咱們坐下來談談。”朱老總已89歲高齡，動作有些遲緩，我們扶他坐在沙發上。總理關心地問老總：“要不要換高一點的椅子?”老總說：“這個可以。”總理示意關上客廳的門，我們都退了出來，客廳裏兩位老戰友開始了談話。
6時15分，談話結束了。總理送老總走出客廳，緊緊地握手告別。警衛員攙扶著老總上了車，總理目送著汽車開走，才轉身回到病房。誰能想到，這次相見竟是兩位出生入死幾十年的老戰友的最後相見!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剛好一點，他就出了院。在他生病期間，組織上沒有將周恩來病重的消息告訴他。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怕朱德悲傷過度，一開始也不敢告訴他。那天下午，他還去接見外賓，接受國書。
回來後，康克清先慢慢地對他說：“總理病情最近惡化了。”
朱德聽了後，沉默了一會兒，竟不肯相信。他認為有那麽多的好大夫給總理治病，病情不會發展得那麽快，但他的心情還是顯得十分沉重。
直到晚上7點鍾，朱德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新聞時，才驚悉周總理不幸辭世，頓時，兩行悲痛的熱淚撲簌簌從昏花的老眼中流了下來。當時，在客廳一起看電視新聞的夫人康克清，女兒朱敏和身邊工作人員一霎時也慟哭失聲。朱德從電視播音中，聽到周總理臨終遺言，請後人將骨灰撒在偉大祖國的大地和江河時，更是抑製不住自己的感情，已是老淚縱橫，他揩著淚水，把女兒朱敏叫到身邊坐下，悲痛地對朱敏說：“按照中國和許多外國人的傳統習俗，人死後，遺體都要入棺安葬在地下。後來人們思想解放進步了，人死後，遺體火化，這是一次移風易俗的思想革命。黨中央也早作過決定，黨的各級領導人要帶頭，死後遺體火化。總理為黨、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一生時時嚴於律已，處處模範帶頭，事事高尚清廉，高風亮節，不愧是人民的公仆，一個真正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圍的工作人員也都聚精會神地默默聆聽著。
周恩來治喪委員會的同誌特地來看望朱德。考慮他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勸他不要外出活動，注意節哀，並建議他隻參加一次周恩來的吊唁儀式。可他說什麽也要參加全部吊唁活動。在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那天，朱德穿上軍裝，在女兒的陪同下，趕到了醫院。在車上他就要脫帽。當他吃力地走進靈堂時，雙眼直盯盯地望著靜臥在鮮花和翠柏叢中的周恩來，這位九十高齡元帥的剛毅的臉上，流下了熱淚。他緩緩地走近周恩來的遺體，專注地望著共事50多年的老戰友，似乎有話要對他說，可這已經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筆直，異常莊重地舉起右手，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千言萬語都化在這崇高的敬禮之中。從此以後，朱德吃不好飯，睡不好覺，經常一言不發，靜靜地坐在那裏，時不時地叨念周恩來的名字。周恩來的追悼會就要舉行了。秘書見朱德悲傷過度，連續幾天徹夜不眠，身體特別虛弱，怕他撐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見：“去不去?”
