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記 "文化大革命"紀略
1966年5月，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上海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相互勾結，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重要據點，因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加重了對上海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破壞，中斷了上海追趕國際先進水平的步伐，使上海國民經濟瀕臨嚴重危機。1967～1976年，全市工業基本建設年平均投資比1953～1966年增長88.5％，但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速卻從12％下降到7.4％，特別是1976年僅增長2.1％；1974～1976年，地方財政連續3年沒有完成國家計劃。由於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規章製度被衝垮，檢驗機構被取消，致使產品質量下降，成本單耗上升，經濟效益逐年下降，1976年144種主要產品有108種質量低於曆史水平，工業每萬元產值所產生的稅收、利潤，由1965年的3601元下降到1976年的2859元，10年中減少的財政收入達200億元，相當於1976年上海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全部固定資產的1.4倍。生產性建設與非生產性建設投資嚴重失調，非生產性建設投資1971～1975年隻占9.1％，比1965年下降14.7％，城市建設嚴重削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全民所有製企、事業單位職工月平均工資，從1965年的69.58元下降到1976年的57.16元，下降17.8％。郊區社員按生產隊計算勞動力年均收入，從1966年的248元下降為240元。全市消費基金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1965年的32.4％下降到1976年的26.8％。科技文化教育事業遭到空前浩劫。全市182個科研機構中21個研究所被撤銷、合並、遷移，相當一部分科研機構中止科研工作，全市26所高等院校剩下16所，在校人數從1965年5.2萬多人下降到1976年的3.4萬多人，且教學質量嚴重下降。上海同國際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第一章 序幕與動亂開始
第一節 "文化大革命"序幕
一、《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出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登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評<海罷>》）。《評<海罷>》的發表，以及隨之而來的在文藝學術領域裏的批判運動，揭開了曆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序幕。
1959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黨的幹部要學習明朝清官海瑞“剛直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並建議曆史學家研究、宣傳海瑞。著名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受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喬木之托，為《人民日報》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並應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的再三要求，寫出《海瑞罷官》劇本，於1961年1月由北京京劇團公開演出。曆史劇《海瑞罷官》用藝術的手段，再現了海瑞任應天府巡撫時除霸退田的事跡，受到群眾喜愛。
1962年，江青找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點名要批京劇《海瑞罷官》，遭到拒絕。此後江青多次向毛澤東反映，說《海瑞罷官》有問題，應該批判。毛澤東開始不同意。1964年，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康生也向毛澤東說，《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有關，同彭德懷問題有關。同年下半年，江青找《人民日報》某文藝評論家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被婉言拒絕。1965年2月，江青來到上海，與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的張春橋共同策劃，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評 <海罷>》的寫作，是在一種極不正常的保密狀態下進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除毛澤東之外無人知道。張春橋找來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編委姚文元執筆，竭力逢迎江青意圖。姚文元每改一稿都由張春橋假修改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之名，把稿件夾在《智》劇的錄音帶內由飛機送往北京審閱。到1965年9月文章初步定稿後，才在小範圍內征求意見。最後經毛澤東修改、批準發表的已是第十一稿。定稿之前數稿雖然都在上海市委印刷廠付印，但中共上海市委領導成員除張春橋之外一概不知。定稿後，市委得知該文將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立即提出應在文章發表前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彭真通氣，但被張春橋以江青的“指示”為名竭力阻撓，並對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負責人封鎖消息。
《評 <海罷>》共分四部分。在前三部分中，文章歪曲早已明載典籍的史實，攻擊吳晗為塑造一個決定農民命運的英雄不惜改寫曆史。在第四部分“《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什麽”中，將《海瑞罷官》劇中的“退田”和“平冤獄”兩件事，同1961年所謂的“單幹風”和“翻案風”聯係起來，誣陷該劇鼓吹單幹，配合“帝修反”、“地富反壞右”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文章發表半個多月，北京、湖南等地報刊未予轉載。1965年11月24日，毛澤東要上海將姚文元的文章出小冊子。張春橋親自校對清樣，兩天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完成了印刷和裝訂，向全國發行10萬冊。同月29日，《北京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了該文。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該文時，經周恩來指示在按語中強調要作為學術問題討論。
《評 <海罷>》發表後，全國反響強烈，理論界、史學界和文藝界知識分子尤為不滿。江青、張春橋等人利用《文匯報》圍繞姚文元的文章發動了一場“大辯論”，要求報社收集京滬兩地各界知識分子特別是知名人士的反映，千方百計將反對意見引向公開，並將“放”出來的各種意見分類排隊，他們稱之為“釣魚”、“引蛇出洞”，借此打擊不同意見者。有關《海瑞罷官》的討論展開後，文匯報社收到3000多件反對該文的來信來稿，認為該文把海瑞戲與要拆人民公社的台等掛鉤是牽強附會，批評姚文元“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觀點，指出姚說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是莫須有的罪名。來信來稿作者遍及全國各個省市。內部情況反映的不同意見近百萬言。張春橋還嫌缺少知名人士文章，親自策劃由文匯報社出麵，於同年12月31日召開上海史學界、文藝界知名人士座談會。會議開始時說是內部聽意見，不算帳，結束時卻宣布將發言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張春橋還令即將付印的1966年第一期《學術月刊》換上“清官問題”座談會材料，並由《文匯報》、《解放日報》及《人民日報》先後轉載。張說：“這下好了，有了靶子了！”這些作者和發言者包括一批學術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和領導幹部，他們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都遭到政治上、肉體上迫害。
毛澤東支持對《海瑞罷官》的批判。 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此後，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很快發展到在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進行全麵的“揭蓋子”，並在全國範圍工農商學各界和各行各業開展政治大批判。
二、《評“三家村”》在上海發表
1966年2月，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起草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由中共中央下達。《二月提綱》試圖把已經展開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和其他類似的批判置於中央領導之下和學術討論範圍之內。
與此同時， 2月2～20日江青來到上海，與林彪相互勾結，在錦江飯店小禮堂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在軍隊中不擔任任何職務的張春橋參與修改會議紀要。4月14日，中共中央將經毛澤東親自審閱並修改的《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紀要》）批發全黨。《紀要》認為，文藝界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摘掉這條黑線”。之後，對《海瑞罷官》的批判，迅速發展到對《二月提綱》、北京市委和中央宣傳部的批判。
批“三家村”（注：“三家村”源於以吳（即吳晗）南（馬南屯即鄧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聯合寫作的《三家村劄記》）。）是從批判吳晗開始，株連同吳晗一起寫《三家村劄記》的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和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然後又株連到刊登《三家村劄記》的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和《北京日報》。在江青等人的策劃和組織下， 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發表了兩篇矛頭直指北京市委的署名文章，次日全國各報都予以轉載。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頭版同時刊登了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與北京遙相呼應。文章指責鄧拓、吳晗、廖沫沙的文章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宣稱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掃滌“三家村”在“新聞、教育、文化、學術界”中的“讚賞者”和“追隨者”。“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麽有名，多麽有地位，是受到什麽人的指使，受到什麽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文章發表前，曾送在上海的毛澤東審閱。5月11日，全國各報刊奉命轉載姚文元的文章。由批判吳晗發展到批判“三家村”，由批判“三家村”又發展到批判全國各地的“黑店”、“黑幫”，挖大大小小“三家村”的錯誤鬥爭。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撤銷《二月提綱》和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重要內容。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張春橋、姚文元分別擔任副組長和組員。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第二節 動亂開始
一、上海紅衛兵運動興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此後連續推出社論、文章號召造反。中共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由張春橋兼任。各委辦、區縣局和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相繼成立“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全市大、中學校和黨政機關、文化科研單位開始出現針對各級領導的大字報，揪鬥“牛鬼蛇神”（注：“牛鬼蛇神”原意是指虛幻荒誕的東西。“文化大革命”中以此作為“革命”的對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停止使用。），批判修正主義路線。
8月1～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強調“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提出“不要怕出亂子”，“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毛澤東8月1日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熱烈支持的信和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上海。同月11日，複旦大學出現全市第一個以“紅衛兵”命名的學生造反組織——紅衛兵戰鬥組。他們籌集路費派代表前往北京向中央文革匯報複旦運動。
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毛澤東接見來自全國的百萬群眾，接受並佩戴“紅衛兵”袖章，從此紅衛兵運動在全國風行開來。上海的紅衛兵組織也一轟而起，最多時達5340多個。初期以學校為單位，自由結合。9月以後，各區先後自發成立紅衛兵軍區或司令部。10月開始出現全市性的幾大紅衛兵組織。影響較大的有：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革會”）、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炮司”）、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上三司”），以及從中分離出的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紅三司”）。中學跨區紅衛兵組織在全市頗有影響的有：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紅東北”）、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紅西南”）、紅衛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員會（“紅反會”）等。
九十月間，部分學生先後成立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和上海市中等學校紅衛兵總部，主張在黨委領導下開展運動。隨著“踢開黨委鬧革命”風潮刮起，兩個紅衛兵總部被視為“保守組織”， 11月以後相繼被衝垮。
上海紅衛兵運動第一個高潮是響應號召破“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8月23日，上海紅衛兵仿效北京紅衛兵的做法，從學校“殺”向社會，從改路名、店名、校名、廠名、影劇院名、公園名開始，繼而一切被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事物，都成為紅衛兵衝擊對象。南京路、淮海路等著名商業街上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檔商品被禁止出售，如老大昌的高檔麵包、泰山飲食店的“摜奶油”、滄浪亭的蝦仁麵等都停售。咖啡館、彈子房以及珠寶、古玩商店被勒令停業。商品櫥窗被大字報和標語口號所取代，形成千店一麵，出現了無數“東方紅”、“紅衛”、“燎原”、“解放”等類同的廠名、店名。紅衛兵們還對所謂“奇裝異服”的行人采取剪“小褲腳管”、剪“大包頭”、剁“尖頭皮鞋”等粗暴行動。甚至違反宗教政策和文物保管法規，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跡。玉佛寺、靜安寺、法藏寺、徐家匯天主堂、萬國公墓等均遭衝砸。建築物上的雕塑、石像被砸碎，嶽陽路上的普希金銅像亦被搗毀。不少原工商業者的住房被搶占，私人開業被禁止。
破“四舊”過程中，由北京紅衛兵刮起的打人抄家風也迅速盛行起來。上海紅衛兵在北京南下紅衛兵影響下，到街道、裏弄、派出所索要所謂“牛鬼蛇神”名單，然後按單抄家、搜人。有的當場被揪鬥，有的被限期驅趕回鄉。以後抄家對象逐步遍及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教師、幹部等。據不完全統計，從 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全市被抄家的共15.77萬餘戶，占全市總戶數的6.5％，有的被抄家2～3次。全市原工商業者幾乎無一幸免被抄了家。全市共被抄黃金64.9萬餘兩，各種金銀首飾90.7萬餘件，鑽戒、鑽石4萬多隻，珠寶玉器、古玩、字畫27萬餘件，美鈔334萬餘元，其他外幣330餘萬元，銀元239萬餘元，現金、存款、公債3.76億元。在抄家過程中打人成風。據當時不完全統計，僅1966年9月1～25日，市區489所中學有361所學校紅衛兵有打人行為，被打達1萬餘人，其中打死11人，打傷961人。
8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主持召開市委書記處擴大會議，有關部門和區縣負責人到會。最後，市委作出“不要抄家，不要破壞公物，不要搞外僑，不要在馬路上脫鞋子、剪褲子，不要隨便攔汽車，不燒檔案，保護圖書”等10條口頭規定，要求各區縣局黨委、黨組回去進行普遍教育、宣傳和落實，但在當時情況下，這些指示難以起作用。
繼破“四舊”後，紅衛兵又盛行起全國大串連活動。在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下，不僅大中學生，有的小學生，機關、工廠職工也匯入大串連隊伍。 9月中旬以後，串連學生上火車人數由每日5000多人上升到1萬人以上。上不了車的，到市郊車站爬車、攔車，出現傷亡事故。中斷鐵路運輸事件不斷發生。上海鐵路分局列車正點率下降到18％。10月底，外地來滬串連師生先後共40多萬人，各級黨委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解決紅衛兵的吃飯、住宿等問題。以北京為主體的各大專院校紅衛兵設立了駐滬聯絡站，介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從 8月31日到9月4日，北京南下紅衛兵連續發起衝擊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大院事件，他們宣稱“上海市委已經爛掉了”。一些上海工人、學生勸阻、反駁他們，從而發生衝突。為避免上海群眾與北京學生的對立，曹荻秋一再接見北京學生，歡迎大家揭發市委領導的問題。9月5日，北京紅衛兵進入市委機關大院。在北京紅衛兵的帶動下，上海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也開始指向各級黨委，揪鬥領導幹部的情況越來越頻繁。據不完全統計，9月份衝擊各區委機關即達200多起，參加者7000多人。
