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自: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474358.html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選集》出版概況 | ||
○張慎趨 | ||
| ||
《毛選》的出版工作由人民出版社承擔 出版《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件大事,也是新中國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簡稱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毛選》。1951年春,《毛選》出版工作全麵展開。1951年4月17日,出版總署發出認真做好《毛選》出版、印刷、發行工作的指示。《毛選》的出版工作交由人民出版社承擔,全社上下熱情高漲,製訂工作計劃,從裝幀設計、版式、選用字體、銅模、印刷工藝直至紙張材料等方方麵麵提出目標,商議方案,既要從嚴要求,又有所創新。如《毛選》護封上的毛澤東側麵浮雕頭像,是特請美術家王朝聞精心雕刻完成的,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毛選》正文的標點,首次采用了偏角式(以前書中標點都是居中),美觀適用,沿用至今。人民出版社梁濤然負責承接出版委員會及田家英布置交辦的《毛選》出版工作。他要認真閱讀謄清分批發來的稿件,然後發往印刷廠,並組織精兵強將參加《毛選》的校對,保證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不出錯。 當時國家還沒有公布推行簡化字和廢除異體字,我們根據經驗,整理出一批《毛選》需要統一的用字、用詞,如決(決)、夠(夠)、豬(豬)、線(線)、聯係(連係)、緣故(原故)等,有五六十種,提請出版委員會審定後印成表分發使用。 《毛選》的編輯和加工 《毛選》稿樣改動次數很多,每次退廠改後即使隻改一個標點,也必須整麵重新校對。記得改動較多的是將“與”改為“和”、將“蘇維埃區域”改為“紅色區域”。還有,如將《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掩旗息鼓”改為“偃旗息鼓”,將《整頓黨的作風》中的“盲腸炎”改成“闌尾炎”;刪除了解放前老版中“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過獨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李立三也不老實”等句子;刪去了“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等句子。 毛澤東對自己的著作一向要求很高,嚴謹慎重,反複審閱選定篇目,修改內容,如《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選自古田會議決議的第一部分,並且親自寫題解。《毛選》第一卷至第四卷共有題解118篇,注釋872條,大多是由出版委員會組織專家學者如胡喬木、胡繩、艾思奇、田家英等起草的。也有一部分是毛澤東親自撰寫或修改的,如注釋“打土豪”、“管公堂和收學租”、“亡國論、速勝論”、“點線工作”等。這些注釋文筆不凡,內容深刻,如“點線工作”最初注釋是“即指國民黨的特務間諜活動”,毛澤東把它修改為“國民黨的特務間諜在陝甘寧邊區的活動,以邊區的城市為據點,並將這些據點聯係起來成為幾條線,這樣來布置他們的反革命工作,他們自稱這種工作為點線工作”。 經過不斷修改和反複校對,最後經出版委員會認定可以付印,然後由兩位校對員住在印刷廠,再交換校對兩遍然後付型,接著就是讀校紙型,《毛選》開印之後是查看機樣。 《毛選》的出版發行情況 經過100多個日日夜夜的奮戰,終於在1951年10月12日迎來了《毛選》第一卷在全國同時發行的日子。當天下午,出版總署舉行慶祝會,署長胡愈之發表講話,希望以《毛選》的出版工作為標準,不斷提高質量,為出版界開創新時代。 第一卷打出的七副紙型隻在北京、上海、長春三地印製,不能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於是不久又重排,把第一副紙型澆出的鉛版鍍銅,這樣便可以打出更多的紙型,加大印數。重排本第一卷中毛澤東像改用正麵像,把暫編在第二卷的《矛盾論》歸到第一卷末,護封改為褐色。把“滿清政府”改為“清朝政府”,把“各取所值”改為“按勞取酬”。 《毛選》第二、三、四卷分別於1952年、1953年、1960年出版,都是25開本。之後,出版32開的普及本。 1963年3月,出版委員會指示,出版《毛選》線裝大字本,每卷一函,專供高級幹部學習;同時,用普及本版子出版32開合訂一卷本。