“去，當然去!”沉浸在極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沒有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車出發的時候，朱德卻因兩腿軟得厲害，怎麽也站不起來了。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發上，難過地歎氣：“唉，去不成了!這怎麽對得起恩來?”猛然，朱德想起什麽，忙吩咐說：“快把電視機打開!就是坐在家裏，我也要參加這個追悼會。”
電視機打開了，朱德懷著對老戰友的巨大哀思，隨著那撕心裂肺的哀樂，閃著淚花，送走了那係著黑紗的靈車……
彌留之際的最後期盼
朱德晚年最關心的是人民的生產生活問題，周恩來去世後，針對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朱德有一次同江西負責同誌談話時憤慨地說：“別聽他們‘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就是他們在破壞革命，破壞生產。不講勞動，不搞生產，能行嗎？糧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糧食，讓他們去喝西北風！”
1976年6月21日，朱德會見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這是他最後一次會見外賓。不知何故，會見時間推遲了。當時外交部工作人員未通知朱德，他在人民大會堂長久地等候。外邊天熱，室內空調溫度過低。朱德90高齡，在室內外溫差懸殊的房子裏待久了，著了涼，引起咳嗽，伴有低燒，吃了點止咳消炎藥，症狀也不見減輕。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較晚。朱德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發現痰裏帶血。經北京醫院醫生會診後，建議住院治療。朱德想到第二天還有會見外賓的任務，說：“不要緊嘛，等明天會見外賓後再住院也不晚。”已經連續幾天感到不適的朱德，還是硬撐著起來，讓秘書念念文件，為次日接見外國使者做準備。醫生不放心，給他檢查並請幾個專家會診，最後決定讓朱德立即住院治療。朱德聽著醫生們的勸告，臉上沒有露出吃驚的樣子。等所有的醫生都講完了，他才淡淡地說了一句：“不要緊的。”
醫生們著急了，都勸他：“委員長，你畢竟年歲已高，就是一聲咳嗽，一次感冒都會危及生命的!還是住院吧。”
“你們放心。”朱德還是那樣從容而執拗，“等我接見了外交使節，做完工作後，就來住院，這總可以了吧。”
醫生們無可奈何，也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動，隻好勉強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無力。被送進北京醫院治療。幾天後，朱德的病情稍有緩解。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頭來。他向醫生提出，自己還要按約定時間去接見外賓。可是他的頭頸無力，說話也不利落。醫生們堅決阻止他：“委員長，你不能再活動了，一切要服從治療!”
朱德沒有辦法，可眼睛還不時掃一下房門，希望有人會來接他去會見外賓。可是門口出現的卻總是秘書。秘書俯在他耳邊，小聲告訴他，外事部門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養病吧。朱德這才翻過身去，閉上眼睛休息。7月初，朱德病情再次加重，多種病症並發，已報病危，但他神誌還比較清醒。鄧穎超、聶榮臻、李先念等紛紛前往醫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想的還是國家和人民，他關心的還是國家的生產建設。聽說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來了，他緊閉的雙眼立即睜開。兩人緊緊地握手。朱德輕聲慢語地說：“生產要抓，不抓生產，將來不可收拾。”又說：“生產為什麽不能抓?哪有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要抓好!”他說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兩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他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特別是後麵的話。後來，再有人來看他，他都要睜眼看看，但是幾乎已不能說話，神誌很快也不清了。
7月4日，朱德已經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用盡全身僅有的一點氣力，清楚地喊了一聲女兒的名字：“朱敏。”朱德兩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視著女兒，口微微張了張，似乎有話要說。見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湊近父親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說：“爹爹，你不用說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永遠聽黨的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革命到底’。您放心好了。”聽到這些話，朱德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朱德逝世，享年90歲。從住院到去世，隻有10天。朱德病逝之後，在中南海毛澤東的寓所裏，剛被搶救過來的毛澤東，靜臥在病榻上。這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趕來向他報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澤東聽完華國鋒的報告，用微弱、低啞的聲音問：“朱老總得的什麽病?