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視的1935年《八一宣言》

被忽視的1935年《八一宣言》 2009-12-17 09:29:20 湖南在線 992名網友正在討論 點擊查看 提示：改變中共命運以至後來改變中國命運的“《八一宣言》(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事實上是共產國際根據斯大林指示，由王明起草，經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認可後在蘇聯發表的。它和當時在長征途中的毛周中央和紅軍毫無關係。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記述到 1935年8月時寫道：“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個宣言對推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起了積極的作用。” 這裏說的是在中共黨史上其實至關重要的《八一宣言》。此前此後的其他一些有關著作，要麽把《八一宣言》一筆勾銷，根本不提；要麽含含糊糊地把《八一宣言》的發布者說成“中共中央”，讓人誤以為是那時尚在毛兒蓋一帶狼奔豕突的毛澤東等人發布了這個宣言。比起此類著作，這本《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對曆史的態度無疑更忠實些。但與《八一宣言》本身的重要性相比，這樣的記述卻又是過於簡略的。比起《八一宣言》對中共大業所起的作用，這樣的評價也是太低調、太保守的。 1936年秋，陳伯達、艾思奇、何幹之等一群中共理論家，在思想文化界發起了一場“新啟蒙運動”。這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對此忽略了。 這裏之所以把《八一宣言》和“新啟蒙運動”並舉，不僅因為二者同被冷落、埋沒，更因為二者有著內在的因果關係。 《八一宣言》的背後包含王明態度的急速轉變 在1931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又成為政治局常委。雖然向忠發名義上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在共產國際力挺下，王明實際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領導權。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被捕。同顧順章一樣，向忠發被捕後立即叛變。盡管向忠發曾跪地求饒，但國民黨還是立即將其處決。 向忠發的被捕和被殺，使王明更加名正言順地揮舞中共最高指揮棒，但處境的危險卻又使王明不能盡情享受揮舞最高權杖的快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王明決定離開中國，重返莫斯科。當年王明團夥成員之一的盛嶽（盛忠亮）後來有這樣的追述：“他（王明）就像驚弓之鳥，很少在中央的會議上露麵，不敢住旅館、公寓甚至單獨的私人房屋。他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搬到上海郊區的一座療養院去住……為了安全，陳紹禹（王明）要租下整個一層樓……中共中央為此支付了一筆可觀的租金。陳氏夫婦搬進療養院後，足不出戶，實際上成了隱士。陳紹禹事無大小，全都交給康生、陳雲去辦。由於缺少得力領導，中共的工作實際上陷於停頓……陳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辭去了中央總書記。他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盛嶽的回憶多少有些誤差。王明夫婦，還有吳克堅、盧鏡如，於1931年10月18日離開上海，11月7日到達莫斯科。王明到達莫斯科後，重建了以他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有康生、楊鬆（吳平）、張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樸、歐陽生、趙毅敏等。 到了莫斯科的王明，仍以中共最高領導自居。在蘇聯期間，他每每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意見、發布宣言，更常常對國內的“中央”發布指示、命令。王明的政治態度本來“左”得嚇人，從來奉行的是“左傾關門主義”，到了莫斯科後卻漸漸有了變化。這時期，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開始強調被帝國主義侵略國家的共產黨，應該與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結成廣泛統一戰線，以反抗法西斯主義。這使王明頭腦中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開始形成。對此，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傳》有這樣的評介：“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新政策提出的曆史過程中，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起了積極作用。身處莫斯科的特殊環境，使中共代表團能夠及時掌握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遠離國內槍炮轟鳴的撕（廝）殺戰場，也使中共代表團能夠冷靜下來，認識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和民族矛盾的發展，逐步反省過去的政策和主張……”應該說，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是王明政治態度轉變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但“態度”的轉變，並不意味著“思想”的轉變。說遠離國內的環境使王明冷靜地思考國內問題從而“思想”發生變化，恐怕並不合實情。其實王明從來是隻有“態度”而沒有“思想”的。他唯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由斯大林所掌控的共產國際要王明“左”，王明決不會偏“右”半分；令王明“右”，王明決不會偏“左”毫厘。所以，應該把王明“態度”的轉變，完全視作對共產國際政策的響應。 1933年1月1日，日軍進犯山海關，中國守軍何柱國部奮起抵抗，安德馨營300人壯烈犧牲，長城抗戰由此拉開序幕。1月3日，山海關淪陷。