同年 10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副主席林彪先後講話，會議主要批判各級黨組織執行了一條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反路線”）。根據中共中央批發中央軍委、總政關於取消軍隊院校黨委對院校“文化大革命”運動領導對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的指示，同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宣布停止大專院校、中等學校黨組織對本係統“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此後“踢開黨委鬧革命”之風在上海盛行開來。
二、安亭事件
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上海的一批“造反派”紛紛起來批判市委和各級黨政機關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領導幹部遭到衝擊，很難開展工作。有些工廠的造反派亦在串連中開始糾集起來。同時，北京南下紅衛兵和少數上海紅衛兵到工廠串連，以“工人學生聯合運動”的名義，動員工人起來造工廠黨組織和上海市委的反。11月6日，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玻璃機械廠工人潘國平、良工閥門廠工人陳阿大、上海第三十一棉紡織廠工人黃金海等17個單位的造反派頭頭30餘人，在北京紅衛兵召集的“上海工人串連交流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計劃於9日召開批判控訴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宣布“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的成立，並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承認“工總司”，派負責人前去參加成立大會。王洪文被推舉為“工總司”“司令”。當夜，王洪文、陳阿大等10餘人，衝砸協大祥綢布店和上海市紡織品公司第一批發部，搶劫紅布、府綢等100餘米，作為“工總司”袖章之用。8日，王洪文指使黃金海等40餘人衝砸上海鐵路局裝卸機械廠，砸毀辦公室，毆打檔案工作人員，搶劫檔案，開創打砸搶先例。
中共上海市委認為成立跨行業的全市性群眾組織不符合中共中央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決定采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方針。經請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和組長陳伯達，得到同意。
11月9日下午，“工總司”在文化廣場自行召開成立大會。由於沒有得到市委承認，會後王洪文等組織了請願遊行。10日淩晨2時，市委派市總工會主席張祺接見他們，做思想工作，但他們不聽勸告。後衝進上海北火車站，強行登上開往鄭州的65次列車開行，聲稱去北京向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擊鎮壓”工人造反派。上午7時火車開出，上海鐵路局根據國務院指示，8時17分將列車停靠在市郊安亭站的岔道上。中午12時零2分，王洪文等率眾臥軌攔車，造成滬寧全線中斷31小時又34分鍾。安亭站東麵被迫停下的列車有12趟，上海站36趟北開列車不能發出，從安亭到蚌埠，開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貨列車被迫停留在沿線各站，嚴重影響客貨運輸。是為舉國震驚的安亭事件。中共上海市委及時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11日上午，組織有關局的大批幹部，由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韓哲一帶隊趕到安亭，勸說造反隊員回廠。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指示，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堅決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11日12時，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根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拍來特急電報，勸告在安亭的造反隊員：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搞好生產，這是大道理。……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革小組派副組長張春橋來滬會同中共上海市委處理此事。
11日深夜，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乘空軍專機到上海後，不同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從機場徑奔安亭，與“工總司”和北京紅衛兵代表談判，支持他們造反。部分造反隊員隨他回滬。13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會集體討論決定，執行中央文革小組和陶鑄指示精神。下午，張春橋到文化廣場與“工總司”談判。他違反中央文革小組和陶鑄指示及他本人上午參加並同意的市委常委會的集體決定，簽字同意了“工總司”的5項要求：（1）承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2）承認11月9日大會以及被迫去北京控訴是革命的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派代表）；（3）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4）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5）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麵的方便。會後，張春橋回到住所，將5條協議電話告訴陳伯達，取得同意。15日，張春橋又逼曹荻秋同赴蘇州，與那裏堅持北上的“工總司”二兵團工人造反派簽定了內容大體相同的5條，這兩個五條統稱“雙五條”。
14日，在曹荻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大多數與會者不同意張春橋簽字，當麵批評了他的兩麵派行為。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同意中央文革小組對安亭事件的處理。16日，毛澤東聽取匯報後也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接受這個既成事實，並將“雙五條”印成市委文件下發到基層，引起了各級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混亂。許多工廠的工人打電報給中央，抗議安亭事件的處理結果。許多對安亭事件和張春橋簽“雙五條”強烈不滿的幹部、黨員和工人群眾，於11月26日成立了“上海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籌委會（“赤衛隊”），其成員以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老工人和黨團員居多，12月6日召開了30萬人參加的成立大會。“赤衛隊”成立後發展很快，最多時達80多萬人。“赤衛隊”成立伊始，就與“工總司”展開針鋒相對鬥爭，並給中央文革小組拍電報，說“雙五條”是大毒草，要求張春橋回上海檢討。中央文革小組沒有表態。
［安亭事件後，張春橋簽字同意“工總司”的五點要求］
三、《解放日報》事件
1966年11月25日，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革會”）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曹荻秋等市委領導被迫到會。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小組代表身份來滬鼓動造反奪權的聶元梓（注：聶元梓原係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是被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主要作者。）在這次大會上公然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並領頭呼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的口號。會後，“紅革會”要求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報道大會消息，遭到拒絕。“紅革會”主辦的《紅衛戰報》第九期成了這次大會特刊，並刊有題為《<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文章。11月27日、29日，“紅革會”先後派代表到市郵電局報刊發行處和解放日報社，要求將這期《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以便“消毒”。解放日報社請示中共上海市委後，拒絕“紅革會”的無理要求。於是“紅革會”400多人於11月30日淩晨占領報社，強行阻止《解放日報》發行。
“紅革會”的行動得到解放日報社和文匯報社造反組織的響應。然而全市大多數市民非常反感。很多赤衛隊員、工人和市民聚集在報社周圍遊行示威，高喊“我們要看《解放日報》”的口號，並同“紅革會”展開辯論，要求他們盡速撤出報社。 12月2日，王洪文派“工總司”成員進占報社，支持“紅革會”，與報社外廣大群眾及赤衛隊員對峙，不時挑起衝突，致使《解放日報》被迫停刊9天。
其間，聶元梓頻繁接觸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和紅衛兵頭頭，煽動他們說：《解放日報》是市委的窗口，《解放日報》倒了，市委才能倒；上海的權要奪，但難奪，宣傳機器不在你手裏，所以要奪報社的權。
12月3日，華東局書記韓哲一、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和副市長宋季文、李幹城等進入報社對紅衛兵作說服、勸說工作。他們和報社工作人員遭受了人身迫害。《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市委經請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作出的處理意見是，群眾組織的報紙和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不能夾在一起發行，可以分開發行；如果紅衛兵硬衝，要說服，要頂住，這是個原則問題。然而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組電話指示中共上海市委，說《解放日報》附帶發行《紅衛戰報》，無非是揭露市委的錯誤，應該歡迎；地方報刊停那麽幾天，沒有什麽了不起。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承認“紅革會”的《三項決定》（注：《三項決定》主要內容：（1）《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2）解放日報社黨委交出整群眾的黑材料，允許“紅革會”查閱報社內有關文章、底稿等；（3）解放日報社黨委就執行資反路線作出檢查和交代。）和“工總司”的《四項要求》（注：《四項要求》主要內容：(1)支持“紅革會”的要求；（2）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眾組織不要幹涉革命造反派組織的行動；（3）《解放日報》事件的後果由市委負責，並作公開檢查；（4）保證工人革命造反隊回廠後不受刁難，否則引起的後果由市委負責。）並於12月8日就此發出市委文件，通知各級黨組織執行。至此，“工總司”、“紅革會”才相繼撤離報社。《解放日報》事件後上海社會動亂加劇，市委的處境更為艱難。
［《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上海市民上街遊行］
四、市委機關“後院起火”事件
1966年10月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組員姚文元就數次通過電話、麵談形式，催促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副書記郭仁傑以及朱永嘉等早日起來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以爭取主動。12月12日晚，姚文元在給徐景賢電話中，催問市委寫作班是“寫文章，還是上第一線”，如果他和張春橋回上海，寫作班能不能做他們的工作班子。13～14日，市委寫作班連續兩天召開全體會議，最後決心按張春橋、姚文元幾次電話精神，全體一起造反。並串連市委機關內部一批造反的人，搞所謂“心髒爆炸”、“後院起火”。徐景賢派人聯絡了《支部生活》造反隊、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市委黨校革命造反聯合戰鬥隊，與市委寫作班共同發起批鬥市委大會。還串連“工總司”、“紅革會”等造反組織，取得他們的支持。16日，大會籌備會發出通知，“勒令”全市各區、縣、局黨委、黨組負責幹部到會聽取大會的批判發言，各機關均須派代表參加。
12月18日下午，以市委寫作班為首的機關造反派在文化廣場召開了“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紅革會”動員了8000多名紅衛兵壓陣助威。“工總司”也派了1500餘名成員聲援。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書記、市委常委以及部、局級領導幹部均被“勒令”到場接受“批鬥”。會場掛出“火燒陳丕顯！揪住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注：陳丕顯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楊西光任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常溪萍任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的大幅標語，這些口號由徐景賢與聶元梓共同商定，得到張春橋的讚賞。市委寫作班在大會上宣讀了集體《造反聲明》，徐景賢作了《造反才知主席親》的長篇發言，說上海市委“始終貫徹執行了一條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海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從上到下貫徹了一條黑線”。會後出版發行了10萬份會刊《市委心髒爆炸，曹家後院起火》，攻擊汙蔑上海市委。
這次大會後成立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徐景賢、郭仁傑、王承龍（注：王承龍當時為《支部生活》造反隊負責人。）等為聯絡站負責人。該聯絡站在一段時間裏成為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辦事機構。
“後院起火”事件後，市委、市人民委員會機關各部門一下子出現了上百個造反組織。這股造反之風很快又波及到各局、區、縣，一時間，打著各種旗號的造反組織林立。他們“揪鬥”單位領導幹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搜查所謂“黑材料”，衝擊檔案要害部門，“奪權”之勢日益高漲。黨政機關工作癱瘓。
五、康平路事件
《解放日報》事件前後，上海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赤衛隊”）與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使張春橋、姚文元和“工總司”將“赤衛隊”視為他們奪取上海黨政大權的障礙。“工總司”一方麵對“赤衛隊”不斷挑起事端，另一方麵又脅迫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不支持“赤衛隊”。
1966年12月23日，“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批判市委“資反路線”大會，向市委提出了承認“赤衛隊”為革命群眾組織、製止“工總司”的打砸搶活動、反對張春橋簽字同意“工總司”提出的“雙五條”、要張春橋回上海作檢查等8項要求，曹荻秋簽字同意。25日，“工總司”又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大會，強迫曹荻秋承認“赤衛隊”是“保皇組織”。28日下午，2萬多名赤衛隊員陸續來到康平路市委機關，要求市委領導澄清是非。
張春橋在北京得知這一情況後，連夜打電話到上海指示王洪文等抓住時機調動人馬對付“赤衛隊”。同時張春橋叫當時在北京的“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二兵團”司令耿金章立即乘飛機回滬，補充實力。張春橋還授意其妻捏造了一個“赤衛隊”在康平路抄了張春橋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授以“工總司”圍攻“赤衛隊”的借口。
29日上午，曹荻秋同“赤衛隊”談判，承認“赤衛隊”是合法的群眾性組織。“赤衛隊”準備下午撤離康平路。此時，在張春橋的指使下，“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等20多個造反組織在衡山飯店成立了聯合指揮部，迅速調集10多萬造反隊員包圍、控製了以康平路為中心的周圍道路，不讓“赤衛隊”撤出。30日淩晨2時，造反派手持長矛、木棍衝進康平路市委機關大院，對手無寸鐵的赤衛隊員進行圍攻和毆打。到清晨6時左右圍攻結束，大批“赤衛隊”隊員受傷，傷勢嚴重當場送醫院治療的有91人。“工總司”抓了300多名“赤衛隊”骨幹。當晚，“赤衛隊”總部被解散，各區的大部分“赤衛隊”基層組織也相繼被砸。31日，約2萬名“赤衛隊”隊員北上赴京控告，被阻於昆山，“工總司”派人乘汽車趕到追打，製造了又一起流血的“昆山事件”。此後“赤衛隊”各級負責人遭到迫害，主要負責人被捕判刑。康平路事件後，大批赤衛隊員被迫離開工作崗位，使生產、交通受到嚴重影響。
第二章 "改朝換代"
第一節 "一月奪權"
一、兩報奪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
1967年1月3日晚，文匯報社造反組織“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奪了文匯報社領導權，接管了報社。次日，《文匯報》以套紅標題刊登了他們的奪權聲明——《告讀者書》，這是全市第一家宣告奪權的單位。5日晚，解放日報社也由造反派宣告奪權，開創了全國黨報奪權的先例。
1月4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組員姚文元從北京回到上海。他們肯定報社奪權“大方向是對的”。從7日至9日的3天裏，張、姚5次接見《文匯報》、《解放日報》和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造反派，鼓動說：“報紙如果不給造反派講話，辦了3天就會被砸掉”，“要能成為造反派的喉舌”。“《人民日報》講話有困難，你們造反了，你們先說嘛！”“你們要怎麽幹就怎麽幹，火力應該很強，要使某些人睡不著覺！”同月17日，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造反派亦宣布奪了權，當晚23時30分，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派員對電台實行了軍事管製。
奪權後的《文匯報》、《解放日報》先後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並由《人民日報》轉載，在全國發生了較大影響。這兩個文件的問世經過是這樣的：