怎麽這麽快就……”他囑咐華國鋒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喪事。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國和地區的領導人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他們紛紛發來唁電、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並且高度評價了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中國領導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中國紅軍之父。”“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而奮鬥的傳奇式的統帥和戰士。”“中國人民優秀的兒子。”“無私地忠於職責的典範。”“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偉大象征”。
反對“頂峰”提法遭林彪嫉恨
山雨欲來風滿樓。“文化大革命”前夕，國內政治氣氛異常緊張。1965年12月，80歲高齡的朱德，在上海參加了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上海十二月會議”。對這次會議的內容，會前的朱德毫不知情。
會上，當時任黨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部長的林彪，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與野心，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搞突然襲擊，暗中指使其同謀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等，在會上對羅瑞卿進行圍攻，指責羅瑞卿在1964年組織的全軍大比武是不突出政治、隻突出技術的單純軍事觀點；抓住羅瑞卿說過的“不應該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句話，誣蔑是反毛澤東思想言論；還無中生有地說羅瑞卿要“篡軍反黨”等等。在會上，朱德對林彪等人這種做法非常氣憤，表示異議。還針對自1959年9月彭德懷被免職，林彪接任國防部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多次鼓吹什麽“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這種違反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錯誤觀點提出反對意見。在林彪等批判羅瑞卿反對“頂峰”的提法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時，朱德實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我們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這不符合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嘛，任何事物都在發展變化，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就意味著不能發展了，怎能這麽說呢？”林彪等聽了朱德的發言心裏感到非常不舒服，便懷恨在心，醞釀著對朱德的報複。
“上海十二月會議”後，林彪等人加緊了篡黨篡軍奪權的陰謀活動。1966年5月4日至26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就此，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風暴開始了。
在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作了長篇發言，蠱惑人心地編造謊言說黨內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歪曲事實的批判。朱德在小組會的發言中，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32本書，非讀不可。準備花一二年時間讀完，連下來就讀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打斷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會議上關於“頂峰”的發言，誣陷朱德反對毛澤東思想，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主席。他攻擊朱德說：“別看你沒有本事，整天笑嘻嘻的，其實你有野心，總想當領袖。”同時，康生也在會上誹謗朱德是“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入黨，還是黨外人士”；並誣蔑朱德“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和林彪在軍內的親信還到處煽風點火，惡毒攻擊和誣陷“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當領袖”、“朱德是老機會主義者”等等。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反黨集團骨幹分子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赤膊上陣，指名道姓地誹謗朱德。盡管林彪反黨集團骨幹到處利用機會攻擊朱德，但朱德以他的革命經曆與品格及對黨、對革命、對人民所表現的忠誠和卓越才能，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在這次會議上，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1個常委之一。林彪對此更是懷恨在心，對朱德施明槍、放暗箭，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陰謀策劃，企圖在全國掀起“打倒朱德”、“炮轟朱德”的惡浪。