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一 ·一七宣言”，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發布。《宣言》雖仍稱呼“國民黨軍閥”，但提倡“聯合”，政治態度已有巨大轉變，應該說是《八一宣言》的雛形。1933年1月26日，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了《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對滿洲各級黨部和全體黨員提出了在滿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的要求。這期間，王明、康生還幾次聯名致信國內的臨時中央，信中都談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在王明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文章中，也總強調這一問題。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決議指出：“在中國，必須擴大蘇維埃運動和加強紅軍的戰鬥力，同時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人民反帝運動……蘇維埃應成為聯合全國人民進行解放鬥爭的中心。” 王明在1934年就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籌備委員會，對共產國際在策略上的重大轉變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據這一新政策對國內臨時中央和東北各級黨部發號施令。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前夕，王明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經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認可後，8月1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八一宣言》寫道： 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從1927年開始，共產黨與國民黨拚殺了近10年，如今突然以“兄弟”相稱，表示願“親密攜手”，確實給人以石破天驚之感。 《八一宣言》發表後，王明開始積極與國民黨方麵接觸，國共第二次“合作”進入實質性的談判階段。可以說，是《八一宣言》使得國共第二次“合作”成為可能。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這樣說到《八一宣言》發表時的國內局勢：“就軍事力量對比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國民黨可謂占盡先機和優勢。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正是在這段時間裏，成功地實現了統一中國的夢想。包括過去偏遠的西南各省，以及長期與南京對立的兩廣勢力，幾乎都被中央化了。而中共領導的紅軍，也一度被趕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極度危險之中，隨時有被消滅的可能。”使得中共全麵而徹底地解脫離危機的，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抗戰八年，中共及其軍隊迅速壯大，終於在日本投降後僅用三年時間即擊敗國民黨，奪取大陸政權。沒有《八一宣言》中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沒有國共的“第二次合作”，而沒有斯大林所掌控的共產國際，就沒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共必須與國民黨再度合作，必須停止與國民黨的內戰，必須讓蔣介石集中力量對付日本，這是斯大林此時對中國問題的基本看法。從根本上說，斯大林才是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締造者。沒有斯大林的旨意，沒有對斯大林態度的確認，王明是決不會也決不敢從極左立場來個180度的大轉彎的。 斯大林力促國共合作的目的是什麽 那麽，斯大林為什麽要迫使中共放棄與國民黨的武裝對抗，與蔣介石再度合作呢？這完全是從蘇聯自身的利益出發的。 斯大林掌控的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在自己的國家被希特勒德國所侵犯、侵占時，與包括本國統治者在內的各階級、各階層團結合作，共同抵抗法西斯德國。這樣做的目的，則是讓這些國家更有效更持久地纏住、拖住、咬住希特勒，使希特勒無力進犯蘇聯，或盡量延緩其犯蘇的時間。當希特勒兵臨城下時或突破國門後，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如果仍然在國內大搞階級鬥爭、武裝暴動，無疑會使本國抵抗希特勒的力量大大減弱，也正中希特勒的下懷。確切地說，斯大林是要讓這些國家成為蘇聯的屏障。 至於亞洲，日本侵占東北後，斯大林就認為日本將以中國東北為跳板，進犯蘇聯。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了全麵侵華的戰爭。斯大林這時擔心的，是日本一旦在中國全境站穩腳跟，就會抽出身來，與德國從兩麵同時向蘇聯進攻，使蘇聯不得不兩麵作戰，後果不堪設想。因此，讓日本在中國陷入泥潭，讓中日長期處於膠著狀態從而使得日本不可能抽身向蘇，是斯大林考慮中國問題時的基本原則。斯大林當然會認為，在中國，有可能纏住、拖住、咬住日本的，是蔣介石、國民黨。而共產黨如果繼續與國民黨武裝對抗、國共之間繼續內戰下去，就可能使得中國無法抱住日本的雙腿。因此，為了蘇聯的利益，中共必須停止與國民黨的武裝對立，必須與國民黨再度合作，必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服從蔣介石的指揮。 目前出版的幾種王明傳記，在敘述《八一宣言》的問世時，都談及了斯大林當時的動機。而抗戰時期曾任蘇聯駐華武官和蔣介石軍事顧問的崔可夫，晚年也在回憶錄《在華使命》中，言及來華前斯大林這樣向他交代任務：“你的任務，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麵作戰。”（崔可夫《在華使命》，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 斯大林要求中共盡最大可能與國民黨合作，並盡量避免與國民黨發生摩擦。但他對毛澤東等人能否忠實執行這一指示並不放心，於是派王明回國，擔負實地監督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