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這樣的身體狀況這樣會見外國元首，確實有辱中國的形象。中國當時號稱有八億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戰鬥洗禮的廣大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六億神州盡舜堯”，“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些漂亮的名言可都是毛澤東自己說的，毛澤東算卑賤者還是高貴者？他怎麽不放心退休讓位呢？退居二線也比這強啊，是不是因為身邊出了不少叛徒反黨反革命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不放心了？他高瞻遠矚選定的那麽多接班人除了被他廢了的王洪文和所謂“放心”的華國鋒外都被他打倒了（王洪文是在毛死後被打成反革命判無期徒刑的）。對於他所謂“放心”的接班人，毛澤東盡管長期病重並且數次出現生命危險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最高權力，這也說明他的所謂“放心”也是假的，其實也是不放心。事實證明，毛澤東對華的不放心還是對的，因為華國鋒當毛一蹬腿之後與共產黨元老們密謀抓捕了毛的愛妻和親信“四人幫”，以及全國所有在毛澤東的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
華國鋒談逮捕四人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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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說：1976年是我們黨和國家最困難的一年。“四人幫”在這一年裏瘋狂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1月8日全國人民敬愛的周總理去世了，在“四人幫”的策劃下，發生了慘酷的鎮壓廣大人民群眾悼念總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6日，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朱德元帥也因病逝世了。葉劍英元帥被借口身體不好暫停工作。李先念、餘秋裏等幾位副總理都無法工作，分別離京到外地“養病”，隻有穀牧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又讓李素文、吳桂賢、孫健、姚連蔚等直接管理幾個方麵的工作，以便於他們操縱指揮。在新聞傳媒意識形態方麵，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製，一手遮天。他們以為我是他們奪權的主要障礙了，他們沒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確：不能讓他們一夥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但要把握好時機。政治局常委隻剩四人了，王洪文、張春橋占兩人，葉帥和我也是兩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澤東又決定讓葉帥養病休息，由陳錫聯代替負責軍委工作。當時誰也不理解毛主席為什麽在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任命我代國務院總理的通知中加了葉帥休息這麽一句。我估計這和“四人幫”和毛遠新造謠汙蔑葉帥反對文化大革命有直接關係，在政治局委員中，除“四人幫”外，大都是反對他們的。
當年9月9日，我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了。“四人幫”認為時機到了，因此更加變本加厲地進行篡黨奪權活動，黨和國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四人幫”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建立由他們控製的武裝力量。張春橋的弟弟（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親自下到某坦克師活動，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支彈藥。在黨和國家危在旦夕之際，我於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我和葉帥比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號令時，把葉帥分散到長沙住了較長時間，我與他接觸比較多。1975年8月葉帥接見梅縣地區縣委書記時，還叫我去參加了見麵。他是我們黨德高望重的老帥，在部隊有極重要影響，所以我對他非常信任，在這緊急關頭和“四人幫”勢不兩立，我早已下決心要搞掉他們一夥。因此派李先念去找葉帥聯係。
此前聶帥、徐帥和王震、楊成武等將軍、老同誌都向葉帥反映“四人幫”是一夥反革命分子，他們要篡黨奪權，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們的陰謀活動。
為了穩妥執行這一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決策，我還親自和葉帥直接取得聯係，交換看法，作準備工作，我們兩人一致認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決，並找了汪東興談話，大家的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還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
當一切準備就緒後，10月6日晚，我和葉帥在懷仁堂親自坐鎮指揮，由汪東興具體實施行動。當時是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通知王洪文、張春橋參加會議，順利地逮捕了他們，並由我當麵向他們宣布中央決定對其實行監護審查。由於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審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書稿，請他參加會議，這樣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裏被捕的。與他們同時被抓的還有毛遠新、謝靜宜、遲群等。並且在抓江青、姚文元時都當麵宣讀了我簽發的、對他們實行監護審查的決定。
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華國鋒身兼了黨、政、軍三個一把手