麵對炮轟泰然處之
1967年1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竄到中南海黨中央機關，召集黨中央機關造反派頭頭開會，策劃布置“炮轟朱德”。當天晚上，指使幾十個戴著紅色造反派袖標不明真相的年輕人，突然闖進朱德在中南海的住處，亂吼亂叫，聲言揪出朱德，造朱德的反。他們在朱德住處的門前、牆上貼滿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軍閥”的標語和大字報，庭院裏的地上用石灰刷寫了“炮轟朱德”、“朱德滾出中南海”等侮辱性的大標語，還揚言要把朱德一家從中南海轟出去。當時朱德正在玉泉山參加一外事活動，他聽到這些消息，連忙趕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車剛開進中南海西門，遠遠就看見各種紙張的大字報貼的到處都是。他很奇怪，自己哪來這麽多“罪名”。於是他湊近去看，看過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嚇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話：“反對毛主席”。這可真是天大的誣蔑：誰人不知當年紅軍是“朱毛”，朱德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那幾天，朱德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寬大的辦公室裏，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歎氣，反複說：“是我的，我承認；不是我的，誰寫的誰負責。”康克清過來問他哪裏不舒服，他答非所問：“隻要主席在，總理在，就沒有關係。他們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個個都是走資派，就都不是走資派……”
1967年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和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黨政大權，毛澤東對這一行動表示了支持。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展開全國全麵的奪權鬥爭，勝利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曆史任務。”繼而掀起從中央各部門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乃至各行各業的全麵奪權風暴。“打倒一切”的全麵內亂狂潮驟起，全國陷於空前混亂之中。林彪等人陰謀策劃“炮轟朱德”的活動也隨之逐漸加溫、升級。
朱德對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倒行逆施進行了頑強的抗爭。1月11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針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的問題，在會上發言說：“現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把什麽都搞亂了，搞到造成破壞生產的程度，忘記了‘抓革命，促生產’。這怎麽能行，要注意下大力量及時妥善解決。”他又針對新出現的群眾組織之間武鬥升級問題，強調說：“我們製止武鬥這麽久了，可是有些人還是一意孤行，武鬥不但沒有製止，甚至還在逐漸升級，發展到動槍動炮，砸機器、燒房屋，胡亂抓人，害人，這一定是有人在幕後策劃搞鬼，破壞革命隊伍內的團結，廣大群眾和幹部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注意識別這些人的陰謀詭計。”這些話使林彪、江青等人坐臥不安，他們更加嫉恨朱德。
不久，林彪、江青暗中指使戚本禹，煽動不明真相的中國人民大學部分學生在街頭貼出“炮轟朱德”、“打倒朱德”的大標語和大字報。地處鬧市，離全國婦聯機關不遠的北京市東單燈市東口街道的牆壁上辟了“朱德罪行”專欄。北京的一些群眾組織還成立了“揪朱聯絡站”。戚本禹等人暗中加緊策劃，準備2月1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批鬥朱德，並讓康克清陪鬥。後來，由於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及時幹預，才使戚本禹等人的陰謀未能得逞。但是，北京造反派並未罷休，竟又在戚本禹指使下，派出“揪朱兵團”竄到朱德的家鄉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大吵大鬧要召開“聲討”朱德大會，張貼“炮轟朱德”、“打倒朱德”等大字報和標語，無禮闖進朱德舊居陳列室，搗毀和抄走文物，煽動當地群眾反對朱德。由於朱德在全國人民和家鄉人民中都享有崇高威望，當地群眾並不到會，“聲討”朱德大會也隻是由北京竄來的幾個造反派用高音喇叭，胡亂大叫大喊一陣子了事。他們在一棟空閑舊房裏住了一天，當地群眾不給他們飯吃，也不供應水喝，第二天當地群眾就把他們轟走了。
更有甚者，林彪還指派他在江西的親信，竄到井岡山，強令井岡山革命紀念館篡改陳列品說明詞，將當年朱德在井岡山挑糧扁擔改寫成是林彪挑糧用的扁擔，將扁擔上的“朱德記”三個字換寫成“林彪記”；把描繪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會師的油畫撤下來，換成毛澤東與林彪在井岡山會師的油畫。