這兩種本子,書名采用的是隸書字體。從此時起,《毛選》第三卷中一處“高崗”的名字改為“一些陝北同誌”(第一版直排本第824頁)。 到1965年末,全國累計印製《毛選》1000多萬套。 從1951年到1976年共印製屬於第一版的各種版本的《毛選》(包括少數民族文版、盲文版、外文版)大約2.5億套。後來,新華書店發現有大量積壓,國家出版局黨組為此於1979年12月7日向中宣部提出《關於解決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積壓問題的請示報告》,經批準同意減少印製數量。 《毛選》第五卷於1977年4月出版發行,書中有些提法不符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六中全會精神,經中央批準,新聞出版總署於1982年4月10日通知停售。 《毛選》第一版在“文革”中大量印製,以致造成積壓,到20世紀80年代,《毛選》在書店無人問津。但在1989年以後,大學生們在曆經紛繁複雜的思潮影響後,開始尋找《毛選》閱讀,呈現“尋找毛澤東熱”,《毛選》又一度脫銷。 “文革”中,毛澤東就《毛選》出版工作的指示 1966年7月,中央決定根據重排本出版《毛選》橫排簡化字32開普及本。任務緊急,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石西民從上海臨時調來一批校對人員支援,在盛夏時節短期內完成了任務。“文革”爆發後,一些中央領導同誌和省市負責人陸續受到衝擊,有的在報刊上被點名批判; 1967年2月,一批老同誌對“文革”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同林彪、江青等人的罪惡活動進行麵對麵的鬥爭,竟被誣為“二月逆流”,遭受連續的批鬥。 1967年3月16日,陳伯達、康生、王力向毛澤東請示《毛選》出版工作中的問題,毛澤東當即作出指示。當天,人民出版社作出如下傳達: “1967年3月16日下午,我們向主席請示,要不要修改毛選一、二、三、四卷某些人名和注釋問題,主席有如下指示: (一)現在不要修改,這些人名都不要刪掉,這些都是曆史。沒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何以成為晉史?注釋要修改,要費很多時間,現在沒有時間。 (二)《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寫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引用劉少奇的一段話沒有必要,可以刪掉。 (四)新印毛選仍用原來的出版年月日期。 (五)第五卷、第六卷毛選一年以後再說。現在你們沒有時間,我也沒有時間。 (六)語錄本中引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劉少奇的那段話刪去。第二十四節的題目‘思想意識修養’改為‘糾正錯誤思想’。” 1966年下半年橫排本出版時,刪去了兩處引用劉少奇的話(第504、779頁);到1967年7月出版合訂本時,撤去第三卷中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同年11月出版合訂袖珍本時,又在第729、734、1117、1204頁上刪去有關劉少奇的字句;在《關於健全黨委製》一文題解中,刪去了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章的一段話(第1234頁),在第1221頁上把題解刪去(題解說明該篇是毛澤東給鄧小平的電報)。 周恩來要求節約紙張,集中力量印《毛選》 由於多次刪改《毛選》,布置全國出版印製單位對改動部分重新換頁達1000多萬部;由於撤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已印出的書作化漿處理的達1000萬部以上。 1967年1月4日,周恩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大會上代表中央宣布當年印製《毛選》8000萬套的任務時,要求節約紙張,節約公文用紙,集中力量印《毛選》。於是全國擴大印製點,到年底實際完成9151萬套《毛選》。國家經委早在1966年8月23日就發出了《關於優先、免費運送毛主席著作的通知》,托運或郵寄毛澤東著作的運費、裝卸費、郵寄費一律免收。後來,郵電部、鐵路交通部門分別於1969年5月1日、1970年5月1日起恢複收費。 隨著“文革”風暴席卷全國,人民出版社毛澤東著作小組每天能收到讀者來信上百封,編輯部一些資深編輯、翻譯家都來協助複信。來信有要求多印、快印《毛選》,要求用紅油墨印書的;有群眾組織之間引用毛澤東斥責國民黨頑固派的話來互相爭鬥而要求查證的;在“破四舊”的浪潮中,有讀者認為1963年出版的《毛選》合訂本書名字體宣揚“複古”,甚至說“東”字中間斷開是“陰謀”等。