從安亭事件開始，在不斷升級的造反浪潮中，全市出現了一股要錢要物、搶占住房、化公為私、任意揮霍國家財產的經濟主義風，其始作俑者是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加上康平路事件的發生，使得上海的經濟秩序極為混亂。上海港每天積壓 70多艘貨輪無人裝卸。僅1966年12月30日至1967年1月3日短短5天內，全市被搶占新工房有2.2萬多平方米，私房被搶占30多萬平方米。為此周恩來於1967年元旦淩晨親自打電話給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要他出麵妥善解決上海麵臨的嚴重問題，貫徹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並特別強調與群眾組織協商，一起解決上海的困境。
接到周恩來電話指示，陳丕顯連夜通知各群眾組織負責人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根據周恩來指示，商定了一些解決辦法，並決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傳單。會後，由兩個紅衛兵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進攻》的傳單，副標題是《急告全市人民書》（《人民日報》轉載時改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經修改後，“工總司”、“紅革會”、“炮司”等 11個群眾組織同意簽名，由陳丕顯簽發，印20萬份在全市散發、張貼。1月5日，奪權後的《文匯報》頭版頭條刊出了這份傳單。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發布後，交通運輸情況經各方麵的努力稍有好轉，但經濟主義風仍刮得很厲害，至 1月6日，全市銀行各區辦事處現金被搶提一空。1月8日，紅衛兵又發起召開了一次群眾組織負責人會議。經過激烈討論，決定起草一個《緊急通告》，並推選“紅革會”和“機關造反聯絡站”代表起草，提出了反對經濟主義風的9條措施。陳丕顯等出席了這次會議。稿成後32個群眾組織簽字，於1月9日在《文匯報》、《解放日報》上發布。
1月8日晚，毛澤東在談話中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5日的告全市人民書可轉載、廣播”，“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10日，毛澤東又對《緊急通告》予以肯定，讓中央文革小組替中央起草了一個給上海市32個造反組織的賀電。賀電說：“你們提出的方針和采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你們這一係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二、“打倒市委”大會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中央文革小組組員姚文元一回到上海，就頻繁召集徐景賢、王承龍、王洪文等造反派頭頭，加緊奪權步伐，說“對市委不必再抱什麽幻想”，“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裏奪回來”。張春橋還強調：“通過打倒陳、曹大會，可以使全市人民知道陳、曹已經打倒了，不再承認舊市委的領導。”
“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等造反組織出麵具體籌備了打倒市委大會事項。張、姚親自過問將大會口號升級，定為“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把大會名稱定為“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張春橋還親自修改大會的重點發言稿。
1月6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32個全市性的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了10餘萬人參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中心會場“揪鬥”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注：魏文伯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韓哲一、王一平、梁國斌（注：梁國斌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楊西光等華東局、上海市委主要領導人，並把部局級以上領導幹部數百人拉到台上“陪鬥”。全市共設369個分會場，通過14個廣播中轉站向全市市民廣播，電視台同時轉播實況。大會發出了3個通令，第一號通令，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由造反派對他實行監督勞動。第二號通令，要陳丕顯在7天內，交待反革命罪行。第三號通令，請求中央對上海市委進行徹底改組。
張春橋、姚文元直接參與了大會的策劃，但在 5日向中央匯報的簡報上他們卻說：“明天造反派開大會，批判市委，口號升了級，變成打倒陳丕顯、曹荻秋。”6日的簡報上則進一步說：“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說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勢大好。”造成群眾組織自發起來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假象。這次大會後，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所有工作癱瘓，全市的實際領導權落入張、姚之手。
在張春橋“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製起來”的指示下， 1月8日，以“工總司”和“工總司”交通六局（鐵路、海港、海運、長航、交通、郵電）聯合指揮部為主，市委機關聯絡站、大專院校紅衛兵等組織參加，共40餘人，聯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奪取了上海交通運輸大權。張春橋說這個火線指揮部“實際上也是一種新的政權形式”，“可稱為‘經濟蘇維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1月13日，張春橋在全市造反組織座談會上公開支持造反組織衝砸公安局，奪取公安局的領導權。說：“上海公安局不僅已經癱瘓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不少壞事，成了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支持造反派成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文保會”），行使公、檢、法機關的職能。“文保會”由“工總司”等15個造反組織組成，王洪文任主任。公開宣稱是“參加接待、調解工廠、企業、學校兩派糾紛，負責全市性的集會，維持全市治安”。實際上成為“工總司”等造反組織鎮壓反對派的工具。3月1日，上海市政法指揮部成立，“文保會”保留組織名義，停止一切活動，政法指揮部完全取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等專政機構。
從 1月11日起，上海奪權進入高潮。3天內，市、區、縣、局級單位有49個被奪權。有的是造反派上下、內外結合奪權，有的是本機關造反派奪權，也有外單位造反派前去奪權的。甚至銀行、電視台也相繼被奪權。根據中央決定，人民解放軍進駐銀行、電視台、交通等要害部門實行軍管。
1月16日，《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說毛澤東支持上海工人階級在一個市的範圍內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權，並發表毛澤東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此後，上海刮起的“一月奪權”風暴，迅速吹向全國。
三、“炮打張春橋”事件
張春橋在奪權浪潮中支一派、打一派，為所欲為的做法引起了群眾的懷疑和不滿。上海的一些高校校園內和外灘、南京路等鬧市街頭，出現一批又一批責問張春橋的大字報和大幅標語。有些紅衛兵組織也不甘心聽憑張、姚一手擺布上海局麵，造反派內部爭權奪利的矛盾日益激化，爆發了“一二八炮打”事件。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前，上海先後發生過 4次部分造反組織奪市委、市人委權的行動。這就是：1967年1月15日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上三司”）、“工總司二兵團”等造反組織奪權；1月22日“上三司”再次奪權；1月24日“紅革會”奪權和2月2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奪權。這幾次奪權活動，由於幹擾了張春橋篡奪上海最高權力的部署，均以失敗告終。“上三司”奪權失敗後被鎮壓，負責人被抓。這些紅衛兵組織被排斥在張春橋重組班子所依賴的造反力量之外，使他們大為不滿。
1月中旬，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炮司”）、複旦大學“孫悟空戰鬥組”首先收集到張春橋一些材料，並發現張妻曆史上曾被日偽逮捕後自首等史實，開始醞釀“炮打”張春橋。1月24日，複旦“孫悟空”在鬧市貼出了“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標語。《一問張春橋！》、《為什麽——二十問張春橋！》等大字報出現在市區主要街道牆上。“紅革會”在“炮司”等材料基礎上，策劃大規模“炮打”活動。1月27日夜，“紅革會”兵分3路尋找，終於在市委黨校將張春橋的“材料袋”徐景賢拉到複旦大學扣押起來，尋找突破口。張春橋聞訊大為恐慌，調動警備區部隊追查。上海警備區根據張春橋命令，派警備師政委帶4個摩托車排和1個步兵連，全副武裝趕到市委黨校，又追到複旦大學，引起學生憤慨，把部隊堵在校門外，質問是誰派部隊鎮壓紅衛兵。相持幾小時，張春橋怕事情搞大，隻得讓部隊撤離。憤怒的“紅革會”在全市散發《一二八事件真相》傳單，在南京路貼出“張春橋是調動解放軍鎮壓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禍首！”的大幅標語。
1月28日晚，“紅革會”係統各校負責人和“上三司”等組織代表在中蘇友好大廈（現上海展覽中心）開會，決定進一步炮打張春橋。張春橋、姚文元主動到場，企圖用中央文革的招牌壓服紅衛兵。但是受到紅衛兵當麵尖銳批評和指責，被困6個小時。1月29日晚，在複旦大學禮堂，以“紅革會”為主，聯合其他組織召開了“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決定第二天在人民廣場召開全市炮打張春橋的10萬人大會。
“一二八炮打”事件發生後，張春橋、姚文元緊急向中央文革小組求援。 30日淩晨，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王力根據張春橋的意見，並經陳伯達、江青同意，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起草特急電報，用電話逐字逐句傳給張春橋，說：紅革會“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誌，指向中央文革小組，……這是完全錯誤的，”“希望上海‘紅革會’的同學們，幫助‘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張春橋接到解圍電報，馬上下命令出動廣播車，並印傳單20萬份廣為張貼散發。同時，王洪文受命一麵派人到街上覆蓋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大標語，一麵緊急調動人馬封鎖人民廣場，準備衝擊會場抓人。迫於形勢，“紅革會”取消了預定的全市大會和示威遊行，釋放了徐景賢。“炮打張春橋”的行動失敗了。上海最大的紅衛兵組織“紅革會”被扣上發動“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的罪名受到打擊，其市級組織由此被搞垮。
“一二八炮打”事件後，在大專院校中紅衛兵反對張春橋的活動沒有停止。 1968年4月，上海發生第二次“炮打”張春橋，即“四一二炮打”事件。
4月初，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部分群眾組織首先上街貼出“打倒叛徒張春橋”大標語，部分高校、科研單位的群眾組織立即響應，連續在南京路、外灘等鬧市地段張貼反對張春橋的大字報和大標語。與此同時，《文匯報》部分人員根據《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得到的“消息”，以及社會上盛傳有人以“黨票”擔保張春橋是叛徒的傳言，決定公開亮出“炮打張春橋”的旗號，成立了“為什麽戰鬥隊”，起草了炮打張春橋的《七個為什麽？》傳單，在第二軍醫大學、複旦大學等處散發。12日，《文匯報》一反常態，以特大黑體字刊出“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等大標語。報紙一出版，在全市引起轟動，對張春橋倒行逆施不滿已久的上海市民拍手稱快。市區主要街道到處是“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兩麵派、叛徒張春橋！”“打倒反革命變色龍張春橋！”等標語、傳單。
“炮打”活動引起了張春橋的恐慌，張春橋通過江青向林彪求援。“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江青相勾結的林彪集團出麵為張春橋“保駕”。 12日，林彪集團主要成員李作鵬表態：不讚成“炮打”，不準部隊上街，不準貼大字報。並通過駐滬三軍以及進駐各單位的軍代表進行傳達。13日，王洪文坐鎮文匯報社，指揮“文攻武衛”對報社進行打、砸、抄，揪鬥“炮打”主要發起者，“四一二炮打”失敗。
四、“上海人民公社”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中共上海市委被“打倒”之後， 1967年1月19日，“工總司”司令王洪文受張春橋之命召集一些造反組織負責人開會，決定要按巴黎公社原則建立新的權力機構，定名“新上海公社”。後來經張春橋同陳伯達、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王力商定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同月中旬，徐景賢讓人在外灘一座高樓掛出4條巨幅標語，內容是；“歡迎張春橋同誌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歡迎姚文元同誌當上海市委第二書記！”“歡迎張春橋同誌當上海市市長！”“歡迎姚文元同誌當上海市副市長！”
在“公社”籌備過程中，張春橋多次狂妄地同列寧十月革命相類比，把他們的所作所為稱做“一月革命”。說什麽“一月革命”的勝利，“如同 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人民的心裏”，“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爛了被資產階級奪了權的舊國家機器產生的、新的地方權力機關”。2月3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控製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社論，第一次在報刊上出現“一月革命”的提法。文章說向走資派奪權“這個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革命群眾把它叫做偉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卷全國”。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在人民廣場舉行成立大會，20萬人參加，會議通過了經張春橋、姚文元修改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宣言》），並發出《一號通令》。《宣言》稱：“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任務，就是奪權。要奪權，就要徹底地奪，就要百分之百地奪”，“一定要把一切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了的市、區、縣各級黨政機關以及工廠、企事業單位、農村人民公社、商店、學校、街道等等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統統奪過來，完全、徹底、幹淨、全部地奪過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張春橋在會上得意地說，“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標誌著舊市委、市人委實行的資產階級專政垮台了，標誌上海無產階級廣大人民奪了權，當了政”。《一號通令》稱：“宣判舊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剝奪它的一切職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宣布：凡是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破壞上海人民公社的都作為“現行反革命，立即逮捕法辦”。
2月12日，毛澤東主席找張春橋、姚文元談話，指出“你們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稱，將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不要？要不要改變國號？叫中華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國承認不承認你？”因此，毛澤東考慮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一些。2月19日，中央專門發了一個通知，叫各地在建立新的政權組織時，不要采用人民公社名稱。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市革會）。其領導人由各參加奪權的造反組織派出代表拚湊而成。張春橋任市革會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為副主任。至1968年3月，全市各區、縣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
第二節 組建"文武班子"
一、上海市委寫作組
原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的前身，是市委宣傳部的寫作班。“文化大革命”前夕，寫作班朱永嘉等人參與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等文章的寫作活動。 1966年12月，以徐景賢為支部書記的市委寫作班成員一起造反，成為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骨幹力量。“一月奪權”前後，以徐景賢為首的機關聯絡站為張春橋、姚文元奪取上海市黨政權力秘密串連，製造輿論，充當了他們的工作班子。
1967年4月，徐景賢在張春橋授意下，將原寫作班已散在市革會各部門和聯絡站等處的一些人召集回來，成立專題寫作組。吳瑞武為組長，朱永嘉為副組長。9月，在專題寫作組兼管之下，又成立了大批判寫作組。從1967年4月到1968年8月，這兩個組連篇累牘地炮製誣陷中央和上海市黨政領導人的文章，否定建國後17年的成就，攻擊各種合理的規章製度。如1967年8月5日炮製出籠的《動員千軍萬馬，圍殲劉、鄧、陳、曹》；同年12月又炮製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的專題廣播共11講。1968年2月出版了《徹底打倒劉少奇》、《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農村版）和《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俗講話》等，通過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或印成傳單廣為散發，大造反革命輿論。他們還直接聽命於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等，起草文件、決議、講話稿。專題寫作組內有專人分工向市內各群眾組織搜集情況，逐日上報徐景賢，由徐直報張、姚。充當張、姚了解上海社會各界動態的耳目。
1968年8月，由於造反派內部矛盾，兩個寫作組撤銷。9月下旬，以原來骨幹朱永嘉、王知常、肖木3人為核心，成立了《紅旗》雜誌上海組稿組，成為姚文元控製《紅旗》雜誌編輯部後在上海設立的“分店”。在近3年時間內，據不完全統計，該組稿組被《紅旗》采用發表的文章有41篇。還撰寫了《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炮製了對小說《上海的早晨》、《一代風流》，電影《兵臨城下》、《革命家庭》等文藝作品的批判文章。