1967年1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碰頭會上，批評了在“一月風暴”期間出現的把鬥爭矛頭指向朱德的錯誤舉動。他對出席會議的中央軍委委員說：“朱德同誌還是要保，他在國際國內的威望很高，要按照延安的規定，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由於毛澤東的保護，林彪等人在“一月風暴”掀起“炮轟朱德”的惡浪暫時平息。朱德才按往常情況，出席了當年國防部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而舉行的招待會和首都各界人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8周年大會，並檢閱了群眾遊行隊伍，但林彪、江青等並未因此而停止對朱德的誣陷、誹謗和攻擊。
中共中央曾計劃在1968年國慶節後，於10月10日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但由於時機尚未成熟，隻好改變計劃，先舉行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為召開“九大”作準備。十二中全會於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朱德出席了會議。
在會上，林彪、江青等人暗中指使其同夥張春橋、吳法憲、謝富治等人肆意對朱德進行攻擊、誹謗，誣蔑朱德是“軍閥”、“黑司令”、“三反分子”，“一貫反對毛主席”、“有野心，想黃袍加身。”並篡改曆史，胡說什麽是毛主席和林彪率領工農紅軍在井岡山會師……。吳法憲眯縫著小眼逼問朱德：在井岡山期間是怎樣反對毛主席的？朱德並沒有動怒，隻輕蔑地看了吳法憲一眼，然後提起手中的拐仗，先朝天上指了指，再往地上點了點，意思是說“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與會的多數中央委員對吳法憲等人的這種拙劣表演非常氣憤，私下裏痛斥他們是“小醜”、“野心家”、“陰謀家”。
林彪、江青等人為了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野心，企圖在即將召開的九大會議上，迫使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退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崗位。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又授意當時擔任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指使公安部的“造反派”，采取逼、供、信等手段，誘逼中科院的一位同誌捏造了一份所謂朱德等組織“偽黨”的材料。這個在1968年12月製造的聳人聽聞的“偽黨”政治案件，誣陷以朱德為首組織了一個所謂的“中國共產黨（馬列）”，聲稱這是“埋在黨中央的一顆定時炸彈”。
編造的這個“偽黨”主要成員還有董必武、李富春、徐向前、賀龍、葉劍英、陳毅、蕭華、伍修權等幾十位中央領導和地方省、市領導幹部，說這個“偽黨”是想從中央到地方搞政變、全麵奪權。更為離奇的是，他們還編造出這個“偽黨”曾在1967年7月，秘密召開代表大會，一些修正主義政黨的頭目發來賀電。朱德在這次“偽黨”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陳毅被選為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被任命為總理……。還說這個“偽黨”設有若幹常委，並成立了一個名為“中共（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領導進行全國奪權的最高組織機構，甚至編造說朱德、陳毅曾簽署一份發予台灣當局蔣介石的電報，希望蔣介石配合“製止危險局勢的發展”等等。
這一政治陷害案，由謝富治直接操縱、策劃，責令公安部門係統組織造反派追查、審問，曾傷害了眾多革命領導幹部和群眾。他們將其認作是須急辦的重大要案，要求定期按時逐級向指定的專人匯報案情，謝富治更是定期秘密向林彪、江青匯報。林指示其死黨必須在九大召開前破案，以期達到將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擠出中央最高領導機構，掃清他們篡黨奪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實現他們反革命政治野心的罪惡目的。
中共九大會議前，林彪等炮製的陷害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偽黨”政治假案，喧囂一陣，由於追查不出結果，而且露了馬腳，這起假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83歲的朱德抱病參加。那幾天，他正患氣管炎，喘得厲害。林彪、江青一夥仍然不肯放過他，在會上多次對他進行圍攻，逼他作檢討。那天，朱德開會回來，問康克清：“你認識不認識吳法憲、邱會作?”
康克清說不認識。
朱德又問：“你總該認識李作鵬吧?”
康克清想了想說：“就是過去在你警衛班裏當戰士的那個李作鵬吧?”
朱德嗯了一聲。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這幾個人必有原因，就問他是什麽意思。朱德歎了一口氣，說：“這幾個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嘍!”
九大閉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個“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聶榮臻、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黨罪行。朱德說：“不要理它!”