我們答複說,那種書名字體早已不再使用。 我們在忙碌中時常懷念“文革”前蒙冤去世的田家英,他為《毛選》工作竭盡心力,並且要求出版社毛澤東著作小組對毛澤東著作做到“滾瓜爛熟”。於是,我們將《毛選》中所涉及到的人、地名和曆史事件做成三套卡片,這對工作很有幫助。1967年12月12日下午,人民出版社三位編輯一同到胡喬木寓所就“文革”前的《毛選》出版情況提問,胡喬木說,那幾年他身體不好,常到外地養病,情況不清楚。 《毛選》第二版修訂概況 《毛選》第一版出版後,隨著廣泛傳播,陸續發現正文和注釋中有些錯訛,經毛澤東同意,出版委員會從1962年起調集專人,收集史料和學術研究的成果,對《毛選》進行修訂。 1991年2月,中央決定出版《毛選》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由鄧小平題寫書名,同時出25開本和32開本,於當年7月1日在全國發行。到翌年6月,全國發行達1194萬套。1998年出精裝8開典藏本,印1000套。 第二版《毛選》仍保持第一版的篇目,隻增加了20世紀60年代初發現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恢複了“文革”時期所有被刪去的有關劉少奇的字句和《關於健全黨委製》一文題解中引用鄧小平的一段話,重新收入第三卷附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凡是對正文修訂之處,第二版均列表附在各卷之末。此外,改動了個別用字、用詞,如“布爾塞維克”改為“布爾什維克”,“僮人”(少數民族)改為“壯人”。凡作疑問詞的“那”都改用“哪”。 《毛選》第二版對原有872條注釋作修改的有362條,新增77條。通過修訂並增加注釋,達到訂正史實、客觀評價人物和曆史事件、修正某些提法和論斷,更有助於對《毛選》的深刻理解。 例如,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一文寫於1940年,當時毛澤東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要麽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麵,要麽就是站在反帝戰線方麵。毛澤東在1958年說這種觀點隻適合於部分國家,對於印度、印尼、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等民族主義國家卻不適用。拉丁美洲也有許多站在中立立場的國家。(1991年第二版第710頁注17) 關於托洛茨基分子,舊注引用斯大林的講話,稱之為偵探間諜、殺人凶手的匪幫。舊注並稱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參加國民黨的特務機關、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新版注釋則介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反對過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第168頁注33)對中國的托洛茨基派,加新注補充:“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第270頁注18) 同樣,對於梁實秋、周作人、張資平,新版注釋作了全麵客觀的介紹。(第878頁注3、注4) 關於西路軍,新注文明確紅四方麵軍一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是奉中革軍委的指示。(第241頁注25) 對於以反共為目的的國民黨右派組織AB團,新注說:“存在時間不長。1930年5月起贛西南蘇區內開展了所謂肅清AB團的鬥爭。鬥爭不斷擴大,嚴重混淆了敵我矛盾。”(第243頁注4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是毛澤東批評當時林彪的悲觀思想而寫的信,第一版題解並未說明,這次作了如實說明。(第97頁題解) 第二版增加一些黨內重要會議的注釋和三大戰役的地區略圖。 從1951年出版《毛選》第一卷至今,已經半個多世紀。毛澤東作為一個著作家,隻願意把他認為最重要的著作,精心核閱、修正,交給讀者,傳之後世。他不讚成出他的全集。因此,作為中國革命寶貴經驗結晶的《毛澤東選集》,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張慎趨係人民出版社副編審,在人民出版社工作50多年,曾在人民出版社毛澤東著作小組工作10多年。現已離休。) (《黨史博覽》(2008.11)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