1971年7月，張春橋、姚文元提議正式成立“上海市委寫作組”，由朱永嘉、王知常等6人為核心。寫作組下設曆史、文藝、哲學、經濟、自然辯證法、秘書6個組。有正式成員40餘人。另外，還以借調使用、培養“理論骨幹”、相互協作等方式，任意設置機構。到1976年，實際工作人員近300人。張春橋、姚文元親自指揮市委寫作組的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從1969年至1976年，他們給朱永嘉、王知常等人的信件和批示達310件。寫作組還控製了上海的新聞、廣播、出版、文化、電影部門，同時插手教育、工交、財貿、郊區、知青辦等係統，有人形象地稱它為“既是宣傳部，又是參謀部，又是情報部”。
上海市委寫作組編輯出版《學習與批判》、《朝霞叢刊》、《朝霞月刊》、《摘譯（外國文藝）》、《摘譯（外國哲學曆史經濟）》、《自然辯證法》、《教育實踐》等 8種刊物。其中《學習與批判》1974年起向全國發行，印數達95萬份，有小《紅旗》之稱，到1976年10月共出31期，發表774篇文章，不少文章由《紅旗》雜誌和全國報刊轉載，流毒全國。在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投降派以及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中，寫作組編寫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小辭典》和《中國共產黨曆史講義》等書，肆意偽造、歪曲曆史，宣傳極“左”理論。並以“丁學雷”、“羅思鼎”、“康立”、“齊永紅”等筆名，撰寫發表了《論尊法反儒》、《秦王朝建立過程中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評（呂氏春秋）》、《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等1171篇文章，與北京江青控製的梁效（清華、北大大批判寫作班子）等南北呼應，煽風點火，大搞影射史學和陰謀文藝，批“宰相”，批“周公”，批折衷主義、反經驗主義，影射誣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攻擊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的整頓為“還鄉團複辟”，鼓吹“老幹部＝民主派＝走資派”，推銷“全麵專政”論，影響極壞。
二、上海“文攻武衛”與民兵
在通過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等“筆杆子”控製理論宣傳陣地的同時，張春橋、姚文元還建立一支以造反派為基礎的武裝組織，企圖用“武班子”控製上海局勢。
1967年2月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各造反組織為爭奪權力，相互之間大大小小的武鬥衝突連續不斷。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口號，次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號外公布這一口號。8月4日，由王洪文在前台指揮，以“工總司”為主體的10萬人攻打與之對立的“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聯合造反司令部”（“聯司”），成為全市最大規模的武鬥事件。砸“聯司”之後，“工總司”又借機衝砸為其不容的其他造反組織。在此基礎上，王洪文等人正式提出籌建上海“文攻武衛”組織，在其製訂的規劃中確定這支武裝為“用槍杆子保衛筆杆子革命”。張春橋批示同意，要求“把造反派組織起來，按班、排、連、營、團、師組織好”，“武裝5萬、10萬、15萬人”。9月1日，市革會正式批準建立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
1967年10月1日，由12個試點單位、5120人組成的一支用步槍、衝鋒槍、機槍和高射炮等武器裝備起來的“文攻武衛”隊伍正式在國慶遊行隊伍中亮相。張春橋宣稱：“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隊伍！”“文攻武衛”成立伊始，就由張春橋、王洪文等人一手控製，以幫劃線，規定隊伍“要以老造反為主”，營以上幹部要由造反派擔任，還多次抽調“工總司”幫派骨幹擔任市、區兩級“文攻武衛”指揮部的領導，排斥地方各級黨組織、警備區和各級人武部門對人民武裝工作的領導。“文攻武衛”成立初期隻有幾萬人。在張、王等策劃下，這支隊伍從人數到武器裝備不斷擴充，到1970年5月已經建立了7個師、72個團、151個營、623個連，共有21萬人，粗具軍隊之外第二武裝的規模。1972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直接領導的“野營拉練指揮部”和“文攻武衛”指揮部合並，正式改名為“上海市民兵指揮部”。
1970年8月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妄圖搶班奪權的陰謀失敗後，張春橋等人更加感到他們“沒有槍杆子”不行，便指使市革會副主任馬天水等人加快擴展由他們直接控製的這支“第二武裝”。同年開始在新中華機器廠、上海電纜廠等製造武器。並且在1974～1976年，動用地方經費3283萬元購置武器，計有自動步槍31.5萬支、半自動步槍16962支、步槍子彈387萬發、高射炮彈5萬發、摩托車160輛、指揮車10輛、雷達指揮儀10套。張、王等人一再聲稱“民兵的領導體製要來個大革命”，誣蔑軍事係統負責民兵是“條條專政”，不讓上海警備區領導民兵工作，他們通過搞“三位一體”（民兵、治保、消防一體化）、二部合並（把人武部合並到民兵指揮部）試點，排斥軍隊對地方武裝的領導。
“文攻武衛”組織建立後，張春橋、王洪文等把它作為看家護院、翦除異己的“威懾力量”，賦予很大的權力。 1968年初，張春橋說：“現在文攻武衛指揮部實際上起著專政（機關）作用。”擅自批準文攻武衛指揮部（民兵指揮部）有抓人、關人、辦案等特權。1973年7月，馬天水、徐景賢等人根據張春橋、王洪文授意，在《武裝工人階級、建城市民兵》的調查報告中，進一步提出：上海的工人武裝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不掛牌子的派出所”，“群眾專政的鐵拳頭”。9月，王洪文對市革會副主任王秀珍說：“要建立全國民兵指揮部，由我親自來抓。”市民兵指揮部印發文件，提出上海民兵今後的主要任務“要把鬥爭的矛頭、主攻方向對準黨內資產階級”。據粉碎“四人幫”（注：即江青反革命集團。1974年7月開始，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不要搞四人幫”。）後的統計，十年動亂中，上海“文攻武衛”及其以後的民兵指揮部共抓、關了10.4萬餘人，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第三節 "清理階級隊伍"與"改朝換代"
一、“清隊”與“一打三反”
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談會上講話，第一次提出要“清理階級隊伍”（“清隊”）。此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接連發表社論，將“清理階級隊伍”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一項緊迫任務，要求迅速開展。
1968年初，上海市革會召開擴大會議，將“清隊”作為全市1968年的首要任務之一進行布置和動員。5月，中央批轉《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後，市革會成立領導全市“清隊”工作的專案辦公室，全市各單位也普遍成立“清隊”專職機構，上海“清隊”運動正式展開。運動對象主要是所謂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叛徒、特務、沒有改造好的地主富農、曆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現行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等。
當時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處於癱瘓狀態，公、檢、法專政機構被“砸爛”，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被破壞殆盡，剛掌握全市黨政大權的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為借助“清隊”運動進一步穩固其篡得的權力，鼓動掌了權的造反派對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殘酷迫害。整個“清隊”采用“懷疑一切”、“殘酷鬥爭”和所謂“群眾辦案”的方法，使用各種駭人聽聞的刑罰，大搞逼、供、信，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全市各級黨政幹部和各階層人士，凡曆史上曾被俘、被捕過的，曾從事過地下工作的，家庭出身非勞動人民的，社會關係複雜的，曾在海外留學或工作過的，曾有過所謂“不恰當”言論的，曾在曆次政治運動中被當作運動對象的等等，都被作為審查批鬥的理由。實在查不出什麽“罪證”的，則扣上“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也遭到審查批鬥。
“清隊”運動中，“文化大革命”前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常委、上海市市長、副市長的 20名領導幹部，除張春橋、馬天水、王少庸3人外，全部被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等，遭到殘酷迫害，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機關900多名幹部被誣陷而受到審查批鬥，市委統戰部長陳同生、教衛部長常溪萍等46人被迫害致死。全市局級以上幹部1019人中受到立案審查的有853人，處級以上幹部6161人中5868人受到立案審查，有3617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上海文化界因有許多是江青 30年代在上海活動曆史的知情人，因此成為運動的重點。在江青“17年（的帳）要算，30年代（的帳）也要算”的口號下，接連製造了“演劇九隊案”、“國民黨滬中區特務集團案”等一係列專案，全市文藝界原有相當於文藝6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到衝擊，80％以上被立案審查。
1968年12月“清隊”運動高潮時，全市各係統、各單位出現的專案組難以計數。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僅市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審查的達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市革會成立“清隊”審批辦公室，全市“清隊”進人定案複查階段，到1970年初，隨著“一打三反”運動的開展，“清隊”逐步結束。
1970年1月底2月初，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一打三反”）。2月4日、8日，市革會連續召開全市幹部會議，部署“一打三反”，“一打三反”運動在全市展開。
在“一打三反”運動初期，許多基層單位響應中央號召，查處了一批犯有生活腐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問題的造反派。 1970年6月，張春橋發出“要正確對待老造反”的指令，運動重點即轉向揭批所謂“現行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經反對過江青、張春橋的人，尤其是1967年、1968年上海兩次“炮打”張春橋活動的參與者成為運動的重點。如複旦大學部分師生，因“文化大革命”初期有過反對張春橋等人言行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全校因該案受到隔離審查的多達40多人，全市和外省市因與此案有牽連而受到政治迫害的達100多人，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戴上“反革命”帽子。
據統計，到 1972年“一打三反”運動基本結束時，全市共有188904人被作為運動對象，29242人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挖出所謂“反革命集團”案122個，1651人被迫害致死。
二、上海地下黨冤案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擁有中共地下黨員8665人，建國後不少黨員成為各級黨政領導骨幹。對原中共地下黨員的迫害，是張春橋等人實施“改朝換代”的一個重要步驟。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上海市革會主任張春橋利用中共中央轉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注：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第一副組長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名義發文，將早已有明確結論的薄一波等61人被捕出獄問題誣陷為“叛變投敵”。）之機，在市革會成立了材料組，下設“抓叛徒查線索小組”，查檔案、排名單、理線索，開始了在全市範圍內“抓叛徒”的準備。
6月，中共中央《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下達後，張春橋、王洪文等人以“抓叛徒”為名，在全市範圍內製造了上海地下黨冤案。
張春橋多次說：“上海地下黨的問題很大”、“好的不多”。市革會副主任、“工總司”司令王洪文也公開宣稱：“一定要從地下黨開刀”、“地下黨和國民黨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為整個“抓叛徒”運動定下基調。並借口“群眾辦案”，把一些“造反精神足”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派到市革會專案辦公室充任領導骨幹，負責“重點專案”，還在市專案辦公室專門成立“群眾專案聯絡組”，負責全市“抓叛徒”運動。全市曾經有中共地下組織活動過的單位普遍成立了專案機構，排出原中共地下黨員名單，進行審查、批鬥，甚至連一些建國前積極參加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進步活動的黨外人士也不能幸兔。凡曾在上海從事過地下活動，尤其是擔任領導工作的原中共地下黨員，幾乎全部被立案審查。全市地下黨被按解放前的原工委、職委、學委、教委、文委和警委等係統，建立了 39個大案、845個小案，3675人被立案審查。以原中共地下組織在上海工廠係統活動而建立的六大專案《注：即滬東棉紡專案（503專案）、滬西棉紡專案（504專案）、頤中煙廠專案（505專案）、中山鋼廠專案（506專案）、電話公司專案（509專案）、絲綢專案（320專案）。》為例，就涉及292個單位，被立案審查589人，其中受隔離和拘留審查的233人，造成38人被迫害致死，78人被打傷致殘，9人精神失常。
張春橋、王洪文等人對原中共地下組織的迫害，都采取先給審查對象戴上“叛徒”、“特務”的帽子，而後私設牢房，刑訊逼供，從肉體和精神上殘酷折磨，尋找所謂“材料”，完全無視地下鬥爭的特殊性和當時的曆史條件，將一些早已弄清並且已有明確結論的曆史事件，重新拿出來大做文章，把因鬥爭需要打入敵人內部（即通常所說的“白皮紅心”）誣陷為“白皮白心”的特務，把根據組織決定撤往解放區的誣陷為“受敵人派遣的特務”，把曾遭逮捕堅貞不屈而活著出獄的誣陷為“叛徒”，對沒有被捕而長期堅持地下工作的則誣陷為“紅皮白心”等等。“文化大革命”前擔任區、縣、局以上領導職務的原中共地下黨員有 99人被趕離領導崗位，65人被拘捕或隔離審查，4人被迫害致死。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地下黨冤案得到徹底平反。
三、“五七幹校”與“四個麵向”
早在上海市革會成立前後，張春橋就把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看成是“舊政權留下的舊人員”。 1968年3月底，張春橋借口貫徹中央“精兵簡政”的指示，下令全市市、區、縣、局以至公司各機關一律分成大小兩套班子，並提出大班子要占機關幹部總數的2／3以上。除少數人員作為小班子成員繼續留在機關工作外，絕大部分（有的單位占90％）被趕離了工作崗位，作為大班子人員，集中搞“鬥、批、改”。
同年 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柳河建立以毛澤東“五七指 示”（注：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一封致林彪的信中提出：全國各行各業都應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這段指示後稱為“五七指示”。 ）命名的“五七幹校”，把機關幹部和“走資派”送去“勞動改造”的經驗。張春橋、王洪文等立即以響應中央號召為名，要求全市各機關將大班子成員以及“靠邊審查對象”和“隔離審查對象”，送往郊區建立“五七幹校”。
從 10月15日第一批機關幹部被送到市郊奉賢海邊建立市直機關“五七幹校”，到1969年6月，全市共建立起工交、財貿、文化、科技以及各區的“五七幹校”共19所，在校人員達1.5萬多人。名為下放鍛煉，搞“鬥、批、改”，實際上是變相的勞動集中營，按軍事編製組成兵團、連、排、班，進行繁重的開河、築路和田間重體力勞動，重點開展“清理階級隊伍”。設置大、小“牛棚”（注：即專門關押被打倒的所謂“牛鬼蛇神”的場所。“大牛棚”關隔離審查人員，“小牛棚”關靠邊審查人員。），大“牛棚”設監管班，被關押對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還被編上“監號”，相互之間隻準稱呼“監號”，肆意侮辱人格，除參加懲罰性體力勞動外，還經常挨批鬥，受體罰。
1969年，張春橋又提出機關幹部“四個麵向”，即麵向邊疆、麵向農村、麵向工礦、麵向基層文教單位，以徹底趕走在“五七幹校”的原黨政機關工作人員。2000餘名幹部被送往黑龍江、雲南、貴州等邊疆地區，與知識青年一起插隊落戶；4888名幹部被送往南京梅山工程，大多數當工人；近3000名幹部去中學當教師。1970年7月至1971年，張春橋等以高溫季節工廠勞動力緊張為名，先後將2萬多名機關幹部和文化工作者（包括部分未去“五七幹校”的）放到工業、交通企業“戰高溫”，從事體力勞動。1971年12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發文，把這批幹部的行政供給關係全部轉到各基層單位，實行所謂“就地消化”。
1970年以後，隨著“清隊”運動的逐步結束和幹校人員“四個麵向”，全市各“五七幹校”逐步轉變為在職幹部和知識分子輪換下放勞動的場所。粉碎“四人幫”後，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單位所建立的“五七幹校”逐步撤銷。參加“四個麵向”和“戰高溫”的機關幹部和知識分子也逐步重新安排了工作。
四、工、軍宣隊進入各級領導班子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駐滬陸、海、空三軍奉命組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宣隊），介入上海地方“文化大革命”運動，進駐部分重要單位、市郊各縣和大學，實行軍管、軍訓。
1968年7月，北京市經毛澤東同意，成立“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等單位，製止派仗，促進聯合。張春橋利用這一時機，同王洪文等人密謀，提出上海抽調工交係統的“工人代表”進駐市革會各部門和全市重要單位，選拔標準為“造反要早”、“敢於鬥爭”，“主要看現實表現”，共挑選了128人，稱為“128個工人代表”，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親自接見，集中學習。7月28日，市革會成立了“工宣隊領導小組”，由王洪文、陳阿大負責，為工宣隊全麵進駐各單位作準備。
同年 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同日，姚文元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傳達毛澤東主席的指示：“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宣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