1969年10月，林彪發布一號命令，宣布軍隊進入緊急狀態。朱德覺察到這裏有“鬼”。他對康克清說：“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強戰備、疏散人口”的名義下，許多被視為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都被疏散離開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廣東從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發動武裝政變的陰謀敗露，倉皇乘機叛逃，最終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林彪集團失敗後，朱德的心境舒暢多了。
1973年8月下旬，在中共十大和十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他的住所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朱德也應邀前往。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玉鳳回憶說：“當我送朱老總到會議室的時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見了這位許久未見麵的老戰友，要站起來迎接。還沒等他起身，朱老總已來到他的麵前。毛主席微欠著身子，拍著身邊的沙發請朱老總挨著自己坐下。此時，毛主席很動情，他對朱老總說：‘紅司令，紅司令你可好嗎？’朱老總操著四川口音高興地告訴毛主席說：‘我很好。’在座的其他同誌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總這裏。毛主席習慣性地從小茶幾上拿起一支雪茄煙，若有所思地劃著火柴點燃香煙吸了一口，又環顧四周，繼續對朱老總說：‘有人說你是黑司令，我不高興，我說是紅司令，紅司令’，他重複著。又說：‘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對老戰友周恩來的最後一個軍禮
朱德同周恩來有著非同尋常的革命友誼。他是1922年在德國由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入黨的。此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朱德和周恩來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並肩戰鬥與工作，生死與共，成為親密的革命戰友。
1969年10月，林彪發布一號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廣東從化。這個決定宣布後，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於隨時照料自己。再說，他也不放心她一個人留在北京。可是，當時康克清的一切行動都得聽從全國婦聯軍代表的指揮，沒有他們的允許，她是不能隨意行動的。康克清向朱德講了自己的難處。朱德無奈地說：“那隻好打電話給恩來，讓恩來去跟他們說了。”朱德的這個要求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在周恩來的幹預交涉下，康克清總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廣東從化。
1971年4月，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公開表示：“朱德同誌年紀大，85歲了，身體不好，休息時間較多，沒有參加這次運動。我們的紅衛兵翻他的曆史，說他犯過錯誤，反對過毛澤東同誌，就在中南海裏貼大字報，說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來說話了，你們年輕人不懂得曆史，這是不對的，朱德同誌還是‘紅司令’。雖然他犯過錯誤，但我們總還是在一起戰鬥到現在，所以黨的九大仍選他參加政治局。”周恩來公開對外宣布朱德是“紅司令”，對朱德無疑是個保護。
周恩來總理為了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日夜操勞，積勞成疾，早在1972年就發現患了癌症，直至1974年6月，才在醫護人員的強烈要求下，住進北京醫院治療。
周總理住院後，朱德非常關心他的病情，經常打問治療情況，盼望總理早日康複。他多次要親往醫院探望，但又怕影響總理的正常治療，心裏總是惦念著，隻要從秘書那裏得悉總理病情稍有好轉，就要秘書聯係約定探望時間。而周總理也十分想念他的這位親密戰友，但考慮朱老總已年近九旬，仍在為國事操勞，已經夠辛苦了，而且身體也有病，怕勞累過度影響老總健康；同時又考慮自己病情總不見好轉，已顯得相當消瘦，不願老戰友為自己過多地擔憂。再者，由於江青等人陰謀幹擾，兩位親密戰友盼望能有更多機會見麵相互問候的願望，長時間未能實現。直到1975年7月11日，周總理病情稍有好轉，又想到朱德過幾天就要去北戴河療養，於是，便約請朱德到北京醫院敘談。這是朱德同周恩來最後一次相見。那天，周恩來身體稍好一些，起床後在病房內做運動。他的衛士高振普回憶道：