在完成對“四人幫”一夥的逮捕任務之後，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員到玉泉山開會。我請葉帥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講，我宣布了“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並著重講了“四人幫”陰謀反黨奪權，瘋狂活動的罪行，為了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不被他們篡奪，不讓他們的罪惡目的得逞，因此必須采取堅決的措施，粉碎他們的陰謀，嚴懲他們的罪行。葉帥介紹了對“四人幫”逮捕的經過，而且著重講了全黨全軍都堅決反對他們一夥的反黨罪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對他們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為輿論部門都被他們控製了。還有上海一夥反黨分子已經發了大批槍炮，為了避免流血傷亡，穩定全國局勢，被迫采取這種特殊手段，這是正常情況下不可采取的辦法。經過討論政治局一致表示擁護。
我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起來說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79歲了，你年紀比我小20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誌，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後，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由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這也是臨危受命吧。
華國鋒在後來一次談話中還說了：政治局會議後，各主要部門都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達，大家都堅決擁護。但是紀登奎卻沒有在國務院立即傳達。對此，我還批評了他，為什麽在政治上那麽不敏感。
堅持“兩個凡是”是華國鋒想靠毛澤東旗幟穩定局麵
近幾年來，在與華國鋒進行的交談中，我還誠懇地提出了他在指導思想上“兩個凡是”的錯誤。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這就阻礙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幹部及早出來工作，特別是不能早日糾正“左”的和極左的錯誤路線。可以諒解他的是，按其資曆、經驗、能力、政治水平，當全黨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職是有一定困難的，但這種情況是在一個極其特殊的情況下出現的，最高領導人支持縱容“四人幫”把黨的老一代領導人統統打倒和靠邊站了，而他確實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回想當時我們許多人對毛澤東都是有很大迷信的，華國鋒也是一樣。他不可能馬上正確識別毛澤東晚期“左”的錯誤，他當時搞“兩個凡是”隻是想靠高舉毛澤東旗幟來穩定大局，如隻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難的。
從我與他多年的接觸中，他給我的印象是對黨忠誠、為人忠厚、工作踏實、沒有官架子、作風民主和團結同誌好、能接受批評。華國鋒同誌對“四人幫”的鬥爭是非常堅決的，是冒著重大風險的，他恨透了“四人幫”，早已與之勢不兩立，因此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就下決心除掉這一夥反黨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團。這是他的優良政治品質的主要方麵。
華國鋒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洶湧而至之時，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勢，是與他長期在省、地、縣委工作有關係。參加革命後主要是學習毛澤東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提拔起來的。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他隻能依靠樹立毛澤東的威信，打著毛澤東的旗幟穩定局勢，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上，堅決反對“四人幫”破壞經濟建設、取消黨的領導、陰謀篡黨奪權的活動。在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他就提出了不許批判“唯生產力論”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他的最大貢獻就是支持全黨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他在政治、思想、理論上都有局限性，這也是他犯“兩個凡是”錯誤的主要原因。
按華國鋒的政治經曆和水平，一身擔任黨的中央主席、總理、軍委主席是不很合適的。但那是當時粉碎“四人幫”的曆史洪流把他推上這個地位的。粉碎“四人幫”是他和葉帥取得聯係，一致行動，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應該承認華國鋒是起了極為重要作用的。但後來有一個時期，社會上有些書籍、報刊和個人講話，根本不提華國鋒的作用，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在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這場鬥爭中，葉帥的確是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他和許多中央老同誌作了大量醞釀準備工作，可以說華國鋒與葉劍英是一同起了決定作用。由於華國鋒當時所處的地位，是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動與葉帥取得聯係進行這場鬥爭，其決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則，葉帥當時首先提議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等職務，並經政治局一致通過，就會是不妥當和不應該的了。至於後來華國鋒不適宜身兼三個第一把手，經過中央會議改選是另一回事。但他主持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並充分發揚民主，作了自我批評，接受大家的意見，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和許多中央領導人平反昭雪，並調整了中央領導核心，都是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在近五屆全國黨代會上都選舉華國鋒為中央委員，也可以說是對他的肯定和評價吧！
（本文轉載自《中國農村改革六十年回顧》。作者張根生，吉林省原省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