從 1968年8月至1969年1月，由9萬多名工人組成的工宣隊進駐全市1971個獨立單位。由張春橋、王洪文等人選定的“128個工人代表”也以工宣隊員身份於9月1日進駐市革會各部門和區、縣、局重要部門參加領導班子，實行所謂“摻砂子”。張春橋規定，這批人的職務非經他同意不得變更。10月，張、王還借口“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將市革會“工宣隊辦公室”擴充為第一、二、三、五、六辦公室，第一辦公室主管政宣、文教係統，第二辦公室主管全市10個區，第三辦公室主管科技係統，第五辦公室主管市郊各縣，第六辦公室主管財貿係統，並從“工總司”委員中抽調王秀珍、戴立清、黃金海等26名幫派骨幹分子（占“工總司”委員總數60％）擔任這些辦公室的負責人。還將市革會原有組、辦同工宣隊辦公室對口合並辦公，使王秀珍、戴立清、黃金海等人成為市革會各組辦負責人。“工總司”係統先後進入市革會各組、辦以及區、縣、局等單位擔任領導的達168人。
在工宣隊大規模進駐各基層單位的同時，根據中央指示，軍宣隊也進駐全市基層單位。駐滬三軍先後共派出 1.9萬餘名官兵，進駐全市1800多個單位，開展“三支兩軍”（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
1970年起，進駐各基層單位的工宣隊，隨著各基層單位革委會的建立，除文教、科研係統之外，都逐步撤離。到1974年，全市尚有工宣隊員1萬多人，未從18所大學、1516所中小學、202所醫院、3O所市屬科研單位撤離。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征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提出在已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撤銷“三支兩軍”的機構和人員，根據這一指示，至1975年3月，進駐全市各單位的軍宣隊全部撤離。
粉碎“四人幫”後，根據 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批準教育部黨組《關於工宣隊問題的請示報告》，全市工宣隊全部撤出進駐單位。
五、突擊入黨與突擊提幹
1967年，毛澤東提出了“五十字建黨綱領”（注：五十字建黨綱領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1968年10月，又作出整黨建黨的“吐故納新”指示。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接過這一口號，將其作為“改朝換代”的一個重要手段。
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上海市革會《關於在產業工人中有步驟地發展新黨員的請示報告》，同意上海市革會可以發展新黨員。市革會立即布置建黨試點工作，指定上棉十七廠、良工閥門廠和上海港七區作為全市第一批建黨試點單位，並由市革會指派調查組進駐。發展中共黨員的主要對象為“第九次路線鬥爭中衝殺出來的老造反”。當時基層黨組織還處於癱瘓狀態，廣大黨員尤其是幹部黨員尚未恢複組織生活，根本無法履行黨員的權利和義務，領導建黨工作的負責人大都是非中共黨員造反派，因此，整個建黨試點工作為張春橋等人解決其幫派骨幹分子入黨大開方便之門。如良工閥門廠的陳阿大，早在試點之前，就已經被張春橋內定為中共九大代表，然而一直到他入黨並當上九大代表以後，仍未繳過入黨誌願書。據粉碎“四人幫”後統計，上海市第一批建黨試點單位發展的中共黨員中，屬“四人幫”幫派骨幹，不具備黨員條件而被開除、取消黨員資格的占74％。1970年4月，整黨建黨運動全麵展開，張春橋、王洪文等人加快了突擊發展黨員的步伐，僅6～11月這5個月間，就發展5000多人，大批幫派骨幹分子被突擊發展入黨。
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次黨代表大會是在“四人幫”幫派體係控製了領導權，許多黨員尚未恢複組織生活，特別是大批黨員領導幹部處在被打倒、關押，被剝奪了黨員權利，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以及選舉了中共上海市第四屆委員會，使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奪取的市委大權合法化。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姚文元任第二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任書記。
1971年2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組發出《關於在幹部中發展新黨員和黨員組織處理審批權限暫行規定的通知》，提出了發展黨員的所謂“預審”製度，將一些幫派骨幹分子繞過基層黨組織，采用“飛過海”（注：“飛過海”方式是指違反黨章規定，不經過發展對象所在單位黨支部大會審查通過，而由上級黨組織直接“批準”入黨。）的方式直接拉入黨內。據統計，到1976年為止，共有115名幫派骨幹分子通過這一手法被拉入黨內。1974年6月，張春橋、王洪文等人又提出要在組織上鞏固和發展“批林批孔”成果，再次掀起“突擊入黨”高潮，這一年發展黨員數占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發展總數的20％。大批幫派骨幹分子被突擊發展入黨，造成了黨組織的嚴重不純。據粉碎“四人幫”後1985年的統計，全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突擊入黨而又不符合黨員條件，予以開除與取消黨員資格的共5413人。
在突擊發展幫派骨幹分子入黨的同時，張春橋等人還采取突擊提幹的辦法，擴充幫派勢力。 1968年8月，張春橋利用工宣隊進駐各單位之機，以“128名工人代表”的名義，突擊提拔了一批“老造反”到市革會各組、辦及區、縣、局擔任領導。1972年，中共中央提出要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安排部分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張春橋、王洪文等人借口“要落實老幹部政策，也要落實新幹部政策”，在市總工會成立“專案複查組”，專門從事“關心文化大革命中衝殺出來的老造反”。到1976年10月，共“複查”了86個案件，為一些劣跡斑斑、民憤極大的“老造反”“落實政策”。並舉辦各種“讀書班”、“選苗班”，突擊提拔親信骨幹。1973年9月，市委組織組起草報告，提出要在二、三年內力爭做到區、縣、局的第一把手中“新幹部”占50％左右，做到領導班子“全新”、“全青”。以後，他們加快了“改朝換代”的步伐。1974年，市委組織組繞過主管單位，製定了調整31個區、縣、局以上單位領導班子的方案，將56名親信骨幹突擊提拔到這些單位的領導崗位。同年10月，張春橋、王洪文在中央決定陳丕顯重新出來工作的同時，突擊整理編製186名“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組織“老頭頭”的名單，將其中一些幫派骨幹分子重新委以重任。1976年，又抽調30名幫派骨幹進駐科技係統擔任各單位的領導。
六、林彪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活動
1966年10月初，江青為銷毀自己30年代在上海活動的曆史資料，勾結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林彪之妻葉群和當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向當時任空軍第四軍政治委員的江騰蛟下達了秘密指令。10月6日淩晨，江騰蛟挑選一部分上海空軍警衛排戰士和空軍幹部子女，麵戴口罩、臂戴紅衛兵袖章，化裝成紅衛兵組成抄家隊伍，分成5路，分別同時對上海文藝界30年代同江青有過交往的趙丹、鄭君裏、童芷苓、陳鯉庭、顧而已實施秘密抄家。抄家抄出的材料裝了幾麻袋，經江騰蛟選出“非常重要”的一包，親自交給葉群，由葉群和江青共同銷毀。1968年3月，江青又通過葉群、吳法憲將30年代她在上海時照顧過她的女傭秦桂貞騙到北京，然後捏造罪名，長期關押。
1968年1月25日，根據中央《關於對公安機關實行軍管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製委員會成立，林彪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任主任，掌握了全市公檢法大權。王維國同張春橋等人相勾結，汙蔑上海公安機關“十幾年來幹盡了壞事”、“要把公安局徹底改造過來，把法院、檢察院改造過來。”在公檢法內部接連製造了“偵控無產階級司令部”、“反革命調查案”（“一號專案”）等一係列冤案，將因工作關係而接觸過江青曆史資料的人員作為“反革命”，由吳法憲派專機押往北京長期關押。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公檢法係統受迫害人員多達5300多人，194人被迫害致死。
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集團搶班奪權的活動遭到毛澤東主席的嚴厲批評而失敗。林彪集團轉而密謀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
1971年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時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在上海召集秘密會議，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會後，起草了反革命武裝政變的行動綱領《“571工程”紀要》（注：571為“武起義”諧音，指“武裝起義”。）。《紀要》中規定了實施要點、口號和策略，策劃采取“上層集會一網打盡”或“利用特種手段”（如轟炸、車禍、暗殺、綁架等）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以達到“奪取全國政權”或至少是製造“割據局麵”的目的。
3月31日深夜，林立果又在上海召開了有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空五軍政委）、周建平（南京部隊空軍副司令員）參加的所謂“三國四方”會議，明確分工：南京以周建平為頭，上海以王維國為頭，杭州以陳勵耘為頭，江騰蛟負總責，“進行三點聯係，負責協同作戰”。
在此前後，林立果開始建立為其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武裝組織，並將其命名為“聯合艦隊”。在上海，林立果通過王維國在上海新華一村建立實際上為其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教導隊”。“教導隊”共有成員 107人，藏有槍支、電台、汽車、炸藥等，專門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重武器、駕駛車輛等特種訓練，並向隊員進行效忠林家父子的法西斯教育。與此同時，王維國還在市內設置多處秘密據點，組織代號為“2·27”和“01工程”的特種技術小組，試製輕型衝鋒槍。
8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離開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視。在沿途談話中，點名批評林彪等人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說：林彪等人“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9月6日，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在得悉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後，連夜進行了一係列緊張的密謀策劃，7日，林立果向其建立的反革命武裝下達了進入“一級戰備”的命令。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達了“盼照立果、宇馳（注：周宇馳，是林立果“聯合艦隊”重要成員，時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同誌傳達命令辦”的反革命手令。林立果立即飛回北京，傳達“決定在上海動手”，從9日至10日，連續進行了緊張的策劃和部署，密謀用飛機轟炸、用火焰噴射器和40火箭筒打火車以及炸毀橋梁等辦法在毛澤東由杭州赴上海途中謀害毛澤東。同時他們還作了帶領親信骨幹，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準備。
南巡途中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並不知道林彪等人的武裝政變陰謀，但他在得知林彪等人的一係列反常活動後，機警地改變了行動路線。 10日下午6時，毛澤東到達上海，列車停靠虹橋機場的專用車站，他不下專列，在列車上接見了上海黨政軍負責人，當晚就在列車上休息。11日上午，毛澤東在列車上接見了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王洪文。12時半，毛澤東突然決定離開上海，在南京稍作停留後，即全速北上，於12日13時返回北京，徹底打亂了林彪集團的部署，使林彪反革命集團欲在途中謀殺毛澤東的陰謀徹底破產。同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機警地采取防止林彪等人調動飛機的防範措施，製止了林彪集團南逃廣州的陰謀。林彪、葉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陰謀難以得逞，於9月13日淩晨，強行乘飛機外逃叛國，途經蒙古國溫都爾汗附近飛機墜毀，機上人員全部死亡。17日，王維國等人在上海被捕。
七、參與“四人幫”陰謀組閣活動
1971年11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張春橋在市委常委會議上提出：外交都是老人馬，都是知識分子，外事幹部要“摻砂子”，要上海物色一批“工人大使”。1972年4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及市委組織組負責人金祖敏等以市委組織組名義提出《關於選拔、培訓外事幹部的請示報告》，從全市工交係統中抽調113人，培養“工人大使”，其中80人送到複旦大學“工人外事培訓班”學習，33人送到上海外事部門“鍛煉”。為其奪取外交大權作組織準備。
1972年9月，王洪文經張春橋推薦，由上海調到中央工作。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從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江青反革命集團（“四人幫”），密謀把上海作為其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主要基地，在上海進行了“組閣”陰謀活動。
中共十大以後，張春橋立即對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布置：上海要多培養些新幹部，派到中央各部，要他們“鬧個天翻地覆”。王洪文也布置：上海要多培養點人，準備調入中央各部。王秀珍、金祖敏根據張、王的“指示”，於 1973年9月29日召開市委組織組核心組會議，確定了第一批7名輸送到中央各部當“部長”的名單，之後，又專門舉辦“市委工農兵幹部學習班”，對選拔對象進行集中培訓。
1974年3月，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又在北京對王秀珍布置：上海要抓緊培養幹部，要抓要害部門，要盡快物色20名年輕幹部，分別擔任全國總工會、團中央、全國婦聯、公安部、商業部、建材部、郵電部、衛生部、中組部以及《人民日報》社的領導工作。4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組提出了第二批88名中央部長備選名單及單項材料。此後，又根據王洪文“指示”：中央各部都要“摻砂子”，上海不僅要有部長人選，而且還要有“司局級”備選名單。8月19日，又確定了18名正、副“部長”，12名“司局長”的名單及單項材料，並報送王洪文、張春橋。
1974年底，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四人幫”加緊了篡奪國家最高領導權的“組閣”活動，王洪文多次“指示”上海：步子要邁得更大，對幹部工作要規劃一下，要準備上海的中央委員都到北京來工作。1974年12月31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通宵開會，確定了第三批16人名單，甚至內定了去向，作為中央各部的部長、副部長人選上報。
“四人幫”的“組閣”活動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1975年1月18日，全國四屆人大選舉朱德為委員長，周恩來為總理。周恩來主持確定了國務院人員組成名單。“四人幫”的“組閣”活動失敗，安插“工人大使”陰謀未能得逞。但是，“四人幫”向中央各部門安插親信骨幹的活動從未停止，他們變換手法，化整為零，繼續向中央一些部門輸送親信骨幹。從1975年3月到1976年2月，先後將第三批“部長”名單中的5人安插到教育部、團中央等部門。
第四節 "鬥批改"中的"新生事物"
一、“樣板戲”
1963年12月和1964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文藝兩個批示下達後，現代戲成為戲曲創作的重點。上海在“大寫13年”的口號下，傳統戲劇劇目的整理、上演基本停止。調集各方麵人才，集中創作和排演了一批現代戲。這些戲的題材大都以革命鬥爭為素材，在戲曲結構、音樂唱腔、人物造型、舞美燈光和伴奏樂器等方麵突破原來的戲曲樣式，融入了其他藝術的表現手法，公演後頗受好評。此時，江青將上海作為其“京劇革命”的一個點，開始介入上海現代戲的創作活動。
1967年5月1日，上海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劇《白毛女》和山東的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會同北京的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等8個劇目，在北京舉行會演，以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會演前後曆時37天，演出218場，接待觀眾近33萬人。5月10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稱這8個劇目“不僅是京劇的優秀樣板，而且是無產階級的優秀樣板，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個陣地上‘鬥批改’的優秀樣板。”“給無產階級文藝的發展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紀元。”6月10日，《人民日報》報道會演結束，號召“把革命樣板戲推向全國去。”“樣板戲”從最初的戲曲改革研討和藝術實踐變為一場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此後，以這8個經江青認可的戲為代表，“樣板戲”幾乎取代其他一切形式的文藝作品。
與這次會演相配合，中央和上海等地的報刊接連發表文章，稱江青是“文藝革命的旗手”，將這 8個“文化大革命”前就基本完成創作、凝聚許多文藝工作者心血的現代戲，說成是江青“嘔心瀝血”創作的“樣板戲”，江青是“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不僅傳統劇目全部被禁演，連上海“文化大革命”前創作的一些非“樣板戲”的現代戲，如愛華滬劇團的《紅燈記》（京劇《紅燈記》係根據此劇改編）、人民滬劇團的《蘆蕩火種》（京劇《沙家浜》係根據此劇改編）和上海淮劇團的《海港的早晨》（京劇《海港》由此劇改編），也被全部打入冷宮，不許再提及。許多原參與領導、創作和演出現代戲的人員遭到迫害，《海港》的編劇之一、詩人聞捷被迫害致死。
1968年5月23日，於會泳（上海文化係統革籌會主任）在《文匯報》上發表《讓文藝舞台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文章從“理論上”對“樣板戲”進行了總結，首次提出和闡述了“三突出”的口號，“我們根據江青同誌的指示精神，歸納為‘三突出’，作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來；在正麵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來；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來。”這一提法經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首肯後，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樣板戲”和其他文藝創作中必須遵守的公式。