他邊運動邊對我說：“你去打電話，問一下朱老總的身體怎麽樣?他現在有沒有時間?前些日子他想來看我，因為我當時身體不太好，沒能請他來，今天可以了，看朱老總能不能來。”我答應馬上去打電話。總理接著說：“現在是4點多鍾，如果老總可以來，5點鍾可以到這裏，大約談上半個小時，5點半可以離開，6點鍾他可以回到家吃飯。按時吃飯是朱老總多年的習慣。他有糖尿病，年歲又大，不要影響他吃飯。如果今天不能來，過幾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來一趟。”周總理住院後，朱老總幾次想來看望，隻是怕影響總理的正常治療。周總理也不願讓年近九旬的朱老總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樣子，所以一直沒有讓來。今天，總理約朱老總來，是想到朱老總過幾天要去北戴河，需兩個多月才能回來，總理擔心到那時自己的身體條件不會比現在好，所以，請朱老總在去北戴河之前先來見見。
我把朱老總可以來的消息報告了總理，同時轉達了康大姐的問候。總理在病房裏來回走了幾趟，對我說：“換上衣服，到客廳裏去見老總，不要讓他看到我穿著病號衣服。”5時50分，朱老總到了。他邁著穩健的步子走向客廳。周總理起身迎向老總，兩人同時伸出雙手。朱老總用顫抖的聲音問總理：“你好嗎?”總理回答說：“還好，咱們坐下來談談。”朱老總已89歲高齡，動作有些遲緩，我們扶他坐在沙發上。總理關心地問老總：“要不要換高一點的椅子?”老總說：“這個可以。”總理示意關上客廳的門，我們都退了出來，客廳裏兩位老戰友開始了談話。
6時15分，談話結束了。總理送老總走出客廳，緊緊地握手告別。警衛員攙扶著老總上了車，總理目送著汽車開走，才轉身回到病房。誰能想到，這次相見竟是兩位出生入死幾十年的老戰友的最後相見!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剛好一點，他就出了院。在他生病期間，組織上沒有將周恩來病重的消息告訴他。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怕朱德悲傷過度，一開始也不敢告訴他。那天下午，他還去接見外賓，接受國書。
回來後，康克清先慢慢地對他說：“總理病情最近惡化了。”
朱德聽了後，沉默了一會兒，竟不肯相信。他認為有那麽多的好大夫給總理治病，病情不會發展得那麽快，但他的心情還是顯得十分沉重。
直到晚上7點鍾，朱德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新聞時，才驚悉周總理不幸辭世，頓時，兩行悲痛的熱淚撲簌簌從昏花的老眼中流了下來。當時，在客廳一起看電視新聞的夫人康克清，女兒朱敏和身邊工作人員一霎時也慟哭失聲。朱德從電視播音中，聽到周總理臨終遺言，請後人將骨灰撒在偉大祖國的大地和江河時，更是抑製不住自己的感情，已是老淚縱橫，他揩著淚水，把女兒朱敏叫到身邊坐下，悲痛地對朱敏說：“按照中國和許多外國人的傳統習俗，人死後，遺體都要入棺安葬在地下。後來人們思想解放進步了，人死後，遺體火化，這是一次移風易俗的思想革命。黨中央也早作過決定，黨的各級領導人要帶頭，死後遺體火化。總理為黨、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一生時時嚴於律已，處處模範帶頭，事事高尚清廉，高風亮節，不愧是人民的公仆，一個真正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圍的工作人員也都聚精會神地默默聆聽著。
周恩來治喪委員會的同誌特地來看望朱德。考慮他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勸他不要外出活動，注意節哀，並建議他隻參加一次周恩來的吊唁儀式。可他說什麽也要參加全部吊唁活動。在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那天，朱德穿上軍裝，在女兒的陪同下，趕到了醫院。在車上他就要脫帽。當他吃力地走進靈堂時，雙眼直盯盯地望著靜臥在鮮花和翠柏叢中的周恩來，這位九十高齡元帥的剛毅的臉上，流下了熱淚。他緩緩地走近周恩來的遺體，專注地望著共事50多年的老戰友，似乎有話要對他說，可這已經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筆直，異常莊重地舉起右手，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千言萬語都化在這崇高的敬禮之中。從此以後，朱德吃不好飯，睡不好覺，經常一言不發，靜靜地坐在那裏，時不時地叨念周恩來的名字。周恩來的追悼會就要舉行了。秘書見朱德悲傷過度，連續幾天徹夜不眠，身體特別虛弱，怕他撐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見：“去不去?”