1969年9月30日，《紅旗》雜誌發表《學習革命樣板戲，保衛革命樣板戲》，提出“保衛革命樣板戲”的口號，要求“舉起無產階級專政的鐵錘，堅決打擊破壞革命樣板戲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在這一口號下，演出“樣板戲”絲毫不許走樣，必須以“兩報一刊”陸續發表的“樣板戲”正式演出本作為標準。一句台詞、一個台步、一束燈光、一個道具，甚至一個人物身上的一塊補丁，都不能作變動，否則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破壞革命樣板戲”。上海銅管廠青年工人談元泉因在業餘時間組織演出文藝節目時，用滬劇傳統曲調演唱“樣板戲”，被作為“破壞革命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於1970年4月25日被判處死刑。
繼第一批“樣板戲”中的《智取威虎山》、《海港》和《白毛女》之後，上海還陸續創作和排演了第二、第三批“樣板戲”，主題進一步突出“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主要劇目有京劇《龍江頌》、《磐石灣》以及鋼琴弦樂五重奏《海港》和交響音樂《智取威虎山》等。
二、“七二一”工人大學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
上海機床廠是中國著名的生產精密磨床的企業，該廠從 50年代初就開始在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1958年又開辦業餘大學，招收工人學員，到1965年，全廠共擁有技術人員580多人，其中既有在工人中培養的技術人員，也有從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人民日報》發表的調查報告，把知識分子（學生出身的技術人員）和工人技術人員對立起來，否定老技術人員和大學畢業生，片麵強調工人技術人員的作用，把工人技術人員短期培訓的作法說成是“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這篇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7月21日，他在調查報告上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和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段話後來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調查報告和載有毛澤東批示的《人民日報》編者按發表後，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市革會立即在上海機床廠召開現場會，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上海市革會主任張春橋到會發表講話，要求對照調查報告予以落實。 1968年9月，上海機床廠創辦了以毛澤東指示日期命名的“七二一工人大學”。全市和全國各地紛紛以上海機床廠為樣板，辦起了各類“七二一大學”。“七二一大學”的學員來自工廠生產第一線，基本上都是有實踐經驗，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辦學方式有全日製、半日製，亦有短期訓練班補習班的形式。這類學校沒有統一的教學內容，缺乏必要的師資和設備，無論從教學內容還是教學質量，都根本達不到高等教育的水平。許多中專、技校、職工業餘中學等都辦成“七二一大學”，打亂和破壞了國家的教育體製。據統計，到1976年，全市共舉辦“七二一大學”1609所，在校人數達8.3萬人，全國“七二一大學”達1.5萬多所，在校人數78萬多人。
“四人幫”被粉碎後， 1978年3月，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辦好七二一大學的幾點意見》，全國各地“七二一大學”進行了調整整頓，除部分具備辦學條件的逐步改名職工大學外，其餘都逐步停辦，“七二一大學”也逐步自然消失。
三、同濟“五七公社”
上海同濟大學是一所以培養建築工程專業人才為主的高等院校， 1967年7月，同濟大學建築係的部分學生，為探索“教育革命”道路，提出了以學校、施工單位、設計單位“三位一體”辦學的初步設想。10月9日，由同濟大學建築、建工、建材三個係的部分師生和上海市建築第二工程公司205工程隊以及華東工業建築設計院組成了“三結合”的“教育革命試點”，為表示按毛澤東“五七指示”去實踐，遂定名為“五七公社”。同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們“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的教改方案，並加編者按給予肯定。此後，同濟“五七公社”被姚文元作為進行所謂“教育革命”的試點。1969年11月19日，《文匯報》、《解放日報》以“社會主義工科大學的雛形”為題，發表同濟“五七公社”調查報告，稱讚同濟“五七公社”在學校體製、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等方麵體現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對全市文教戰線具有普遍的意義。1971年6月，同濟大學建築係、建工係被取消，全部並入同濟“五七公社”。
同濟大學“五七公社”所提倡的“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的教改方案，在課程設置上大量削減和取消基礎理論課，實行所謂“兩部、三線、一中心”，“一中心”是以毛澤東思想為統帥，以三大革命運動（注：三大革命運動是指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為中心；“兩部”是課程分為政治和業務課；“三線”是將原來設置的二十幾門業務課合並為建築、結構、施工三線。在教學上提出教學服務於生產計劃，施工單位搞什麽工程，“公社”學生就學什麽工程，遇到勞動緊張時，則取消教學時間，“開門拆牆”，直接參加體力勞動。這種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打亂和破壞了高等教育的係統性和邏輯性。但作為張春橋、姚文元樹立的全麵否定建國後 17年教育成果的“教育革命”典型，“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教育革命的突破口”、“具有深遠意義的教育革命方向”的同濟“五七公社”，從1967年10月至1976年，經《人民日報》、《文匯報》》等先後以各種名義發表文章120篇，其中由張春橋、姚文元等點題授意、直接組稿、修改的達13篇。硬性向其他學校和學科推廣，全市其他高等院校的一些理工科專業甚至文科專業都相繼效仿同濟大學的做法，辦起了各種名目的“五七公社”。
粉碎“四人幫”後， 1977年12月，經國家教育部同意，同濟大學“五七公社”建製撤銷，恢複建築係及有關學科教研室。
四、“萊農不吃商品糧”
1969年11月19日《文匯報》發表《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牌樓十一隊做到菜農不吃商品糧》的長篇報道及社論《讚菜農不吃商品糧》，這一由張春橋、徐景賢製造的“菜農不吃商品糧”口號，在全國造成極大的混亂。
牌樓十一隊地處上海市郊上海縣梅隴公社，是一個以生產蔬菜為主，糧、棉、油夾種的生產隊，全隊 24戶、118人，耕地107.8畝，人均糧田2分4厘，“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一個先進生產隊。1969年全隊農業生產全麵豐收，畝產蔬菜5250公斤、皮棉107.5公斤、油菜籽134公斤，糧食畝產達1079公斤，成為上海縣農業生產先進典型。
牌樓十一隊的成績，引起了張春橋、徐景賢的注意。徐景賢去那裏“蹲點”。張春橋認為要從“政治高度”認識牌樓十一隊的農業成就，將菜農種糧得高產上升為“鬥、批、改的方向”。徐景賢親自審閱《文匯報》的報道稿件，並將原來擬配發的評論員文章改為社論，正式提出“菜農不吃商品糧”的口號，認為“這件事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可以說服很多人。”“菜農不吃商品糧是備戰備荒的一個重要措施。”“牌樓大隊十一生產隊堅持的方向，應當提倡。”並提出：“寧願多收一百斤糧，不要多賺一百元錢，”“牌樓大隊十一生產隊能夠做到不吃商品糧，市郊不少條件和他們相仿的生產隊為什麽不能這樣做呢？”此後，《文匯報》、《解放日報》、《支部生活》和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連續不斷刊登和廣播市郊各縣社隊學習和落實“菜農不吃商品糧”的體會文章和措施，為全郊區的推廣升溫加熱。
“菜農不吃商品糧”口號的提出，在全市郊區尤其是以蔬菜種植為主的蔬菜區引起了極大的混亂。本來，為更好地落實“市郊農業生產為城市服務”的方針，本市有關部門曾對郊區農作物生產區域作了統盤安排，劃出一定區域種植蔬菜，作為城市副食品生產供應的基地。蔬菜種植區菜農的糧食，則由國家統一供應商品糧。這一做法，不僅有利於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符合農業生產規律。而“菜農不吃商品糧”這一口號，片麵強調“以糧為綱”，提倡和鼓勵在蔬菜區盲目增加糧食播種麵積，以糧擠菜。
“菜農不吃商品糧”口號提出後，市郊各社、隊紛紛前往參觀、學習，“菜農不吃商品糧”的口號也進一步發展為“寧要千斤糧，不要萬斤菜”，“抓菜就是抓錢，就是資本主義傾向”。郊區各蔬菜區修改耕作計劃，片麵砍掉蔬菜種植麵積，向蔬菜生產爭地、爭勞力、爭肥料。據統計， 1970年郊區糧食播種麵積比1969年增加48.65萬畝，而蔬菜種植麵積卻一減再減，全郊區曾有5萬畝蔬菜地被借茬種糧，占全郊區蔬菜生產規劃麵積的四分之一。城市蔬菜供應緊張，居民買菜需憑卡限量供應。
1969年12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菜農不吃商品糧》稱其是“經過激烈的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取得的”。把“菜農不吃商品糧”的口號推向全國。並陸續出現了“棉農不吃商品糧”、“果農不吃商品糧”、“茶農不吃商品糧”、“林農不吃商品糧”等口號。針對“菜農不吃商品糧”造成的混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及時嚴肅批評和製止。1970年冬，徐景賢不得不宣布“菜農不吃商品糧以後不要再宣傳了”。至此，曾在全市乃至全國引起極大混亂的“菜農不吃商品糧”草草收場。
事實上，牌樓十一隊 1969年盡管糧食取得豐收，實際並未做到“菜農不吃商品糧”。據查，該隊1969年糧食總產量29554公斤，實際用糧44113.5公斤，其中社員口糧31213公斤，飼料糧11155.5公斤，種子糧1745公斤。國家實際供應統銷糧16796公斤（其中包括社員口糧5966公斤和飼料糧9729.5公斤）。
五、工農兵上大學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從 1966年起，上海市各高校停止正常招生工作達4年之久。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提出，高等學校招生應廢除過去的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主要招收“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學習“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10月15日，國務院以電報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學校試點招生工作按北京、清華大學請示報告提出的意見進行。
上海市革會根據上述精神，決定先在市內幾所重點大學試點招生，其中複旦大學招收學員 1135人，同濟大學招收786人，華東師範大學招收735人，共計2656人。本市其他高校在年內也相應地舉辦“試點班”，招收工農兵學員，當年招生總計3180人。1971年繼續招收試點生。1972年開始，經過合並的上海高校按照上述原則正式全麵招生。當年從全國各地招收工農兵學員共4600餘人。由於取消文化考試，所招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很多缺乏文化基礎知識。加上當時開展“教育革命”，提倡“結合戰鬥任務教學”，使高等教育正常的教學工作根本無法開展。
1973年11月21日，《文匯報》、《解放日報》以《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為題，發表經徐景賢修改的上海師範大學（由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和上海教育學院等校合並而成）某工農兵學員的談話記錄。《談話記錄》認為學校在平時教育、畢業生分配等問題上重業務、輕政治，“是劉少奇、林彪一夥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的流毒尚未肅清”。質問“究竟要把學生引到什麽方向上去”。徐景賢在編者按中稱其“揭露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流毒的若幹表現，說明了資產階級習慣勢力的頑固性”，在上海兩報開展了以批判“智育第一”、“資產階級習慣勢力”為中心的大討論，持續3個月，發表文章170餘篇。在半個月內，全市1萬餘人前往上海師範大學觀看大字報。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報》發表關於遼寧農學院朝陽分院的調查報告。1974年12月底，國務院科教組、農林部和中共遼寧省委聯合召開學習“朝農經驗”現場會。上海市出現了宣傳、學習所謂“朝農經驗”的浪潮。實行“社來社去”，即學生由社隊選送，畢業後再回到社隊；不少院校把“學大慶”、“學大寨”作為基本課、必修課，教育學生“頭上長角，身上長刺”，“同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著幹”等。辦學方式采取“幾上幾下”，即每年分幾段組織學生在校學習和回生產隊實踐。上海市高校的基礎理論教學被作為“右傾回潮”遭到批判，教學秩序被進一步搞亂。
1974年九十月間，市革會要求各高等院校深入開展“開門辦學”，改變“三脫離”（脫離階級鬥爭、脫離實踐、脫離工農兵）的現象。此後，文科院校師生主要到工廠、農村、部隊和工農兵一起“批林批孔”、“批儒評法”，宣講“儒法鬥爭史”，並以此為中心確定教學內容，組織教學。理工類院校則搞廠校掛鉤、廠校合一、廠辦專業、半工半讀、按生產過程組織教學等。這樣，學校中階級鬥爭成為主課，勞動成為中心，教學計劃經常變動，文化學習沒有嚴格要求，師生經常到社會大課堂去“進進出出，上上下下”，教學秩序混亂。
1976年，全市大專院校招收工農兵學員12878人，為曆年之最。在1977年8～9月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上，國務院作出決定改變高校招生做法，恢複統一考試，擇優錄取。
第五節 "批林批孔"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一、借“批林批孔”進行“第二次奪權”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麵工作有了轉機。1972年，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1973年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談到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批判時，提出要同曆史上反對法家變革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的批判聯係起來。1974年1月，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批轉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組織編選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開始。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在北京擅自連續召開萬人“批林批孔”動員會，並發表講話，借批“複辟倒退”，影射攻擊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期間采取的解放老幹部等糾正極“左”做法為“複辟”。之後，江青等人接連就“批林批孔”給軍隊和地方的單位寫信、送材料。
1月下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接連電話“指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要求上海同北京的江青等人相呼應。2月2日，市總工會召開全市工人“批林批孔”大會，市革會各組辦、區、縣、局的黨委書記和基層黨組織負責人列席參加，馬天水、王秀珍發表講話，將驪山中學事件（注：1973年9月，驪山中學某教師在一份《思想匯報》中認為“現在教育質量很差，學生不好好上課”、“市委領導講青年一代勝似一代，這是形‘左’實右的理論。”該校一中共黨員同意該教師的觀點。此事被作為“右傾複辟回潮”典型。）作為全市“兩個否定”（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右傾複辟回潮”的典型，要求各單位聯係實際，發揚“一月革命風暴精神”，結合各單位實際，狠批複辟倒退，批判“兩個否定”。2月下旬，張春橋寫信到上海，提出“從嚴格意義上講，一月革命風暴並沒有把權完全奪過來，有的奪過來的又被奪回去了。”並在中共上海市委組織組的一份簡報上批示：“不要放過當前的時機”、“注意在批林批孔中湧現出來的新人物、新積極分子”。還對正在北京的王秀珍布置：要抓一批矛盾尖銳、資本主義複辟的典型單位開刀。直接下達了“第二次奪權”的指令。
從 2月份起，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接連布置召開各種會議，貫徹“第二次奪權”，強調“重新站隊”、“老造反要立新功勞”，發動各單位樹“典型”，寫大字報，把重新出來工作的老幹部作為“運動”的對象，提出“老幹部把老造反奪的權奪回去了，現在要重新奪回來。”還派專人去部分郊縣，解決所謂“老保掌權”問題。市委寫作組也連續發表文章，號召批“現代大儒”。各單位普遍出現了衝擊重新出來工作的老幹部，一些因劣跡昭著而被撤換的“老造反”再次提出要奪權。僅以紡織局為例，在短短的3個月中，就有510名老幹部被宣布停職檢查，其中廠級以上黨政領導99人，中層幹部216人，涉及157個單位。
與此同時，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還根據張春橋、王洪文的“指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組織了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的圍攻，以同江青等人在北京的“放火燒荒”（江青煽動亂軍的一句口號）相呼應。他們借口警備區“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派出“記者”、“聯絡員”，插手警備區運動。 6月10～12日，在錦江飯店小禮堂連續召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和警備區黨委常委聯席會議，圍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整得周心髒病發作。6月下旬，逼迫上海警備區黨委召開了3個半天的“軍人揭批大會”，圍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和上海警備區領導。並將情況匯總後送張春橋、王洪文。6月底，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又根據張春橋、王洪文關於“南京軍區運動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可以送大字報”的“指示”，組織專人，到南京軍區機關張貼攻擊南京軍區領導人的大字報和大標語，造成惡劣影響。
二、工人理論隊伍
1972年5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張春橋對《工交情況》上有關滬東造船廠工人通讀《哥達綱領批判》和《資本論》的報道做出批示：“資產階級教授讀不懂，工人讀得懂。要這個小組堅持下去。”朱永嘉根據這一指示，於同年11月份舉辦了有30多名青年工人參加的第一期《資本論》學習班，並將所謂“工人能讀懂《資本論》而教授卻讀不懂”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大肆宣傳，借以攻擊汙蔑知識分子。