“去，當然去!”沉浸在極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沒有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車出發的時候，朱德卻因兩腿軟得厲害，怎麽也站不起來了。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發上，難過地歎氣：“唉，去不成了!這怎麽對得起恩來?”猛然，朱德想起什麽，忙吩咐說：“快把電視機打開!就是坐在家裏，我也要參加這個追悼會。”
電視機打開了，朱德懷著對老戰友的巨大哀思，隨著那撕心裂肺的哀樂，閃著淚花，送走了那係著黑紗的靈車……
彌留之際的最後期盼
朱德晚年最關心的是人民的生產生活問題，周恩來去世後，針對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朱德有一次同江西負責同誌談話時憤慨地說：“別聽他們‘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就是他們在破壞革命，破壞生產。不講勞動，不搞生產，能行嗎？糧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糧食，讓他們去喝西北風！”
1976年6月21日，朱德會見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這是他最後一次會見外賓。不知何故，會見時間推遲了。當時外交部工作人員未通知朱德，他在人民大會堂長久地等候。外邊天熱，室內空調溫度過低。朱德90高齡，在室內外溫差懸殊的房子裏待久了，著了涼，引起咳嗽，伴有低燒，吃了點止咳消炎藥，症狀也不見減輕。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較晚。朱德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發現痰裏帶血。經北京醫院醫生會診後，建議住院治療。朱德想到第二天還有會見外賓的任務，說：“不要緊嘛，等明天會見外賓後再住院也不晚。”已經連續幾天感到不適的朱德，還是硬撐著起來，讓秘書念念文件，為次日接見外國使者做準備。醫生不放心，給他檢查並請幾個專家會診，最後決定讓朱德立即住院治療。朱德聽著醫生們的勸告，臉上沒有露出吃驚的樣子。等所有的醫生都講完了，他才淡淡地說了一句：“不要緊的。”
醫生們著急了，都勸他：“委員長，你畢竟年歲已高，就是一聲咳嗽，一次感冒都會危及生命的!還是住院吧。”
“你們放心。”朱德還是那樣從容而執拗，“等我接見了外交使節，做完工作後，就來住院，這總可以了吧。”
醫生們無可奈何，也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動，隻好勉強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無力。被送進北京醫院治療。幾天後，朱德的病情稍有緩解。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頭來。他向醫生提出，自己還要按約定時間去接見外賓。可是他的頭頸無力，說話也不利落。醫生們堅決阻止他：“委員長，你不能再活動了，一切要服從治療!”
朱德沒有辦法，可眼睛還不時掃一下房門，希望有人會來接他去會見外賓。可是門口出現的卻總是秘書。秘書俯在他耳邊，小聲告訴他，外事部門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養病吧。朱德這才翻過身去，閉上眼睛休息。7月初，朱德病情再次加重，多種病症並發，已報病危，但他神誌還比較清醒。鄧穎超、聶榮臻、李先念等紛紛前往醫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想的還是國家和人民，他關心的還是國家的生產建設。聽說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來了，他緊閉的雙眼立即睜開。兩人緊緊地握手。朱德輕聲慢語地說：“生產要抓，不抓生產，將來不可收拾。”又說：“生產為什麽不能抓?哪有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要抓好!”他說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兩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他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特別是後麵的話。後來，再有人來看他，他都要睜眼看看，但是幾乎已不能說話，神誌很快也不清了。
7月4日，朱德已經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用盡全身僅有的一點氣力，清楚地喊了一聲女兒的名字：“朱敏。”朱德兩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視著女兒，口微微張了張，似乎有話要說。見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湊近父親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說：“爹爹，你不用說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永遠聽黨的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革命到底’。您放心好了。”聽到這些話，朱德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朱德逝世，享年90歲。從住院到去世，隻有10天。朱德病逝之後，在中南海毛澤東的寓所裏，剛被搶救過來的毛澤東，靜臥在病榻上。這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趕來向他報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澤東聽完華國鋒的報告，用微弱、低啞的聲音問：“朱老總得的什麽病?怎麽這麽快就……”他囑咐華國鋒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喪事。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國和地區的領導人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他們紛紛發來唁電、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並且高度評價了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中國領導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中國紅軍之父。”“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而奮鬥的傳奇式的統帥和戰士。”“中國人民優秀的兒子。”“無私地忠於職責的典範。”“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偉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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