1974年1月19日，市委第二書記姚文元在上海接見市委寫作組的全體成員，其中包括新物色的18位青年。姚強調：“我們現在就是要從工人、農民中選拔理論隊伍。”並授意寫作組通過辦學習班的方法擴大隊伍，要“一麵戰鬥、一麵學習”。此後朱永嘉等人先後辦了10期工人理論學習班。7月21日，市總工會在《關於培養工人理論隊伍意見》中提出，要“市、區、局、公司、基層、車間逐級建立起一支工人理論隊伍，爭取在一、二年內在全市工交、財貿係統中發展到一、二十萬人”，並提出“工人理論隊伍要帶具體戰鬥任務，研究儒法鬥爭曆史，帶頭開展革命大批判，寫批判文章和大字報。”文件下發後，全市各係統、各級工會陸續建立了一些工人理論隊伍。在“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中，工人理論隊伍參與撰寫各類大批判文章，注釋法家、儒家著作，開設大批判專欄。
1974年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派人到被馬天水樹為批“唯生產力論”典型的上海第五鋼鐵廠送“批林批孔”的材料，以示對該廠職工和“工人理論隊伍”的關心和支持。馬天水乘勢再讓市委寫作組把上鋼五廠樹為“工人理論隊伍”的樣板，並先後組織了73萬人到該廠學習。
為了培養工人理論隊伍的骨幹力量，市總工會先後舉辦了 4期理論隊伍學習班。市革會文教組根據江青在天津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的講話，派出高等院校大批師生，到全市各基層單位“開門辦學”，宣講儒法鬥爭史，培養理論隊伍。市革會常委、市總工會副主任葉昌明從1975年2月到1976年7月前後共8次對市總工會宣教組說：“要想辦法抓網，要有形的，不要無形的網”，“可以建立組長廠、10個廠一組。要定期交任務”。後來，又規定每個公司都要建立一個重點理論隊伍，確定了271個單位為重點單位。到1976年3月，全市共有理論隊伍20440個小組，302563人，占全市職工人數的10％。
“四人幫”粉碎後，工人理論隊伍解散。
三、“要當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
1972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提出反對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要求整頓企業，加強管理，恢複合理、必要和行之有效的規章製度。
1972年10月，張春橋在上海召開座談會，攻擊周恩來關於整頓企業和加強管理的指示，提出企業管理主要是“三講”，即“講路線，講領導權，講生產關係”，攻擊整頓企業和加強管理是“右傾思潮的複辟回潮。”王洪文也說：“整無政府主義，等於整群眾。”上海根據張春橋、王洪文的“指示”，封鎖周恩來關於企業整頓的指示，樹立上海手表廠為“三講”企業，以及上棉十七廠“無規章製度、無專業管理、無專業領導人”的“三無”車間。並通過輿論工具，介紹和推廣這些單位的“經驗”，以對抗周恩來的整頓措施。
1973年底，針對全國各港口壓船現象嚴重，直接影響外貿正常進出口業務的開展，周恩來發出“三年改變港口麵貌”的號召，並指示推廣廣東黃埔港采取計件工資以加快貨物流通，減少港口壓船的經驗。全國港口形勢一度好轉，船舶在港數由10月份的最多210條，下降到180條。周恩來的指示，遭到馬天水、徐景賢等人的反對，1974年1月14日，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以上海港務局第五裝卸區部分工人名義撰寫的大字報《要當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大字報指責上港五區領導抓運輸定額和管理的正確做法是不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而是噸位掛帥。大字報還提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2月1日，姚文元下令《人民日報》全文刊登這張大字報，並在編者按中加以肯定，認為大字報“抓住了當前企業管理中的要害問題，具有普遍意義”，提出：“黨員不抓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了的東西也有可能重新出現，社會主義企業仍然有可能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
文章發表後，在全國引起連鎖反應。各行各業出現了諸如“不做平方的奴隸”、“不做產品的奴隸”等錯誤口號，許多港口不敢抓噸位指標，剛趨好轉的全國港口形勢重又惡化，壓船情況再度嚴重起來。 1974年第一季度，全國在港船舶多達240至250條，其中停港時間超過1個月的有40多條，停港時間最長的達120天，港口壓船影響國家的信譽和對外貿易，而且造成巨額經濟損失，僅1月份外貿租船等泊一項，就損失租金186萬英鎊。上港五區在大字報的錯誤影響下，從1974年到1976年，每年吞吐量遞減10％，生產成本遞增18％，傷亡事故接連不斷。
四、風慶輪事件
為盡快發展中國的遠洋運輸業， 1964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出了造船和買船同時並舉的方針，1970年，又指示力爭在幾年內基本結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國輪船的局麵，把立足點放在國內造船上，在國內造船一時不能適應需要時，適當買進一些船舶，把遠洋運輸的主動權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1973年底，由上海江南造船廠製造的萬噸級遠洋貨輪風慶輪建成，經輕載試驗，柴油機主機一號汽缸磨損8絲，接船單位交通部遠洋局認為磨損過大，同設計要求有差距，為安全起見，提出風慶輪先跑近洋運輸，為此，上海曾同交通部發生爭執。其間，市革會工交組在姚文元、馬天水支持下，汙蔑中國遠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崇洋公司”，並於1974年3月22日召開批判“崇洋媚外”大會，點名批判交通部，影射攻擊中央領導人。同年5月4日，經國務院批準，風慶輪在更換部分部件後首次由上海遠航羅馬尼亞。交通部為保證風慶輪遠航，特意安排另一條遠洋輪伴隨風慶輪，並派專人到船上協助工作。7月下旬，風慶輪尚未歸航，張春橋就在北京對朱永嘉布置：“要繼續批洋奴哲學，這次風慶輪出去即使沉了，也是勝利，回來後要好好寫一點東西。”姚文元也布置，要借風慶輪問題做文章。9月30日，風慶輪遠航返回，上海組織了盛大歡迎儀式，《文匯報》、《解放日報》接連發表文章，宣稱“我國近代造船工業發展史，是一部充滿尊孔崇洋與反孔愛國鬥爭的曆史”，影射交通部奉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要“徹底批判代表儒家賣國主義路線的崇洋媚外思想。”僅10月份，上海兩報就發表近20萬字的文章和報道。《紅旗》雜誌還發表由上海市委寫作組以風慶輪黨支部名義寫的《揚眉吐氣的三萬二千理》一文，並在編者按中說風慶輪遠航“對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之類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思想是一個有力的批判，它的意義決不限於造船業和海洋運輸業。”上海還組織10餘萬人上船參觀，擴大影響。
上海還根據“四人幫”的“指示”，發起了對交通部派遣到風慶輪上協助遠洋工作的李國堂和顧文廣的圍攻。李、顧兩人因拒絕在造船問題上批判國務院、交通部的所謂“洋奴哲學”、“崇洋媚外”，被整理了近萬字的誣告材料。風慶輪返航後，根據王洪文的“指示”，李、顧被無理扣留在上海，遭到批鬥圍攻，並提出要揪後台，規定“不批透不準回北京”，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和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副總理鄧小平。
10月4日，江青在一份關於風慶輪問題的材料上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指責交通部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專了我們的攻”，“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相繼批示，同意江青的意見，認為這是“路線問題”，要國務院、交通部和其他經濟部門抓住這件事進行“路線教育”。10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等人又以風慶輪問題發難，圍攻鄧小平，逼鄧就風慶輪問題表態，遭到鄧小平的嚴正拒絕。
此後，“四人幫”利用輿論工具，連續不斷發表文章，將風慶輪的影響擴展到其它領域，接連製造“銅牌事件”（注：“銅牌事件”指 1975年9月18日，美國商人感謝上海紡織品進出口分公司在外貿交往中交貨及時、品質優良，向我方送銅鑄感謝狀。被指責為“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更新輪事件”（注：“更新輪事件”指1975年交通部根據周恩來總理指示，利用香港遊資，以低於國際市場廢鋼鐵的價格買來的一艘遠洋客貨輪整修後重新使用。被指責為“崇洋媚外”。）及其他一係列事件，影射攻擊國務院、交通部“投降賣國”，是“假洋鬼子”、“現代的李鴻章”。上海市革會代表還在國務院召開的會議上，就風慶輪一事攻擊國務院、交通部領導同誌。
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年初，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受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委托，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病重期間主持中央黨政日常工作後，對全國各條戰線進行了全麵整頓，全國經濟工作逐步趨向好轉。鄧小平的全麵整頓，涉及了對“文化大革命”中許多錯誤政策的糾正，遭到“四人幫”的竭力反對。1975年11月，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借批判劉冰（注：劉冰時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於1975年8月、10月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反映清華大學的一些問題。）等人的所謂“右傾翻案”，在全國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對鄧小平的錯誤批判。“四人幫”利用這一運動，將上海作為攻擊誣陷鄧小平的基地，企圖通過這一運動，打倒一大批支持鄧小平整頓的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
1975年11月，中央打招呼會議剛結束，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就在上海確定複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作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兩個“窗口”，發動連夜張貼大字報，組織全市各行各業參觀學習和串連。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多次趕到這兩個學校，具體布置，將鄧小平“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全麵整頓誣陷為“右傾翻案風”，並將攻擊、誣陷鄧小平及中央領導人的材料匯編成冊，廣為散發。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複旦大學、上海師大共散發誣陷材料51萬份之多，點名攻擊中央及其他省市領導人達16人，接待參觀和串連人數達164萬人。江青還特地授意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到複旦大學拍攝紀錄片《複旦校園卷狂飆》，姚文元也將《解放日報》記者采寫的上海師範大學的報道加工修改，以《風雷滾滾旌旗奮》為題，在1976年1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並“指示”全國各地報刊轉載。
與此同時，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還通過各種途徑，收集中央和其他省市黨政領導人關於整頓的講話和指示，斷章取義，分門別類，羅織種種罪名，編印成各種“白頭材料”（即既無編發單位，也無編印整理者落款的材料）。據不完全統計，從 1975年底到1976年初，上海先後印刷了500多萬份“白頭材料”，散發到全市各基層單位和全國各地，其中被點名攻擊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有15人，中央各部、委負責人20多人，省委第一書記13人。
1976年2月，中央再次召開打招呼會議期間，“四人幫”又對上海的親信骨幹，就進一步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作了布置。從2月底到3月上旬，上海接連召開市委擴大會議、理論工作座談會以及區、縣、局負責幹部會議，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發表講話，攻擊鄧小平等老幹部是“半截子革命派”，是“民主派”，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誣陷全麵整頓是“還鄉團回來了”，強令各行業層層辦學習班，將鄧小平主持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說成是“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領”、“三株大毒草”，進行大規模的批判。4月2日、3日，市委召開“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萬人大會，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發言，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並汙蔑“老幹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規律”。市委寫作組控製的輿論工具，撰寫和發表了《由趙七爺的辮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辮子兼論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大辮子》等一係列文章，大造輿論，同北京江青控製的“梁效”寫作組遙相呼應。從理論上論證所謂“老幹部＝民主派＝走資派”，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老幹部是“辮子黨”、“盤辮黨”，要統統“打翻在地”。徐景賢還下令要寫同“走資派”鬥爭的文藝作品，全市上演的文藝節目和撰寫的劇本，一律要寫成以同“走資派”鬥爭為中心，原來不是寫“走資派”的，要改成寫“走資派”，已經寫“走資派”的，要突出是從“民主派”到“走資派”，而且一律改成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並提出要寫“軍隊內的走資派”，“走資派”的規格，也從一個地區上升到一個市、一個省，甚至中央。經徐景賢等人審定的電影《歡騰的小涼河》、《千秋業》、《盛大的節日》、《蒼山誌》等影片，惡毒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
“反擊右傾翻案風”不得人心，遭到了上海人民的抵製和反對，整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除極少數“四人幫”幫派骨幹分子外，廣大人民群眾都采取消極應付等辦法加以抵製。
第三章 "四人幫"餘黨的覆滅
第一節 上海人民的鬥爭
一、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製
上海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抵製和鬥爭從未停止過。運動一開始，人們就對運動中發生的種種現象感到困惑，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方針、政策和做法很不理解。許多人采取寫大字報、印發傳單、上書黨中央等形式，闡述自己的觀點。 1966年七八月間，中共上海市委就多次作出規定，製止在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違反黨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粗暴行動。9月，上海工人以《老工人講話了》為題致電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反對造反派破壞生產，亂批亂鬥幹部。但10月以後，這些都被指責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年11月，上海80萬工人組織起來反對張春橋扶植造反派，要張春橋作檢討。1967年七一前後，原市委宣傳部幾個幹部組成“共產黨員心向毛澤東”（共向東）群眾組織，秘密恢複黨的組織生活，公開批判“文攻武衛”口號與造反派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錯誤。同年5月和7月，上海第五鋼鐵廠有工人和技術員分別貼出《曆史不容顛倒》和《堅決打倒兩麵派江青》的大字報，批判把廣大黨員說成是“修正主義黨員”和把“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描繪成“漆黑一團”；大字報說：“有人打著反對走資派的旗號，鼓吹全麵奪權是別有用心的”，“把大多數老幹部遊鬥、戴高帽，是顛倒敵我關係”，“文攻武衛口號是挑動各地武鬥的總根子”。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骨科醫生、團總支書記宋嵐，因對江青有看法，被扣上“現行反革命”帽子，於1968年6月被捕，遭嚴刑拷打，宋堅不屈服，甚至以死抗爭，臨終前用手指蘸著自己的鮮血在牢房牆上寫下了“打倒江青”四個大字。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在1968年4月的一次電視批鬥大會上，對強加於他的罪名和偽證據理嚴詞駁斥，從“被批者”轉為批判者和審判者，張春橋不得不下令中途停止電視轉播。1970年2月上海汽車發動機廠工人貼出“炮打工總司”大字報，指出“安亭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事件。”許多革命領導幹部和原中共地下黨員，在殘酷迫害麵前堅貞不屈，堅持抗爭，以事實駁斥強加身上的莫須有罪名，維護黨的形象。
一批老幹部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後，堅持黨的實事求是原則，與胡作非為的造反派開展鬥爭。 1971年5月南匯縣召開的黨代會，6月市商業二局黨代會以及上海縣魯匯公社黨代會，都否認本單位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年7月，市水產局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學習會，以及市輕工業局皮革塑料工業公司（皮塑公司）的“批陳（注：指陳伯達）整風”學習班上，有些黨員幹部明確提出本單位沒有“走資派”，不應該奪權，並批判了造反派刮經濟主義風以及對幹部搞批鬥、遊行、戴高帽子等錯誤行為。王洪文、馬天水親自出馬，對這些單位堅持正確意見的黨員、幹部進行打擊迫害，並在全市範圍內發動了一場批判“右傾複辟倒退”運動。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損失，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認識也逐步清醒，許多黨員和群眾，通過各種形式，明確表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和方針。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因反對“四人幫”而遭受迫害的達 1.05萬餘人。1973年，原上海市檔案館辦公室副主任、中共黨員陸士穀連續3次寫信給黨中央，信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造謠汙辱”。上海越劇團某武功教師從1973年7月至1975年8月，先後6次給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寫信，揭露張春橋“不是一個光明正大的共產黨員”，“他是林彪複辟資本主義的黨內基礎”。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與1975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之後，有更多的黨員、幹部、職工、教師、學生、黨外人士，用貼小字報，向黨中央、毛澤東寫信等形式，表示對運動中許多做法的不滿，並揭露張春橋等人“迫不及待地跳出來搶班奪權”，“修正主義分子、黑秀才張春橋是個野心家、陰謀家，林彪式人物”。以上這些抵製“文化大革命”錯誤和反對“四人幫”的人幾乎都遭批鬥，甚至被關押或判刑，但他們在殘酷迫害麵前仍堅貞不屈、堅持鬥爭。
10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大黨員、幹部、工人和技術人員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抵製幹擾，堅守崗位，努力生產，盡量減少因動亂帶來的損失。許多幹部想方設法衝破“四人幫”的封鎖，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周恩來、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的指示精神，在實際工作中進行貫徹。一些幹部不願為“四人幫”所用，寧肯長期接受“勞動改造”。不少人身處逆境，仍不忘奉獻。橋梁專家李國豪被關“牛棚”，繼續思考長江大橋遇風有點搖擺是否合理、在工程上允許不允許的問題，初步建立了關於橋梁扭轉的理論。數學家蘇步青被下放到江南造船廠接受“改造”期間，運用計算幾何原理幫助廠裏搞成船體自動放樣等技術革新項目。10年期間，上海建起上海石油化工總廠，為當今新興石化工業奠定了基礎；建成上海市第一條越江隧道（打浦橋越江隧道）和第一座公路、鐵路雙層的黃浦江大橋（鬆浦大橋）；建成能容納1.8萬名觀眾的上海體育館；自行設計、製造和安裝的12.5萬千瓦和30萬千瓦的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組先後正式投產；試製成功第一輛32噸載重汽車和載重300噸的大平板車；上海地麵下沉問題得到控製；整個上海的經濟在效益下降的狀況下仍有所增長。局部領域，尤其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直接領導的國防尖端科技取得了一定成績，導彈、航天、衛星技術保持和跟上了國際發展水平。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廣大幹部、群眾對“文化大革命”錯誤進行抵製和鬥爭取得的。人民群眾的抵製和鬥爭，也為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打下了社會基礎。
二、沉痛悼念周恩來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周恩來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中國人民貢獻了畢生的心血，在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來一生和上海有著特殊的密切關係。建國前，周恩來曾在上海領導過許多重大的革命鬥爭。建國後，他又多次到上海深入工廠、農村、科研單位，接觸群眾，上海許多重大的工業、科研項目都是由周恩來決定的，航天、電子等新興工業的發展也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一批著名的勞動模範、文藝工作者、教授、科學家和工商業者，在同周恩來的交往中，結下深厚的友誼。“文化大革命”後期，周恩來成為“四人幫”攻擊的主要目標之一。周恩來逝世後，上海人民悲痛萬分，但“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親信骨幹卻以悼念活動會衝淡“反擊右傾翻案風”為由，竭力壓製人民群眾的悼念活動。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經請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後，以市革會名義電話下達不準悼念周恩來的禁令：不準戴黑紗；不準設靈堂；不準製花圈；不準開追悼會。當晚，市革會召開各組辦負責人會議，強調繼續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提出要警惕所謂“悼念活動中的階級鬥爭新動向”。
對於“四人幫”及其親信骨幹的種種禁令，上海人民展開了堅決的抵製，各單位普遍設靈堂，群眾自動佩戴黑紗、敬送花圈，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 1月15日上午9時15分，正是周恩來逝世一周的時刻，上海黃浦江上船隻汽笛長鳴達半小時，表達了上海人民對周恩來的悼念和對“四人幫”及其在上海親信骨幹的強烈抗議。馬天水下令追查拉響汽笛的第一條船，並通知不準再拉汽笛，但遭到基層單位的堅決抵製。15日下午，首都舉行周恩來追悼會，全市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群眾自發地將悼念花圈和周恩來遺像送到市革會所在地。黃浦江上船隻不顧禁令，再次長嗚汽笛，表達對周恩來的悼念。許多單位在舉行悼念活動中，有人因悲痛過度而暈倒在靈堂。一些周恩來生前視察過的工廠、農村和科研單位，自發舉行座談會，緬懷周恩來的豐功偉績以及對上海建設事業的關心。一些與周思來有過交往的老工人、文藝工作者、科學家等撰寫了大量紀念緬懷文章，寄托對周恩來的哀思，但都被“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親信骨幹無理扣押。
1976年4月，全國形成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全國性群眾運動。4月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悼念、聲討活動遭到殘酷鎮壓。4月8日淩晨，上海一名青年工人為悼念周恩來，在市中心人民廣場的中心旗杆上，高高懸起了一麵用1米白色絹紡製成的悼旗，悼旗中央貼有周恩來的遺像，下垂長長的黃色繪紙，悼旗上寫著：“沉痛悼念周恩來總理”9個大字。悼念活動激起廣大市民的共鳴，群眾自發聚集一起，聽取該青工朗讀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對周恩來所致的悼詞。但悼念活動被馬天水等人汙蔑為是北京天安門事件在上海的反映而遭到鎮壓。
三、“三五”“三二五”事件
1976年3月5日，新華社在播發沈陽部隊指戰員向雷鋒學習的報道中，轉引了周恩來對雷鋒的題詞：“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誌。”全國各報刊都在顯著版麵全文轉發這一報道，以示對周恩來的悼念。由“四人幫”嚴密控製的上海《文匯報》在轉發這一報道時，不僅把報道放在第四版，而且竟然將周恩來的題詞全部刪除，是為“三五”事件。《文匯報》“三五”事件，在上海乃至全國引起極大的抗議浪潮。從3月11日起，責問、抗議的電話、信件，從全市、全國各地湧向《文匯報》，南京、杭州等地群眾在來信中質問：“砍去周總理的原話，你們站在什麽立場上？”《文匯報》職工也提出重新全文發表這個報道作補救，但遭到徐景賢的拒絕。
3月25日，《文匯報》在第一版上發表了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的新聞報道，報道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的詞句，成為轟動全國的“三二五”事件。由於當時“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對鄧小平的批判尚未公開點名，一般以“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代稱，而鄧小平的整頓又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文匯報》的這一提法實際上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全國再次激起大規模的抗議浪潮，文匯報社門前抗議聲、責問聲不斷。短短幾天裏，《文匯報》就收到抗議信件420多封，抗議電話1000多隻。人們紛紛責問：“《文匯報》成了誰家的報紙？”“反周總理不得人心”，要求“《文匯報》必須向全國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南京市群眾舉行抗議集會和遊行，南京大學學生在鐵路職工、解放軍戰士的協助下，在南京開往上海的各次列車上用油漆和柏油刷上“揪出《文匯報》黑後台！”“保衛周總理！”等標語，以示抗議。
《文匯報》“三五”“三二五”事件引起“四人幫”的恐慌。在中央會議上，張春橋說：“為什麽唯獨查《文匯報》？”王洪文說：“刪掉總理題詞是個屁大的事。”姚文元說：“哪有編輯不刪稿子的？”市革會召開緊急會議，將群眾的抗議行動說成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政治事件。”徐景賢還親自前往文匯報社，讚揚《文匯報》“經受了鬥爭風浪的考驗，”表示“慰問”和“致敬”。南京、杭州的部分群眾還因抗議活動而被審查、拘留。
對《文匯報》“三五”“三二五”事件的抗議，成為 1976年4月全國範圍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運動的前奏。
第二節 "四人幫"在上海餘黨的覆滅
一、武裝叛亂的準備
張春橋、王洪文等人從籌建“第二武裝”——“文攻武衛”起，就力圖將這支武裝作為其“改朝換代”的工具。王洪文在毛澤東多次批評“四人幫”，被迫寫過二次檢討以後，1975年7～11月在上海期間，專程察看武器倉庫，帶領民兵負責人打靶。“指示”上海民兵“要加強戰備觀念”，“要搞班、排、連、營的進攻防禦”，“搞戰役、戰術訓練”，搞“城市巷戰”，“要準備打遊擊”，“必要時把民兵拉出來”，“內戰外戰一起打”。他在9月召集上海民兵的負責人開會，私下交底說“上海民兵是經過鬥爭的，今後還是有鬥爭的”。會後又對馬天水等人說：“武器不要放在軍隊倉庫裏，要放到民兵手裏，打起仗來民兵手裏要有武器”。對民兵武器要“抓緊製造、抓緊裝備、抓緊分配”，對民兵的作戰能力“要抓緊訓練”。張春橋“指示”馬天水要上海加強製造槍支、手榴彈、地雷等武器。到1976年，在市民兵指揮部領導下的這支“第二武裝”已擴充到有9個師、602個團、1287個營、1.87萬個連，包括郊區在內，適齡在冊人員共309萬人。不僅有步兵，而且有摩托、高炮、防化、通訊、工程等各個專業兵種，擁有各種槍支22萬餘件，火炮1900餘門，火箭筒2600餘具，各種車輛500餘輛，以及耗資100多萬元建造起來的“上海民兵101艇”，形成了一支龐大的武裝力量。市民兵指揮部的主要骨幹還專程赴鄰近省份的山區察看地形，為“上山打遊擊”作準備。
1976年6月，毛澤東病重，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要給民兵發放武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密議：“軍隊要出亂子，要打內戰”，“手裏要有點力量”。王秀珍向市民兵指揮部布置：“當前複辟勢力很嚴重”，要“準備打仗”。8、9兩月，共突擊發放槍支75842支、大炮300門、各種槍支彈藥1000多萬發，並儲備了糧食等大量戰備物資。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王洪文、張春橋多次告誡他們在上海的親信骨幹“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考驗”、“上海要有大考驗，要打仗”、“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準備上山打遊擊”。
二、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發動及其被粉碎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對“四人幫”采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7日淩晨，中央辦公廳通知馬天水與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一起去北京開會。8日晚，“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獲悉“四人幫”已經被隔離審查的消息之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要幹”，“要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3天、5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宣告了要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並確定了武裝叛亂的指揮班子：設置兩個指揮點，一號點設在丁香花園，由徐景賢率領，負責總的指揮和輿論準備，另一路由王秀珍率領，設點在市民兵指揮部（後轉到東湖路招待所），直接指揮武裝叛亂。徐景賢寫下手令：“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2500人集中，3.1萬人待命（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交王秀珍執行。之後，各自進入了指揮點。
王秀珍等人連夜在市民兵指揮部召開會議並製定武裝叛亂的實施計劃，會議決定：分別在江南造船廠和中國紡織機械廠設立第一、二指揮點；在兩個指揮點、上鋼三廠及10個區的民兵指揮部架設15部電台，進行聯絡。10月9日，市民兵指揮部召集10個區、5個直屬師負責人開會，命令集中兵力、人車、槍彈配套，動用各種槍炮2.7萬餘件，調集汽車、摩托車225輛，還集中了大量物資和食品。
中央對“四人幫”在上海餘黨的陰謀活動采取有力措施，部署解放軍部隊對上海采取包圍之勢，以防突發事件。並要馬天水打電話通知徐景賢、王秀珍於10日去北京開會。徐景賢、王秀珍去北京，反革命武裝叛亂沒有了指揮者。
10月12日下午，“四人幫”幫派骨幹陳阿大、葉昌明、馬振龍等在工人文化宮開會，策劃武裝叛亂行動。並找馮國柱（注：馮國柱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會副主任。）等人來市委開會。晚上8時半，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市委常委擴大會議，葉昌明、陳阿大、馬振龍、朱永嘉、王知常等都參加了會議。他們一進會場，就吵吵嚷嚷，說“8日就應該幹，已經錯過了，今天不幹，到了明天，一切時機都喪失了，今晚要幹，要大幹！”提出停產罷工，炸毀橋梁，破壞鐵路，切斷電網，用鋼錠堵塞機場跑道，用沉船封鎖吳淞口，控製報社、電台，發表告人民書，表示要“決一死戰”。一直鬧到半夜，在北京的馬天水來了電話，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要他們“一切等我們回來再安排”，會議沒有結果，大家一哄而散。
13日淩晨，市民兵指揮部還擬定了名為“捍一”、“方二”[注：捍一方案為“保衛”外灘、康平路市委、市革會“首腦機關”的方案；方二方案為防止“外來”的方案，以與江浙交界口、沿中山路邯鄲路、市中心區（肇嘉浜路、烏魯木齊路）分別形成三個保衛圈。]的二個叛亂方案，但未及布置。同日淩晨，陳阿大、葉昌明等分別向總工會機關、區縣局工會負責人、婦聯幹部“吹風”，進行反革命煽動，並布置於13日下午“吹”到基層，繼續為反革命武裝叛亂作準備。
“四人幫”餘黨陰謀發動的武裝叛亂，遭到廣大上海人民的抵製。就在武裝叛亂的指揮點中國紡織機械廠，廣大群眾對“四人幫”餘黨的行動表示懷疑和抵製，經廠黨委決定，派專人到南京軍區報告上海的情況。部分單位在接到徐景賢、王秀珍等人“戰備”命令後，予以堅決抵製，他們管理好槍支彈藥，堅守生產崗位。
由於中央及時采取了正確措施，“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陰謀發動的反革命武裝叛亂來不及實施就被粉碎。10月13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到上海。14日，“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經區、縣、局傳達，全市1000萬人民一片歡騰，熱烈歡慶這一曆史性的偉大勝利。廣大軍民歡欣鼓舞，興高采烈，紛紛集會遊行，人數從幾十萬到上百萬，10月下旬達到高潮，參加者達750萬人次，充分表達了上海人民對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大振人心的心清。
［1976年10月22日，上海人民熱烈歡呼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舉行盛大集會］
三、曆史的審判
經1981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進行依法判決後，根據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重要案犯徐景賢、王秀珍和陳阿大、馬振龍、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朱永嘉等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罪行，1982年6月26日和7月2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檢察分院分別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對8名被告提起公訴。上海市高、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案件，並分別於1982年7月13日至8月23日開庭，對上述8名重要案犯進行公開審理。
審判分8個合議庭分別進行。前後共開庭33次，全市各界人士1.3萬人輪流參加了旁聽，合議庭在法庭調查中，宣讀、投影、出示了大量證詞、書證和物證，聽取了有關證人的證言，受害人家屬也到庭陳述。法庭出示的大量罪證表明：徐景賢、王秀珍等8名被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期間，積極參加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活動，陰謀顛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有預謀地誣陷上海市黨、政、軍領導幹部；直接參與篡奪上海市黨、政領導權；還采取法西斯手段，製造大批冤案，致使上海市一大批幹部、群眾遭受到嚴重迫害，不少人被摧殘致死、致殘；1976年，他們又積極參加江青反革命集團製造的新的動亂，圖謀最終顛覆政府；1976年10月，當獲悉江青、張青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後，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又策劃了反革命武裝叛亂。
庭審過程中，8名被告或委托律師，或由法庭指定律師或自己出庭為自己作了辯護。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作出判決：徐景賢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王秀珍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2年8月23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作出判決：陳阿大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傷人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馬振龍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和策動武裝叛亂罪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葉昌明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黃金海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及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戴立清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傷人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朱永嘉因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馬天水因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司法醫學鑒定屬實，中止預審，取保候審，未予起訴和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